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9》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934 |
| 颗粒名称： | 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 |
| 分类号： | B244.75-54 |
| 页数： | 48 |
| 页码： | 123-170 |
| 摘要： | 本篇收录了2019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2019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综述、2019年度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综述、2019年度日本朱子学研究述评等。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研究成果 |
内容
2019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
刘宣妘
对于2019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综述：第一部分，期刊论文；第二部分，学位论文。为避免因笔者的误读，而扭曲了作者的本意，故综述方式尽可能使用作者原有的论述说明，而不加上笔者自身的诠释于其中。
在期刊论文方面，笔者从中国台湾2019年的期刊论文当中，依据台湾期刊、学者或对朱子义理有新意之学者为主，摘录数篇论述，所选论文归纳为两种类型：宋明理学、经学（日本汉学）。为了让读者快速掌握这些学者之研究成果，笔者以论文之问题意识、论文架构、论文摘要等三大项作为架构，以期能帮助读者清楚掌握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证成的程序与结论。学位论文方面，笔者数据来自台湾硕博士论文加值系统，论文以摘要的方式呈现，让读者可以快速地掌握作者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研究方向。
一、期刊论文
（一）宋明理学
1．谢淑熙，《从〈朱子语类〉探析朱子〈论语〉思想》，《孔孟月刊》，2019年第57卷9/10总号681/682，第1～12页。
（1）问题意识
朱熹教学强调品德教育的重要性，经常以《论语》作为教材，相关著述中，以南宋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所蕴含的真知灼见最受后人重视。《朱子语类》是继《论语》之后，阐扬教育理论的重要典籍，以分类编排的方式，对原语录所记载的文字，往往予以改动，与其他语录对比参照，更能适切地了解朱子学说。论文首先简介《论语》内容大要，其次论述《朱子语类》一书的体例、内容，还记述了当年朱子教学师生互动的概况，以深入了解《朱子语类》记载朱子《论语》学说思想之全貌极具重要价值。
（2）论文架构
第一节，《朱子语类》的成书与体制；第二节，《朱子语类》所揭示的《论语》观及其特性；第三节，朱子《论语》观传承儒家道统的学术价值。
（3）论文摘要
第一节，《朱子语类》成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序，现在的《朱子语类》初版由黎靖德编辑，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出版，并将每个人纪录语录的年代都保存下来，《朱子语类》综合了九十七家所记载的朱熹语录，详尽地保存了许多朱子晚年定论，亦是《朱子语类》的特点和具有更高参考价值所在。《朱子语类》的体制，首先，朱熹收集关于四书的各种注解，特别是二程及其门徒注解，反复选择编成精义、要义或集义，再从集义中选择他认为正确的解释加入集注，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他的观点，再做或问来阐述他如此注解之缘由，解答别人可能提出之问题，朱熹着重推敲字句，进而了解文义，深入经书的意涵；其次，研究朱门学说的重要工具，《朱子语类》虽是保存较完备的语录，但仍有一部份重要材料在编集期间散失，朱子门人以《或问》解析《四书章句集注》，兼取门人的语录，并溯及二程学说思想，以寻求朱熹教学的旨趣；最后，尊重古圣先贤的解经旨意，朱子教导学生，读经书要抛弃主观的、随意的态度，应该要顺着文意客观地理解，先儒的解经说书，朱子提及前辈学者大多举出赞成的见解，无非要学生养成尊重先贤的态度，学习古圣先贤阐述思想言论，刻苦用功，认真体会。
第二节，从《朱子语类》所记载的内容，理解朱子是以怎样的方式教导学生学习《论语》，以彰显《论语》教材的内容旨意。首先，教导学生研读《论语》的方法，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指导学生要逐篇逐章去研读，不可急躁躐等，朱熹认为研读《论语》要循序渐进，一日只看一段，且要涵泳深长意味；其次，提问与讨论必须相辅相成，以“里仁为美章”为例，朱子教导学生以孔子作榜样，强调在学问的探究上，要深入追求，详细的提问，并与同侪切磋琢磨，让自己的学业日益精进；最后，深入了解经书的文句语义，朱子教导学生要明白文句典故的来龙去脉，根据文义文势，添加虚字以铺陈文句是无所谓的，但是不可以在经文上添加重要的实字，画蛇添足，以免偏离经书旨趣，影响文句的义涵，强调读经要以精读熟思、咀嚼字句作为解释经书的方法，儒家之道不只是可以坐而言的学说，更是必须起而行的人生圭臬。
第三节，朱熹治学严谨，朱子《论语》观传承儒家道统的学术价值，第一，弘扬儒家仁爱学说，兹引《朱子语类·雍也篇》叙述朱子引导学生读《论语》研谈论仁爱学说为例，说明“仁”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是不假外求的，是每个人内在品德涵养的结果，且照亮整个中国族群，其次，“仁”是待人接物的准则，它的实际意义是“爱人”，朱子以“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的伦理纲领来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的义涵，朱子也强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语义更宽广，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第二，彰显孝弟伦理思想，朱子作为儒家思想之传承者，其对道德问题的思考，贯穿其间的主题，自然也离不开对家庭伦理道德的思考，兹引《朱子语类·论语二》叙述为例，说明“孝弟”之道是源自人类“天命之性”，也是伦理道德的基础。第三，树立研读经典良方，朱子教导研读次序本末不可倒置，研读经典需从态度着手，全神贯注是关键，朱子曾说：“读书，将圣贤言语就自家身上做工夫，方见事事是实用。”说明读书要融会贯通圣贤经典的话语，要向师长请教，与同侪相互切磋，才可以使自己的进德修业日起有功。
2．杨自平，《论二程及朱子思想中的颜子形象》，《孔孟月刊》，2019年第57卷5/6总号677/678，第35～46页。
（1）问题意识
作者认为朱子论颜回的重点已与北宋理学家有所不同，重在彰显孔门统绪的传衍。就《论语》文献来看，确实可见出孔门的传衍，孔子原本属意颜渊为传人，然因颜回不幸早夭，只得另谋传人，曾子能理解孔子一贯之道，后世亦认定曾子接续孔子之道。《论语集注》是朱子抉择合适的说法辅助读者理解《论语》，既然《论语》记载孔门传承之事，自然得有所关注；再者朱子曾提出他主张的“道统”说，故这样的说法并无疑问。但从孔门统绪传衍来论颜回只是《论语》的一部分，颜回尚有其他面向，且朱子在《论语或问》、《论语精义》、《语类》都有关于颜回的看法，故有必要更全面地看待朱子对颜回的评价。因此，二程如何论颜子及二子看法的异同，与朱子对二程说法的阐发与开展都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即此见出程、朱一系对颜子的评价。
（2）论文架构
第一节，论二程“学颜子”及观圣贤气象的主张；第二节，二程论颜子之德、颜子之学、颜子之乐；第三节，朱子对二程论颜子说法之承继与开展。
（3）论文摘要
第一节，颜回是孔门重要弟子，《论语》中颜回的人格形象十分鲜明。宋明理学家对颜回的为学与境界有诸多阐发，周敦颐教二程观颜子气象，程明道提出“学颜子”，可得出两个重点：一、明道以学以成圣为最高目标，以“学颜子”作为引导学习者的进路。二、之所以选择颜子而非孟子，以孟子才高不可学，故以颜回为学习榜样；且若能学习颜子之德，自有孟子、禹、稷的事功。这两点说明颜回去圣不远，其境界可学而至，有颜回之德自有圣贤事功。
第二节，肯定颜子具圣人之德，程伊川进一步阐发颜子之学及颜子之乐，已为颜子的贤人形象建立大致模型。
第三节，到了朱子，除了阐发二程的说法，也进一步提出颜子近圣人生知之资并具事功之才，对于颜子之乐，一方面着重在克己的工夫，又附带说明工夫到了极致，便能私欲尽去，天理流行的境界。在二程及朱子看来，圣人不易学，相较下，颜子虽有过人的纯粹性情，但他通过立志学孔子，致力克己工夫，格物穷理，达到私欲尽，天理存的境界。通过观颜子气象及对颜子之学的理解与阐发，二程及朱子发挥的新意，也让颜子成了程、朱生命实践之学的最佳代言人。而二程及朱子对颜子学行的诠解，正可作为后人如何善读经典的参考。
（二）经学（日本汉学）
张文朝，《山本章夫的二〈南〉诗观——以朱熹为主的比较研究》，《汉学研究》，2019年第37卷3期总号98，第233～271页。
（1）问题意识
