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的命名本是一种学术层面的意谓，然其也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关怀的行动和实践，对南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从思想文化到国家政治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而这与朱子学逐步官学化和制度化的趋势是分不开的”。④这些情况均被著者详加论述，具体表现为朱子学的社会推广、朱子学的制度化、朱子学的传承与以韩国为例的朱子门人在海外的影响等方面。
  首先，朱子学原初型态本为私学，时间主要是从朱熹早期传播其学术思想开始。关于这些，著者在论述朱子门人的群体特征时已有详细介绍。这里所讲的朱子学的推广存在一个隐性的前提，那就是朱子学思想体系的成熟、规范。而朱熹的思想与朱子学的形成，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一致。所以，推广朱子学的使命也就落在了朱子门人及其后学的身上。由于朱子学不仅具有学理方面的重要性，还具有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为此，著者也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论述朱子学兼学术与社会化的功能。
  其次，朱子学的制度化是基于第一个方面的深入发展。由于朱子门人的传播与推广等复杂因素的交织作用，朱子学便走向了官学化的道路。所谓官学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以太学、州县学等为代表的由官方创设的学校的出现，一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讲走向官学化而非官学化，主要是涉及对朱子学如何进行历史定位的问题。著者认为，“朱子学历史地位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具体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称之为制度化更能彰显其丰富的具体内涵，正是这个过程使得朱子学由私学逐渐成为官学也即制度化朱子学，制度化朱子学是制度化儒学在宋元明清的主要表现形态”。①由此，氏著也就朱子学制度化的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同时，我们在进行评价朱子学历史地位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关于朱熹历史形象重建的问题。南宋末年以后，朱熹因历来被作为儒家重要的代表而受到帝王、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群体的推崇，可是近代以来又多遭批判。因此，邓教授以《朱子行状》为中心将其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考究朱子门人是如何重新建构朱熹的历史形象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最后，论述以黄榦、陈淳等为代表的朱子门人在海外的影响力。朱子学学派的传播与推广，直至官学化的确立与完成，都是与朱熹、朱子门人后学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自朱熹学术思想为学者所接受以降，便以他为中心形成了门人群体聚集的现象。即使朱熹去世后，由于朱门弟子卫护朱子学的道统思想，所以其学派学说经过他们的传播而始终能保持学术生命力继续存在与发展，并在南宋末年的学术思想、社会政治与教育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以黄榦、陈淳为代表的朱门翘楚的学说，随着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后旋即成为当地最盛行的学术思想。因而，以韩国为重要传播区域的朝鲜半岛也产生了以李退溪等为代表的朱子学本土化的理学家及大量理学著作，他们接受中国理学家的学术思想并围绕太极、理气、心性情等理学命题进行理论创造的同时，也汲取礼学思想等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
  拜读邓庆平先生此著，深感其研究朱子学用力之精勤。其研究朱子门人在继承以往朱子门人个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在扩大朱子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同时尝试深挖相关问题，从而“构成一个侧重于朱子门人群体研究的完整体系”。氏著中对某些问题的研究结论虽然有失简单之嫌，但瑕不掩瑜。因为它在朱子门人和朱子学研究的领域中所起的推进作用更值得引起学者们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