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于2019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综述：第一部分，期刊论文；第二部分，学位论文。为避免因笔者的误读，而扭曲了作者的本意，故综述方式尽可能使用作者原有的论述说明，而不加上笔者自身的诠释于其中。
  在期刊论文方面，笔者从中国台湾2019年的期刊论文当中，依据台湾期刊、学者或对朱子义理有新意之学者为主，摘录数篇论述，所选论文归纳为两种类型：宋明理学、经学（日本汉学）。为了让读者快速掌握这些学者之研究成果，笔者以论文之问题意识、论文架构、论文摘要等三大项作为架构，以期能帮助读者清楚掌握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证成的程序与结论。学位论文方面，笔者数据来自台湾硕博士论文加值系统，论文以摘要的方式呈现，让读者可以快速地掌握作者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研究方向。
  一、期刊论文
  （一）宋明理学
  1．谢淑熙，《从〈朱子语类〉探析朱子〈论语〉思想》，《孔孟月刊》，2019年第57卷9/10总号681/682，第1～12页。
  （1）问题意识
  朱熹教学强调品德教育的重要性，经常以《论语》作为教材，相关著述中，以南宋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所蕴含的真知灼见最受后人重视。《朱子语类》是继《论语》之后，阐扬教育理论的重要典籍，以分类编排的方式，对原语录所记载的文字，往往予以改动，与其他语录对比参照，更能适切地了解朱子学说。论文首先简介《论语》内容大要，其次论述《朱子语类》一书的体例、内容，还记述了当年朱子教学师生互动的概况，以深入了解《朱子语类》记载朱子《论语》学说思想之全貌极具重要价值。
  （2）论文架构
  第一节，《朱子语类》的成书与体制；第二节，《朱子语类》所揭示的《论语》观及其特性；第三节，朱子《论语》观传承儒家道统的学术价值。
  （3）论文摘要
  第一节，《朱子语类》成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序，现在的《朱子语类》初版由黎靖德编辑，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出版，并将每个人纪录语录的年代都保存下来，《朱子语类》综合了九十七家所记载的朱熹语录，详尽地保存了许多朱子晚年定论，亦是《朱子语类》的特点和具有更高参考价值所在。《朱子语类》的体制，首先，朱熹收集关于四书的各种注解，特别是二程及其门徒注解，反复选择编成精义、要义或集义，再从集义中选择他认为正确的解释加入集注，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他的观点，再做或问来阐述他如此注解之缘由，解答别人可能提出之问题，朱熹着重推敲字句，进而了解文义，深入经书的意涵；其次，研究朱门学说的重要工具，《朱子语类》虽是保存较完备的语录，但仍有一部份重要材料在编集期间散失，朱子门人以《或问》解析《四书章句集注》，兼取门人的语录，并溯及二程学说思想，以寻求朱熹教学的旨趣；最后，尊重古圣先贤的解经旨意，朱子教导学生，读经书要抛弃主观的、随意的态度，应该要顺着文意客观地理解，先儒的解经说书，朱子提及前辈学者大多举出赞成的见解，无非要学生养成尊重先贤的态度，学习古圣先贤阐述思想言论，刻苦用功，认真体会。
  第二节，从《朱子语类》所记载的内容，理解朱子是以怎样的方式教导学生学习《论语》，以彰显《论语》教材的内容旨意。首先，教导学生研读《论语》的方法，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指导学生要逐篇逐章去研读，不可急躁躐等，朱熹认为研读《论语》要循序渐进，一日只看一段，且要涵泳深长意味；其次，提问与讨论必须相辅相成，以“里仁为美章”为例，朱子教导学生以孔子作榜样，强调在学问的探究上，要深入追求，详细的提问，并与同侪切磋琢磨，让自己的学业日益精进；最后，深入了解经书的文句语义，朱子教导学生要明白文句典故的来龙去脉，根据文义文势，添加虚字以铺陈文句是无所谓的，但是不可以在经文上添加重要的实字，画蛇添足，以免偏离经书旨趣，影响文句的义涵，强调读经要以精读熟思、咀嚼字句作为解释经书的方法，儒家之道不只是可以坐而言的学说，更是必须起而行的人生圭臬。