论文旨在通过比较等方法，究明山本章夫的二《南》诗观与朱熹的异同。学界与本议题相关的研究有岳雁虹《山本章夫〈诗经新注〉研究》及〈山本章夫诗经新注简介〉，但因无设立章节专论此议题，显示此议题值得继续研究。在经学方面，山本章夫既以舍取朱学为本，则其说与朱熹之解，一致性应该相当高。又以“自家之见，发明古人所未说及”，则其说必有异于朱熹或前人之新注，就此而言，更是值得一探。因此，论文通过章夫的二《南》解释，比较章夫与朱熹之说，借以阐明二人诗观的异同。为达此目的，以先陈述毛《传》、郑《笺》、孔《疏》、朱《传》等之说，再对照章夫之说，其间随文参照中、日学者相关论述，以见其与前贤、后学之新旧异同为步骤，从而探究章夫二《南》说在明治时代之《诗经》学史发展上之意义。
（2）论文架构
第一节，由简转精的“南”字解；第二节，根基于朱说的章夫二《南》诗词解释；第三节，有别于前人的章夫二《南》诗词解释新见；第四节，以人情改写美刺说的二《南》诗旨。
（3）论文摘要
第一节，章夫认为二《南》的“南”字，是指文王之化自西北而大行于南方，此说虽较朱熹等汉儒以来“自北而南”说精细，而与清乾隆时鄂尔泰等奉敕撰《钦定周官义疏》之观点相同。但因整本《诗经新注》以朱熹说为基调，未能关照到宋代程大昌乐名说，而不免有“汉儒谬见”之批评。
第二节，章夫援用毛《传》、郑《笺》、孔《疏》、朱《传》等前人之说来解释二《南》的诗词，此现象有超过半数以上是援用朱《传》的批注，可以说明章夫《诗经新注》二《南》确实是基于朱《传》而批注。但有些解释在援用朱《传》之后，也提出自己的观点，以补充朱《传》的不足，可见章夫之学，确实源自朱学而成，且对朱学有帮助之功。
第三节，章夫对二《南》诗词的解释，也有异于前人之处，作者检视《四库全书》电子版及九名江户时代学者及两名明治时代学者，发现除履轩外，章夫少有涉及其他学者之说。由此可说明：章夫《诗经新注》并未充分参考江户时代的著作，而其著作也未在同时代引起注意。章夫对二《南》诗词容或有不同于中、日前人之说的解释，由此也可以看出章夫解《诗》的特色。
第四节，着重于章夫以诗人之情对二《南》诗旨的改写，在《拟小序》二《南》诗中，以情言之者18篇。即人情中的喜有10篇，次为乐4篇，哀2篇，闵、欲各1篇；非人情的“美”有5篇，礼、淫各有1篇。足见章夫并非尽以情说诗，尤其“美”占二《南》诗篇的五分之一，占比不算低。又，言及文王者只有5篇，而以女性为主角的诗，则高达16篇。可见章夫在诗旨上并不甚强调以文王之德为说，而是建立在刻画女性情感的表现上。亦即在东西文化冲击下的明治时代，学者对二《南》诗的解释不再强调依存于德化的政治理想，而是重视文学性的鉴赏及诗人情感上的抒发。此一现象是否即是明治时期《诗经》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实有必要于今后再多就此时期的学者著作中寻求，单就章夫而言，作者以为已有如上所述的迹象。
综合以上所论，可知章夫着重于人情抒发的《诗经》观，所以他说离情无诗。而其解《诗》的态度，则是以朱《传》为根基，加以取舍，补遗订谬，再加上自家之见。而其解《诗》之方法也与朱熹相同，是就诗之本文，求其旨意。此亦视为章夫之为学方法。而其所著《诗经新注》在日本《诗经》学发展史上，实有补益朱熹《诗集传》之功。
二、学位论文
（一）硕士论文
1．徐雅玲，《朱子庄学研究》，东海大学哲学系。
作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宋明理学别于传统儒家教人们“天人合一”的通达天理，而是直接从生命实践体现“天人一理”的世界，这样的生命境界与道家庄子思想似乎有其关联性。宋明理学中特别是朱子的学说思想，是否受到道家庄子的影响？成就人生意义与价值，宋明理学如何给出答案？论文以朱子工夫论作一讨论：一、持敬工夫论作为人生的价值意义及其内涵。二、从朱子相关著作勾勒朱子所理解的庄子思想。三、试探理学与庄子思想是否有其会通处。
论文以朱子工夫论作为探讨主轴，首先，厘清朱子“持敬”之内涵，并从《文集》、《语类》、《四书章句集注》梳理建构朱子对庄子及其思想的理解与讨论，将《庄子》原典提出来作一对照，厘清朱子所论述的庄学轮廓。然朱子思想体系承二程一脉而来，二程学说中亦与庄子思想有着相似且相通处。朱子对庄子思想之评论可发现：朱子批庄子无细密工夫以强调其工夫论之重要性，朱子赞赏庄子识得“道体”，并将庄子“道体”内涵融摄到其“理”的概念加以扩充发展。
2．张逸弘，《宋明格物致知义涵之转变析论》，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
《礼记》之《大学》一篇受到宋明理学家青睐，多以其为基底拓展自家学说。该篇作为发扬宋明学术本色的利器，又以“格物致知”为其基础工夫与义理来源，其义理内涵，受汉唐学者与宋明理学家关注而有诸多价值面目。论文以郑玄、孔颖达、二程、朱熹、王阳明、刘蕺山、王船山等大家为脉络，分别析论格物致知的原始架构、功能性、认知性、教条性、实质性、理想性与载体性，探讨其源流发展与古典意义，及其义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开展与结果。
“格物致知”的核心价值与学理性质，从经学到儒学义理的拓展，产生的质变超乎想象，具有丰富之说理面相与义理承载功能；探讨其流变之过程，便是窥探儒学千年演变之缩影，其关切重点虽微，实为中国儒家思想之荟萃。对其发展进行脉络与主题式的分析，是理解中国哲学的一新观点。除了梳理传统思想中的格致特色，论文更尝试拓展其对教学与文化认知间的潜移默化之可能性，使得“格物致知”所衍生出的道德特性与现代社会环境有所接触融合处得以理解，论文可谓对中国传统学术与其出路提出另一面向演进之探讨。
3．黎雅诺，《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注音研究》，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
《仪礼经传通解》初刊于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是朱熹晚年礼学的重要作品，全书37卷，以《仪礼》为经，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附于本经之下为传。朱熹之子朱在，以“先君晚岁之所亲定，是为绝笔之书”来形容《仪礼经传通解》，视之为朱子毕生礼学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汇集了古代礼制的种种记载，俾后人得以在选裁之中，窥探朱子的礼学思想与文献校注的功力，且为明、清礼学专家所宗，近代亦不乏研究者，于汉、唐以后的经学著作中，确为一部礼学要典。
《仪礼经传通解》含有大量的训诂及注音材料，却只有少数属随文改读的“叶韵音”，其性质与一般研究朱子音韵的材料完全不同，作为训诂学或声韵学的研究对象，亦有相当之价值。一般相信，宋代的实际语音既与《切韵》系韵书不同，应该可从宋人的著作当中，分析出宋代的“时音”与“方音”，论文则试图指出此说之谬误与危险。
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综述所发现的问题，说明研究之动机、目的、方法、范围，以及前人之研究成果，并简介《仪礼经传通解》之编纂经过。第二章考求《仪礼经传通解》注音之来源盖有五端，足见此书注音并非朱子创制。第三章分析《仪礼经传通解》中之特殊注音，以见其既非沿袭前人，亦是合于“传统读书音”之注音体系。第四章评述李红先生《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语音研究》一书，试就文本与观念两端，指出研究经传注音的一些问题。第五章为结论，回顾全文论点，借“雅传统”与“雅音”的观念，说明以“时音”或“方言”解释经传注音的危险与不妥，并展望未来对其他经籍注音之进一步研究。
论文之观点，多受金周生《吴棫及朱熹音韵新论》一书启发，作者以此为基础，说明经传注音与“时音”研究之间的一些问题，并在纷纭的学说当中，找出一套合理而平实的研究方法。
（二）博士论文
1．金玟，《朱熹与丁若镛“道心人心论”之比较研究》，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
作者对朱熹与丁若镛的“道心人心论”进行比较研究，并聚焦于两者对“道心”的问题意识，以此考察“道心”概念哲学含义的变化与差异。在此问题意识下，本文一方面从程颐与吕大临关于“中”与“未发已发”之辩论开始，接续讨论朱熹中和旧说与新说的理论发展，深入探讨朱熹对“道心人心”论的理论含义。另一方面，首先从历史观点来考察身为信西派的丁若镛与天主教的关系；再者从与天主教理论的类似性切入，讨论丁若镛对“上帝”的观点，深入探讨丁若镛对“道心人心”论的理论含义。此论文比较朱熹与丁若镛对“道心”的观点，提出（1）朱熹的“道心”是必须先通过“知觉”之后才形成的道德意识，实际上不会赋予“道心”本体的涵义；（2）丁若镛的“道心”等同于“灵明”、“天命之性”为代表的本体，而“上帝”是这些本体义所根据的终极本体。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的论述，延伸探讨朱熹与丁若镛的本体论与工夫论之比较。
2．陈永宝，《朱熹主敬伦理思想的历史传承与理论建构》，辅仁大学哲学系。
作者以《保训》、《易经》和《论语》等先秦儒家与忧患伦理为立论前提，以唐宋佛学伦理思想及张横渠、程伊川的“敬”思想为背景，采用形上分析、形下论证及形上与形下结合的方式进行论述。论文以朱熹伦理思想为核心内容，以“敬”思想的产生、发展、内容为写作主线，通过文献综述法、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朱熹伦理思想中关于“敬”思想的文本进行整理、思考和总结，对其重要文本予以较细致且深入的解读，并从历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角度分别进行阐述。
