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学以为己”：朱熹课程思想研究
  龙兴（华东师范大学2019年，导师：吴刚平教授）
  在中国课程思想史上，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所接续和发展的“学以为己”儒学课程思想，以及主导和参与的四书教材编制及书院学规厘定等课程与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课程理论资源，是我国古代课程思想宝库中的经典遗产。从现代课程论的立场来看，朱熹“学以为己”课程思想在课程知识论、设计论与体验论方面都有许多精辟见解和深刻论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课程理论框架。在课程知识论方面，朱熹继承和发展儒家教育思想传统，以“仁”、“礼”、“道”为核心要素和价值取向，总结出“学以为己”课程知识的思想渊源和文化基因，把以孔子的为学思想、孟子的修身文化和荀子的解蔽思想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整合为“生知”与“格物之知”，并转化为“学以为己”的课程知识类型。他不满科举制度的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和形式以及士人学子仅仅将其作为钓声名、取利禄的工具，要求士人学子学习儒家经典，在养成良好德行的基础上从事举业。在课程设计论方面，朱熹开创性地提出“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和“小立课程，大做功夫”等人性化设计原则，并据此形成了“学以为己”课程设计的认识论基础、文化逻辑和基本模式。就认识论而言，朱熹围绕人对外部世界的探究，主张“格物致知”；围绕人对内在世界的改造，主张“知行相须”；围绕人的内外世界的融合，主张“豁然贯通”。就文化逻辑而言，朱熹主张“理一分殊”是人发展的基本规则，“上学下达”是人发展的内在秩序，“气质之性”是人发展的最终表征。就基本模式而言，朱熹根据在不同学段中人的成长规律和特点以及社会发展需要，提出并推行了以“学其事”为重点的“教事”型小学课程、以“明其理”为重点的“明理”型大学课程和以“笃行之事”为重点的“践履”型书院课程等三大课程类型及其模式。从而，形成一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学以为己”课程实施序列。在课程体验论方面，朱熹提出“须是经历过”的理论主张，强调课程体验的人性基础、文化路径和学习者形象。就人性基础而言，朱熹认为“心”是万物万理的凝结；“性”是天性人性的统一；“情”是可感可控的对象。就文化路径而言，朱熹强调通过“切己体察”、“主敬涵养”和“真知笃行”等多种途径内化、深化和外化学习，将知识经验转为实践能力，从而实现儒家“学以为己”的理想人格。朱熹“学以为己”课程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烙印和局限，但它却是朱熹对当时南宋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作出的一种尝试性理智回应，引发和推动了南宋及后世学者对士人学子自我发展的深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其所形成和带动的课程理论资源，不仅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而且对当代课程理论研究和课程变革实践仍有重要的思想启示和现实意义。
  吴澄易学研究
  马慧（山东大学2019年，导师：刘玉建教授）
  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易学家们在各自时代精神下对《周易》进行注疏阐发，形成了象数与义理两种基本易学进路。吴澄作为元代最为重要的易学家之一，其易学思想集中展现在他的《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两部著作当中。作为朱熹门人，吴澄易学中一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理学精神，其易学思想中对邵雍、朱熹思想的继承与开拓，对朱陆之间矛盾的调和与融通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另一方面吴澄的易学又不范囿于宋代义理之学，在其明确表达对朱熹象数之学不满的基础上，又将绝大部分精力贯注于以象数注《易》之中，不仅大量吸纳改造了汉代以来的各类象数体例，更力求在全新的时代精神下为象数易学注入新的内涵。有鉴于此，论文旨在通过全面分析其易学著作，进而对其整体易学观、象数体例和义理思想做一全面而深入的讨论。正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章分析吴澄的基本易学观。