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北宋开始，礼仪开始逐渐下及庶人。北宋《政和五礼新仪》开始为庶人制礼，但施行并不方便，于是士大夫开始根据此前庙堂礼典和“书仪”重新创制适合推广到庶人的礼。因为乡里庶人的礼仪不需要那么多内容，于是，原来通行于庙堂的吉凶军宾嘉五礼经过改造（这种改造包括从司马光《书仪》到朱熹《家礼》的各环节），内容大幅度减少，如不需要代表皇权的高级祭祀礼，也不需要军礼、宾礼。凶礼、嘉礼只需要跟平民日常生活有关的一部分名目，《书仪》、《家礼》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原先存在于庙堂的吉礼、凶礼、嘉礼经大幅度删削之后的修正形态。这方面，王美华从中唐之后礼制下移的视角考察了《家礼》跟国礼的关系，认为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家礼》直接简化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成为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政和五礼新仪》表现出的明确庶民关注正是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制礼以教民”意向的体现。而政和礼典的这种清晰的庶民化倾向实与徽宗君臣议礼时确定的“稽古而适今”方针原则有直接关系。①由于宋代资料不甚丰富，从《政和五礼新仪》到《家礼》的出现，其间变迁环节学界目前尚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学者们更多是对比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考察二者的继承关系。司马光《书仪》是除敦煌遗书中所见外传世的唯一一部《书仪》类著作，宫云维检阅有关典籍，对有关司马光《书仪》的卷秩册数、版刻等进行了研究。②安国楼、王志立对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在礼仪环节上《书仪》显得繁琐，《家礼》删除了《书仪》第一卷表奏、公文、私书、家书仪的内容，因而在后世得以广泛流传。但从《家礼》卷五的《祭礼》部分可明显看出其剪裁《书仪》的痕迹。《家礼》之丧礼、祭礼的内容均是根据《书仪》丧礼篇及其祭仪部分改编的，通礼卷的“居家杂仪”和丧礼卷的“居丧杂仪”两部分则是完全采用《书仪》原文。③潘斌考察了司马光《书仪》的撰作，认为书仪撰作体式出现颇早，20世纪发现的敦煌卷子中有唐代婚丧礼俗的写本“书仪”，司马光结合宋代的风俗，采用“书仪”体式，基本上以《仪礼》为据，对《开元礼》多有论及，对礼俗批判继承，从而撰成《书仪》这样一部表现士庶人行为规范的礼仪蓝本。司马光《书仪》不仅于古代家庭伦理建设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于今天的礼仪文明重建也颇有启发意义。④潘斌、屈永刚还考察了《家礼》对《书仪》的损益，认为《家礼》对《书仪》的内容做了调整，一些正文变为注文，大量删减《书仪》的注释并采用宋人之说，减省了《书仪》的部分仪节并强化宗法思想（设“祠堂”并置于卷首），避免了繁文缛节，可操作性更强，进而认为对今天撰作新式礼仪有重要启发，有利于实现中华礼仪文明的现代转换。⑤
  《家礼》一经产生，便慢慢跟宗族制度结合，而后在乡里（尤其南方地区）扎根并被奉为圭臬，影响广泛而深远，因此对《家礼》的研究是学界的重点。
  （一）《家礼》的真伪、版本和内容
  1．真伪
  因《家礼》曾经失窃过且《四库全书》定其为伪，学界对《家礼》的真伪历来有争议。陈来从宋人、元明人、清人及今人论辩《家礼》的不同点出发，梳理了朱子门人和后来学者论《家礼》的观点，并对朱子的《祭礼》作了考证，还列举出一些新证，认为《家礼》确为朱子所作。⑥束景南考述了朱子增益《祭仪》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家礼》一书的过程，确认《家礼》为真。⑦安国楼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相关著述，认为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一致，因此《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并非他人著述。