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艾周思(JosephA.Adler)翻译的朱熹《周易本义》(The“OriginalMeaning”oftheZhouChanges：CommentaryontheScriptureofChange)，201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①早于2014年，艾周思已出版了一部探讨朱熹与周敦颐有关太极理论的专著，②这次的译本可说是艾周思研究的另一个里程碑。据艾周思所言，朱熹在《周易本义》中通过结合历年来对《周易》的流释把这部最初和最为重要的经典融入其自我修为的理论中。这部译本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现存最早一部《周易本义》的完整英译本，故它的出版可以让英语世界的学者更进一步理解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利用，这对往后英语世界的朱子学研究不可谓不重要。
  艾文贺(PhilipJ.Ivanhoe)主编了《朱熹文选》(ZhuXi：SelectedWritings)这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③当中收录了不少著名学人所译朱熹对各种议题所撰写的文章。艾文贺所编的这本译著旨在准确而全面地介绍朱熹的哲学，让读者站在朱熹的时代理解有关思想，更试图将之放到当代的环境之中去研究。每章除了有各文章的翻译外，更有译者们所写的引言，并附有相关书目供读者参考。这些译文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艾文贺所译有关朱熹形上学、认知论与伦理的文章。郑贵利(CurieVirdg)关于朱熹道德心理学与自我修为理论的介绍。作为北宋时期各种宇宙论和道德论的集大成者，朱熹道德心理学中“心”、“性”、与“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郑贵利所主要探讨的。伍安祖 (On-choNg)关于朱熹文学方面的诠释学介绍，其指出朱熹诠释四书的目的是要理解这些经典的作者的想法并从而理解“道”。柏文莉(BeverlyBossier)介绍和翻译了朱熹一些任官时的判决和与友人之间的书信。这些文件反映了朱熹对当时的社会风俗和现象所作的评论，并试图将当时的社会放到其理想的道德秩序之中。田浩(HoytC.Tillman)翻译了朱熹有关天命、鬼神与礼仪方面的文章。宁爱莲(EllenNeskar)主要围绕朱熹有关佛、道二教，以及对早期道家的不同评价与批评；金永植(YungSikKim)围绕朱熹有关自然世界中诸如气、五行、阴阳等概念的理解；贾德讷(DanielK.Gardner)翻译了朱熹《中庸章句》中第1至11章的注释，解释了朱熹将四书置于其他儒家经典之上的原因。这部编著范围广阔，负责各章节的学者都是有关方面的专家，其价值不言而喻。
  杨劭允(Shao-yunYang)的《夷狄之道：重绘唐宋时期的种族边界》(丁膈WayoftheBarbarians：RedrawingEthnicBoundariesinTangandSongCMna)于2019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①这部著作是在其2014年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所提交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其中《早期道学思想中的中国性与夷狄》(“6派s脉ssandBarbarisminEarlyDaoxuePMLosophy”)讨论了早期道学家如二程、吕大临等人有关华夷的思想，包括他们对“气”等概念、他们与前人对《论语》这部儒家经典中第3、5章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理解、胡安国《春秋》的注解。杨劭允认为，早期道学家经常使用“夷狄之道”来指责那些不道德的人事是非中国的。二程与胡安国对夷狄的语言与道德的讨论更多是要告诫人们在道德方面不要有所坠落。
  作为西方对东西方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的《东西方哲学》 (PhilosophyEastandWest)，2019年发表了两篇与朱子学有关的论文。
  一是张晓宇(HiuYuCheung)的《内转之道：论北宋“新学”对道学的使用》 (TheWayTurningInward：AnExaminationoftheuNewLearningnUsageof DaoxueinNorthernSongChina)。②张晓宇是田浩的高足，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这篇论文依据其2015年的博士论文中一个章节修订而成。③张晓宇在文中认为，学界对“新学”未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使我们对宋代“道学”的认识不够全面。张晓宇指出，早在二程与朱熹之前，王安石和新学成员如陈祥道已用“道学，，一词来指对人性与更道的理解，这使“道学”的用法得以在后来从道教的用法转以成为朱熹对道学传统的“正统”理解。他继而指出，二程的“道学”可能是由一些转投他们门下的新学成员带给他们的。在道学从佛、道二教转入儒家的过程中，新学成员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是沃克(MatthewD.Walker)的《朱熹论知、行与德性》(“Knowledge，Action，andVirtueinZhuXi")。①Walker毕业于耶鲁大学，现任职于新加坡耶鲁一新加坡国大学院。他的论文指出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个人能合乎道德地行动的必要条件，是他能通过格物理解到事物中的“理”。以王阳明对朱熹“格物”的质疑为出发点，沃克认为朱熹意识到其“格物”思想中的四点疑虑，包括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精英主义(elitism)、要求性(demandingness)和无关性(irrelevance)的疑虑。为此，沃克首先指出朱熹此“格物”是人具有全面发展的德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朱熹建议人们必须接收良好的初级教育(lessereducation)和高级教育(greatereducation)，为全面地发展德性作准备。同时，采纳孟子性善论的主张，朱熹认为所有人都有向善的倾向。故此，即使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理解事物中的“理”，但他们依然能道德地行事，只是他们会有迷惘和疑惑的时候。他们的德性不像具智慧的圣人般全面发展。沃克理解在朱熹的思想中，各人的道德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而无阻他们具德性地行事。又，由于“理”并非只在人事，而是在各种事物中呈现自身，所以个人要对“理”的广泛方面有所理解，而不能只限于一点之上。最后沃克指出朱熹在其著作中要求学生刻苦求学并按严格的日程去格物，因为“理”并不能在安逸中求得。
  除了上述两篇英文论文外，田浩于《复旦学报》中发表了《宋代思想史的再 思考》一文。②延续其过往장’道学”、“新儒家”(Neo-Confucianism)和“理学”等术语之间的差别的重视，田浩强调儒家内部的差别和多样性。以马恺之(KaiMarchal)的研究为起点③，田浩回顾了近代有关宋代思想史的发展，认为过去学界对于宋代思想史主要采取两种路径进行研究。第一种路径主要关注北宋时期儒学的广泛复兴，以及南宋时期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互动。第二种路径是追溯朱熹的前辈、朱熹和朱熹门人的思想发展，他们更倾向于集中关注朱熹哲学概念的长久意义、价值和应用。田浩指出统治者们更倾向于接受朱熹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熹体系下的皇帝有着独特的伦理、哲学和政治优势。与之相反，吕祖谦认为这种伦理价值的过于集中是不恰当的，因为统治机构需要不断改进他们的治理并为皇帝的权力设置约束。吕祖谦在儒者中较早看到仅仅依赖皇帝的自我修养和德性的危险，因此他可谓是黄宗羲及其《明夷待访录》这类思想的先声。田浩认为马恺之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例证：如果吕祖谦的思想不限于仅仅影响浙东学者，而是取代朱熹，像他那样影响到整个中国和东亚，那么儒家思想和中国政治文化历史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