  第三节，朱熹治学严谨，朱子《论语》观传承儒家道统的学术价值，第一，弘扬儒家仁爱学说，兹引《朱子语类·雍也篇》叙述朱子引导学生读《论语》研谈论仁爱学说为例，说明“仁”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是不假外求的，是每个人内在品德涵养的结果，且照亮整个中国族群，其次，“仁”是待人接物的准则，它的实际意义是“爱人”，朱子以“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的伦理纲领来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的义涵，朱子也强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语义更宽广，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第二，彰显孝弟伦理思想，朱子作为儒家思想之传承者，其对道德问题的思考，贯穿其间的主题，自然也离不开对家庭伦理道德的思考，兹引《朱子语类·论语二》叙述为例，说明“孝弟”之道是源自人类“天命之性”，也是伦理道德的基础。第三，树立研读经典良方，朱子教导研读次序本末不可倒置，研读经典需从态度着手，全神贯注是关键，朱子曾说：“读书，将圣贤言语就自家身上做工夫，方见事事是实用。”说明读书要融会贯通圣贤经典的话语，要向师长请教，与同侪相互切磋，才可以使自己的进德修业日起有功。
  2．杨自平，《论二程及朱子思想中的颜子形象》，《孔孟月刊》，2019年第57卷5/6总号677/678，第35～46页。
  （1）问题意识
  作者认为朱子论颜回的重点已与北宋理学家有所不同，重在彰显孔门统绪的传衍。就《论语》文献来看，确实可见出孔门的传衍，孔子原本属意颜渊为传人，然因颜回不幸早夭，只得另谋传人，曾子能理解孔子一贯之道，后世亦认定曾子接续孔子之道。《论语集注》是朱子抉择合适的说法辅助读者理解《论语》，既然《论语》记载孔门传承之事，自然得有所关注；再者朱子曾提出他主张的“道统”说，故这样的说法并无疑问。但从孔门统绪传衍来论颜回只是《论语》的一部分，颜回尚有其他面向，且朱子在《论语或问》、《论语精义》、《语类》都有关于颜回的看法，故有必要更全面地看待朱子对颜回的评价。因此，二程如何论颜子及二子看法的异同，与朱子对二程说法的阐发与开展都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即此见出程、朱一系对颜子的评价。
  （2）论文架构
  第一节，论二程“学颜子”及观圣贤气象的主张；第二节，二程论颜子之德、颜子之学、颜子之乐；第三节，朱子对二程论颜子说法之承继与开展。
  （3）论文摘要
  第一节，颜回是孔门重要弟子，《论语》中颜回的人格形象十分鲜明。宋明理学家对颜回的为学与境界有诸多阐发，周敦颐教二程观颜子气象，程明道提出“学颜子”，可得出两个重点：一、明道以学以成圣为最高目标，以“学颜子”作为引导学习者的进路。二、之所以选择颜子而非孟子，以孟子才高不可学，故以颜回为学习榜样；且若能学习颜子之德，自有孟子、禹、稷的事功。这两点说明颜回去圣不远，其境界可学而至，有颜回之德自有圣贤事功。
  第二节，肯定颜子具圣人之德，程伊川进一步阐发颜子之学及颜子之乐，已为颜子的贤人形象建立大致模型。
  第三节，到了朱子，除了阐发二程的说法，也进一步提出颜子近圣人生知之资并具事功之才，对于颜子之乐，一方面着重在克己的工夫，又附带说明工夫到了极致，便能私欲尽去，天理流行的境界。在二程及朱子看来，圣人不易学，相较下，颜子虽有过人的纯粹性情，但他通过立志学孔子，致力克己工夫，格物穷理，达到私欲尽，天理存的境界。通过观颜子气象及对颜子之学的理解与阐发，二程及朱子发挥的新意，也让颜子成了程、朱生命实践之学的最佳代言人。而二程及朱子对颜子学行的诠解，正可作为后人如何善读经典的参考。
  （二）经学（日本汉学）
  张文朝，《山本章夫的二〈南〉诗观——以朱熹为主的比较研究》，《汉学研究》，2019年第37卷3期总号98，第233～271页。
  （1）问题意识
  论文旨在通过比较等方法，究明山本章夫的二《南》诗观与朱熹的异同。学界与本议题相关的研究有岳雁虹《山本章夫〈诗经新注〉研究》及〈山本章夫诗经新注简介〉，但因无设立章节专论此议题，显示此议题值得继续研究。在经学方面，山本章夫既以舍取朱学为本，则其说与朱熹之解，一致性应该相当高。又以“自家之见，发明古人所未说及”，则其说必有异于朱熹或前人之新注，就此而言，更是值得一探。因此，论文通过章夫的二《南》解释，比较章夫与朱熹之说，借以阐明二人诗观的异同。为达此目的，以先陈述毛《传》、郑《笺》、孔《疏》、朱《传》等之说，再对照章夫之说，其间随文参照中、日学者相关论述，以见其与前贤、后学之新旧异同为步骤，从而探究章夫二《南》说在明治时代之《诗经》学史发展上之意义。
  （2）论文架构
  第一节，由简转精的“南”字解；第二节，根基于朱说的章夫二《南》诗词解释；第三节，有别于前人的章夫二《南》诗词解释新见；第四节，以人情改写美刺说的二《南》诗旨。
  （3）论文摘要
  第一节，章夫认为二《南》的“南”字，是指文王之化自西北而大行于南方，此说虽较朱熹等汉儒以来“自北而南”说精细，而与清乾隆时鄂尔泰等奉敕撰《钦定周官义疏》之观点相同。但因整本《诗经新注》以朱熹说为基调，未能关照到宋代程大昌乐名说，而不免有“汉儒谬见”之批评。
