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了解杨时的大概，我首先为理学叹息，在它创设之初，就遭到了禁忌。到了朱子，应该说该学派已比较成熟、系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却还遭到党派的攻击，弄得晚年朱子不得不躲进深山老林，以避祸害。但理学家们不屈，坚持、坚守着。
  闽学鼻祖
  后人这么称赞杨时。这要从二程（程颢、程颐）说起。二程的理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高峰。二程离世后，国家政局更迭，天下离乱，许多理论观点、学术思想每每遭到攻击。二程理学即面临如此不堪的处境，加之，他们秉承孔孟之传统，述而不作，留下的文论著作不多，后人继承乏术。
  杨时不负“吾道南矣”的重托，首先承担起整理老师作品的责任，他建树闽学的重任就从此起步。《伊川易传》是程颐最重要的著作，但先生先前仅有一份不完备的草稿。当此稿辗转到了杨时手中时，已是“文句错乱，几不可读”。杨时耐着性子，花费了一年心血，才将该书整理校正出来。又为之撰写了《校正伊川易传跋》，付梓传世。
  杨时还整理校正了《二程粹言》《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程氏经说》等。如果这些“二程”原著得不到传播，那么谈论“二程”理学似乎就缺了依据，就只能是传说了。正因为杨时艰苦地做了这些工作，后人推他为“程氏正宗”，赢得了学界的尊敬。
  “程门立雪”流传千古，可以看作杨时尊师求教的典型事例，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杨时以学者和学官的身份，辗转东南，立教兴学，积极传播“二程”洛学。
  北宋时期，理学已有诸个学派，如周敦颐的濓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等。“二程”主要传承的是濓学，加之门下弟子众多，不乏佼佼者，经多代传承和发扬逐渐形成完整的理学体系，尽管中途数度被禁，以致当时一些学者“谈洛”色变。如杨时在《中庸义序》中所言：“……先生复以罪流窜涪陵，其立言垂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到程颐病逝后，“二程”遗著散失，洛学面临失传的境地。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世里，杨时挑起了收集整理“二程”遗著的重任。杨时收集整理的二程遗著还有《程氏语录》《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经说》《河南程氏粹言》等，使洛学得以传世，道南自此开始，杨时被称为“程氏正宗”，正是以此为据。同时，他自己也著书不断，他把自己学道、悟道的认识体会诉诸笔端，“以传后人”，全为“东南倡道”。
  他重读孔子的《春秋》，写了《春秋义》17篇，他以义理解经学，说：“《春秋》昭如日星，但读者断明己意，故有异同之论。若义理已明，《春秋》不难知也。”他著《史论》一书，共35篇，坚持明道正谊、扬善弃恶的治史功利观，评说了自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四十多位历史人物，做到论史见义、经世致用。程颐称赞“其意甚正，才一观，便为借去，俟更仔细看”。
  他还著有《书义》《孟子义》《诗义》，都是反复论述孔孟之道，他说：“《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固定。千变万化，只谈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还说“孟子对人君论事，句句未尝离仁”“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所谓道理之说，孟子之仁义是也”。以诸“义”论道，甚深刻，甚极致。其实这也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传承。
  尤以《中庸义序》为深刻，他表明：“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他说：“熙宁以来，士于经盖无所不究，独于中庸，阙而不讲。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故为之训传……”他阐述了《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指出“天理即所谓命”“知命是事事循天理而已”。笔者以为用当今通俗的话语讲，应理解为事事应当遵循客观规律。
  《龟山语录》是杨时任县令学道悟道的心得记录及随侍学子问答的笔录整理而成，其二百四十多条，涉及理论上的理气论、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心性修养等等，以及经学、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史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在阐述《大学》时，杨时提出了“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观点，把程颐的“万物一体”和“遍求物理”的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了“极尽物理，反身而诚”的观点，说“致知必先于格物，格物而后致知，知致斯知此矣”……
