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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见与德性——朱子、阳明“知”论辨析
  向世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两分是宋明时期流行的做法，德性之知不萌于闻见则是自张载、二程开始的代表性观点，目的在于维护德性的先天必然性。朱子希望沟通闻见与德性、人心与物理的“主宾之辨”，形成既有内外又合内外的格物穷理的认识路经。朱学与阳明学的主要争议，集中在是否可经由闻见知识进入到内在德性的自我觉醒和彰显，从而打破自然生理与至善伦理之间的障壁。朱子认为“做圣贤”与“格天下之物”为一事，阳明以亲身经历予以否证，强调吾心良知自足，良知之外无知。阳明虽也不否认知识，但毕竟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闻见表现为良知本体的彰显流行。这既有克服朱学致知路向的理论需要，也有“拔本塞源”、矫正不良社会风气的现实理由，而最终目标则在成就完善的圣贤人格。
  朱子论天地以生物为心
  唐文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朱子在《仁说》中明确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但要充分理解这一思想，最好结合《太极图说解》：周敦颐太极图的五层圈实际上与《易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直接对应，其中第四层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确切含义即是以八卦命名的家庭人伦秩序；按照朱熹的理解，太极图每相邻的两层都有天地之心的作用，也就是说，太极图其实也可以称作天地之心图；朱熹特别重视天地之心的主宰含义，在其思想架构中，天地之心的理论功能是统合理气，也就是说，与工夫论层面的心统性情相应，宇宙论层面则是心统理气。
  朱熹审计监察的
  思想和实践
  肖建新 谭书龙《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1期
  朱熹从审计司切入，阐释审计机构的职能，说明审计的方法、程序、态度及文化意蕴，关注赋税征收和财政支出的审计，也重视检放赋税、赈济救灾、经界均税时灾情程度、钱物使用、土地占有等。朱熹对于赋税收支审计的思索和实践最为丰富，并抓住传统审计的命门——勾考簿籍账历，体现传统审计方法上的特色。朱熹审计监察的思想和实践，突出官吏治绩和赋税征收，重视朝廷或国家的经济控制和廉政治理，具有政府或国家审计的特质，与内部审计、社会审计有较大差异，这也是由宋代审计发展程度和水平决定的。朱熹关怀现实，关心政治，在地方官任上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审计事项，并希望通过审计，勾考绩效，监察行政，制约权力，保障统治的秩序和社会的稳定，体现出其对于德治仁政的追求。
  经史之别：程颐与朱熹《春秋》学之歧异
  曾亦《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1期
  朱子理学以程颐为宗，虽遍解诸经，却无《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其先，胡安国本于程颐《春秋传》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贬”之书法。朱子则颇攻胡氏之学，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且不信条例之学，而于《春秋》三传中独重《左传》，则纯粹以史书视《春秋》也。可见，朱子理学虽为程颐之嫡传，至其论《春秋》，则于传承程颐《春秋》学的胡安国，多有批评。不过，朱子虽不擅《春秋》，犹颇有议论《春秋》的文字。因其理学上的尊崇地位，故其《春秋》议论对后世影响亦不小，形成宗朱一派《春秋》学。大概自宋、元以降，治《春秋》者，或宗胡安国《春秋传》，或宗朱子，形成两派完全不同的春秋学脉络。近代以来，学界素以程颐、朱子为理学大宗，然就春秋学而论，则程、朱之持论全然相反，盖程子以《春秋》为经，而朱子多视《春秋》为史也。
  朱子《家礼》的特质——基于社会教化的视角
  周元侠《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1期
  论文从三方面概括了朱子《家礼》的特质：第一，《家礼》按照“礼有本有文”的原则，系统地规定了“家日用”之通礼，突出了“纪纲人道之始终”的冠婚丧祭之礼，从而将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广泛贯彻到百姓日用常行之中，最终实现了化民成俗的目标；第二，《家礼》遵循“礼者履也”的基本理念，制定简便易行的家庭（族）礼仪，使之能够普及到社会底层，成为影响至今的民间通用礼；第三，《家礼》借鉴宋儒对家庙以及宗法制度的构想，创造性地改造了原有的“祠堂”概念，通过设定宗子在“家礼”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发挥宗法制度在维护家族秩序中的作用。历史证明，祠堂及其宗法体系在后世的运用中确实发挥了敬宗收族、凝聚家族力量的重大作用。
  事与理
  ——朱子《小学》概说
  唐纪宇《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1期