同时，论文中对朱熹本人及其师友门人及明清学者的原始文献，和当代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在原有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深挖，力图为朱熹伦理思想的现实应用做好理论铺垫。除此之外，论文强调朱熹的“敬”思想和他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与理论渊源的内外原因。在这个思路下，采用对形上理论与形下经验相结合，及逻辑分析与历史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对朱熹伦理思想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整理。在内容上，采取线面相结合的方式。所谓“线”即是以朱熹的“敬”思想为主线，使全文紧紧围绕“敬”思想而展开；所谓“面”是以朱熹的伦理思想为论述内容。通过对二者的综合研究，挖掘朱熹伦理学及“敬”思想的深层内涵和现实意义。
3．陈秀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与影响》，台北市立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作者认为《四书》学是朱熹经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朱熹首次提出《四书》之名，并倾其毕生之力以钻研和探究，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注合刊，以《四书》建立道统架构，并逐步确立了《四书》学理论体系。朱子毕生以经典诠释为职志，其《四书章句集注》为集宋学与汉学之大成者，使《四书》地位升格，取代《五经》成为儒家核心典籍，继以建立宏大精微之儒学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为朱熹毕生之力作。后世学者多赞其内容精确缜密，其旨在发挥圣人之心，实为贯通五经之奥旨，与明伦体道之要典也。然此书之所以为后人所重，实因元、明、清科举之所致矣。综观朱熹所为注解，多以理学又博撷众家之说。《四书》体系之研究成果汇集在《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由于朱熹的《四书》学，使得儒家的儒学史，得以形成《四书》学继承与开展的新契机，使之成为南宋以降儒学史研究之主流。
朱熹为程颢、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师承二程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均为理与气构成的，二程对孝的天理化论证是通过仁完成的。而朱子亦认为孝为理之分殊，并以天理论证孝道的正当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与践行方式，继承发展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父子相隐的思想；在仁孝关系上，承袭程颐“仁为孝弟之本”的思想，并论证了孝悌为君子追求礼、义、智的根基。在其影响下，其弟子与后学们也对孝进行研究、阐释与传播，对后世论孝、行孝与著述均产生重要影响。
论文从朱熹前、后儒家圣哲对于《四书》中“孝”的诠释，分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之脉络与意涵，以绾合《四书》孝道思想的真谛与价值，并提出对当代孝道之浅议，作者盼能对孝道观念渐次浅薄的当今社会，略尽一己绵薄之力。
4．蔡至哲，《中、韩儒者的秩序追求——以朝鲜朱子学儒者为中心的观察》，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作者以东亚儒学视野，参考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秩序研究，关注中、韩儒者之思想，特别是朝鲜朱子学之发展，借以思考朱子学秩序关怀里的价值与界限。朱熹透过区别“三代”、“孟子死后的汉唐千五百年间”、“二程及朱熹自己所处的宋代”，建立了“道学”的历史观，让“道学”站在更高的高度去批判汉、唐的失序。沃格林曾定义西方历史上所谓“存在的飞跃”就是与原有帝国秩序的决裂，走向了分殊的秩序（differentiated order）。朱熹以道统的高度，对传统汉唐中华秩序进行批判，可模拟沃格林思想，视为一种中华秩序下的“存在的飞跃”。
然而，传统东亚秩序强调一元性、整体性、政教合一的特质，若溯其根源，也与朱熹高举《大学》的“贯穿本末”，全面恢复秩序的思维，有着深刻关联，对近世东亚儒学之发展更有深远影响。明清两代皇权以全面掌握秩序之名，将“道统”的话语权篡夺，使统治者变成“政治”、“文化”无上的权威。实质上否定了朱熹思想的紧张性与对皇权批判反省的可能。当全面恢复秩序的企图，丧失了对真理的不确定感与紧张性，而代之以如沃格林所说的灵知主义式的不宽容与压迫，其实反而带给人更多关于秩序的困惑与忧虑。
朝鲜儒者希冀传承“后朱子时代”的道统。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之际与失序危机感中，重塑了以道统为依归的中华秩序。模拟沃格林思想，可以视为一种中华秩序下的“存在的再飞跃”，值得吾人在今日重新反思何为“中华秩序”之时作为参照。
（作者单位：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
2019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综述
〔韩〕方炫妵 吴周娟
一、韩国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状况
2019年韩国的朱子哲学研究论文出版约35篇。研究主题大致分为形上学、心性论和工夫论三部分，另外，还包括朱子与其他哲学家的关系、读书观，及其四书学等。本文按主题介绍朱子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值得关注的论文。
朱子形上学思考一直是韩国学界深度关注的领域，包括理气论、太极论、易学等各种主题。2019年，以朱子形上学为题材的论文有：《通过分析理概念来探索朱熹的逻辑体系》、《朱子的“理先气后”是形式逻辑的关系吗？——以朱伯昆的说明为中心》、《朱熹易学中道德本性的含义》、《朱子哲学中太极论与理气论的脉络差异》、《太极论的模式转换中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以朱熹和王夫之的太极论为中心》等。
金起贤所撰《新儒学的形而上学转换——从理体气用到理乘气机》一文指出，朱子根本地扭转了原有的形上学模式，转而建立起新的模式。据金先生介绍，朱子之前的形上学坚持“理体气用”的路线，但朱子基于两个原因，将其转换为“理乘气机”的形上学模式：一、在“理体气用”的形上学中，善的创造只能解释为“理”的直接运动变化。但朱子认为，“理”与“气”是在相互相涵中实现的；二、根据“理体气用”发展的性理学，工夫不过是等待先天之善的本心出现，所以平时是不必用工夫的。但是，比起扩充先天善心的工夫，朱子更重视平时的涵养。此文详细分析朱子形上学如何地峰回路转、开出一新形上学系统。
方炫妵的《关于朱熹哲学中理的主宰性问题小考》分析了“性情之心”和“天地之心”的涵义，并试图解答朱子哲学中“理是否具直接主宰、指导气性之能力”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根据此文，“理是否能直接主宰气性”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理有动静”的肯定与否。若否定“理有动静”，主张理无法起作用，则理当然不会有直接主宰气性的能力。相反地，若肯定“理有动静”，主张理能作用，则理对于气性之主宰也将会是可能的。此文站在“理有超越动静”立场上，主张“人之心”与“天地之心”有一致性，而理的超越作用可见于每一具体的事事物物。他认为，理存在于总体的变化中——在天地生物的过程中、在道德思维和判断的主体中——即便是在人的心中，也起着“绝对的命令”的作用。此文从理与心在“主宰”议题上的关联性，对“理能主宰”这一重要的哲学问题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说明，指出，在朱子，“理的主宰”是指“普遍存在的原理——理是不限时空、无懈可击地主宰着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
朱子心性论领域则一直以“中和论辩”为关注焦点。2019年，相关论文有《通过“中和论辩”看“心统性情”理解》、《中和新说，从方法到目的》等。其中金玟的《道心的脱本体化——朱熹道心人心论为中心》分析了朱子的“中和论辩”与“人心论”的关系，界定了道心的意义。论文主张，朱子早期和后期的“道心人心论”，分歧点在中和旧说和新说理论体系的变化。在早期的道心人心论中，朱子遵循了“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传统解释，此时的“道心”指的是“中和旧说”中的“未发本体”；在“中和新说”中，因发展出“心统摄性和情”，心能发挥“知觉”，并具“一体主宰”之义，故后期道心人心论中的“人心”与“道心”内涵，都有了转变。在“人心”，脱离了承担价值判断的责任，只是单就心之“知觉”作用及其“感官的自然欲求”而言。“道心”不再代表“天理”或“未发的本体”，成为属于经验层次的“道德意识”。至后期，“道心”与“人心”不过是一个经验心的两个面向。如此一来，依着中和旧说的“早期道心人心论”，原本是指向“两个不同的根源”，即“本体之道心”和“现象之人心”二根源，在中和新说之后，则转为“一个经验心的两种不同知觉”。