在朱熹易学观的影响下，吴澄同样确立了三圣之易的基本易学观，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夫子之《易》被看做是相互区别而又贯通一体的《易》之发展脉络。通过三《易》分观，吴澄得以为河图洛书之学、先天之学、象数之学、义理之学赋予适切的易学定位。在三《易》框架下，吴澄总结整合了河图洛书之学与邵雍先天之学，探讨了文王后天之学及后天卦序问题，并对作为夫子之《易》的《易传》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易，乃至引发后世“好为臆断”的批评。如何在易学史向度上，以及脱离了传统经学视域的今天，对其基本易学观予以深入的研究和适切的定位是首章的主要研究内容。论文的第二部分重点探讨吴澄的主要象数思想。吴澄的易学被后世给予“一决于象”的整体评价，可见象数思想在其易学当中的重要地位。通观吴澄的易学著述，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其对汉代象数体例的大量应用，卦变、卦主、互体、纳甲、纳支等汉代象数体例被吴澄作为注释《周易》的重要手段。然而如果深入研究吴澄对这些象数体例的应用原则与方式，不难发现其并非简单的复制和效仿，而是在深研基础上的全新拓展。其在卦主、卦变、互体等象数体例方面都做出了极富新意的理解，为其注入新的内涵，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象数易学。而吴澄对汉代以来象数体例的取舍本身也折射出不同于汉代天人感应背景的理学时代内涵。同时，吴澄在《易纂言外翼》中通过对象例、辞例、占例的探讨，不仅系统归纳了《周易》文本中取象方式问题，还对以往易学中未能引起充分重视的卦爻辞重出问题做了初步探讨，拓宽了象数易学的发展方向。最后一部分，论文着重讨论吴澄的易学的义理内涵。吴澄尽管大量应用汉代以来的象数体例进行注《易》，然而在象数体例背后的义理精神则与之完全不同。其义理之学根植于宋代以来程朱一脉为代表的以天理为核心的天人之学基础上，大量象数原则本身也只有在“太极”（理）、“阴阳”（气）的视域下才能够得到深入的理解。在理学视域下，《周易》作为卜筮之书被吴澄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而宋代以来充满了道德实践特征的心性之学，在其易学中也不乏体现。此外，吴澄的心性之学中更多呈现出的调和朱陆的倾向，也无疑构成了宋明理学发展轨迹中重要的中间环节。
  吕留良的遗民认同及其理学思想研究
  李栅栅（浙江大学2019年，
  导师：何善蒙教授）
  吕留良是明清之际著名的理学大家，学术专崇朱熹，与张履祥、陆陇其等人一起为清初朱子学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受明末清初理学内部心学式微、理学复兴的趋势以及务实学风的影响，吕氏的理学思想具有强烈的救世济时倾向。他的理学思想在充分尊重朱熹原义的基础之上，结合明清鼎革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深契时代病症、承载经世致用精神的新朱子学思想，是程朱理学在清初展开的一次理论的飞跃。明亡之史实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坚守气节、不仕清廷的明遗群体，自中年弃诸生之后，吕留良的遗民意识便彻底觉醒。此后的治学道路上，吕氏始终严守遗民矩镬，并将自己的切身体验融入理学义理的阐发中去，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大精神的朱子学思想。个体层面上，吕氏强调学者首先应当严把出处、辞受的志节关口，然后方可谈学问文章；社会层面上，吕氏严于义利之辨，针对流行于明清之际义利相融的新义利观提出了激烈的辩驳；民族层面上，吕氏高举夷夏之别的大旗，面对以清代明的政治巨变，以及清政府高压的民族政策，仍毫无惧色地呐喊民族大义大于君臣之伦的气节之歌。这些义理阐释的创新性和实用性，为吕氏坚守尊朱辟三的学术尊尚、复兴发扬程朱理学提供了坚实而有力的保障。更为可敬的是，吕氏不顾世人的误解和鄙夷，坚信时文可以明道，通过时文评选的方式，向当时的学子群体灌输春秋大义、贵义贱利、严守出处等朱子学新思想，扭转了明末以来以程朱理学为加官进爵之工具、只知良知现成不识圣学真谛的空疏学风，为清初朱子学的复兴铺平了道路，是明清之际朱三调和派大行其道之下的一支孤独且顽强的力量。总之，对于清初遗老而言，反思明亡与传承圣学是一体两面、牢不可分的整体，这是时代赋予这群遗民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吕留良也不例外，要想准确把握吕氏朱子学思想的内涵和意义，易代所造就的明遗身份以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复兴是两个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因素，他的遗民意识与尊朱立场成就了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及经世务实精神的理学思想体系，也为当前古典学术如何与现代社会实现恰当地融合接轨树立了典范。