①汤勤福亦认为《家礼》是真，且在它影响下元明清三代有大量效仿《家礼》的著作。②彭卫民认为朱熹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将经学与哲学、礼学与理学融会贯通的学者，其礼学思想具有浓郁的义理色彩，朱子通过提倡“源头活水”的学礼观、秉持“知崇礼卑”的考礼观以及践行“陈数知义”的制礼观，梳理了传统礼义的演绎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三礼》的改造。③彭卫民还认为朱子通过对传统礼学中“仪”与“义”、“知”与“行”、“本”与“文”等三对辩证关系的阐释，一方面重新审视了《三礼》的演绎方式，另一方面通过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与《家礼》完成了对《三礼》的重新改造，因此《家礼》不伪。④但清人王懋竑以《家礼》为伪的观点经由《四库全书》肯定，影响至今很大。彭林作《朱子作〈家礼〉说考辨》，试图从《家礼》内部文本考察以及其多处误读《仪礼》的地方来重申王懋竑《家礼》“伪书”说。⑤陈峰、肖永明认为学者们对王懋竑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缺乏完整清晰的了解，王氏之逻辑进路包括征于古今礼书、验诸人情风俗、考之朱熹行年等三方面，并认为朱熹未撰作《家礼》。⑥苑学正则从版本脉络和思想理路两方面辩驳了王懋竑以《家礼》为伪的两个理由：一是《家礼》成书和失而复得的相关记载存在可疑之处；二是《家礼》思想内容存在不足甚至谬误。苑学正认为，前者主要是由于王懋竑对相关文献掌握不够全面而引起的误解，后者则在判断标准和具体论证上都存在问题。在具体论证中，王懋竑罔顾朱子不拘古礼、积极吸收后世礼俗的思想，往往据《仪礼》以绳《家礼》，加之对《家礼》本文存在误读，遂造成《家礼》谬误百出的假象，由此怀疑《家礼》非朱子所作并不能成立。⑦毛国民《〈朱子家礼〉真伪考的历史回顾与探索》综考以上观点，认为诸家“真本论者”观点以及一些有力新证都指向“《家礼》乃朱熹早年草创之作”，朱子在世时《家礼》虽未彻底完成，但其大体则已成。⑧
  总之，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后世流传的《家礼》是朱熹的草创未定之稿，《家礼》不伪已成为大部分学者的共识。周鑫系统总结了当代中、日、欧美学者关于《家礼》成书真伪问题的研究，认为他们的研究主要依循三种路径展开：第一，整理应氏、丘濬、王懋竑、夏炘诸儒的论说要点，判定《家礼》是否为朱熹所作；第二，搜罗散落在朱子本人书写的信牍序文、经义著述和朱子门人笔述中的语录传记、《家礼》序跋中与朱子家礼思想、家礼行为及家礼著作有关的材料，重建朱子写作《家礼》的思想观念、历史情景，并比对通行本《家礼》礼文，参酌思想变化与情景局限，判断《家礼》哪些内容为朱子原作、哪些系后人改易；第三，梳理《家礼》诸版本的传刻系统，比勘其文字异同，追溯《家礼》的原始面貌。学者们大体确信《家礼》的底本乃朱子草定，刊本则杂有后儒点窜的痕迹。①
  2．版本
  关于《家礼》的版本。彭卫民搜集了《家礼》的各种刊本，认为原稿本的誊录本始出，门人后学据原稿本分别刊刻广州本、余杭本、临漳本、潮州本、萍乡本等，均佚。传世的刊本中，依“通、冠、婚、丧、祭”礼的编排体例，可分为不分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八卷本、十卷本、“钞配本”、“集注本”。其中以宋刻为善，元本、抄本、明本皆从宋本而出。“集注本”中的《家礼叙》为朱熹亲笔手书，仅凭此一点便可平息自明代以来对《家礼》是否为朱熹所著的所有学术论争。②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一书由吴震、郭海良译成中文，该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家礼》版本系统”主要从朱熹弟子著作和后世藏书家藏书目录来理清《家礼》版本的发展演变，把《家礼》版本分为原稿本、宋刻本、元刻本；第二章“《家礼》的思想渊源——从《祭仪》、《古今家祭礼》到《家礼》”主要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祭仪》及二程的礼学思想特点；第二部分论述《古今家祭礼》博采众家的礼学思想；第三部分重点论述《家礼》由二程说转向司马说的发展历程；第四部分主要以《家礼》为例来探讨朱熹对古今家礼的博采。