朱子工夫论主要对“未发涵养”、“格物致知”等各种主题进行了讨论。2019年，该领域有《格物和伦理两难》、《朱熹的道德认识论》、《朱熹工夫论中历史书的意义》等论文。其中，金慧洙《关于朱熹伦理说基本原理的研究》一文，从现代伦理学的观点分析了朱子理气论，阐明了朱子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结构，阐释了朱子学如何体现现代伦理学的多种形态和特征，探索了朱子哲学的现代化可能性。论文认为，朱子伦理学涵盖了两种伦理形态及特征：一、朱子学肯定道德原理的普遍性，主张其合理性，具有义务论的特点；二、朱子伦理学具有存在伦理学的特征，即道德主体是以成为具道心之圣人为目标的。
如果把朱子工夫论的主要内容“格物致知”，理解为是对对象的认识探索，就会有“朱子工夫论与人格无关联”的问题。目前研究大多将朱子“格物”义限制在“伦理”之事上作理解，把“格物”和“涵养”皆解释为“对内在道德的认识或保证”。朱光镐的《朱子的工夫论：从“体悟本体”到“与对象建立适当关系”》一文从解释学角度，指出“格物”的意义不应仅限于“伦理学”层次，这对于当代朱子“格物”义之探讨，有一定的贡献。认为，朱子的“格物”义还应包括以成熟的人格应对事物形成圆融的关系等。
朱子的其他领域包括朱子学与其他学问的关系、朱子的读书观、四书学、身体观、法制观等也有一定研究。相关论文有《宋明理学中荀子哲学的评价和接受——朱子为中心》、《朱子的语言观和中道的读书观》、《〈朱子语类〉读书法中朱子的实体论性语言观》、《没有恶之理——朱熹对程颢“理有善恶”的解释》、《恶从善始——朱熹对程颢“善恶皆天理”的解释》、《对刑罚和法制的朱子学认识研究——以朱熹和蔡沈的书经解释为中心》、《孟子浩然之气章注释史的展开研究：以赵岐和朱熹为中心》、《对朱熹和戴震身体谈论的比较研究》等。这些研究表现了朱子学丰富的内涵。
二、韩国学者对退溪·栗谷学的研究状况
2019年，韩国学者对退溪学及栗谷学的研究状况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与心性论及修养论领域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其他领域，特别是集中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及文学、艺术方面；二、与退溪学相比，栗谷学的研究论文相对更少。
就心性论研究方面而言，李相益在《退溪—高峰四端七情论争的根本问题》中，表示退溪与高峰的争论核心在于对“七情的所从来”的理解差异。退溪把七情规定为“肉体本能（食色之性）”，高峰则表示七情是“道德本性（仁义之性）”。依李先生所言，因为退溪和高峰对“七情”和“理气”概念的理解不同、对“发”的意义和“心”的构造的理解也不同，所以产生了四端七情争论。Chae,Hee Doh（蔡熙道）的《栗谷学中的四端不中节问题——通过与胡宏的比较》一文则针对“退溪学对栗谷学的批评”提出问题。作者认为，栗谷讲理气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是栗谷要表达朱子学中“理气不相离、不相杂”之义，但有些学者把栗谷视为具有湖湘学色彩的人物，这是不恰当的。作者还分析了朱子学和湖湘学在“同体异用”、“气质问题”、“四端”等方面的理解，并通过这一分析，进而指出“栗谷学属于湖湘学系列”这一评价也是不合理的。
就修养论的研究成果而言，Jang,Seung Koo（张承九）在《退溪与栗谷的修养论比较中》，对退溪与栗谷的修养论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退溪因为强调以“居敬”为中心的修养功夫，所以重视“真积力求的态度”和“求放心”；而栗谷因在主张修养心性的同时，强调身体的修养，其不仅重视“敬”，也重视“诚”、“矫气质”、“养气”等工夫。Jang,SeungKoo还指出，比起栗古，退溪更重视直接从“心”着手作修养工夫；栗谷则认为，为了有正确的实践，必须先对真理有透彻的了解，栗谷更重视“格物”工夫。基于此，退溪重视《心经附注》，而栗谷更重视《小学》、《大学》、《中庸》。文中总结，栗谷主张，圣人是通过“经世”、改正世界、参加政治活动而修养人格之人物；退溪主张，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并不是通过积极地作经世活动而是通过修心养性以达到人格模范。
其他研究方面，全圣健在《对退溪理学之沙溪的批评与其批判的继承》一文中，摆脱了现有的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的对立构图，转而以对二者的批判来继承儒学思想，由此分析了沙溪金长生的理论。金长生继承了宋翼弼、李珥的学问，再传授给金集、宋时烈和宋浚吉等。他将朝鲜“礼学”带向另一高峰，为朝鲜的礼学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据全先生介绍，沙溪的学问是对退溪李滉的理学、经学、礼学等进行批判性检讨而形成的，因此，要对沙溪思想有深刻理解，便须从他如何批判退溪学来分析其学问和思想。姜卿显的《退溪、栗谷对明代儒学的认识》一文从哲学史的角度，审视了16世纪朝鲜学者退溪及栗谷对明代儒学的理解。姜卿显认为，退溪从“斯文的继承”这一角度，对明代儒学采取了包容的态度；栗谷则从“道统的传授”层面，持批评明代儒学的立场。退溪和栗谷对明代儒学的认识，分别着重从“敬工夫”和“理气关系”来解释朱子学，反映了 两人特色。
退溪学、栗谷学与西方古代哲学和神经科学的比较研究，也有相关论文。安琉镜在《退溪的理与亚里士多德之神的结合点》中，把“退溪之理”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之神”模拟地联系起来，并进行考察。他分析道，退溪的理具有红色对性（超越性：不相杂的侧面）和相对性（内在性：不相离的侧面）的双重性格，但现有学者只重视理的内在性，没有深入关注理的超越性。安琉镜将“理的超越性”与“亚里士多德的神之’不动的动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Chae，Seok Yong（蔡锡勇）《栗谷的意和达马西奥的感觉（feeling）》一文，则将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在神经科学上解释的“feeling”概念与栗谷的“意”概念进行比较，揭示栗谷人性论的认知特征。他认为，第一，在栗谷处，“情”是非自觉的反应，“意”是自觉的反应。达马西奥所说的“情绪”（emotion）也是非自觉的反应，“感觉”是自觉的反应。第二，“意”是无意识的“情”发生以后，以“情”为对象的有意识的活动。“感觉”也是在“情绪”出现之后，以“情绪”为对象的有意识的活动。第三，在栗谷处，通过实践“诚心”，人能体现道德的善。达马西奥的“感”同样可以起到引导人类走向道德善的作用。
三、结论
2019年，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论文，在形上学、心性论、修养论，及朱子的读书观、身体观等多方面皆有丰硕成果。而在退溪学与栗谷学方面，摆脱了以往只着重理气、心性论等面向，拓展至比较研究、文化艺术等其他领域，展示了目前朝鲜朱子学研究的特征，此研究逐步扩张至相关可关联的其他领域。总、而言之，无论是就朱子学本身的研究，或是朝鲜朱子学的研究，都显示了朱子学的丰富内涵在韩国学界正被快速挖掘。
参考文献：
［1］金起贤：《新儒学의形而上学转换——理体气用에서理乘气机에-=The MetaphysicalParadigm-ShiftinNeo-Confucianism-TheTransitionfrom‘lit'ich'iyong（理体气）'to‘lich’engch'ichi（理乘气机）’》，东洋哲学硏究会，《东洋哲学硏究会》97辑，2019年。
［2］方炫蛀：《朱熹哲学에있어理의主宰性问题에대한小考=Governance］主宰］ ofLi［理］inZhu-Xi5sPhilosophy》，韩国中国学會，《中国学報》87辑，2019年。
［3］金玫：《道心의脱本体化----------朱熹의道心人心论을中心으로=ZhuXi'sDeontologicalPerspectiveonDaoxin(道心)：FocusedonZhuXi'stheTheoryof DaoXinandRenXin》，忠南大学校儒学硏究所，《儒学硏究》49辑，2019年。
［4］金慧洙：《朱熹伦理说의基本原理에관한研究=AStudyonthePrinciplesof Zhu-xi'sEthics》，韩国陽明学會，《陽明学》54辑，2019年。
［5］朱光镐：《朱子의工夫论，’本体깨닫기，에서’对象과의적절한关系맺기，로= Zhu-xi'sStudyTheory，from“RecognizingtheBenti”to"EstablishingtheAppropriateR시ationshipwithObjects"》，大韩哲学會，《哲学硏究》151辑，2019年。
［6］李相益：《退溪-高峰四七論辨의根本问题=OntheFundamentalProblemsof Toegye-Gobong'sFour-SevenDebate》，退溪学硏究院，《退溪学报》146辑， 2019年。
