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游酢，字子通，改字定夫，号广平，因筑草堂于故乡豸山之麓，又号豸山，建阳禾平里（今麻沙镇长坪村）人，宋代著名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谥号“文肃”，有文集十卷以及许多书法作品传世。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游酢出生于闽北一个普通老百姓家里，祖上三代都不曾当官。父亲游潜虽然有大中大夫（从四品）的衔头（见陈瓘《大中大夫游公墓志铭》），但这个大中大夫并非生前所有，而是他死后因儿子游酢乃朝廷命官受赠（宋时有赠官制度），只能算作一种荣誉。小时候的游酢天资聪慧，“读书一过目辄成诵”，八岁时就善于写文章，人称“神童”，老师和名儒都十分喜欢他，16岁以后受教于族叔游复等人，研习经书。熙宁五年（1072年），他举乡贡后，到京城游学，见到了当时“以事至京师”的学术界著名人物程颐（世称伊川先生），当面请教了许多问题，诸如《易经》的意蕴？佛与儒的关系和区别何在？得到了不少教益。为了获得大师的指点，他也谈了自己的见解，程颐听后非常赏识，称“其资可与适道”（《伊洛渊源录》），即这位年轻人资质优秀，学习、研究道学（理学）很有发展前途。
  同年八月，程颢（程颐的哥哥，世称明道先生，千家诗第一首《春日偶成》的作者）任扶沟县（今河南开封周口）知县，提倡圣贤学说，筹办书院。由于弟弟程颐的推荐，毅然让20岁（按现今算法仅19岁）的游酢担任县学教授。“二程”这种大胆栽培青年才俊的魄力确乎不同寻常。游酢也不负重托，跟随程颢精研儒家经典，学问大有长进。
  元丰三年（1080年），程颢免去县令一职，被授予奉议郎（虚职），寄居颍昌。第二年，获悉这一消息的游酢与闽北老乡（将乐人）杨时，赶到颍昌拜程颢为师。几个月后，当游、杨即将南归，程颢目送二人，深有感触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我的学术思想将因他们而在南方得到很好的传播。此后闽学的出现与勃发的事实证明，这话堪称是准确无误的预言。不过，后人对这话的解读有分歧，或称它只对杨时而言，因为游酢尚未南归；或称专指游酢，因为杨时跟程先生学习只有几个月，不具备南传的条件。笔者以为，无论是游酢暂时没有回乡，还是杨时学习时间不长，但对程颢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目送的两人均为闽籍学生，“吾道南矣”所寄托的对象应该是“他们”，而非仅仅是“他”。
  元丰五年（1082年）游酢金榜题名，高中进士，开始了从政之路。先是任越州萧山县（今属浙江）县尉。这个县十多年来积压了许多旧案，得不到判决，受害者哭诉无门。游酢上任后，为民做主，深入实际，抓紧办案。通过认真调查，严格讯问，一桩桩，一件件，办得透明、公道，得到上司的充分肯定，也深受老百姓的称颂。
  经过一番历练，游酢被推荐入朝，当上太学录（太学的教职），一年后升任宣德郎，并授博士。因生活困难，以“家贫奉亲老不便”为由，向朝廷请求外放。元祐二年（1087年）到河阳（今河南孟津县）任知县。在职的三年期间，他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一是改善居民常年的饮用水；二是筑堤固墙，治理水患；三是及时发放粮食，救济灾民。在他的治理下，河阳百姓安居乐业，他个人也深感自慰，于是写下了《题河清县廨》一诗：
  小院闲亭长薛萝，鹿木穿径晚径过。
  夕阳萧散薄书少，窗里南山明月多。
  其时，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出任河南通判，对游酢非常器重，视为国中贤士，遇有疑难政事，总是同他商量，虚心征求意见。元祐四年（1089年）范纯仁转为颍昌知府，游酢在河清任满后，也随其到颍昌当了府学教授。元祐八年（1093年），范纯仁升任宰相，游酢再次当上太学博士。为了进一步提高学识，游酢和杨时拜程颐为师。有一天，他们结伴去看望先生，程颐正在闭目静坐，二人不敢惊动，就在一旁侍立。程颐醒来后，发现游酢与杨时还站着，便赶紧招呼他们，此时门外已雪深盈尺。这个故事就是留传近千年的“程门立雪”佳话。另有一次，游酢在程颐席旁诵读《西铭》。《西铭》是著名理学家、关学创始人张载的著作，虽仅有二三百字，人们对其评价却很高。文章开篇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在天地之间，个人是多么渺小。乾坤的阴阳二气充塞天地，我以天地二气为体，此身气血都禀受于它，天地的乾健坤顺性质为阴阳二气所遵循，我因此成就了自己的本性。天下的百姓，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亲，世间万物都是我们的同类。游酢读后认为，张载所说的万物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天地之性，就是人性，这与《中庸》告诉我们的“天人合一”是同一个道理。