  《小学》的编纂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编辑讨论阶段、鄂州本刊刻及修改阶段、传本《小学》刊刻阶段、刊后与其他学者讨论阶段。在朱熹看来，小学和大学共同构成了古代完整且完善的教育体系，这一教育体系的目标明确地指向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修身期）。在修身的过程中，小学和大学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大学教育指向对“理”（所当然及所以然）的认识，旨在提升自身的道德认知水平。小学教育则指向“事”（具体的道德实践），通过伦理行为的养成和塑造涵养本心之固有善良与敬意。此外，在经典诠释中朱子广泛地使用小学观念，突出了为学过程中“理”与“事”的辩证关系，也使得读者对《论语》中为学的内容有了更为准确和丰富的把握。
  朱子之理的“活动”问题
  ——兼论朱子格物说
  朱光磊《哲学动态》
  2019年第1期
  朱子之性理被牟宗三判为“即存有不活动”，虽然历代学者之研究有支持此论点者，但此说既在义理上不能自圆其说，亦在文献上缺乏可靠的证据。朱子之性理实为“即存有即活动”，不过此“活动”义是性理先天地给予气心以是非的指示，而非具有先天的动力推进义。气心需要在事事物物与纷纷扰扰的念头中通过工夫实践来贞定住“未尝息”的是非对错的道德判断，在道德实践上做好后天的动力推进。所以朱子之格物工夫，并非传统所论的“心外求理”，而是将通过气心降衷之性理的是非之知落实到事事物物之中，在事事物物中辨别是非对错分殊之理，并由之开物成务。
  “得君行道”：朱熹政治取向与实践中的权利张力问题
  常新《国学学刊》
  2019年第1期
  宋代仁宗朝提出“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的“祖宗之家法”后，激发了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热情，这既促进了儒学向理学的转化，也激发了士大夫的政治担当意识。宋代政治权利结构和政治生态复杂，士大夫践行“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受到诸多限制，存在朝廷和地方、官僚集团和理学家集团之间权利平衡问题。朱熹在南康军与浙东“得君行道”的治理实践中受到来自执政集团与豪族大姓的掣肘，最终其“见儒者之效”的政治抱负未能真正实现。
  朱子的《大学》诠释及其“四书”体系的建构
  毛朝晖《孔子研究》
  2019年第1期
  朱子的《大学》诠释在其经学体系中至关重要，其过程也屡经嬗变。论文以朱子的《大学》诠释为切入点，爬梳参稽《大学章句》、《大学或问》、《朱子语类》等文献，力图完成两件工作：第一，考证朱子学习、研究、诠释《大学》，尤其是其修订《大学》注解的经过。第二，阐明朱子对于《大学》一书认识的转变，以及基于此认识的转变而开展的“四书”体系的建构过程。
  何为理学——宋明理学内在的哲学取向
  杨国荣《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2期
  “新儒学”（Neo-Confucianism）、道学、理学构成了理学的不同之名。以“新儒学”指称理学，体现了理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用“道学”概括理学，表明了理学以“性与天道”为对象，理学之名折射了理学从普遍之理和殊理的统一中来把握世界和人自身的趋向。以理与气、理与心性、道心与人心、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心与物、知与行等为概念系统，理学既在天道观的层面辨析“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形而上问题，又通过追问“何为人”、“如何成就理想之人”而展现人道之域的关切。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理学突出“理之当然”，以此拒斥佛老，上承儒家的价值立场。理之当然与实然、必然、自然相联系，既展现了当然的不同维度，也蕴含了天道与人道的交融以及本体论、价值论、伦理学之间的理论关联。
  从《仪礼经传通解·祭礼》看朱子学的宗教维度
  谢遐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2期
  礼制的宗教意义一向被忽视，朱子学的宗教内涵同样被忽视。这种情况起因于学术界未正视古代中国的宗教性质。敬天法祖是中国人的信仰，也是中国人的宗教。古代中国的宗教表现为礼制，是敬天法祖的制度实现。《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全力编纂的巨著。他以残存的《仪礼》为经，拣选、编辑能搜罗到的相关材料，使之大体再现了古代中国的礼制，为后人提供了全面了解古代中国（战国时期以后）的入门资料。古语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按照杨复的说法，《仪礼经传通解》的《祭礼》，能够体现朱熹“扶植纲常、垂世立教之本心”，“经世宏纲莫重此书”。论文在详读《祭礼》的基础上，从中初步整理朱子学的宗教维度，大致拉出体现敬天法祖的祭祀制度。国家是祭天、祭祖的主体，可见古代中国的宗教是国家主持、主管的宗教。国家宗教祭祀的神祇体系相当复杂，难点在理清居于顶层的天、帝关系。中国宗教中有五位上帝，五帝之上有上天（有时也称为帝———昊天大帝或皇天上帝期，又有五天帝、五人帝之分，论文对之稍作清理，以此显明古代中国国教信仰对象十分明确，既有制度，又有崇拜对象。同时祭祀活动中又有情感要素，如敬畏、依恋、感恩，这就阐明了中国人的信仰实况，朱子学宗教内涵轮廓现矣。接着论文依据《仪礼经传通解》中雩祭资料指出，不应把国家宗教看作原始宗教。最后，论文以“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补足《祭礼》未讲全的意义。