［7］채희도(Chae，HeeDoh)：《栗谷学에서四端의不中节问题-胡宏과比较를통해 서=TheProblemofSiduanbuzhongjieintheYulgokStudies：Through comparisonwithHuhong》，翰林大学校泰东古典硏究所，《泰东古典硏究》42辑， 2019年。
［8］장승구(Jang，SeungKoo)：《退溪와栗谷의修养论比较=Acomparativestudy onthetheoryofself-cultivationofToegyeandYulgok》，栗谷学会，《栗谷学研究》 40辑，2019年。
［9］全圣健：《退溪理学에대한沙溪의扌比判고卜扌比判的继承=Sa-gyeKimJang-saeng'sCritiqueandCriticalSuccessiononToe-gye'sStudyofPrinciple》，忠南大 学校儒学硏究所，《儒学研究》46辑，2019年。
［10］姜卿显：《退溪와栗谷의明代儒学认识=T'oegyeandYulgok'sUnderstandingofMingDynastyConfucianism》，韩国国学振兴院，《国学硏究》38辑，2019年。
［11］安琉镜：《退溪의理와아리스토텔레스의神과의接点=AStudyontheToegye'sLiandAristoteles'sGodsofContact》，启明大学校人文科学研究所，《东 西人文学》56辑，2019年。
［12］채석용(Chae，SeokYong)：《栗谷의意와다마지오의느낌(feeling)—Yulgok'sUi(意)andDamasio'sFeeling》，大韩哲学会，《哲学硏究》152辑，2019年。
(作者单位：韩国建国大学哲学系韩国建国大学哲学研究所)
2019年度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综述
殷晓星
2019年日本学界有关中国朱子学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主要包括：一、对朱熹理论体系的研究；二、对朱子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脉络的研究；三、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批判和深化。本文将针对以上三点，对2019年日本学界的朱子学研究进行概括①。
一、对朱熹理论体系的研究
2019年，日本学界继续开展对朱熹文集的翻亥叭译注工作，大部分是对多年来相关作业的继承。②同时，针对朱熹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进行的调查、研究也有许多新的成果，在此介绍一二。
黑田祐介通过考察宋代“赤子之心”注释的变迁，以张载、程颐、吕大临等的注释为参考，并以赵歧的注释为对照，明确了朱熹以“赤子之心”为喻，讲究其与“诚”的紧密关系，要求为学者注重“敬”、“诚意”的实践功夫的学问方法。③
辻井义辉为补充先行研究中重视“元、春、仁”，忽视“贞、冬、智”及其相关构造的不足，以朱熹“智藏说”为中心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收藏”被用作表现“贞”、“冬”性格的概念，其基本意义是包含了“春”、“夏”、“秋”之展开的“生命力”；其附带意义则包含了“终结至此为止的展开”和“准备新的展开”两方面。而“智”则反映了以上“收藏”的基本意义和附带意义。具体而言，“智”判断善恶，并由此决定自己对事物的态度。“智‘’在进行是非判断的同时，又接着为“恻隐”这一新的展开做准备，因此，“智”既是内心现象的终结，又是其开始。①
土田健次郎在其新作《朱熹的思想体系》②中，对朱熹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极为全面而周详的论述。这部长达700余页的鸿篇巨著，以朱熹庞大的文献资料为基础，以其士大夫的身份及其所处的时代为背景，对各时期朱熹针对各种社会、文学、哲学等问题的学说进行了纵横对比，是近年来少有的对朱熹本身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先从朱熹学说资料的全貌出发，对其“骨骼”进行把握，再对各种个例能够对其学说进行充分说明的极限范围进行验证，或者对之前提炼出的“骨骼”的妥当与否进行重新确认一这种不断重复检验与反馈的质朴操作，正是土田朱熹研究的方法。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文献例举与对其进行的细致分析。这些文献与分析又涵盖了朱熹学说的方方面面，包括朱熹所见为学的目的、世界的构造（理、气）、心的分析、学问论（格物）、修养论（居静）、士大夫与社会以及朱熹与佛教、经学、文学等内容。本书也是作者多年来朱子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但却并不是对这些成果的简单罗列。作者对各种朱熹研究的成果进行了重组，为读者勾画出朱熹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
二、对朱子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脉络的研究
日本学界关注思想史学上朱子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学者们往往围绕某一特定问题，观察各学派、学者的相关论争，从而讨论这些认识的交错发展。例如，山本健太郎以迁都论为观察对象，对比汉唐时期的周东迁论，分析了宋代《春秋》学及《尚书》学中的相关论述，整理了从司马迁到孙复、王晳，再从苏轼到林之奇及其以后南宋各学者迁都论的批判和继承脉络。③
水口拓寿则以宋以后儒教知识分子的风水思想“发现”为题，就司马光、程颐、朱熹关于阴宅风水的理解做了讨论，指出宋以前的风水思想，往往在承认“墓中死者”的人格性存在基础之上，认为其安宁关乎子孙利益，同时其不满也会招致子孙的不幸；而北宋司马光则认为墓中所存不过是“没有知觉的遗体”，对风水思想进行了否定性的“发现”；与司马光不同，程颐则对风水思想表示认同，认为墓中死者具有“神灵”，对阴宅风水相关的北宋前的死者认识，在道学宇宙观的范畴之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复苏；朱熹则继承了程颐的风水理解，并基于朱熹的魂魄论在死者的“体魄”概念中探讨了墓中死者“神灵”的所在。①
福谷彬新作《南宋道学的展开》②通过将朱熹与同时期道学诸派的思想家进行比较，对各种思想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下问题，即：道学诸派是否克服了孤立、对立的情况，均以道学这一目标的达成为己任，而他们中的学派论争，是否是以这一整体目标为前提展开的?为此，作者特别关注道学诸派的政治态度与其修养论的关系，又尤其关注经书解释中诸派对《孟子》的解释——与道学者的政治态度紧密相关。全书首先以朱熹、胡宏的阐释为例，讨论作为思想形成的古典诠释；继而以陈亮、陆九渊等人的政治立场和学说为中心，分析道学者的思想与政治态度；最后以《资治通鉴纲目》和朱熹《春秋》学为切入点，探讨了道学论争的史学意义。
谈及明清学术对朱子学的继承，张瀛子通过考察王懋弦的《荀子》校勘与其伪古文尚书考证的关联性，指出古文尚书的正统性作为程朱理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清代通过考证学被继承了下来；③新田元规则通过分析有关濮译的评价变化，以及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论，讨论了君主论及其在民间的继承问题。④同时，新田还分析了黄宗羲、万斯同等人围绕丧礼问题对郑玄、朱熹言说的批判，指出清人与宋人在“礼”的解释上存在的对立，其本质是注疏说与宋元经学的对立。⑤
此外，还有学者对宋代学人的诗经学、美学等进行了分析。津坂贡政通过比较欧阳修、苏轼和朱熹对蔡襄书法的评价，探讨了北宋和南宋的时代观及美学意识。⑥种村和史从诗经学的视角，探讨了朱熹、戴震、翁方纲等人的诗经注释认识。①
三、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批判和深化
不少学者对过往朱子学研究进行了新的评价，或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考察。菊池孝太郎为2004年出版的吾妻重二著《朱子学的新研究》②一书撰写书评，在充分肯定了该书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对第二部第一篇第三章《朱熹鬼神论与气的思想》进行了补充性考察，指出吾妻认为祭祀中气并不具备必要性， 因而朱熹的鬼神论并无破绽的说法，有待联系朱熹之前中国连续性的“鬼神”“合理”认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③