  近世日本徂徕学的“礼乐”思想研究
  高悦（东北师范大学2019年，导师：韩东育教授）
  17世纪至18世纪中期，即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学受到古学派挑战，也是徂徕学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论文结合荻生徂徕各阶段的著作，以及徂徕生平、活动的史料，考察这一阶段徂徕学的发展过程，并勾勒出儒学在近世日本社会中的实际状况。一方面，由荻生徂徕（1666—1728）构建的“礼乐”思想及其经世论，使得徂徕学在江户学界独树一帜。徂徕学的礼乐论包含了三方面内涵：首先，“礼乐”处于徂徕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它经常被等同于“先王之道”，即“道谓礼乐者也”。其次，徂徕的“礼乐”是一种可以被实践的教养，通过“礼乐之教”来引导人“成德”，即“先王之四术”，这时“礼乐”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第三，“礼乐”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经徂徕之手，被转化为“祭政一体”的政治理念。需要注意的是，与当时日本社会内部儒者热衷于解读和实践《文公家礼》不同，荻生徂徕的礼乐论绝非是要恢复古代中国的礼仪和条文，而是意在重构日本的道德规范与社会制度。徂徕学派文士们所进行的教育（先王四教）、政治（三代追思）和对外交往活动（与朝鲜通信使之笔谈），很大程度上是以此理论为前提展开的。遗憾的是，徂徕的礼乐论未能被江户社会所接纳，宽政以降，徂徕学逐渐没落甚至无人问津，归根结底是幕府的有意打压。序章对中日学界的徂徕学研究进行了回顾，阐明论文的基本框架、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分析了对徂徕学再研究的可能性。认为，在先行研究已极度充分的当下，从东亚的视角审视徂徕学特别是其礼乐思想，使再研究成为可能。第一章主要讨论荻生徂徕的学术背景及思想渊源，通过考察荻生徂徕的生平及交往可以发现徂徕学的形成过程，认为徂徕学独特的方法论应部分归结于独特的经历。同时论文认为，朱舜水的古学思想间接影响了徂徕、徂徕早年对“诸子学”特别是对荀子思想的重视对徂徕学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章以徂徕各阶段经学、儒学类的著述为中心，论述了徂徕学“先王之道”的主要内涵与形成逻辑。认为荻生徂徕对“道”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先王之道”的形成是徂徕从朱子学体系和方法论的全面脱出的结果。第三章重点考察了荻生徂徕礼乐论的内容。徂徕将“礼乐”视为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论，“礼乐”的内容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最重要的是，徂徕强调“礼乐”背后，实际上暗含了另外一种超越“礼乐”的典范秩序——祭政一体，在这个体系下，井田制、封建制、重农思想都被囊括其中，而徂徕认为，在东亚世界内只有日本才有实现这种制度的可能。第四章具体论述“礼乐制度”论是如何展开的。以荻生徂徕著作《政谈》、《太平策》为核心，考察徂徕的制度论的实际样态，并指出：“礼乐制度论”（礼乐刑政）的实质是封建井田（复古）与“法治”的导入（郡县），是不变的制度与变异的风俗的结合。也正是因为徂徕这种制度论所体现出来的张力，才能够接纳“利”、“欲”、“事功”等被朱子学排除在外的思想。但是，“礼乐”本来是徂徕学中一个完整的体系，一旦成为实际的操作手段，就破坏了它的完整性。第五章论述了徂徕礼乐论在近世日本遭受的曲折。考察徂徕学派的活动，可以发现无论是作为教育实践行为的“礼乐之教”抑或徂徕对江户社会的改革陈情，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方面，徂徕学在风靡一时之后，宽政年间以降遭到了来自朱子学派和幕府的双重打压，“礼乐”也逐渐转化成了一种功利主义，“追名逐利”的徂徕学就此形成。结论旨在阐明近世徂徕学的意义。论文认为，荻生徂徕确实引导了日本考据学的兴起，但是考据的方法只是作为徂徕学的一种手段，而徂徕通过此种方法阐发出的“实理实学”的意识，才是推动后来的日本思想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第二方面，从内部的思想发展逻辑来审视徂徕学的“礼乐”，可以发现近世的东亚世界，实际上仍是一个由共同思想连带的整体，徂徕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仍值得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