  朱熹与科学：一理开二门——理学对科学的双重意蕴
  刘仲林 周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年第2期
  在“以生通仁、以仁统生”的理学路径下，朱熹通过共相贯通的努力，使得其理学思想在理不离气的本体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天理归仁的价值论上分别证成了“所以然之理”与“所当然之理”的共相，即“一理开二门”。朱熹“一理开二门”之理学思想分别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角度呈现出对科学发展的双重意蕴：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既孕育又遏制的矛盾现象，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现代科学跨学科综合发展的启迪意义。
  朱熹《周易本义》的学术思想特色
  唐琳《江汉论坛》
  2019年第2期
  《周易本义》是朱熹解《易》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该书核心的思想是一以贯之、不遗余力地彰显《周易》为卜筮之书的性质，扭转当时重义理而轻卜筮的易学风气。基于此，《周易本义》的学术思想特色表现为，经传相分，明确《周易》本为卜筮而作；立于卜筮之书的本义，训释《周易》经传；文字力求简短明了，为读者留下思考空间；从各个角度申说《易》要活解，充分体现《易》因卜筮而示教戒之意。该书充分彰显了朱熹作为一代思想大家重视文本本义、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主静立人极”断取义源流考论
  翟奎凤《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2期
  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对此句“中正仁义”从阴阳动静、礼智仁义、亨贞元利的角度予以诠释，即中正对应礼智、亨贞，正、义为静，仁中为动。朱子此诠释强化了“主静”在人极修养中的重要性，消弱了中正仁义的主体修养的道德价值。朱子于此句断句没有问题，但其门人后学有时单提“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忽略了“中正仁义”于人极修养的重要性。明初学者孙作明确把“主静立人极”断为一句，明代一些阳明后学喜说“主静立人极”，以之为周子学说要旨，明末刘宗周为此说集大成者。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常以“主静立人极”论周敦颐思想。明代以来围绕“主静立人极”问题，学界有不少批判反思。全面认识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
  张力与融合
  ——朱子道统说的
  形成与发展
  丁四新《中州学刊》
  2019年第2期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谢贵安《安徽史学》
  2019年第2期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惟王尽制与惟圣尽——朱熹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蕴
  郭敬东《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2期
  南宋时期，朱熹在继承北宋理学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以统性情的三分架构对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系统地建构了一套成熟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以善制为指向的政治制度伦理的建构；二是关于以善治：指向的政治主体行为伦理的规范论文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对朱熹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整体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于当下中国政治伦理建设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反其本而推之”——朱子对《孟子·梁惠王上》“推恩”问题的理解