大野圭介对2017年出版的种村和史著《诗经解释学的继承与变容—— 北宋诗经学为据》④一书做了评介，对作者种村抛开先入为主的观点，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对固有的教科书式的诗经学解释做出批判的姿态，及其将《诗经》解释史这一题材的魅力进行充分发挥的考论水平表示了肯定。但同时大野也指出了种村对先行研究的过度依赖，以及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存在不合理、不充分等问题，并认为，作为试图克服经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相分离，以综合性视野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分析的著作，本书对《文心雕龙》以来的《毛诗》大序等文学理论言及甚少，在讨论作为经学的北宋诗经学继承关系这一问题上，仍有很大的研究空白。⑤
以上是2019年度日本学界有关中国朱子学相关研究的综述。此外，2019年正值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朱子学者山崎暗斋诞辰400周年，日本中国学界、思 想学界等皆举办各种学术活动，⑥这也带动了一轮新的朱子学研究——尤其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高潮。一些学者将日本朱子学与西方哲学理论进行对比，以明确各自的理论特征，深化了朱子学的理论认识。①同时，中日韩三国学者也围绕朱子学及其周边学术研究展开积极对话。②本文未能涵盖日本朱子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各方对话，仅对日本学界对中国朱子学进行的研究加以概括，唯愿这些成果的总结，可成为促进中日朱子学研究更深交流的一个契机。
（作者单位：日本立命馆大学）
2019年度日本朱子学研究述评
〔日〕福谷彬
前言
在当今的日本思想史领域，儒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朱子学批判者的身上，相对而言，对日本朱子学本身的关注呈降低趋势。但众所周知，日本儒者的思想受朱子学影响很大，在论及日本儒者时，研究者也多通过与朱子学的比较进行探讨。可以说，要了解朱子学在东亚是如何被接受的，对日本儒者思想的考察是很重要的。
本文介绍的内容涵盖日本儒者整体的研究状况以及朱子学本身的研究成果。另，本文的研究回顾仅包括2019年1月至12月的出版物。
一、日本朱子学研究
（一）专著
［1］中村春作①：《徂徕学の思想圏》（ペリかん社，2019年）
荻生徂徕是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儒者，他与弟子创立了徂徕学。关于荻生徂徕，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中，论述了徂彳来学是如何一步步斩断朱子学中“自然”与“人”、“道德”与“政治”的连续性，使之解体的过程，阐明了徂徕学为日本内发的“近代化”所做出的准备。由此以来，徂彳来学研究在日本政治思想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中村春作此书，是由作者在1981—2013年间发表的论文修改而成，尽管如此，仍能看出作者对于徂徕学有一贯之思考。因为如果只关注徂徕与政治思想相关的著作，则难以窥见徂徕思想的全貌，所以作者通过探讨以下数个未被学界关注的问题，借以重论徂徕的政治思想。
全书分为九章，各章的目次如下：第一章以“物”为教、第二章“名”与“物”与“俗”、第三章从“古言”来看“先王之道”、第四章经书解释与思想史的关系、第五章《政谈》的世界、第六章“华夷变态”之中的徂徕学、第七章“气质之性”的去向、第八章反徂徕学---------------对于
“风俗”论的看法。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九章“对于‘风俗’论的看法”。作者在此章论及徂徕对于“风俗”的观点。徂徕的“风俗”观，建立在朱子的“风俗”观的批评之上。从朱子学的观点来看，作为世俗习惯的“风俗”，没有太大的价值，只是统治阶级作为“教化”矫正的对象，与之相反，徂徕则为了统治人民，很重视“风俗”的价值（徂彿认为“风俗”对于统治人民很有价值）。徂徕以为，“制度”一旦建立，由于社会情况的变化，制度会渐渐脱离时代。而作为世俗习惯的“风俗”，则是追求时宜，能够紧跟时代而变化。所以“风俗”虽然不是完整无缺的，但是比“制度”，更有合时宜的一面。如果统治者参考世俗风俗的变化，建立起新的制度，则能够让风俗更加完美。如此，对于徂徕而言，“制度”与“风俗”，都是生生流行的“活物”。
至今为止的徂徕学研究，大多认为徂株学与后来的“国体思想”相衔接，有专权的一面。而中村春作的研究，则展现了徂徕思想的创新之处。
［2］坂东洋介①：《从徂徕学派到国学一作为表现的主体》②（ペリかん社，2019年）
至今为止，江户时代的日本国学者与徂徕学派的儒学者的关系，经常被视作“国粹主义”与“中华主义”，或者“国文学”与“政治思想史”的对立关系。该书则指出了这种模式化的观点，不免有“扣帽子”的嫌疑。作者以荻生徂徕《政谈》和《太平策》、太宰春台《辩道书》、服部南郭《燈下书》（以上属徂徕学派），与贺茂真渊《国意考》和《にひまなび》（属国学学派）为主要研究材料，对江户时代的社会风俗、时代背景，以及研究对象的生平及其交往加以细致分析，深入地探讨了徂徕学与日本国学思想的关联。
全书分为两章，每章各有八节，共十六节。第一章“经世论的外围”，通过考察近世日本社会的职业观念，探讨了徂徕学出现的意义。作者指出徂徕在经书解释中所展现出的“劳动”的观念，随后论述了徂徕门人与国学者之间勃发的所谓“国儒论争”。第二章“贺茂真渊的思想”，作者通过与前述徂徕思想进行对比，考察了作为国学学派开祖的贺茂真渊的思想。
作者指出，徂徕为了避免陷入当时流行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万物一理”的观点，因面非常重视现实世界中千差万另叭各种各样的形态，比如说“中国”与“日本”的社会，日本传统中的“文雅”与“武俗”，以及和歌中所展现出的个人感情。工匠有工匠的方法，学者有学者的方法，每种职业都有其各自的方法。那么，人们怎样才能修得自己的工作方法呢?作者用“型”（かた）这个日语词汇对之进行了说明。日语的“型”（かた），是在格斗或者歌舞中，用心设计而成的具体招式。作者对于徂保与真渊所共有的这种职业思想的特征，将之归纳为“型”。通过对比“型”的思想与以达到特殊的精神境界或者理解深奥哲理为目标的“心”的思想，作者最后指岀这一“型”的思想就是近代日本因素。这一由徂徕发现并为真渊继承与发展的“型”的思想，给明治以后的近代劳动者带来了深厚影响。
（二）论文
今年为纪念山崎闇斋400周年诞辰，《艺林》69号中编辑了山崎闇斋特集，刊载了九篇关于阁斋及其门人的论文，以及作为特集资料的《山崎阁斋年谱》、《山崎闇斋研究文献目录》、《著作翻刻文献目录》。其中有不少关于神道的论文，在此则介绍关于朱子学的部分。
［1］久保隆司：《“敬义内外说”与“神儒兼学”之关联性与圏斋神学的构造理解》
为人所知的山崎圏斋是一位热心于朱子学的学者，同时在晚年建立了名为垂加神道之神道一派，企图使朱子学与神道融合。“敬义内外说”乃衍生于朱子学之学说，讨论的是心身之“身”就“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周易》文言传）而言，应属于“内”“外”何者的问题。闇斋主张“身”属“内”，却被包含其弟子在内的多数朱子学者所反对，然他终未改其说。
论文整理了使得闇斋学派内部崩解之要因，即阁斋与其弟子的“敬义内外说"争论内容，同时指出圏斋视“身”属“内”之见解与其神道之理解的密切关联性，构造性地分析山崎闇斋如何使此见解与朱子学之尊和神道信仰做出整合性的立论。
闇斋认为朱子学的“敬”可以通过神道的“祓”仪式而得以深刻体会。文中指出在“知”的方面，是以朱子学为优先；而“行”则是神道为优先。虽然久保的考察略显操之过急，然而他正向地处理未曾被充足考察过的闇斋神儒融合观，并确立了明了的推论，在这一点上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另外，《艺林》山崎阁斋特集号中，细谷惠志①《〈文会笔录〉所见之薛敬轩与闇斋的思想》，则着眼于山崎闇斋主要著作《文会笔录》中多所引用薛頊之语的部分，指出山崎阁斋是为了继承薛環之“敬”的思想所为的。
［2］许家晟②：《“道”与“安天下”：从“人情”的视点重新审视徂徕来学》（《日本儒学会报》3，2019年）
与丸山真男之后，将西方的历史发展阶段论毫无批判地引入日本，从而试图找出徂徕学中的“近代性”不同，本论文通过分析徂徕的多篇文章，指出徂徕学中的“道”是基于不完全不合理的“人情”，徂徕根本就不相信面向全人类的“道”的普遍性。作为结论，本论文认为徂徕学否认“道”的普遍性，缺乏追求理想的态度，它所承载的思想认为接受一切残酷现实都是理应，不容许人们逃向理想，徂徕学可能是导致徂徕学衰退的原因之一。
二、朱子学研究
（一）专著
福谷彬①：《南宋道学的展开》②（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9年）
该书之题称有意识地沿袭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之名而取，并且在内容上也有关联。土田《道学之形成》中指出，代表南宋理学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之思想乃为“道学”所归摄，而“道学”指的则是二程思想及深受其影响的思想。土田书中将道学形成期北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关于南宋期则少有着墨。专著承接土田氏所指，进而将着眼点置于南宋道学诸派整体图像之描绘。全书共由七章构成，第一章、第六章、第七章论及朱子，第二章论及胡宏，第三章论及陈亮，第四章、第五章论及陆九渊。