第三、四章“《家礼》与《书仪》的比较（上、下）”探讨了朱熹《家礼》哪些地方借鉴《书仪》，哪些地方是朱熹独创，并从这些创新之处考察朱熹礼学思想的特点。第五章“朱熹家礼思想的发展”，主要从朱熹晚年语录和《仪礼经传通解》探讨朱熹晚年家礼思想的变化。③本书及彭卫民博士论文，分别是中、日学者从版本系统、内容源流、动态发展等方面考察《家礼》最为全面专精的作品。西方学者对《家礼》最有研究的是伊佩霞，她的《中华帝国的儒家与家礼》第七、第八两章专门探讨明清两代的《家礼》改编本，指出《家礼》宋刻原本系统虽不可考，但元刻原本系统至少已发展出五卷正文本、十卷纂图互注本、五卷集注本、十卷增序纂图集注本。《家礼》改编本系统肇自元代，在明清时期日臻繁复。由此可见学者们已大致掌握考镜《家礼》版本的四类基础文献：朱子亲炙门人的笔述、《家礼》众多刻本的序跋、《家礼》现存刻本实物与版本目录学著作。④由此可见，《家礼》的版本研究已相当充分。
  3．内容
  关于《家礼》的内容。韩国学者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第二、三章对《家礼》的真伪、版本、内容作了考察，认为《家礼》的设篇次第、冠昏丧礼本诸《书仪》而有所损益。①日本学者上山春平仔细比对《家礼》与《书仪》，得到的结论是：《家礼》在篇章结构与卷首通论上踏袭修正《书仪》，而在冠昏丧祭四礼上承袭简化《书仪》。《家礼》一书正是以《书仪》为蓝本，简省其仪节、剔除其考辨，再掺入程颐和朱熹自己的发见而成。②王志跃对比了《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内容编排和具体仪节的安排，认为《宋志》因受体裁的限制，兼成书仓促，所以对不少仪节进行了省略或概括叙述，在结构的编排上稍逊《家礼》一筹。《宋志》主要是为官私著述提供史料，而《家礼》对后世的影响则甚为广泛。③然而，《宋志》与《家礼》性质和资料来源均极为不同，因此，将《家礼》与其他礼制文献做对比研究，恐要在充分考虑它们孳生背景、依存土壤的条件下进行，这也是日后的学术增长点。
  （二）《家礼》的思想和传播
  1．思想
  彭卫民《法与天理：朱熹〈家礼〉思想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对《家礼》的思想作了非常系统的研究，正文第一章考察了《家礼》思想的滥觞，认为朱子对冠、婚、丧、祭四礼的创制来源于其对三礼中“天理”观的认知。第二、三、四章探讨了朱熹家礼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题：“礼理一体”、“常变相合”论以及“天命民彝”论，这三类思想蕴含着“理与气”等古典家庭礼法哲学命题。其中，第三章“中国中古时代家庭礼秩沿革的思考”分析了从“汉型家庭”到“唐型家庭”再到“联合家庭”的结构演变，从“家国公私”的礼制纠葛到“门第家法”的观念维系再到“敬宗收族”的制度探索，家礼在中古时代的演变，既注重渲染家国一体化的“复古”色彩，又同时宣称构造形态以“应时”为要。第五章从明清之际丧礼的地方实践提炼朱子《家礼》播迁中的“地域社会”论。第六章考察了《家礼》一书在东亚的影响，探讨东亚藩属国对理学化的礼法思想的接受和发扬。论文非常系统地从思想到制度考察了《家礼》的形成和播迁，以及其与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关系。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四章考证朱熹的《仪礼》学思想，涉及《家礼》的部分首先分析了王懋竑论《家礼》的思想背景，然后追索《家礼》文本的内容及其撰作过程，并通过比较朱熹中晚年礼学观点的异同来推定《家礼》文本的成书年代以及所反映的特点。周天庆认为《家礼》中的政、道、教是一体的，以家族生活为中心，通过祠堂设施、宗法原则、祖先信仰及祭田等，使儒家之教获得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明清以来《家礼》的实践有力地深化了儒家政、道、教之间的关系，使儒家学派真正成为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①