  东方朔《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推恩”问题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以羊易牛”章。所谓“推恩”，简单地说，指的是行为者在面对某事物（或境况）时发现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的“心”会自然产生某种道德反应，并将此“心”所产生的道德反应推而广之，施加到其他相关事物或境况中去，以使该行为者在面对其他相关的事物或境况时也能作出相同的道德反应。“推恩”理论涉及许多复杂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中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论文所要处理的只是朱熹对“推恩”问题的解释。论文的基本主张是：西方学者的相关解释固然有其优越之处，但相比之下，朱子的诠释更能显示出理论的整全与一致。论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方面尝试透过朱子的理解以显示朱子理论的主要特色，并以此回应西方学者的解释；另一方面也试图透过朱子的这种解释以呈现朱子在某种意义上对孟子理论的“扭转”。
  明代朱子学的羽翼、修正与转向
  ——以吕柟《四书因问》为中心
  李敬峰《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3期
  朱子学在明代中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一统天下的地位面临耸动的危险。以朱子学为依归、与阳明“中分其盛”、与湛若水共主讲席的吕柟，借由《四书》的诠释，以重构理气关系、归宗古典仁学、慎独统领工夫、力辟知行合一为学术进路，从理气关系到心性仁学，再到涵养工夫，既羽翼和修正朱子学，更推动朱子学在明代中期转向浑沦、笼统，开辟出回到张载、辩难阳明以补救朱子学的新路径，为明末由阳明心学返归朱子学学术思潮的到来埋下伏笔，亦在一定程度上有发明阳明心学之功，成为探究明代中期朱子学与阳明学竞合、消长的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义理与词章之间：朱子的文章论
  张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朱熹的文章论在内外关系的架构中，以道德与文章关系为基础，将文章纳入其理学体系。文章是内在道德的外在呈现，道德修养工夫使作者有诸己，内在道德形之文章成为义理，义理有其自身的结构，发为文章成为其结构形式。文章有义理是实，有合理的结构是有条理。个人的精神境界呈现于文章的整体美感特征为气象。最高的文章境界与最高的精神境界一致，圣人两种境界合一。
  朱熹所读禅宗典籍
  哈磊《宗教学研究》
  2019年第3期
  佛教对朱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禅宗方面。本文依据《晦庵先生文集》和《朱子语类》等朱熹著作中所涉及的灯录、语录等禅宗典籍，分别从灯录、语录两大类加以考察，其中语录部分，又分为引及、考见两类，初步确定了朱熹所读禅宗典籍的范围。
  朱熹与宋代的乡饮酒礼变革
  ——兼论礼典设计对地方官僚政治的回应
  杨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朱熹十分重视乡饮酒礼，并于庆元年间改革乡饮酒礼。他纠正了绍兴礼式中的多处不合古礼之处，并重新确定了宾、主、僎、介的座位和秩序。他将“僎”或“遵者”的角色进一步制度化、固定化，并将早先规定的“僎”的身份即“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改为“州以倅，县以丞或簿”。这一简易、从时、通变、实用的礼制改定，反映了宋代地方按察官的制度变迁，是南宋添差、奏辟之类冗官增加以后在礼典设计上的一个制度性反映。
  朱熹哲学的内在矛
  沈顺福《江西社会科学》
  2019年第3期
  朱熹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却在诸多哲学问题上存在着某些不足。在鬼神观上，他认为鬼神是气，是形而下者；在人性论上，他认为恶来源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便没有了地位；在道气观上，朱熹主张道是体是用。用便是气之流行。道气之或别或合，不一而定。造成朱熹上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理气二观，即万物不仅有理本，而且还有本。朱熹强调理气之间的统一性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即理不离不开气，而且还是气的某个特殊分。理便是气，这才是正确的气观。
  从张履祥到祝洤
  ——清初朱子学在浙西的传承及其特点
  张天杰《浙江社会科学》
  2019年第3期
  清代前中叶的浙西有一批传承有序的朱子学者，以张履祥为发端，吕留良为助手，经过吕葆中、柯崇朴、严鸿逵、车鼎丰等吕氏门人的接续，直到张氏之私淑祝洤，为拯救风俗人心起而“尊朱辟王”，将朱子学作为道德践履的思想资源。他们将朱子后学与朱子本人的著述并重而分别加以刊刻或选编，在选编之时喜好使用朱子《近思录》的学术诠释范式，这些努力，对于朱子学的重新诠释与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水户学的“尊王攘夷”到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试论朱子学在
  近代日本的命运