该书的特色在于点出道学者的“政治态势”与其哲学思想的关联性。书中所谈及的“政治态势”，指的并非个别政策，而是他们为了形成舆论而采取何种姿态来说服他人。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指出在“道学”与“反道学”的朝廷党争时期，朱子与陆九渊都站在“理学”的阵营，在政治上做出协调。对此，书中第四章“淳熙党争下陆九渊的政治立场——关于《荆国王文公祠堂记》”通过分析此时期的陆九渊著述，指出陆九渊认为朱子于党争中的攻击性态势，犹如使得北宋朝廷产生决定性龟裂的王安石，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另外更指出，朱子欲以将反道学势力彻底从朝廷中排除的方式，来结束党争；而陆九渊则欲采取消除“道学”与“反道学”之对立意识的方式，来终结党争。
第五章“作为说服方法的陆九渊的‘本心’论”重新考察了陆九渊的“本心”论。陆九渊的本心论是视自己的“本心”与整个宇宙为一体的思想。一直以来，这一思想被认为是在自己的心中发现道理的主观思想。但是，阅读陆九渊的《杂著》等叙述后，可知他反而否定只属于自己的想法，主张正是谁都能自然接受的观点才是有道理的，自己和他人广泛共有的心才是“本心”。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而将他人的想法诱导到自己认为的正确方向上，这オ是陆九渊的“本心”论的特征所在。该章分析了陆九渊的佛教批判和与朱熹的“无极太极”论战的内容，论述了陆九渊的说服方法的特征。陆九渊的说服方法，并不从根本上否定他人的观点，而是指出他人也有一定的优点和道理，并以此为基础来说服他人。
第六章“消失的“格物致知“的去向”着眼于朱熹的封事中出现的对“十六字心法”的解释的变化，探讨了朱熹的君臣论。结论指出从朱熹对“十六字心法”的解释变化中，可以看到在皇帝被视为绝对存在的皇帝制度的理念下，朱熹如何不允许皇帝的专制，争取士大夫监督、牵制皇帝权力作用的正当化的一番苦心。
（一）论文
中嶋谅①：《南宋袁甫的“朱陆折衷”论》（《日本儒学会报》，2019年第3期）
中嶋氏在市来津由彦氏的研究基础上，对朱陆折衷论提出了新观点。市来氏指出陆九渊于淳熙十四年象山讲学前的时期与朱子的对立并不明显；在象山讲学之后，对立方才变得尖锐，而盛行于南宋末的“朱陆折衷论”，则是尝试折衷在激烈对立前的陆九渊前期思想与朱子思想的论点。对此，中嶋氏以“朱陆折衷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袁甫为例，进行如下论述。
①主张折衷张杖、朱熹、吕祖谦、陆九渊思想之际，所用之词为“一是之地”（《蒙斋集》卷十四、《重修白鹿堂书院记》）。
②“一是之地”本是陆九渊与朱子于“无极论争”交锋时所用之词。
③对于陆九渊来说“无极论争”的目的不在于驳倒朱熹；而是使朱陆思想呈现对比，发现其一致处。
如上所论，中嶋作出结论，认为袁甫的朱陆折衷论乃继承陆九渊的后期思想。市来氏的朱陆折衷论见解则是在分析钱时与袁甫之父袁燮后所得出的结论。中嶋氏指出在“朱陆折衷论”中，除了有依据陆九渊前期思想的，也有依据后期思想所成的。
此外，在2019年有关朱子《文公家礼》的文献影印系列丛书吾妻重二编著《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的第八册也得以出版。该书中收录了林凤冈等的《服制合编》、中村惕斋《亲尊服义》、伊藤东涯《释亲考》等六篇。2019年虽然没有《朱子语类》的译注书发行，但多个研究机构都刊登了面向出版的译注稿。
2020年3月随着引领日本朱子学研究多年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朱子的思想体系》（汲古书院，2020年）与《朱子学及其展开：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汲古书院，2020年）相继出版。前者对土田教授已发表的论稿重新进行了系统整理，后者是以土田教授的学生的研究为中心的论文集。两者都堪称日本朱子学研究的精华之作，但由于超过了本文所涉及的发行时期，将在来年进行详细介绍。
最后，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日本国内各大图书馆暂停借阅服务，导致笔者无法收集到足够的研究资料以供介绍，不胜遗憾，在此向诸位读者表示歉意。
（作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19年度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
戚轩铭
2019年美国有不少关于朱子或涉及“道学”的研究，累计有两部译著、一部专著、三篇论文。笔者在这里所采用的标准为：一、美国学者所撰写的作品，不论其出版地均会作介绍;二、在美国的学术期刊、出版社发表著作，但其国籍或任教单位不是美国的作者，本文将以其教育背景是否在美国为标准。笔者相信这样能反映出美国一直以来有关朱子学研究，甚至是“道学”或“新儒家”的各种不同学术传统。
一、译著
艾周思(JosephA.Adler)翻译的朱熹《周易本义》(The“OriginalMeaning”oftheZhouChanges：CommentaryontheScriptureofChange)，201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①早于2014年，艾周思已出版了一部探讨朱熹与周敦颐有关太极理论的专著，②这次的译本可说是艾周思研究的另一个里程碑。据艾周思所言，朱熹在《周易本义》中通过结合历年来对《周易》的流释把这部最初和最为重要的经典融入其自我修为的理论中。这部译本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现存最早一部《周易本义》的完整英译本，故它的出版可以让英语世界的学者更进一步理解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利用，这对往后英语世界的朱子学研究不可谓不重要。
艾文贺(PhilipJ.Ivanhoe)主编了《朱熹文选》(ZhuXi：SelectedWritings)这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③当中收录了不少著名学人所译朱熹对各种议题所撰写的文章。艾文贺所编的这本译著旨在准确而全面地介绍朱熹的哲学，让读者站在朱熹的时代理解有关思想，更试图将之放到当代的环境之中去研究。每章除了有各文章的翻译外，更有译者们所写的引言，并附有相关书目供读者参考。这些译文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艾文贺所译有关朱熹形上学、认知论与伦理的文章。郑贵利(CurieVirdg)关于朱熹道德心理学与自我修为理论的介绍。作为北宋时期各种宇宙论和道德论的集大成者，朱熹道德心理学中“心”、“性”、与“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郑贵利所主要探讨的。伍安祖 (On-choNg)关于朱熹文学方面的诠释学介绍，其指出朱熹诠释四书的目的是要理解这些经典的作者的想法并从而理解“道”。柏文莉(BeverlyBossier)介绍和翻译了朱熹一些任官时的判决和与友人之间的书信。这些文件反映了朱熹对当时的社会风俗和现象所作的评论，并试图将当时的社会放到其理想的道德秩序之中。田浩(HoytC.Tillman)翻译了朱熹有关天命、鬼神与礼仪方面的文章。宁爱莲(EllenNeskar)主要围绕朱熹有关佛、道二教，以及对早期道家的不同评价与批评；金永植(YungSikKim)围绕朱熹有关自然世界中诸如气、五行、阴阳等概念的理解；贾德讷(DanielK.Gardner)翻译了朱熹《中庸章句》中第1至11章的注释，解释了朱熹将四书置于其他儒家经典之上的原因。这部编著范围广阔，负责各章节的学者都是有关方面的专家，其价值不言而喻。
杨劭允(Shao-yunYang)的《夷狄之道：重绘唐宋时期的种族边界》(丁膈WayoftheBarbarians：RedrawingEthnicBoundariesinTangandSongCMna)于2019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①这部著作是在其2014年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所提交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其中《早期道学思想中的中国性与夷狄》(“6派s脉ssandBarbarisminEarlyDaoxuePMLosophy”)讨论了早期道学家如二程、吕大临等人有关华夷的思想，包括他们对“气”等概念、他们与前人对《论语》这部儒家经典中第3、5章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理解、胡安国《春秋》的注解。杨劭允认为，早期道学家经常使用“夷狄之道”来指责那些不道德的人事是非中国的。二程与胡安国对夷狄的语言与道德的讨论更多是要告诫人们在道德方面不要有所坠落。
作为西方对东西方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的《东西方哲学》 (PhilosophyEastandWest)，2019年发表了两篇与朱子学有关的论文。