  读了这些论述，笔者体会，要“致知”，就应“格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了解情况、掌握实际，而格物的目的，要从明物之理到明心之理。杨时对“格物致知”的独自阐述，表明了他的“与物同体”的思想，是他独特的哲学体验。
  对于《西铭》的辨释，更可看出杨时对理学的追求至深至精。《西铭》是北宋关派理学家张载的著作。文中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把宇宙看作一个大家族，说明个人的道德义务，宣扬“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乐天顺命思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西铭》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为人们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思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宏阔境界与人生追求，依然有着十分积极而丰富的意义。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为儒学阐新命，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子五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人本主义与现世主义。《西铭》反映了张载试图通过提倡孝道来整顿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的愿望。
  杨时在浏阳知县任上重读了《西铭》，却产生了疑惑，认为书中所言天地父母、君主大宗的万物一体境界，有同于墨氏兼爱的流弊。为了弄清《西铭》的主旨，他写信请教自己的老师程颐。他在信中说：“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愿得一言，推明其用，与之并行，庶乎学者体用兼明，而不至于流荡也。”“胡辄方之，先生以为如何？”
  程颐回信，说道：“……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创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在这里，程颐把《西铭》的主旨概括为“理一分殊”，并阐述了这一理学观点的基本内容。
  杨时读信后再读《西铭》，认为自己没错，又给老师写信，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看法说：“某著者窃意西铭之书，有平施之方，无称物之义，故曰‘言体而不及用’，盖指仁义为说也。故仁之过，无蔽无分，无分则妨义。义之过，其流自私，自私则害仁。害仁则杨氏之为我也，妨义则墨氏之兼爱也。二者其失虽殊，其所以得罪于圣人则均矣。”
  原本，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抑或各理学研究者、立论者不论是为某种观点或为某些体例（或体系）一争高低，执拗辩释都是正常的。甚至为了一种理论的建树而时常争辩，也都无不可，而且还应该成为常态。朱子时代的“鹅湖会”“寒泉会”“三衢会”，都是几位理学大师朱子、陆九渊、吕祖谦等的学术研讨会，有的通过辩论达到认识的一致，有的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术水平，也都载入了史册。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曾受损，而所共同建树的理学反而愈臻提高、愈臻成熟。
  杨时在做事、立论中，善于独立思考，不惜深究名著理义，敢于提出见解，这种为学、为人的态度值得称赞和学习。
  著书·办学·传道
  将乐县的含云寺是杨时的读书处、讲学处。当时他就撰写了《礼记解义》，是他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虽然此书还不能从理学的角度去阐明“礼”就是天然之礼，是天礼的体现。
  在从学程门之后，他学道、悟道逐步站在了孔孟正道上。他重读《春秋》后，能坚持以义理解经学。在《周易解义》中，他研究易学，既传承了程颐的易学义理观，又吸纳了邵雍象数易学思想，通过探求占卜本义，去推说其义理。他谈如何解易时，说：“只如乾、坤两卦，圣人尝释其义于后，是则解易之法也。”他的三传子弟朱子在《书杨龟山先生帖跋》中说：“杨、程二公论易有不同者，杨公之词平缓如此。夫二公之间，岂有所嫌疑思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无鄙信耳。杨公于先天之学有所未讲，侧阙而不论。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后学之所宜取法者也。”
  在《孟子义序》中，他强调：“君子之言行，无所不在道。”对《孟子》的要旨，杨时说：“《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有心养性，收其放收。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他还阐述了“论邪恶”“论子君”“论正心”“论君子言行”等，都有独自的见解和阐发。
  建校收生，讲学布道，似乎是理学者们共有的行为处事，杨时也是以此发端，为传道东南，不遗余力。他通过建校办学，培养了一大批理学传承人，遍布八闽大地。这里可着重讲讲沙县的罗从彦，后人评价他是“承杨（时）传李（侗）启朱（熹）”，成为闽理学四大名家之一。