  陈晓隽 吴光辉《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江户时代末期，日本水户学者借助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来宣扬尊王攘夷的思想，树立起了日本作为中华、作为神州的中华主义。步入明治维新之后，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为代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批判中国儒学主义教育，否定仁义礼智的观念，并将这一批判转向了中国。事实上，这样的批判或者否定应该说也是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的一个逻辑转用，它凸显出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朱子学认识，即自作为“学问”的朱子学转向了作为“方法”的朱子学。
  朱子学核心价值的21世纪新意义
  黄俊杰《深圳社会科学》
  2019年第4期
  论文将朱子学置于21世纪新视野之中，探讨朱子学中的“理一分殊”说、“仁”说与“公共”精神，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新意义。论文首先指出21世纪世局的根本问题在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潮流的激荡，“全球正义”（globaljustice）备受挑战，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斗争之纾解，则有待于朱子学思想资源的流注。朱子学对近八百多年来东亚思想界影响深远，其三大核心价值中之“理一分殊”说强调“理一”在“分殊”之中，对21世纪世界建立“和而不同”的“多元普遍性”具有深刻启示。其次，朱子学的“仁”说以“爱之理”释“仁”，强调“爱之存在的存在性”，可以因应文明冲突与对话的新时代问题。最后，朱子学特重“公共”精神，对于21世纪世界各国因贫富不均所带来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问题具有新启示，可以开启“活私开公”的新思维。
  朱熹论性情、爱情与人情
  ——兼论李泽厚以“情本体”
  对朱熹的批评
  乐爱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年第4期
  李泽厚以“情本体”的立场，认为程朱学派“用‘超越’的‘理’、‘性’作为管辖、统治具体人间情欲的主宰”，而事实上，朱熹讲“心”是主宰，“心统性情”，又讲“心”兼“性”、“情”，并讲“性”与“情”的不可分离，凸显“情”对于“心”、“性”的重要性。同时，朱熹又讲“仁性爱情”，反对“离爱而言仁”，强调仁与爱的不可分离。尤其是，朱熹还认为，应当根据人情而制礼，反对各种不近人情的做法，有时甚至还将人情与天理并言。显然，朱熹既讲“理”、“性”，也讲“情”，并将“心”、“性”、“情”统为一体。因此在朱熹那里，“性”与“情”并非对立，并非以“超越”的“理”、“性”否定“情”，而且，“心”对“情”的主宰，并非外在的压制，而是“心”的自我调适，是一种功能性的主宰。
  朱陆之争与朱熹陆九渊往来书信的佚缺
  顾宏义《中原文化研究》
  2019年第4期
  朱熹、陆九渊二人多次发生学术之争，其学术争辩多通过往来书信互探疑义。但朱、陆往来书信多有佚缺者，似当出自有意之所为。首先，佚缺的朱熹、陆九渊往来书信，其部分内容、文句，皆含有表彰、服膺对方学说，或观照对方观点而反思、反省己说的文字。但在朱、陆身后，随着论争的激化，二人之后学皆不能接受其师竟然接受或服膺对方之说，如此则只能将此类书信隐匿，而拒绝收入朱、陆二人的文集之中，终至佚缺。其次，为证明对方服膺己说，朱熹、陆九渊在引录对方书信时，屡有删略文字以使对方文字看起来符合己意。最后，朱熹引录陆九渊书信文字，多是为批评陆说以伸张自己的观点，而陆九渊引录朱熹书信文字，却大多是为证明朱说实与自己的观点相同。此一现象可说明在晚宋乃至稍后的学界内，大抵处于朱主陆从的状态。分析朱熹、陆九渊往来书信的佚缺现象以及形成原因，可知此类现象往往是因为编纂其文集、著述之后学的有意作为，以便能与其坚持之学说相符合。此当引起今日阅读、研究者的充分注意。
  因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
  浅谈朱子之“小学”对于理解其《大学》工夫的意义
  郭晓东《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4期
  朱子以格物为《大学》工夫之首，但在朱子的整个工夫序列中，格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朱子认为，格物工夫要以其“端绪”为前提，此“端绪”即本心之体的发见处，格物所要可“因”的“已知之理”。然而，此“端绪”非本能呈现，在朱子看来，它有赖于“小学”、涵养履践工夫的培养。“小学”与“大学”工夫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小学”则“大学”工夫无根本，无“大学”则“小学”工夫难以圆满。
  朱熹哲学中“自然”概念的内涵和角色
  吴亚楠《现代哲学》
  2019年第4期
  “自然”不仅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术语，也是包括朱子在内的儒家哲学的重要术语。在朱熹看来，“自然”是指没有人欲掺杂或造作的，天理本体完全实现自己或者被实现的状态。这包括三种情形：形上本体的先天存在、动植物的当下和人符合天理的行为和实践。“自然”与“天理”的这种密切关系决定了只有符合“自然”的才可能是符合“天理”的，因此“自然”成为我们各类行为的参照标准、过程要求和境界目标，这是自然概念在朱子哲学中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天理”的内涵和特性中，朱熹认为“当然”更切近人事，所以“当然”比“自然”更为重要，这决定了“自然”最终无法拥有像在道家哲学中一样显赫的地位。