  第二节，章夫援用毛《传》、郑《笺》、孔《疏》、朱《传》等前人之说来解释二《南》的诗词，此现象有超过半数以上是援用朱《传》的批注，可以说明章夫《诗经新注》二《南》确实是基于朱《传》而批注。但有些解释在援用朱《传》之后，也提出自己的观点，以补充朱《传》的不足，可见章夫之学，确实源自朱学而成，且对朱学有帮助之功。
  第三节，章夫对二《南》诗词的解释，也有异于前人之处，作者检视《四库全书》电子版及九名江户时代学者及两名明治时代学者，发现除履轩外，章夫少有涉及其他学者之说。由此可说明：章夫《诗经新注》并未充分参考江户时代的著作，而其著作也未在同时代引起注意。章夫对二《南》诗词容或有不同于中、日前人之说的解释，由此也可以看出章夫解《诗》的特色。
  第四节，着重于章夫以诗人之情对二《南》诗旨的改写，在《拟小序》二《南》诗中，以情言之者18篇。即人情中的喜有10篇，次为乐4篇，哀2篇，闵、欲各1篇；非人情的“美”有5篇，礼、淫各有1篇。足见章夫并非尽以情说诗，尤其“美”占二《南》诗篇的五分之一，占比不算低。又，言及文王者只有5篇，而以女性为主角的诗，则高达16篇。可见章夫在诗旨上并不甚强调以文王之德为说，而是建立在刻画女性情感的表现上。亦即在东西文化冲击下的明治时代，学者对二《南》诗的解释不再强调依存于德化的政治理想，而是重视文学性的鉴赏及诗人情感上的抒发。此一现象是否即是明治时期《诗经》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实有必要于今后再多就此时期的学者著作中寻求，单就章夫而言，作者以为已有如上所述的迹象。
  综合以上所论，可知章夫着重于人情抒发的《诗经》观，所以他说离情无诗。而其解《诗》的态度，则是以朱《传》为根基，加以取舍，补遗订谬，再加上自家之见。而其解《诗》之方法也与朱熹相同，是就诗之本文，求其旨意。此亦视为章夫之为学方法。而其所著《诗经新注》在日本《诗经》学发展史上，实有补益朱熹《诗集传》之功。
  二、学位论文
  （一）硕士论文
  1．徐雅玲，《朱子庄学研究》，东海大学哲学系。
  作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宋明理学别于传统儒家教人们“天人合一”的通达天理，而是直接从生命实践体现“天人一理”的世界，这样的生命境界与道家庄子思想似乎有其关联性。宋明理学中特别是朱子的学说思想，是否受到道家庄子的影响？成就人生意义与价值，宋明理学如何给出答案？论文以朱子工夫论作一讨论：一、持敬工夫论作为人生的价值意义及其内涵。二、从朱子相关著作勾勒朱子所理解的庄子思想。三、试探理学与庄子思想是否有其会通处。
  论文以朱子工夫论作为探讨主轴，首先，厘清朱子“持敬”之内涵，并从《文集》、《语类》、《四书章句集注》梳理建构朱子对庄子及其思想的理解与讨论，将《庄子》原典提出来作一对照，厘清朱子所论述的庄学轮廓。然朱子思想体系承二程一脉而来，二程学说中亦与庄子思想有着相似且相通处。朱子对庄子思想之评论可发现：朱子批庄子无细密工夫以强调其工夫论之重要性，朱子赞赏庄子识得“道体”，并将庄子“道体”内涵融摄到其“理”的概念加以扩充发展。
  2．张逸弘，《宋明格物致知义涵之转变析论》，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
  《礼记》之《大学》一篇受到宋明理学家青睐，多以其为基底拓展自家学说。该篇作为发扬宋明学术本色的利器，又以“格物致知”为其基础工夫与义理来源，其义理内涵，受汉唐学者与宋明理学家关注而有诸多价值面目。论文以郑玄、孔颖达、二程、朱熹、王阳明、刘蕺山、王船山等大家为脉络，分别析论格物致知的原始架构、功能性、认知性、教条性、实质性、理想性与载体性，探讨其源流发展与古典意义，及其义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开展与结果。
  “格物致知”的核心价值与学理性质，从经学到儒学义理的拓展，产生的质变超乎想象，具有丰富之说理面相与义理承载功能；探讨其流变之过程，便是窥探儒学千年演变之缩影，其关切重点虽微，实为中国儒家思想之荟萃。对其发展进行脉络与主题式的分析，是理解中国哲学的一新观点。除了梳理传统思想中的格致特色，论文更尝试拓展其对教学与文化认知间的潜移默化之可能性，使得“格物致知”所衍生出的道德特性与现代社会环境有所接触融合处得以理解，论文可谓对中国传统学术与其出路提出另一面向演进之探讨。
  3．黎雅诺，《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注音研究》，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
