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金玟，《朱熹与丁若镛“道心人心论”之比较研究》，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
  作者对朱熹与丁若镛的“道心人心论”进行比较研究，并聚焦于两者对“道心”的问题意识，以此考察“道心”概念哲学含义的变化与差异。在此问题意识下，本文一方面从程颐与吕大临关于“中”与“未发已发”之辩论开始，接续讨论朱熹中和旧说与新说的理论发展，深入探讨朱熹对“道心人心”论的理论含义。另一方面，首先从历史观点来考察身为信西派的丁若镛与天主教的关系；再者从与天主教理论的类似性切入，讨论丁若镛对“上帝”的观点，深入探讨丁若镛对“道心人心”论的理论含义。此论文比较朱熹与丁若镛对“道心”的观点，提出（1）朱熹的“道心”是必须先通过“知觉”之后才形成的道德意识，实际上不会赋予“道心”本体的涵义；（2）丁若镛的“道心”等同于“灵明”、“天命之性”为代表的本体，而“上帝”是这些本体义所根据的终极本体。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的论述，延伸探讨朱熹与丁若镛的本体论与工夫论之比较。
  2．陈永宝，《朱熹主敬伦理思想的历史传承与理论建构》，辅仁大学哲学系。
  作者以《保训》、《易经》和《论语》等先秦儒家与忧患伦理为立论前提，以唐宋佛学伦理思想及张横渠、程伊川的“敬”思想为背景，采用形上分析、形下论证及形上与形下结合的方式进行论述。论文以朱熹伦理思想为核心内容，以“敬”思想的产生、发展、内容为写作主线，通过文献综述法、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朱熹伦理思想中关于“敬”思想的文本进行整理、思考和总结，对其重要文本予以较细致且深入的解读，并从历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角度分别进行阐述。
  同时，论文中对朱熹本人及其师友门人及明清学者的原始文献，和当代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在原有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深挖，力图为朱熹伦理思想的现实应用做好理论铺垫。除此之外，论文强调朱熹的“敬”思想和他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与理论渊源的内外原因。在这个思路下，采用对形上理论与形下经验相结合，及逻辑分析与历史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对朱熹伦理思想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整理。在内容上，采取线面相结合的方式。所谓“线”即是以朱熹的“敬”思想为主线，使全文紧紧围绕“敬”思想而展开；所谓“面”是以朱熹的伦理思想为论述内容。通过对二者的综合研究，挖掘朱熹伦理学及“敬”思想的深层内涵和现实意义。
  3．陈秀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与影响》，台北市立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作者认为《四书》学是朱熹经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朱熹首次提出《四书》之名，并倾其毕生之力以钻研和探究，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注合刊，以《四书》建立道统架构，并逐步确立了《四书》学理论体系。朱子毕生以经典诠释为职志，其《四书章句集注》为集宋学与汉学之大成者，使《四书》地位升格，取代《五经》成为儒家核心典籍，继以建立宏大精微之儒学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为朱熹毕生之力作。后世学者多赞其内容精确缜密，其旨在发挥圣人之心，实为贯通五经之奥旨，与明伦体道之要典也。然此书之所以为后人所重，实因元、明、清科举之所致矣。综观朱熹所为注解，多以理学又博撷众家之说。《四书》体系之研究成果汇集在《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由于朱熹的《四书》学，使得儒家的儒学史，得以形成《四书》学继承与开展的新契机，使之成为南宋以降儒学史研究之主流。
  朱熹为程颢、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师承二程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均为理与气构成的，二程对孝的天理化论证是通过仁完成的。而朱子亦认为孝为理之分殊，并以天理论证孝道的正当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与践行方式，继承发展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父子相隐的思想；在仁孝关系上，承袭程颐“仁为孝弟之本”的思想，并论证了孝悌为君子追求礼、义、智的根基。在其影响下，其弟子与后学们也对孝进行研究、阐释与传播，对后世论孝、行孝与著述均产生重要影响。
  论文从朱熹前、后儒家圣哲对于《四书》中“孝”的诠释，分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之脉络与意涵，以绾合《四书》孝道思想的真谛与价值，并提出对当代孝道之浅议，作者盼能对孝道观念渐次浅薄的当今社会，略尽一己绵薄之力。
  4．蔡至哲，《中、韩儒者的秩序追求——以朝鲜朱子学儒者为中心的观察》，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作者以东亚儒学视野，参考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秩序研究，关注中、韩儒者之思想，特别是朝鲜朱子学之发展，借以思考朱子学秩序关怀里的价值与界限。朱熹透过区别“三代”、“孟子死后的汉唐千五百年间”、“二程及朱熹自己所处的宋代”，建立了“道学”的历史观，让“道学”站在更高的高度去批判汉、唐的失序。沃格林曾定义西方历史上所谓“存在的飞跃”就是与原有帝国秩序的决裂，走向了分殊的秩序（differentiated order）。朱熹以道统的高度，对传统汉唐中华秩序进行批判，可模拟沃格林思想，视为一种中华秩序下的“存在的飞跃”。
  然而，传统东亚秩序强调一元性、整体性、政教合一的特质，若溯其根源，也与朱熹高举《大学》的“贯穿本末”，全面恢复秩序的思维，有着深刻关联，对近世东亚儒学之发展更有深远影响。明清两代皇权以全面掌握秩序之名，将“道统”的话语权篡夺，使统治者变成“政治”、“文化”无上的权威。实质上否定了朱熹思想的紧张性与对皇权批判反省的可能。当全面恢复秩序的企图，丧失了对真理的不确定感与紧张性，而代之以如沃格林所说的灵知主义式的不宽容与压迫，其实反而带给人更多关于秩序的困惑与忧虑。
  朝鲜儒者希冀传承“后朱子时代”的道统。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之际与失序危机感中，重塑了以道统为依归的中华秩序。模拟沃格林思想，可以视为一种中华秩序下的“存在的再飞跃”，值得吾人在今日重新反思何为“中华秩序”之时作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