程颐觉得他的解读很有创见，能理解大师经典的言外道理，并赞许他道德品质纯良，学问日益长进，从政能力强。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故，宋哲宗亲政，范纯仁一再请辞宰相职务，终于离京外任。游酢效仿恩师，也自请外放，绍圣三年（1096年）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任判官。同年冬天，因父病故，他回建阳守孝，并在家乡长坪豸山之麓建草堂，讲学著述，所著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义》等。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三年服丧期满，他被调任泉州签判，却辞而不就，继续在家乡传播“二程”理学。元符元年（1098年），他再次被调任泉州签判，这次他没有请辞，但也没有立即赴任，而是先去武夷山建书院，取名“水云寮”，作为著书立说的场所，撰《易学》《诗二南义》二书。元符三年（1099年），这才到泉州就任签判。当年十一月，徽宗即位，游酢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的官阶并不高（从七品），但作为言官，他代表皇帝监察各级官吏，可以纠弹，乃至于对朝仪的整肃、刑狱的改正提出意见，权限相当高，颇为百官所忌畏。游酢上任后，目睹士风日下的不良现状，上了著名的《上徽宗论士风之坏》，即《论士风疏》。这个奏疏开篇就指出：“臣闻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复见有人也……士风之坏，一至于此，则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虽杀人而谋其身可为也，迷国以成其私可为也，草窃奸宄，夺攘矫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赖乎？”意思是，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士大夫的无耻更大了。士大夫如果无耻，见到的只是利，没有别的，就像上集市抢人家的钱，只看到钱，别的什么也看不到……如果士风真的到了这样败坏的地步，那么，这些人为了一己之私、一点蝇头小利，杀人越货，乃至于扰乱国家的事都敢做得出来。到了这样的地步，皇上您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
  应该说，游酢对当时官场的了解非常透彻，充分看到了士大夫无耻之风对政权的腐蚀与杀伤力，大胆提出这个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很有远见的。然而宋徽宗却担心“众怒难犯”，把它压下。游酢虽深感失望，但没有因此放弃责任，而是接着上《陈太平策》。遗憾的是，这份奏书仍没有逃脱被扣留的命运。正确的意见一再被拒受，令游酢对自己在朝廷的作为失去信心，于是第三次请求外放。崇宁元年（1102年），任和州（今属安徽）知州。过了两年，又提出了想做祠禄官的要求。所谓“祠禄官”，即管理道教宫观的官员，实际上是一种闲官，地位不高，俸禄低微。然而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担任此职不仅是自保之举，而且有时间著书立说。游酢的这个要求被上方批准，崇宁三年（1104年），他奉命主管南京鸿庆宫，居太平州。
  政和元年（1111年）朝廷任命游酢任汉阳军知军。“军”是宋代的一种行政区划单位，级别与府、州相同。三年后游酢任期届满，又以母亲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再次“请祠”，被任命为提点成都府长生观，连续做了两年。政和五年（1115年）七月，游酢母亲去世，他辞官守孝。期满，先后出任舒、濠二州（今皆属安徽）知州。所到之处，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然而在濠州任上，因属官违法遭贬，他受到了牵连，并于宣和二年（1120年）被罢去职务，寓居和州含山县（今属安徽省）。晚年的游酢，思乡之情日甚，写下了《归雁》一诗：
  天末惊风急，江湖野思长。
  悲鸣愁绝塞，接翼冒风霜。
  泽岸多矰戈，云间乏稻粱。
  茫然栖息地，饮啄欲何乡？
  宋徽宗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二十三）日（1123年6月18日），一代理学宗师游酢走完他的人生之旅，悄然离世，享年70岁。第二年，与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县升城乡车辕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