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后人这么称赞杨时。这要从二程（程颢、程颐）说起。二程的理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高峰。二程离世后，国家政局更迭，天下离乱，许多理论观点、学术思想每每遭到攻击。二程理学即面临如此不堪的处境，加之，他们秉承孔孟之传统，述而不作，留下的文论著作不多，后人继承乏术。
  杨时不负“吾道南矣”的重托，首先承担起整理老师作品的责任，他建树闽学的重任就从此起步。《伊川易传》是程颐最重要的著作，但先生先前仅有一份不完备的草稿。当此稿辗转到了杨时手中时，已是“文句错乱，几不可读”。杨时耐着性子，花费了一年心血，才将该书整理校正出来。又为之撰写了《校正伊川易传跋》，付梓传世。
  杨时还整理校正了《二程粹言》《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程氏经说》等。如果这些“二程”原著得不到传播，那么谈论“二程”理学似乎就缺了依据，就只能是传说了。正因为杨时艰苦地做了这些工作，后人推他为“程氏正宗”，赢得了学界的尊敬。
  “程门立雪”流传千古，可以看作杨时尊师求教的典型事例，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杨时以学者和学官的身份，辗转东南，立教兴学，积极传播“二程”洛学。
  北宋时期，理学已有诸个学派，如周敦颐的濓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等。“二程”主要传承的是濓学，加之门下弟子众多，不乏佼佼者，经多代传承和发扬逐渐形成完整的理学体系，尽管中途数度被禁，以致当时一些学者“谈洛”色变。如杨时在《中庸义序》中所言：“……先生复以罪流窜涪陵，其立言垂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到程颐病逝后，“二程”遗著散失，洛学面临失传的境地。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世里，杨时挑起了收集整理“二程”遗著的重任。杨时收集整理的二程遗著还有《程氏语录》《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经说》《河南程氏粹言》等，使洛学得以传世，道南自此开始，杨时被称为“程氏正宗”，正是以此为据。同时，他自己也著书不断，他把自己学道、悟道的认识体会诉诸笔端，“以传后人”，全为“东南倡道”。
  他重读孔子的《春秋》，写了《春秋义》17篇，他以义理解经学，说：“《春秋》昭如日星，但读者断明己意，故有异同之论。若义理已明，《春秋》不难知也。”他著《史论》一书，共35篇，坚持明道正谊、扬善弃恶的治史功利观，评说了自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四十多位历史人物，做到论史见义、经世致用。程颐称赞“其意甚正，才一观，便为借去，俟更仔细看”。
  他还著有《书义》《孟子义》《诗义》，都是反复论述孔孟之道，他说：“《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固定。千变万化，只谈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还说“孟子对人君论事，句句未尝离仁”“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所谓道理之说，孟子之仁义是也”。以诸“义”论道，甚深刻，甚极致。其实这也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传承。
  尤以《中庸义序》为深刻，他表明：“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他说：“熙宁以来，士于经盖无所不究，独于中庸，阙而不讲。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故为之训传……”他阐述了《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指出“天理即所谓命”“知命是事事循天理而已”。笔者以为用当今通俗的话语讲，应理解为事事应当遵循客观规律。
  《龟山语录》是杨时任县令学道悟道的心得记录及随侍学子问答的笔录整理而成，其二百四十多条，涉及理论上的理气论、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心性修养等等，以及经学、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史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在阐述《大学》时，杨时提出了“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观点，把程颐的“万物一体”和“遍求物理”的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了“极尽物理，反身而诚”的观点，说“致知必先于格物，格物而后致知，知致斯知此矣”……
  读了这些论述，笔者体会，要“致知”，就应“格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了解情况、掌握实际，而格物的目的，要从明物之理到明心之理。杨时对“格物致知”的独自阐述，表明了他的“与物同体”的思想，是他独特的哲学体验。
  对于《西铭》的辨释，更可看出杨时对理学的追求至深至精。《西铭》是北宋关派理学家张载的著作。文中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把宇宙看作一个大家族，说明个人的道德义务，宣扬“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乐天顺命思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西铭》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为人们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思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宏阔境界与人生追求，依然有着十分积极而丰富的意义。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为儒学阐新命，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子五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人本主义与现世主义。《西铭》反映了张载试图通过提倡孝道来整顿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的愿望。
  杨时在浏阳知县任上重读了《西铭》，却产生了疑惑，认为书中所言天地父母、君主大宗的万物一体境界，有同于墨氏兼爱的流弊。为了弄清《西铭》的主旨，他写信请教自己的老师程颐。他在信中说：“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愿得一言，推明其用，与之并行，庶乎学者体用兼明，而不至于流荡也。”“胡辄方之，先生以为如何？”
  程颐回信，说道：“……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创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在这里，程颐把《西铭》的主旨概括为“理一分殊”，并阐述了这一理学观点的基本内容。
  杨时读信后再读《西铭》，认为自己没错，又给老师写信，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看法说：“某著者窃意西铭之书，有平施之方，无称物之义，故曰‘言体而不及用’，盖指仁义为说也。故仁之过，无蔽无分，无分则妨义。义之过，其流自私，自私则害仁。害仁则杨氏之为我也，妨义则墨氏之兼爱也。二者其失虽殊，其所以得罪于圣人则均矣。”
  原本，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抑或各理学研究者、立论者不论是为某种观点或为某些体例（或体系）一争高低，执拗辩释都是正常的。甚至为了一种理论的建树而时常争辩，也都无不可，而且还应该成为常态。朱子时代的“鹅湖会”“寒泉会”“三衢会”，都是几位理学大师朱子、陆九渊、吕祖谦等的学术研讨会，有的通过辩论达到认识的一致，有的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术水平，也都载入了史册。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曾受损，而所共同建树的理学反而愈臻提高、愈臻成熟。
  杨时在做事、立论中，善于独立思考，不惜深究名著理义，敢于提出见解，这种为学、为人的态度值得称赞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