  论朱熹与伊藤仁斋对《孟子》阐释之异同
  ——以《孟子》“不动心”章为中心
  王岩 李逸津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朱熹是孔子之后中国经学思想之集大成者，伊藤仁斋是日本古学派之开创者，他们均重视《孟子》，均通过对“不动心”章的解读提出了对道、气、仁义、知言等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朱熹以“不动心”作为圣贤境界，重视“集义”、“浩然之气”、“知言”对于涵养不动心的重要作用，集中阐发了以“道”、“理”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提出了以“人伦日用之道”、“仁义”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他们对“不动心”章的不同解读，说明了儒学思想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与变异。
  朱熹与张栻之义理辨析与学脉建构
  ——中和·仁说·道统
  陈逢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朱熹与张栻同辈论交，彼此欣赏。于学术分歧之际，剔除疑义，纠举偏失，进而于日用之间察识，化解动静纷扰，开展儒学系谱，二程歧异得以厘清，张栻的引介与启发具有关键作用。只是以往以道南与湖湘学脉是相互竞逐的关系，将朱熹思想发展视为湖湘学没落的原因，不免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或是标举存有，认为张栻不能发其师精蕴，只能顺从朱熹说法，不免见其偏，不见其全，此与理学发展脉络相违背。朱熹从“中和”之辨，建立心统性情架构；厘清《太极图》与《通书》之关系，绾合天道与道德；进行“仁”说辨论，最终以“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确立经典诠释内容。理学得以成立，有赖两人无私分享，学术为公，可为典型，意义所在，固不可以门户论之。
  朱子《家礼》思想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与影响
  彭卫民《国际汉学》
  2019年第4期
  江户时代的知识人在摆脱佛教丧葬礼轨的束缚后，将死生观建立在朱子《家礼》仪式的日常实践上，这是日本社会容受朱子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为了使儒家生命仪式进一步本土化，知识人注重从“天理”、“道统”、“水土”三个层面对《家礼》思想进行“日本化”的改造。“天理观”确保了名分与人伦之间的融合；“道统观”从日用伦常的角度论证了礼制容受的合法性；“水土观”则强化了《家礼》思想在日本社会的自我认同感。从“积累”“脱然贯通”
  到“推类”——论朱子“格物”说的内涵与工夫
  张兴《理论学刊》
  2019年第4期
  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是朱子《大学章句》诠释的核心，而“格物”思想则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朱子的“格物”说是一套非常严密的思想体系，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而且也是一套系统的工夫。这就需要对朱子“格物”说的内涵、过程、目的、选择以及思想性质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明善”是“格物”最主要的目的；从其内涵来看，则包括即物、穷其理、至其极三个方面；从其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积累，第二步是脱然贯通，第三步是推类。从其选择来看，则包括“格物”对象的难易选择与先后选择；从其性质来看，是代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正统意识形态；从其目的来看，朱子的“格物”思想，既有着较大的思想意义，同时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价值。
  猪肉与龙肉
  ——朱熹与道教丹学的
  一段公案
  方旭东《世界宗教研究》
  2019年第5期朱熹在晚年给学生蔡元定的一封信中提到周敦颐有关阴真君丹诀的诗，用了“猪肉”“龙肉”的比喻。其具体含义为何，迄无定说。论文首先检讨了柳存仁之说，指出其失，进而讨论了吾妻重二的相关解释，提出商榷。随后，参考俞琰的《席上腐谈》，寸朱熹的内丹修炼问题给出了一个意见。最后，举出一条反证质疑现有关于“阴君丹诀”是《阴真君还丹歌注》之说，为王卡关于“阴君丹诀”是《阴真君金丹诀》的推测补充了一个证据；同时结合《道枢》所收《参同契》文本推测，“阴君丹诀”应是唐代以来流传的丹诀类《参同契》。
  船山于荆公、朱子“礼理之辩”互斥模式的辨正
  杨超 朱汉民
  《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5期
