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硕士论文
  1．徐雅玲，《朱子庄学研究》，东海大学哲学系。
  作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宋明理学别于传统儒家教人们“天人合一”的通达天理，而是直接从生命实践体现“天人一理”的世界，这样的生命境界与道家庄子思想似乎有其关联性。宋明理学中特别是朱子的学说思想，是否受到道家庄子的影响？成就人生意义与价值，宋明理学如何给出答案？论文以朱子工夫论作一讨论：一、持敬工夫论作为人生的价值意义及其内涵。二、从朱子相关著作勾勒朱子所理解的庄子思想。三、试探理学与庄子思想是否有其会通处。
  论文以朱子工夫论作为探讨主轴，首先，厘清朱子“持敬”之内涵，并从《文集》、《语类》、《四书章句集注》梳理建构朱子对庄子及其思想的理解与讨论，将《庄子》原典提出来作一对照，厘清朱子所论述的庄学轮廓。然朱子思想体系承二程一脉而来，二程学说中亦与庄子思想有着相似且相通处。朱子对庄子思想之评论可发现：朱子批庄子无细密工夫以强调其工夫论之重要性，朱子赞赏庄子识得“道体”，并将庄子“道体”内涵融摄到其“理”的概念加以扩充发展。
  2．张逸弘，《宋明格物致知义涵之转变析论》，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
  《礼记》之《大学》一篇受到宋明理学家青睐，多以其为基底拓展自家学说。该篇作为发扬宋明学术本色的利器，又以“格物致知”为其基础工夫与义理来源，其义理内涵，受汉唐学者与宋明理学家关注而有诸多价值面目。论文以郑玄、孔颖达、二程、朱熹、王阳明、刘蕺山、王船山等大家为脉络，分别析论格物致知的原始架构、功能性、认知性、教条性、实质性、理想性与载体性，探讨其源流发展与古典意义，及其义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开展与结果。
  “格物致知”的核心价值与学理性质，从经学到儒学义理的拓展，产生的质变超乎想象，具有丰富之说理面相与义理承载功能；探讨其流变之过程，便是窥探儒学千年演变之缩影，其关切重点虽微，实为中国儒家思想之荟萃。对其发展进行脉络与主题式的分析，是理解中国哲学的一新观点。除了梳理传统思想中的格致特色，论文更尝试拓展其对教学与文化认知间的潜移默化之可能性，使得“格物致知”所衍生出的道德特性与现代社会环境有所接触融合处得以理解，论文可谓对中国传统学术与其出路提出另一面向演进之探讨。
  3．黎雅诺，《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注音研究》，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
  《仪礼经传通解》初刊于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是朱熹晚年礼学的重要作品，全书37卷，以《仪礼》为经，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附于本经之下为传。朱熹之子朱在，以“先君晚岁之所亲定，是为绝笔之书”来形容《仪礼经传通解》，视之为朱子毕生礼学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汇集了古代礼制的种种记载，俾后人得以在选裁之中，窥探朱子的礼学思想与文献校注的功力，且为明、清礼学专家所宗，近代亦不乏研究者，于汉、唐以后的经学著作中，确为一部礼学要典。
  《仪礼经传通解》含有大量的训诂及注音材料，却只有少数属随文改读的“叶韵音”，其性质与一般研究朱子音韵的材料完全不同，作为训诂学或声韵学的研究对象，亦有相当之价值。一般相信，宋代的实际语音既与《切韵》系韵书不同，应该可从宋人的著作当中，分析出宋代的“时音”与“方音”，论文则试图指出此说之谬误与危险。
  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综述所发现的问题，说明研究之动机、目的、方法、范围，以及前人之研究成果，并简介《仪礼经传通解》之编纂经过。第二章考求《仪礼经传通解》注音之来源盖有五端，足见此书注音并非朱子创制。第三章分析《仪礼经传通解》中之特殊注音，以见其既非沿袭前人，亦是合于“传统读书音”之注音体系。第四章评述李红先生《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语音研究》一书，试就文本与观念两端，指出研究经传注音的一些问题。第五章为结论，回顾全文论点，借“雅传统”与“雅音”的观念，说明以“时音”或“方言”解释经传注音的危险与不妥，并展望未来对其他经籍注音之进一步研究。
  论文之观点，多受金周生《吴棫及朱熹音韵新论》一书启发，作者以此为基础，说明经传注音与“时音”研究之间的一些问题，并在纷纭的学说当中，找出一套合理而平实的研究方法。
  （二）博士论文
  1．金玟，《朱熹与丁若镛“道心人心论”之比较研究》，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
  作者对朱熹与丁若镛的“道心人心论”进行比较研究，并聚焦于两者对“道心”的问题意识，以此考察“道心”概念哲学含义的变化与差异。在此问题意识下，本文一方面从程颐与吕大临关于“中”与“未发已发”之辩论开始，接续讨论朱熹中和旧说与新说的理论发展，深入探讨朱熹对“道心人心”论的理论含义。另一方面，首先从历史观点来考察身为信西派的丁若镛与天主教的关系；再者从与天主教理论的类似性切入，讨论丁若镛对“上帝”的观点，深入探讨丁若镛对“道心人心”论的理论含义。此论文比较朱熹与丁若镛对“道心”的观点，提出（1）朱熹的“道心”是必须先通过“知觉”之后才形成的道德意识，实际上不会赋予“道心”本体的涵义；（2）丁若镛的“道心”等同于“灵明”、“天命之性”为代表的本体，而“上帝”是这些本体义所根据的终极本体。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的论述，延伸探讨朱熹与丁若镛的本体论与工夫论之比较。
  2．陈永宝，《朱熹主敬伦理思想的历史传承与理论建构》，辅仁大学哲学系。