  《家礼》在明清影响巨大。清人郭嵩焘作《校订朱子家礼》，肖永明、陈冠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之作了考察，认为郭氏的《校订朱子家礼》与朱子《家礼》一样，是对社会建设与礼制建设的贡献与维护，为家礼进一步落实到全社会作出了贡献。从社会学角度考察《校订朱子家礼》一书，可以说有是有非。②目前对晚清的今文、古文派的礼学研究开始进入个案研究阶段③，晚清学者对《家礼》的校订和研究不仅像他们的乾嘉前辈那样依照《仪礼》为本从文本上进行，而且还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方面目前尚少受到学者关注。
  2．传播
  明代是朱子《家礼》在社会上得到高度传播的时代，王志跃对《家礼》的传播作了考证，《家礼》传播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通过《家礼》传播排斥佛道，暗含了儒礼独尊的意图。④《家礼》还传播到了朝鲜并产生巨大影响，这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相当可观。彭卫民硕士论文第三章“《家礼》东迁：建构文化自我的进路”对《家礼》朝鲜化作了详细考察，认为从朝鲜自身角度来考量，《家礼》朝鲜化的进路是反映朝鲜自身政治、文化体系构建并逐步完善以及朝鲜从“认同”走向“自我”的过程。通过《家礼》在朝鲜五百余年的传播史，不仅可以从文化角度阐释朝鲜礼学范式沿革与“声教”异变的进程，还可以厘清朝鲜不同时期家礼的书写形式的形成与特点。⑤喻小红、姜波考察了《家礼》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认为《家礼》符合了韩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传入韩国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学界的推崇和民间的笃信遵循，《家礼》进入韩国科举考试以作为人才登用的参考书目，韩国政府和民间也依《家礼》推行朱子丧礼，并且随着《大明律》的颁布，《家礼》有了法律的保障，二者相得益彰。⑥张品端考察了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的过程及其对朝鲜礼学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朱子《家礼》于南宋传入朝鲜后，经高丽官方学者的大力倡导，发展成为规范的社会行为方式。朝鲜学者对朱子《家礼》的注释、阐发，后来发展为岭南礼学和几湖礼学两大礼学派别。岭南礼学追求人情与义理之调和，并重视其效用性，具有现实性和开放性；几湖礼学以家礼为教育与行礼之本，以风俗与国制折衷于家礼，并重视礼学的理论化。今韩国人重礼，成为“礼仪之邦”，这与朱子《家礼》在朝鲜的流传和发展有着渊源关系。①彭林从金沙溪《丧礼备要》出发考察了《家礼》在朝鲜传播时发生的朝鲜化，《丧礼备要》一书是朱子《家礼》朝鲜化的奠基之作，文章考察了《丧礼备要》的撰作旨趣、对朱子《家礼》的补苴、变通，以及对时俗的依从与匡正等方面。②
  《家礼》除了传播到朝鲜外，还传播到了日本。彭卫民考察了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对朱子《家礼》的继受：江户时代学者们依靠朱子《家礼》对日本的“家”在天理层面加以改造。江户时代，以德川家为中心的武士集团组建“家职国家”，借助“家格阶层制”这一主从有序的家内礼法，使得“孝”的规范更具备“忠”的强大政治功能。江户时代的《家礼》一方面把“家”视为拟制的血缘集团，另一方面又把它扩大为继承社会机能的经营集团，以此形成忠孝一体的“家族国家观”。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家礼》的版本、内容、真伪、传播等问题已研究得相当充分。当代多数学者认为《家礼》为朱子所作，清人以《仪礼》为圭臬，才出现责备《家礼》浅陋进而疑其为伪的观点。假如仔细理清《家礼》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前后脉络，对宋儒改造社会的理想更多些“同情的理解”，将《家礼》和《仪礼》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加以考察，就不会出现以《仪礼》苛责《家礼》浅陋之批评。《家礼》作为晚近东亚世界建构基层社会秩序的指南，对之的研究日后将结合对基层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具体方式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