  《仪礼经传通解》初刊于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是朱熹晚年礼学的重要作品，全书37卷，以《仪礼》为经，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附于本经之下为传。朱熹之子朱在，以“先君晚岁之所亲定，是为绝笔之书”来形容《仪礼经传通解》，视之为朱子毕生礼学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汇集了古代礼制的种种记载，俾后人得以在选裁之中，窥探朱子的礼学思想与文献校注的功力，且为明、清礼学专家所宗，近代亦不乏研究者，于汉、唐以后的经学著作中，确为一部礼学要典。
  《仪礼经传通解》含有大量的训诂及注音材料，却只有少数属随文改读的“叶韵音”，其性质与一般研究朱子音韵的材料完全不同，作为训诂学或声韵学的研究对象，亦有相当之价值。一般相信，宋代的实际语音既与《切韵》系韵书不同，应该可从宋人的著作当中，分析出宋代的“时音”与“方音”，论文则试图指出此说之谬误与危险。
  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综述所发现的问题，说明研究之动机、目的、方法、范围，以及前人之研究成果，并简介《仪礼经传通解》之编纂经过。第二章考求《仪礼经传通解》注音之来源盖有五端，足见此书注音并非朱子创制。第三章分析《仪礼经传通解》中之特殊注音，以见其既非沿袭前人，亦是合于“传统读书音”之注音体系。第四章评述李红先生《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语音研究》一书，试就文本与观念两端，指出研究经传注音的一些问题。第五章为结论，回顾全文论点，借“雅传统”与“雅音”的观念，说明以“时音”或“方言”解释经传注音的危险与不妥，并展望未来对其他经籍注音之进一步研究。
  论文之观点，多受金周生《吴棫及朱熹音韵新论》一书启发，作者以此为基础，说明经传注音与“时音”研究之间的一些问题，并在纷纭的学说当中，找出一套合理而平实的研究方法。
  （二）博士论文
  1．金玟，《朱熹与丁若镛“道心人心论”之比较研究》，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
  作者对朱熹与丁若镛的“道心人心论”进行比较研究，并聚焦于两者对“道心”的问题意识，以此考察“道心”概念哲学含义的变化与差异。在此问题意识下，本文一方面从程颐与吕大临关于“中”与“未发已发”之辩论开始，接续讨论朱熹中和旧说与新说的理论发展，深入探讨朱熹对“道心人心”论的理论含义。另一方面，首先从历史观点来考察身为信西派的丁若镛与天主教的关系；再者从与天主教理论的类似性切入，讨论丁若镛对“上帝”的观点，深入探讨丁若镛对“道心人心”论的理论含义。此论文比较朱熹与丁若镛对“道心”的观点，提出（1）朱熹的“道心”是必须先通过“知觉”之后才形成的道德意识，实际上不会赋予“道心”本体的涵义；（2）丁若镛的“道心”等同于“灵明”、“天命之性”为代表的本体，而“上帝”是这些本体义所根据的终极本体。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的论述，延伸探讨朱熹与丁若镛的本体论与工夫论之比较。
  2．陈永宝，《朱熹主敬伦理思想的历史传承与理论建构》，辅仁大学哲学系。
  作者以《保训》、《易经》和《论语》等先秦儒家与忧患伦理为立论前提，以唐宋佛学伦理思想及张横渠、程伊川的“敬”思想为背景，采用形上分析、形下论证及形上与形下结合的方式进行论述。论文以朱熹伦理思想为核心内容，以“敬”思想的产生、发展、内容为写作主线，通过文献综述法、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朱熹伦理思想中关于“敬”思想的文本进行整理、思考和总结，对其重要文本予以较细致且深入的解读，并从历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角度分别进行阐述。
  同时，论文中对朱熹本人及其师友门人及明清学者的原始文献，和当代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在原有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深挖，力图为朱熹伦理思想的现实应用做好理论铺垫。除此之外，论文强调朱熹的“敬”思想和他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与理论渊源的内外原因。在这个思路下，采用对形上理论与形下经验相结合，及逻辑分析与历史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对朱熹伦理思想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整理。在内容上，采取线面相结合的方式。所谓“线”即是以朱熹的“敬”思想为主线，使全文紧紧围绕“敬”思想而展开；所谓“面”是以朱熹的伦理思想为论述内容。通过对二者的综合研究，挖掘朱熹伦理学及“敬”思想的深层内涵和现实意义。