  在价值层面，荆公、朱子都试图以礼理相融之径路，达平治天下之目标。但在学理的架构上，二者却均为其时代所囿，对经典中内圣外王和合之道，有所背离：荆公托古改制，舍理求礼，以刑名法度，代传心之精义；朱子逆而行之，以理摄礼，借身心理义，摄治世之礼法。船山也有礼理相融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荆公二人均以合之名，行分之实，在理论架构上，船山内圣外王并重，而主张礼理交养，互为本末，辨正了二人的互斥。其后，船山以人伦之昌明，化解荆公礼制法度与朱子身心性理之学的对立，力求礼理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其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道德实践的动力问题——以东亚的性理学为例
  高海波《道德与文明》
  2019年第5期
  在道德哲学中，通常认为，只有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才会为道德实践提供动力，而单纯的道德理性则不会。而东亚儒学，尤其是东亚性理学，对此问题其实有深入的讨论。从朱子、王阳明、刘宗周、李栗谷、李退溪等人的思想来看，在人的心理意识结构中，情感、意志、理性都可以为道德实践提供动力。只不过，不同的哲学家对这三者的侧重或排序有所不同而已。对道德实践而言，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为我们提供道德实践的动力。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道德实践动力的认识。
  “心”与“事”：朱子心学责任伦理
  涂可国《求索》
  2019年第5期
  20世纪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与责任相辅相成、密切关联，而这主要借助于“事”明言范畴加以联结。最为关键的是，朱熹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履行责任的精神基础。朱子心学责任伦理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与责任伦理；二是人心类型说与责任伦理；三是人心功能论与责任伦理。既然责任本质上就是人分内应做的事，既然做好事、做成事体现了一种责任伦理，那么朱熹以心与事为核心的心学责任伦理思想就表明，要充分履行人生的责任、义务、使命，就务必正心、存心、养心，注重懂事、明理、行理，注重去掉私心杂念。只要做到朱熹彰显的“心统性情”，那么他所说的“心中有事”、“心外无事”、“事外无心”，就意味着达到心事合一、人心与责任统一的良好状态。
  “常理”与“非常理”朱熹死亡观念的一个侧面
  胡荣明《孔子研究》
  2019年第5期
  为解释死亡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应对死亡所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朱熹从理气宇宙论与道德生命观出发，按照“常理”与“非常理”的死亡分类模式，一方面将“人死为鬼”、“人死气散”视为“生死之常理”，并通过祖先与子孙间的祭祀感格弥缝因死亡所造成的人伦秩序的断裂；另一方面，又将强死为厉解释为气未散尽的非常理状态，并通过终归于散与道德生命的修养等途径予以安顿。朱熹建构了一套理学化的死亡知识体系，具有周全性与涵容性的特点，其中蕴含的儒家人文主义气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徽学视阈下的新安朱熹
  陈支平 冯其洪《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区域史或者说是地域史研究，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涌现出不少关于开展建构地域学、区域学的倡议。但是迄今为止，“徽学”可以说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建构地域学的唯一的一枝独秀的地域学标杆。“徽学”之所以成功地成为中国地域学的标杆，其中“学术与文化”的因素，是促成这一“地域学”形成的催化剂和凝固剂。而朱子学的形成及其传播，坚实地奠定了“徽学”文化学术发展的重要根基。即使是清代兴起的徽州“朴学”，我们也可以从朱子学的治学方法论看到它的重要源头。
  朱子思想转折的内容、意义与问题
  ——文化政治视角的考察
  陈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古代中华文明是秦汉政治制度和孔孟义理精神的有机结合体。唐以后佛教、道教由对人心的掌控而对儒教的文化地位与价值影响带来冲击，激起所谓“夷狄之法”与“圣人之教”的矛盾冲突。朱子心性论是其道统论的理论内涵，道统论则是其心性论的功能目的。朱子的努力巩固了儒学作为中华文明之精神结构的地位，甚至形塑了东亚儒教文化圈，但以心性为中心对儒家思想的重组也留下诸多重要理论问题有待我们今天解决。
  论朱熹学术的工夫论倾向
  ——以《论语》“为仁”诠释为中心
  郭园兰《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6期
  “克己复礼为仁”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焦点，是儒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等，其诠释“为仁”不是定义“仁”，而是借“克己复礼”工夫指示“仁”之本体、境界。“克己复礼”是先前的工夫，是求“仁”之术，“仁”是后至的效果和目标，做了“克己复礼”工夫，“仁”自然水到渠成。透过这一诠释可以看到，朱熹重视工夫实践，反对空谈仁说，其学术具有明显的工夫论倾向。这种工夫论倾向，充分彰显了儒家学说的独特哲学价值，在世界哲学发展中可发挥重要作用，揭示这一倾向，对于平议汉宋之争亦不无裨益。
