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家礼》的出现使礼制进一步下移，民间家族因自身所需，比照《家礼》制作了大量的民间家礼文献（有的学者称之为“私教礼书”）。殷慧认为，朱熹《家礼》影响了元郑泳《郑氏家仪》，明徐骏《五服集证》、邱濬《家礼仪节》、韩承祚《明四礼集说》和清朱轼《仪礼集要》、王复礼《家礼辨定》等的家礼研究及编写。①具体说来，民间家礼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祠堂石刻、域外汉籍、谱牒、宗规、乡约、方志等文献中的家礼材料，以及少数民族的家礼文献。②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开始展开。多数学者赞成“家礼”应指广义的概念，涉及家庭教育的部分，也可以是对冠、婚、丧、祭礼的规定，更可以是对特定对象如妇女的专题教育。但有的学者将《仪礼》之类也归入广义“家礼”是不严谨的。③即便广义的家礼，其产生也至多追溯到中古。目前传统家礼文献的目录学研究开始起步，王志跃考证了明代家礼文献的种类，认为共163种，此前中外学者的文献统计有误。④陆睿《中国传统家礼文献叙录》（浙江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将传统家礼文献分为综论类、常仪类、蒙学类、闺教类四类，从文献学角度进行了排比搜集。
  学者们对民间家礼文献进行研究，首先是对某种家训族谱直接进行个案考察。章军华考察了《崇仁甘溪王氏九修族谱》，认为是王安石家族的世系家谱，其中记载的关于祭祀的礼仪包含了元旦仪、元夕仪、立春祭仪、冬至祭仪、墓祭仪、祀后土仪、生忌奠仪等七项按照四时进行祭祀的礼仪，记录了宋朝的缙绅家族仪礼，与后来朱熹所撰载的《家礼》也有很多异同之处。⑤常建华对《霍渭涯家训》作了考察，认为霍韬所撰《家训》实际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霍渭涯家训》单行一卷本；另一个系统是霍韬子与瑕万历四年（1576）所刊《渭涯文集》本家训，收入的《霍渭涯家训》分为《家训前编》与《家训续编》两个部分。《家训前编》的“序”反映出霍韬制定家训的核心思想为“保家”，《家训续编》则重在“诲谕之意”。霍韬制定家训及其实践与霍韬的家族在南海西樵山的活动有关，也可以说是西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请求民间祭祀始祖与官员设立家庙祭祖获得通过，引发了兴建宗祠的热潮。南海的士大夫因为议大礼登上了政治巅峰。⑥
  李冰、陈姝瑾对浙江省浦江县郑氏家族的《郑氏家仪》做了研究，认为郑氏家族在同居共爨三百余年的过程中，《郑氏家仪》在家族秩序维护和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氏家仪》借鉴了朱子《家礼》的大部分内容，不但详细记述了通、冠、婚、丧、祭五种礼仪，而且对祠堂和祭田做了明确说明，尤其是对祠堂的改制从经营的角度作了解释，把儒家的“孝悌”思想贯穿于礼仪的各个环节。《郑氏家仪》将民间传统家礼发展到与官方礼典双向互动的历史阶段，比朱子《家礼》更适用于广泛的士庶社会。①朱莉涛对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徽州家族《茗洲吴氏家典》做了研究，《家典》以儒家传统伦理为圭臬，力求将理学精髓融入现实生活，通过忠、孝、节、义规范以及冠、婚、丧、祭等诸礼仪节，达到齐家睦亲、社会有序之目标。剔除其中封建糟粕部分，《家典》对现代道德文明、礼仪文化的塑造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价值。②彭卫民对其曾祖彭天相（1893—1943）著的一部对传统丧礼各细节进行指导的民间用书《丧礼撮要》进行了笺释，即《〈丧礼撮要〉笺释》（台北，秀威出版社，2012年版）。王志跃将朱子《家礼》与《满洲四礼集》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虽有从俗、从俭、从简和从今等共性，但在先祖祭祀、择偶观和信仰权限上却有所不同，有些地方又可以互补。如朱子《家礼》在居家仪与礼仪的开放性方面可补《满洲四礼集》之不足，而《满洲四礼集》在婚礼及丧后礼的认识上则对《家礼》有所发展，有不少认识及见解是朱子《家礼》所没有的。但两者在后世的命运却相差甚远，其主要原因是《满洲四礼集》在礼仪上存在一定的民族保护主义。③