  3．陈秀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与影响》，台北市立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作者认为《四书》学是朱熹经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朱熹首次提出《四书》之名，并倾其毕生之力以钻研和探究，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注合刊，以《四书》建立道统架构，并逐步确立了《四书》学理论体系。朱子毕生以经典诠释为职志，其《四书章句集注》为集宋学与汉学之大成者，使《四书》地位升格，取代《五经》成为儒家核心典籍，继以建立宏大精微之儒学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为朱熹毕生之力作。后世学者多赞其内容精确缜密，其旨在发挥圣人之心，实为贯通五经之奥旨，与明伦体道之要典也。然此书之所以为后人所重，实因元、明、清科举之所致矣。综观朱熹所为注解，多以理学又博撷众家之说。《四书》体系之研究成果汇集在《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由于朱熹的《四书》学，使得儒家的儒学史，得以形成《四书》学继承与开展的新契机，使之成为南宋以降儒学史研究之主流。
  朱熹为程颢、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师承二程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均为理与气构成的，二程对孝的天理化论证是通过仁完成的。而朱子亦认为孝为理之分殊，并以天理论证孝道的正当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与践行方式，继承发展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父子相隐的思想；在仁孝关系上，承袭程颐“仁为孝弟之本”的思想，并论证了孝悌为君子追求礼、义、智的根基。在其影响下，其弟子与后学们也对孝进行研究、阐释与传播，对后世论孝、行孝与著述均产生重要影响。
  论文从朱熹前、后儒家圣哲对于《四书》中“孝”的诠释，分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之脉络与意涵，以绾合《四书》孝道思想的真谛与价值，并提出对当代孝道之浅议，作者盼能对孝道观念渐次浅薄的当今社会，略尽一己绵薄之力。
  4．蔡至哲，《中、韩儒者的秩序追求——以朝鲜朱子学儒者为中心的观察》，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作者以东亚儒学视野，参考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秩序研究，关注中、韩儒者之思想，特别是朝鲜朱子学之发展，借以思考朱子学秩序关怀里的价值与界限。朱熹透过区别“三代”、“孟子死后的汉唐千五百年间”、“二程及朱熹自己所处的宋代”，建立了“道学”的历史观，让“道学”站在更高的高度去批判汉、唐的失序。沃格林曾定义西方历史上所谓“存在的飞跃”就是与原有帝国秩序的决裂，走向了分殊的秩序（differentiated order）。朱熹以道统的高度，对传统汉唐中华秩序进行批判，可模拟沃格林思想，视为一种中华秩序下的“存在的飞跃”。
  然而，传统东亚秩序强调一元性、整体性、政教合一的特质，若溯其根源，也与朱熹高举《大学》的“贯穿本末”，全面恢复秩序的思维，有着深刻关联，对近世东亚儒学之发展更有深远影响。明清两代皇权以全面掌握秩序之名，将“道统”的话语权篡夺，使统治者变成“政治”、“文化”无上的权威。实质上否定了朱熹思想的紧张性与对皇权批判反省的可能。当全面恢复秩序的企图，丧失了对真理的不确定感与紧张性，而代之以如沃格林所说的灵知主义式的不宽容与压迫，其实反而带给人更多关于秩序的困惑与忧虑。
  朝鲜儒者希冀传承“后朱子时代”的道统。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之际与失序危机感中，重塑了以道统为依归的中华秩序。模拟沃格林思想，可以视为一种中华秩序下的“存在的再飞跃”，值得吾人在今日重新反思何为“中华秩序”之时作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