  道德存在的普遍性维度及其界限
  ——朱熹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转戾”与“曲通”
  郭美华《哲学动态》
  2019年第6期
  孟子道德哲学突出个体主体性及其完善，而在人的普遍本质与普遍道德原则上有着晦暗不清之处。朱熹从认知主义立场出发，将人性“理化”为普遍而超越的规定性，并将道德规范“理化”为形上的普遍原则，由此化解了孟子道德哲学中的自任心性之流弊。同时，在认知取向下，朱熹突出了“思”的独立性展开及其对于道德生存的积极意义；进而将认知的主体、道德的主体、道德的规范等加以条分缕析，对孟子道德哲学起到了廓清作用。不过，由于性、善、义、思等都被引向抽象普遍而超越之物，活生生的现实道德生存活动便被湮没了。由此，孟子道德哲学中的推扩问题，在朱熹就成为一个抽象观念世界与现实生存活动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而普遍的类本质与超越道德原则的强化，也使得个体性的具体行事活动没有得到恰适的安顿。这表明，在个体性现实生存与普遍性原则之间的和谐融合，仍然有待于儒学新的创造性哲思。
  朱子人心道心论的渊源与发展
  田炳郁《哲学分析》
  2019年第6期
  朱子之前，人心道心之说有苏轼的一本论传统与二程的对立互发论传统。朱子早年深受苏轼的影响，后来逐渐继承二程之论。朱子晚年明显表达人心道心互发论的观点，但同时主张“心”的单一性，并且强调“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以形成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韩儒李滉注重朱子人心道心对立互发之说，而李珥更重视“一心”思想。在中国与韩国的理学发展史上，人心道心之说始终是伦理学讨论的中心主题，其所关注的道德之来源、动机、获得方法等问题，对现代伦理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朱子对孟子性善论的“哥白尼倒转”及其伦理学差异
  陈乔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孟子通过不忍、恻隐、羞恶、愉悦等情感体验来指示人心中的善端，又通过类比推理来阐明人心之所同然，并由此论定人性善。朱子倒转了孟子道性善的理路，一变而从天理之善论定人性之善。然而，天理之善归根究底是吾人对宇宙万象之观察、体验与体悟而来的，换言之，先验实得自于经验。由于道性善之理路不同，孟子与朱子性善论与伦理学之间存在诸多对照性的差异。朱子性善论自有其极高之价值与意义，但是，孟子性善论较少形而上学的预设，亦更为融贯一致。
  论理学家的经学著作成功的根本原因
  ——以二程、朱熹的相关著作为范例姜广辉唐陈鹏《哲学研究》
  2019年第8期
  自元代起，国家科举考试所列入的经典注本，除了几部古注释之外，清一色是程朱理学一派的经学著作。论文首先剖析二程理学的体系架构和主要命题，继以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例来探求理学家解经的特点，指出宋儒经典诠释的成功之道：一是在于他们有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使他们对传统经典中“性与天道”问题的解释能做到得心应手；二是他们也并未抛弃传统的训诂学方法。这两点对我们今人创造性地诠释经典有重要启示。
  赵岐、朱熹《孟子》注“仁义”说之比较
  闫云《理论月刊》
  2019年第11期
  汉代赵岐和宋代朱熹注《孟子》“仁义”说的逻辑有异。赵氏说仁义首言以治道，行仁政而法先王；次言以德行，有全德和殊德的分辨。朱子则先在天道层立其本体，以理、生物之心言仁，再分两途下贯到人事以尽其发用：以政事言仁，由圣人而推及治道；以德性言仁，主张仁统四德、仁体爱用。赵氏全以人事立说，朱子则天道、人事兼言；赵氏由治道兼及德行，朱子则由天道下贯人事，再分治道、德性论之。赵氏行仁政须法先王之道，朱子则主张禀得天理之全，扩充仁心而膺受天命。以德行言，赵氏重行，主于爱；朱子重性，主于理，极尽本末体用，指明践履功夫。总之，赵氏重仁义之用，言治道重于德行，讲求经世之效；朱子重仁义之体，注重内圣修养，言天道、圣人、德性重于治道。
  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
  ——从三重批判论朱子学的
  自我转化及其超越
  许家星《学术研究》
  2019年第12期
  “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的反思批判精神，构成朱子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初成于丁酉的《论孟或问》对《精义》所收程门说做了毫厘必究的辨析，详尽阐明《集注》取舍用心，体现了朱子对程门学派的某种“决裂”与超越，堪称朱子思想“独立宣言”。然《论孟或问》实反映朱子中年看法而“原多未定之论”，朱子晚年对此多有否定与更改。以勉斋学为代表的朱子后学，如双峰学与北山学，分别从义理与考据两面批判朱子《四书》。朱子学此一固有之批判精神绵延于明之阳明学、清之朴学，二者对朱子所展开的辩难，实不外乎朱子之藩篱，可谓朱子学内在演变所至。就此三重批判的视野鸟瞰八百年朱子学，可明乎朱子学对于后朱子学时代思想学术实具定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