  其次是将家训、族谱等民间家礼文献放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下进行考察。王美华认为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多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修撰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修撰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不断扩大。④赵克生对明清各种私教礼书的研究成绩卓著，他对明代东山葛氏的《家礼摘要》做了研究，认为葛氏家族典型地体现了科举时代新仕宦阶层家族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征。葛氏家族的发展，除了重视家谱、祠堂、族田等建设，还特别制定了《家礼摘要》。《家礼摘要》主要以朱熹《家礼》为框架，兼采程颐之说，以宗法为主，删繁就简，缘俗行礼。明朝国家、地方政府“以礼治民”和民间“以礼造族”协同推进，无论是维持“世家”存在，还是稳定地方社会秩序，家礼都与王朝政治密不可分。⑤赵克生的专著《明代地方社会礼教史丛论——以私修礼教书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私修家礼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了私修家礼撰书、刻图方面的传播，以及演礼观习的非文本传播，勾勒了多渠道、多层级的家礼传播方式在地方乡里社会中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就明代士人对家礼中家祠主祭权多元化、对族会、族葬作了构想并付诸实践，还考察了植根于教育的童子习礼，植根于地方乡里组织的朱元璋“圣谕六言”宣讲，作为沟通官僚梯队和乡里组织的明代文官父祖封赠制度及其对礼教的影响。何淑宜细密考察了浦江郑氏《郑氏家仪》、《性理大全》本《家礼》和丘濬《文公家礼仪节》的编者背景、内容主张和制造过程，还结合时儒和后儒相关的论礼、践礼行为讨论这些《家礼》文本与人们日常生活及实践之间的关系。①
  还有就是从礼学的学术转向角度考察民间家礼文献的涌现。明代重《家礼》，清代重三礼礼经是学者公认的事实。张寿安特地在专著中对这种转向作了考察②，但赵克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对清代家礼书作总体估量的基础上，梳理了清代繁多“家礼”书的三类主要构成，即前朝刊本、清朝官修家礼书和清人私修家礼书，由此发现清代家礼一方面继承宋、明以来的家礼传统，面对相似的社会环境，担当相似的社会功能，秉承相似的编纂原则；另一方面，清代家礼因其统治民族的满洲族性和清代平民宗族发展等社会新情势，在具体仪节和家礼结构等方面都有一些新变化。③苏正道从清代礼学研究复盛的角度考察了清代礼书编撰兴起的情况，认为晚明王学的禅学化及明清鼎革的巨变导致士人逃禅，部分学者坚持纯净儒学化运动，从而带动儒家经典和礼学研究的展开。同时，明代以来流行的朱子《家礼》及其改编本的固有问题促使清代礼学由家礼改良向经礼考证回归，并由宗法宋明经注逐步转向宗经郑注，以此带动礼书编撰和《仪礼》研究的全面兴盛。朱子《家礼》的众多不合古制及违碍人情之处，引起明清以来改良家礼浪潮的出现。④陈功文对清代绩溪金紫胡氏家学作了研究，认为绩溪胡氏家族经学研究自成一派，前后经历数世，经学传承脉络清晰，成就斐然。通过对胡氏家族家学传统的梳理，不仅能揭示其深厚的家族文化内涵及家学特点，而且对探索清代家族文化传承、深化清代学术文化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⑤
  总之，学者们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角度、从礼学的学术转向角度考察了民间家礼文献，并对民间家礼文献的一些个案展开了扎实研究，这方面的清理目前尚在进行中。杨华总结认为重新解读家礼撰作的历史脉络，有助于从理论上为传统家礼、家教正名，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家礼撰作是贵族社会的产物，是“礼不下庶人”的结果，对于门阀制度和士族文化起到维护作用；宋代之所以出现家礼撰作的高潮，不能仅仅用唐宋社会变革、文化的阶层异动来加以解释，也与宋代士人救治世风、淑世惩弊的文化抱负有关。传统家礼、家训中蕴含有诸多超越时空的优秀价值理念，与现代化事业并不矛盾。应当继承历代士人“教训正俗”的传统做法，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家训和家教，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