  作者以《保训》、《易经》和《论语》等先秦儒家与忧患伦理为立论前提，以唐宋佛学伦理思想及张横渠、程伊川的“敬”思想为背景，采用形上分析、形下论证及形上与形下结合的方式进行论述。论文以朱熹伦理思想为核心内容，以“敬”思想的产生、发展、内容为写作主线，通过文献综述法、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朱熹伦理思想中关于“敬”思想的文本进行整理、思考和总结，对其重要文本予以较细致且深入的解读，并从历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角度分别进行阐述。
  同时，论文中对朱熹本人及其师友门人及明清学者的原始文献，和当代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在原有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深挖，力图为朱熹伦理思想的现实应用做好理论铺垫。除此之外，论文强调朱熹的“敬”思想和他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与理论渊源的内外原因。在这个思路下，采用对形上理论与形下经验相结合，及逻辑分析与历史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对朱熹伦理思想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整理。在内容上，采取线面相结合的方式。所谓“线”即是以朱熹的“敬”思想为主线，使全文紧紧围绕“敬”思想而展开；所谓“面”是以朱熹的伦理思想为论述内容。通过对二者的综合研究，挖掘朱熹伦理学及“敬”思想的深层内涵和现实意义。
  3．陈秀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与影响》，台北市立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作者认为《四书》学是朱熹经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朱熹首次提出《四书》之名，并倾其毕生之力以钻研和探究，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注合刊，以《四书》建立道统架构，并逐步确立了《四书》学理论体系。朱子毕生以经典诠释为职志，其《四书章句集注》为集宋学与汉学之大成者，使《四书》地位升格，取代《五经》成为儒家核心典籍，继以建立宏大精微之儒学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为朱熹毕生之力作。后世学者多赞其内容精确缜密，其旨在发挥圣人之心，实为贯通五经之奥旨，与明伦体道之要典也。然此书之所以为后人所重，实因元、明、清科举之所致矣。综观朱熹所为注解，多以理学又博撷众家之说。《四书》体系之研究成果汇集在《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由于朱熹的《四书》学，使得儒家的儒学史，得以形成《四书》学继承与开展的新契机，使之成为南宋以降儒学史研究之主流。
  朱熹为程颢、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师承二程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均为理与气构成的，二程对孝的天理化论证是通过仁完成的。而朱子亦认为孝为理之分殊，并以天理论证孝道的正当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与践行方式，继承发展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父子相隐的思想；在仁孝关系上，承袭程颐“仁为孝弟之本”的思想，并论证了孝悌为君子追求礼、义、智的根基。在其影响下，其弟子与后学们也对孝进行研究、阐释与传播，对后世论孝、行孝与著述均产生重要影响。
  论文从朱熹前、后儒家圣哲对于《四书》中“孝”的诠释，分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之脉络与意涵，以绾合《四书》孝道思想的真谛与价值，并提出对当代孝道之浅议，作者盼能对孝道观念渐次浅薄的当今社会，略尽一己绵薄之力。
  4．蔡至哲，《中、韩儒者的秩序追求——以朝鲜朱子学儒者为中心的观察》，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作者以东亚儒学视野，参考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秩序研究，关注中、韩儒者之思想，特别是朝鲜朱子学之发展，借以思考朱子学秩序关怀里的价值与界限。朱熹透过区别“三代”、“孟子死后的汉唐千五百年间”、“二程及朱熹自己所处的宋代”，建立了“道学”的历史观，让“道学”站在更高的高度去批判汉、唐的失序。沃格林曾定义西方历史上所谓“存在的飞跃”就是与原有帝国秩序的决裂，走向了分殊的秩序（differentiated order）。朱熹以道统的高度，对传统汉唐中华秩序进行批判，可模拟沃格林思想，视为一种中华秩序下的“存在的飞跃”。
  然而，传统东亚秩序强调一元性、整体性、政教合一的特质，若溯其根源，也与朱熹高举《大学》的“贯穿本末”，全面恢复秩序的思维，有着深刻关联，对近世东亚儒学之发展更有深远影响。明清两代皇权以全面掌握秩序之名，将“道统”的话语权篡夺，使统治者变成“政治”、“文化”无上的权威。实质上否定了朱熹思想的紧张性与对皇权批判反省的可能。当全面恢复秩序的企图，丧失了对真理的不确定感与紧张性，而代之以如沃格林所说的灵知主义式的不宽容与压迫，其实反而带给人更多关于秩序的困惑与忧虑。
  朝鲜儒者希冀传承“后朱子时代”的道统。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之际与失序危机感中，重塑了以道统为依归的中华秩序。模拟沃格林思想，可以视为一种中华秩序下的“存在的再飞跃”，值得吾人在今日重新反思何为“中华秩序”之时作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