  罗从彦到含云寺从师杨时，初学之日感到自己才疏学浅，仅三日，就惊汗浃背，谓之：“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经杨时推荐，他直赴洛阳从学程颐。杨时任萧山知县时，罗从彦竟变卖家产，徒步赴萧山，追随杨时，自己也成了理学名家。他的著作有《春秋解》《中庸说》《圣宗尊尧录》等，也与其师一样，在闽北闽西一带巡回讲学，传播、“二程”及杨时的理学思想。
  杨时的好友李纲建议他到无锡办学，杨时欣然接受。在萧山知县期满后，在无锡城东购置了一处旧日房舍，改造为书院。此时，他办校讲学的目的十分明晰，就是“传道东南”，强调读书的目的就是求贤之道，像圣人那样做人，即“求仁”。他对自己的高足罗从彦说过：“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夫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由是观之，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
  他推崇以六经为本，说：“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政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商、周之学，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救敝变通，因时损益之理，皆然可考……”
  他所倡导的学习方法是“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学道重在悟”。他对罗从彦说：“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像意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
  他讲学十余年，从学者千余人，其中产生不少传道东南之名人，在倡道东南中颇有作为。如无锡的喻樗，安徽的吕本中，浙江的张九成、潘良贵，福建的胡寅、胡宏、刘勉之、李郁等。罗从彦更是出类拔萃，成为福建闽学四大家之一。
  对杨时在东林书院的贡献，后人有评说。清康熙年间江南太平县题写楹联称赞：“载道而南，揭理一分殊之旨，十八年春风化雨；奉神以祀，萃仁至义尽之儒，两三朝威风祥麟。”
  清代文学家归庄也为书院题联：“持正论，辟新径，独尊道统，如日月之冲天；述粹言，续绝学，递启儒宗，若江河之行地。”
  原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也有一诗称赞：“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者，瞻楹履阀学弥坚。”
  清廉官声
  杨时一生从政51年，历事两朝，被授各种官职35个，实职的、虚位的、未赴任的，有权的、无权的，在官场上徜徉了半个世纪。理学家们创建理学，传播理学，丰富理学，也实践理学。就笔者所接触的理学名家，无不身体力行，按理学的要求做人做事。杨时是理学家，他信奉的儒家为政思想，履政品格与操守，都在他的履职行为中得到体现。爱国抗侮、廉政为民、兴修水利、赈灾救民等都是理学们为官做宦时的日常功课。
  当年，也是杨时任萧山知县时。一上任，便迎头撞上春旱。杨时带人实地调查，跑了九个乡，一路上，无不土地干裂、满眼焦黄，难播禾苗，农民只能烧香拜佛，祈求天降甘霖。回到县衙，杨时就说：“治理旱情，解民之苦，是本县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它牵涉九乡农田啊！
  从史料中，杨时得知，县城西面本有湖，后因淤塞，被开发为低洼田，但容易发生涝灾。乡贤乡民也不止一次动议筑湖灌溉，但均未成事。
  杨时邀请了乡长老座谈，征求治旱意见；又贴布告，广为征集，让乡民参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水利事业。他亲自向乡民讲解得失：要淹掉易涝的低洼地三万多亩，而九乡的14.68万亩得以灌溉，是一项失小得大的工程。他叫学生罗从彦、陈渊先做一个方案，并交待：程颐老师在《论政》中说道“养其民者以爱民为本”，说自己在萧山筑湖，就是实践恩师的教导，仁者必爱，爱则举义，这就是爱民之道；施工，坚定按图操作，并请专家会审，修改了33处；又治堤岸：筑石岩穴、黄家霪、童家湫等18个霪穴，以泄水灌田，可谓一个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
  他又拟定了得失补偿办法：县里拨出官田2.4万亩，各受益乡调整出庙田、宗族公田1.3万亩；补偿失地农民，其安置，实行人随田去的原则，补偿田在哪里，村民就安置在那里，所辖乡要无偿提供建房用地。其中有个村38户，多次动员，坚决不搬。杨时到了这个村，极尽说明，少数人利益受些损失，却换来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正是为人之义举，说着就要下跪拜谢父老乡亲。结果，他们悉数搬迁。
  杨时的能力、态度、善果都可以从萧山湖的处理中充分体现出来。即便如今，如此大工程，也只能这等操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兴义办事的乡规民约，是一种高尚道德的公益体现。经一年多的努力，筑湖完工，湖长约19里，宽一至六里不等，形似葫芦。竣工时，九乡农民来湖庆贺，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放水令下，只见碧波荡漾，湖水徐进，农田滋润了。
  杨时逝世时，乡民牵头，建祠祭供。九乡百姓，户户厅堂都悬挂杨时画像，每逢初一、十五都设供祭拜！
  为民者即在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