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9年日本学界有关中国朱子学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主要包括：一、对朱熹理论体系的研究；二、对朱子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脉络的研究；三、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批判和深化。本文将针对以上三点，对2019年日本学界的朱子学研究进行概括①。
  一、对朱熹理论体系的研究
  2019年，日本学界继续开展对朱熹文集的翻亥叭译注工作，大部分是对多年来相关作业的继承。②同时，针对朱熹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进行的调查、研究也有许多新的成果，在此介绍一二。
  黑田祐介通过考察宋代“赤子之心”注释的变迁，以张载、程颐、吕大临等的注释为参考，并以赵歧的注释为对照，明确了朱熹以“赤子之心”为喻，讲究其与“诚”的紧密关系，要求为学者注重“敬”、“诚意”的实践功夫的学问方法。③
  辻井义辉为补充先行研究中重视“元、春、仁”，忽视“贞、冬、智”及其相关构造的不足，以朱熹“智藏说”为中心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收藏”被用作表现“贞”、“冬”性格的概念，其基本意义是包含了“春”、“夏”、“秋”之展开的“生命力”；其附带意义则包含了“终结至此为止的展开”和“准备新的展开”两方面。而“智”则反映了以上“收藏”的基本意义和附带意义。具体而言，“智”判断善恶，并由此决定自己对事物的态度。“智‘’在进行是非判断的同时，又接着为“恻隐”这一新的展开做准备，因此，“智”既是内心现象的终结，又是其开始。①
  土田健次郎在其新作《朱熹的思想体系》②中，对朱熹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极为全面而周详的论述。这部长达700余页的鸿篇巨著，以朱熹庞大的文献资料为基础，以其士大夫的身份及其所处的时代为背景，对各时期朱熹针对各种社会、文学、哲学等问题的学说进行了纵横对比，是近年来少有的对朱熹本身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先从朱熹学说资料的全貌出发，对其“骨骼”进行把握，再对各种个例能够对其学说进行充分说明的极限范围进行验证，或者对之前提炼出的“骨骼”的妥当与否进行重新确认一这种不断重复检验与反馈的质朴操作，正是土田朱熹研究的方法。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文献例举与对其进行的细致分析。这些文献与分析又涵盖了朱熹学说的方方面面，包括朱熹所见为学的目的、世界的构造（理、气）、心的分析、学问论（格物）、修养论（居静）、士大夫与社会以及朱熹与佛教、经学、文学等内容。本书也是作者多年来朱子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但却并不是对这些成果的简单罗列。作者对各种朱熹研究的成果进行了重组，为读者勾画出朱熹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
  二、对朱子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脉络的研究
  日本学界关注思想史学上朱子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学者们往往围绕某一特定问题，观察各学派、学者的相关论争，从而讨论这些认识的交错发展。例如，山本健太郎以迁都论为观察对象，对比汉唐时期的周东迁论，分析了宋代《春秋》学及《尚书》学中的相关论述，整理了从司马迁到孙复、王晳，再从苏轼到林之奇及其以后南宋各学者迁都论的批判和继承脉络。③
  水口拓寿则以宋以后儒教知识分子的风水思想“发现”为题，就司马光、程颐、朱熹关于阴宅风水的理解做了讨论，指出宋以前的风水思想，往往在承认“墓中死者”的人格性存在基础之上，认为其安宁关乎子孙利益，同时其不满也会招致子孙的不幸；而北宋司马光则认为墓中所存不过是“没有知觉的遗体”，对风水思想进行了否定性的“发现”；与司马光不同，程颐则对风水思想表示认同，认为墓中死者具有“神灵”，对阴宅风水相关的北宋前的死者认识，在道学宇宙观的范畴之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复苏；朱熹则继承了程颐的风水理解，并基于朱熹的魂魄论在死者的“体魄”概念中探讨了墓中死者“神灵”的所在。①
  福谷彬新作《南宋道学的展开》②通过将朱熹与同时期道学诸派的思想家进行比较，对各种思想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下问题，即：道学诸派是否克服了孤立、对立的情况，均以道学这一目标的达成为己任，而他们中的学派论争，是否是以这一整体目标为前提展开的?为此，作者特别关注道学诸派的政治态度与其修养论的关系，又尤其关注经书解释中诸派对《孟子》的解释——与道学者的政治态度紧密相关。全书首先以朱熹、胡宏的阐释为例，讨论作为思想形成的古典诠释；继而以陈亮、陆九渊等人的政治立场和学说为中心，分析道学者的思想与政治态度；最后以《资治通鉴纲目》和朱熹《春秋》学为切入点，探讨了道学论争的史学意义。
  谈及明清学术对朱子学的继承，张瀛子通过考察王懋弦的《荀子》校勘与其伪古文尚书考证的关联性，指出古文尚书的正统性作为程朱理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清代通过考证学被继承了下来；③新田元规则通过分析有关濮译的评价变化，以及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论，讨论了君主论及其在民间的继承问题。④同时，新田还分析了黄宗羲、万斯同等人围绕丧礼问题对郑玄、朱熹言说的批判，指出清人与宋人在“礼”的解释上存在的对立，其本质是注疏说与宋元经学的对立。⑤
  此外，还有学者对宋代学人的诗经学、美学等进行了分析。津坂贡政通过比较欧阳修、苏轼和朱熹对蔡襄书法的评价，探讨了北宋和南宋的时代观及美学意识。⑥种村和史从诗经学的视角，探讨了朱熹、戴震、翁方纲等人的诗经注释认识。①
  三、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批判和深化
  不少学者对过往朱子学研究进行了新的评价，或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考察。菊池孝太郎为2004年出版的吾妻重二著《朱子学的新研究》②一书撰写书评，在充分肯定了该书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对第二部第一篇第三章《朱熹鬼神论与气的思想》进行了补充性考察，指出吾妻认为祭祀中气并不具备必要性， 因而朱熹的鬼神论并无破绽的说法，有待联系朱熹之前中国连续性的“鬼神”“合理”认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③
  大野圭介对2017年出版的种村和史著《诗经解释学的继承与变容—— 北宋诗经学为据》④一书做了评介，对作者种村抛开先入为主的观点，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对固有的教科书式的诗经学解释做出批判的姿态，及其将《诗经》解释史这一题材的魅力进行充分发挥的考论水平表示了肯定。但同时大野也指出了种村对先行研究的过度依赖，以及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存在不合理、不充分等问题，并认为，作为试图克服经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相分离，以综合性视野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分析的著作，本书对《文心雕龙》以来的《毛诗》大序等文学理论言及甚少，在讨论作为经学的北宋诗经学继承关系这一问题上，仍有很大的研究空白。⑤
  以上是2019年度日本学界有关中国朱子学相关研究的综述。此外，2019年正值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朱子学者山崎暗斋诞辰400周年，日本中国学界、思 想学界等皆举办各种学术活动，⑥这也带动了一轮新的朱子学研究——尤其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高潮。一些学者将日本朱子学与西方哲学理论进行对比，以明确各自的理论特征，深化了朱子学的理论认识。①同时，中日韩三国学者也围绕朱子学及其周边学术研究展开积极对话。②本文未能涵盖日本朱子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各方对话，仅对日本学界对中国朱子学进行的研究加以概括，唯愿这些成果的总结，可成为促进中日朱子学研究更深交流的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