南平市图书馆

站在“八闽第一关”杉关前，偌大的石碑后铭刻着一首诗：“古驿旧名杉，烟光锁翠岚。夜来风景好，宿处是江南。”作者署名是鲍照。同行的人有些惊讶地问道：“这个鲍照是不是杜甫笔下的鲍参军？”我在点头表示肯定的同时，却亦有一种感伤浮上心头，犹如此时杉关上空弥散着的薄薄晨雾。
  历史给予鲍照最显眼最深刻的标签，不是他引以为自豪的《拟行路难》18首，而是杜甫称赞李白诗风的那句“俊逸鲍参军”，从而声名远扬。鲍照倘若泉下有知，想必是有些不甘心的。但话又说回来，鲍照又是幸运的，因为同鲍照、谢灵运合称为“元嘉三大家”的颜延之，又有多少普通读者知晓他？在历史长河里，有太多颜延之这样的人物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湮没了，像一朵浪花倏忽绽放，转瞬即逝了。的确，历史的聚光灯往往只眷顾着巨擘大腕们，但是成就历史这片大海的辽远和宽广的，却更多的是那些浪花般的人物。正如杜甫的《高都护骢马行》化用了颜延之的《赭白马赋》，李白的《行路难》袭用了鲍照的《拟行路难》，没有哪一座文学高峰是平地拔起的，它们得感谢旁边的那些山冈和丘陵们。而这种感伤、喟叹，在我读到光泽的李氏七贤时，就更为浓烈了，就像喝当地盛产的蛇酒一样汹涌着我的心扉。
  同为七贤，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名声要远胜于李氏七贤了。但是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纯靠名气来写就的，名气也不等同于贡献，至少对于理学大家朱熹而言，李氏七贤的地位就要重要得多了。如果朱子在世的话，我想他应该不远跋涉千里，也会来光泽喝杯蛇酒的。因为，这里有他的老师，有他的学生，有他的好知己，有他的拥趸者——李氏七贤。可以很肯定地说，在朱子把理学集大成的旗帜插在中国历史版图的过程中，李氏七贤起到了开先路、贯思路、延后路的大功劳。谈到朱子，是无论如何也撇不开光泽，撇不开李氏七贤的。
  光泽县是宋元时期的理学之邦，光泽县的李氏家族则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世代传承理学，上下相传十五代，被人赞誉为“上接先圣之心源，下衍一线之道脉”。四百多年间，李氏家族中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李氏七贤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氏七贤分别是李深、李郁、李吕、李相祖、李闳祖、李方子、李应龙，他们七人与同时代的大理学家朱子交往密切，相互影响，或师或友或弟子，成为“程朱理学”的重要人物。而朱子对李氏七贤的评价也甚高，他在《特奏名李公纯德墓志铭》中这么写道：“邵武军光泽东一里许，有地名曰乌洲。李氏世居之，为郡著姓……故其弟子见闻开阔，趋尚高远，不与世俗同……”
  “不与世俗同”，这话放在宦官弄权、佞臣当道的宋代，意味着乌纱帽的摇摇欲坠，意味着身家性命的如履薄冰，意味着心甘情愿的隐居山野，更意味着不可动摇的理学之心。只要我们把李氏七贤的人生履历之画摊开，细细品味，我们就更加觉出“不与世俗同”这五字的沉甸甸分量和难能可贵。七贤之首李深曾官至济阳主簿，但平生清慎、刚正不阿，因公务和蔡京、章惇意见不合而争执，冲犯了权相，最终被降官。虎父无犬子，李深的次子李郁被宋高宗授予右迪郎，因不肯与当时权倾朝野的秦桧同流合污，直接辞官，携两袖清风回乡讲学。李方子任泉州观察推官的官制期将满的时候，本应要上报朝廷升迁，但他认为以书通其关节是求人，有损人格，便未上报，此举可见他的高逸之情操。此后李方子被人诬告弹劾丢掉官帽，也不留恋官场，潇潇然回到家乡著书讲学，一时间慕名者云集而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专著书”，这句话可谓是对他们的最佳写照。而在那个“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年代，想要放弃建功立业之心，舍弃科举入仕之路，无疑要付出极为艰难的决定和十二分坚守的信念。李吕、李叔祖、李应龙三人就是如此，他们一生未涉及政坛，专事理学研究，一心讲学著作，为“程朱理学”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一生的心血。
  或许也正是得益于对官场的失意、失望，李氏七贤把人生里更多的重心都投到了对理学的研究、传播、著述和发扬当中。这其中李郁、李吕和李方子几人的影响力尤大，对朱子理学的建立与传承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李郁被朱子以老师之礼相待，这个头衔足可看出李郁的理学成就之高。李郁，字光祖，是李深的次子，20岁时在杭州拜龟山先生杨时为师。杨时是程颢、程颐的弟子，也就是“程门立雪”典故里的主角。杨时非常赏识李郁，认为他才华出众、品学兼优，是可用之大才，便招他为女婿。跟随杨时从学十八年，李郁学业大为精进，成为杨时学术思想上重要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当时朱子是杨时的三传弟子，可惜的是，朱子和李郁并未有过直接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这让朱子一直抱憾于心。朱子后来在写给李吕的《答李滨老书》中这么写道：“熹少好读程氏书，年二十许始得西山先生（李郁）所著论孟诸说，读之又知龟山先生（杨时）之学横出此支，而恨不复见也。”这段话里，朱子对李郁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朱子对李郁理学思想的认同与肯定，同时一个“恨”字，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朱子因为错过与李郁的相见，不停懊恼跺足、仰天长叹的神情。正是出于这种理学观念上的认同与肯定，在李郁去世后的35年，朱子专门为他撰写了《西山先生李公墓表》：“呜呼，圣贤远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训，开示后学者，在人自得之，龟山之所以教，西山之所以学，其足以观矣……”我想，李郁在九泉之下听完此篇，应该是满足与欢笑了。
  朱子未能与李郁相见的遗憾，在他的侄儿李吕身上得到了弥补，两人以学友相称。李吕，字滨老，自幼就跟随叔父李郁研习杨时之理学，“强学既有闻，又教诸子皆有法”。李吕把他一生的时光都献给了理学研究，尤其是对《资治通鉴》的研究，写的论说多达数百篇，同时对易经也研习颇深，著有《周易义说》等，名噪一时。由于李吕比朱子年长八岁，又师从的是朱子十分崇敬的李郁，所以朱子对他十分尊重，当然更深层次的尊重是对其学问的欣赏与佩服。朱子曾写信称赞李吕道：“足下之学之传，远有端绪”“恨未得面叩其详耳”。据史载，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李吕和朱子在庐山相会，两人如同俞伯牙遇见了钟子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此后两人通过书信来往和一起讲学，互勉互励，互为推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交往过程中，朱子越发地看重李吕，每每为他怀才不遇而感叹：“君与予有讲学之旧，予每窃叹其负经事综物之才，不用于世可惜也。”朱子的感叹让人想起了杜甫的诗句“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这是中国太多文人的没落结局，是文人自身的抱恨，更是历史的遗憾。同样，文人惺惺相惜，李吕还让他的三个儿子李闳祖、李相祖、李壮祖都拜在朱子门下求学，这是对其文品和人品的最大肯定。
  在武夷山的朱熹纪念馆，学堂正中“万世宗师”朱熹塑像旁的两侧墙面上，刻有八幅壁雕，为数不多的朱子门人代表位列其中。光泽县的李吕三儿子李闳祖、李相祖、李壮祖以及他们的侄子李方子四人赫然在列，而且是与黄榦这朱子传人等凸显在朱子左膀右臂位置的第一方雕中。那么，是什么理由让这四人有如此之高的地位与作用？庆元元年（1195年），当朝权贵韩侂胄禁理学为“伪学”，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一时间理学威风扫地，朱子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皇帝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朱子门人尽管众多，但在理学遭禁之后，能坚定地高举朱子理学旗帜的旗手们却不多了。朱子女婿，也是朱子门人的代表黄榦如此哀叹道：“朱门在历禁伪学之初，未尝不冷淡。向来从学之士，今凋零殆尽。闽中则李守约（光泽李闳祖）、李公晦（光泽李方子），江西则甘吉父、浙中则叶味道，大约不过数人而已。”
  朱子理学要传播、继承和弘扬，最重要的当然是理学本身的内容与影响，然而一个学派要想走到儒学正统的地位，要“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语），那么它就必须要有一批像李闳祖三兄弟、李方子这般坚定的扛旗手，无论风雨多大，道路多泥泞，始终循着理学之光前进而不动摇方向，朱子学说才能有今天之地位。尤其是李方子，他作为朱子最杰出的弟子之一，对朱子学说的传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李方子，字公晦，是李吕的孙子。李方子曾先后跟随朱子到武夷、建阳、长沙等地，一直在其身边求学不倦，深得朱子理学要旨，被誉为在朱子理学方面“独探其奥，尤精其粹”。嘉定七年（1214年），李方子赴泉州任观察推官，适逢同为朱子弟子的真德秀为泉州太守，两人常常彻夜不眠探讨师门之学。在交往中，真德秀对李方子非常推崇，并以师友待之。李方子在对朱子学说的传播上可谓是不遗余力、尽心尽责。一是在朱子被定为“伪师”、理学被定为“伪学”遭禁后，居然敢冒着官帽和脑袋一起掉落的风险，撰写了《辑晦菴先生事实》，为朱子鸣冤喊屈、打抱不平。文章写得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有理有据，令人叹服。可以说，李方子对朱子死后名誉的恢复、理学作为儒学正统地位的复立以及后来皇室对朱子的追封宣扬立下了大功劳。二是朱子去世后，在真德秀的支持下，李方子力推出版刊行了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并奉朝命撰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后序》，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出版《资治通鉴纲目》是朱子的最大遗愿，李方子经过八年多不懈的坚持与努力，终于让朝廷点头同意“方子书其所为刻之”，弥补了朱子的平生未竟之憾。同时，李方子还编有《朱子（紫阳）年谱》3卷，记录朱子一生大事，世人评价他“对朱子学说的传播其实功大焉”。
  历史是无情的，犹如沙尘暴，风尘一起，除了不多的高峰，其余的小土丘、小河流、小山坡均被淹没覆盖，几乎难见其存在的踪迹。但历史又是宽容的，它并未把这些小土丘、小河流、小山坡全数摧毁，它们当中有棱角和质地的部分始终未曾被岁月消磨殆尽，一旦被后来者考古发掘了出来，它们依然可以熠熠闪光，放射出属于它们应有的独特色彩，经久不衰。我们在关注朱子这一类高峰的同时，更不应忘了去发掘、呈现和展示如光泽李氏七贤这些被遗忘的土丘们，要知道，每一座高峰的存在，都是从土丘们开始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