一是张晓宇(HiuYuCheung)的《内转之道：论北宋“新学”对道学的使用》 (TheWayTurningInward：AnExaminationoftheuNewLearningnUsageof DaoxueinNorthernSongChina)。②张晓宇是田浩的高足，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助 理教授。这篇论文依据其2015年的博士论文中一个章节修订而成。③张晓宇在文中认为，学界对“新学”未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使我们对宋代“道学”的认识不够全面。张晓宇指出，早在二程与朱熹之前，王安石和新学成员如陈祥道已用“道学，，一词来指对人性与更道的理解，这使“道学”的用法得以在后来从道教的用法转以成为朱熹对道学传统的“正统”理解。他继而指出，二程的“道学”可能是由一些转投他们门下的新学成员带给他们的。在道学从佛、道二教转入儒家的过程中，新学成员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是沃克(MatthewD.Walker)的《朱熹论知、行与德性》(“Knowledge，Action，andVirtueinZhuXi")。①Walker毕业于耶鲁大学，现任职于新加坡耶鲁一新加坡国大学院。他的论文指出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个人能合乎道德地行动的必要条件，是他能通过格物理解到事物中的“理”。以王阳明对朱熹“格物”的质疑为出发点，沃克认为朱熹意识到其“格物”思想中的四点疑虑，包括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精英主义(elitism)、要求性(demandingness)和无关性(irrelevance)的疑虑。为此，沃克首先指出朱熹此“格物”是人具有全面发展的德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朱熹建议人们必须接收良好的初级教育(lessereducation)和高级教育(greatereducation)，为全面地发展德性作准备。同时，采纳孟子性善论的主张，朱熹认为所有人都有向善的倾向。故此，即使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理解事物中的“理”，但他们依然能道德地行事，只是他们会有迷惘和疑惑的时候。他们的德性不像具智慧的圣人般全面发展。沃克理解在朱熹的思想中，各人的道德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而无阻他们具德性地行事。又，由于“理”并非只在人事，而是在各种事物中呈现自身，所以个人要对“理”的广泛方面有所理解，而不能只限于一点之上。最后沃克指出朱熹在其著作中要求学生刻苦求学并按严格的日程去格物，因为“理”并不能在安逸中求得。
除了上述两篇英文论文外，田浩于《复旦学报》中发表了《宋代思想史的再 思考》一文。②延续其过往장’道学”、“新儒家”(Neo-Confucianism)和“理学”等术语之间的差别的重视，田浩强调儒家内部的差别和多样性。以马恺之(KaiMarchal)的研究为起点③，田浩回顾了近代有关宋代思想史的发展，认为过去学界对于宋代思想史主要采取两种路径进行研究。第一种路径主要关注北宋时期儒学的广泛复兴，以及南宋时期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互动。第二种路 径是追溯朱熹的前辈、朱熹和朱熹门人的思想发展，他们更倾向于集中关注朱熹哲学概念的长久意义、价值和应用。田浩指出统治者们更倾向于接受朱熹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熹体系下的皇帝有着独特的伦理、哲学和政治优势。与之相反，吕祖谦认为这种伦理价值的过于集中是不恰当的，因为统治机构需要不断改进他们的治理并为皇帝的权力设置约束。吕祖谦在儒者中较早看到仅仅依赖皇帝的自我修养和德性的危险，因此他可谓是黄宗羲及其《明夷待访录》这类思想的先声。田浩认为马恺之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例证：如果吕祖谦的思想不限于仅仅影响浙东学者，而是取代朱熹，像他那样影响到整个中国和东亚，那么儒家思想和中国政治文化历史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向。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
近期欧洲朱子学部分研究成果简介
李典
［1］罗马尼亚的IrinaIva沖（逸雪）：《朱熹〈读书法〉与西方诠释学》，《国际儒学研究》第二十五辑，华文出版社，2017年11月27日，第119～126页。
论文介绍了朱子读书时的各种应注意事项，讨论朱熹有关作者的意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与UmbertoEco（翁贝托・艾科）所谓的“文本意向”的共同之处，将朱熹的读书方法与西方古代读书实践的观点进行分析。在这个比较分析中，对西方论释学和西方古代读书传统的探讨以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介绍的“教化”（Bildung）概念和米歇尔・福柯在TheHermeneuticsoftheSubject中介绍的古代希腊与拉丁思想传统有关的读书作为沉思（meditation） 机会基础。
［2］苏黎世大学的Dr.RafaelSuter（拉斐尔・苏德勒）：“Transmittingthe Sage's‘Heart'（Ⅱ）：InstructingAbsolutePractice—ThePerfectionofthe PerfectTeachinginMouZongsan'sReconstructionoftheConfucianDaotong”，PhilosophyEastandWest（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18年1月，第223—241页。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介绍了牟宗三对儒家道统思想的看法，并将牟宗三对康德和朱熹的看法进行了一个对比，涉及牟宗三对新儒学的重新评价，间接展开了对朱熹及程颐的学术思考。
［3］巴黎第七大学（巴黎戴德罗大学）的SbastienBillioud（毕游塞）：TheVarietiesofConfucianExperience-DocumentingaGrassrootsRevivalof
Tradition，BRILL，2018年7月。
Billioud（毕游）在记录和理解“儒学复兴”的过程中阐释了朱熹的一些思 想，并通过这本书向读者介绍了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4］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AchimMittag（闵道安）：《再论朱熹的〈诗集 传〉的源流考以及朱熹〈诗〉解在南宋晚期的流传》。
此为AchimMittag教授于2018年9月12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所作的主题讲座。在讲座中，AchimMittag教授谈到了朱熹《诗集传》不仅是中国经学史，也是文学史的主题，从科举制度便可见《诗集传》的重要性。自1314年蒙古人建立科举制度以来，《诗集传》就已是读《诗》的主要参考书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解释《诗》的重要转折点，这缘于朱熹质疑毛《传》和郑《笺》，并且给出不同的解释。Achim Mittag教授通过对朱熹关于“诗经注释”相关文献的重新评价，探讨了朱熹《诗集传》几个版本的产生时间、原因，及其差异、考证、争论等问题。
朱熹作为历史中的知名思想家，对他的研究体现在了哲学、文学、教育学等方方面面，通过全球各地学者的学术汇报与交流，朱子学也在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限于语言原因，还有一些以法语等其他语种做的朱子学相关分享笔者并不能一一涉猎，但其在当代欧洲焕发的新的生命力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单位：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
近四十年来宋元明清朱子《家礼》、乡约及民间家礼文献研究
杨英
北宋时期，门阀士族趋于没落，庶族地主势力兴起，再加上北宋中期之后面临众多的政治、经济问题和严峻的外部压力，士人阶层奋发图强，展开了寄托他们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儒学复兴运动，朱熹《家礼》就是这样一部寄托着其改造社会理想的礼学作品。朱熹《家礼》既是传统礼学（三礼之学）的延伸，又是宋以后“礼仪下乡”得以形成的乡里礼秩的蓝本。从司马光《书仪》到朱熹《家礼》，再到《泰泉乡礼》、《南赣乡约》等各种乡约和民间家礼文献的大量产生并扎根宗族、落于实践，进而形成网络并稳固成型，标志着宋代士人创建乡里礼秩、改造社会的理想得到初步实现，对后世中国社会之乡村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对《家礼》的研究较为全面、深入，目前有跟新兴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相结合的趋势；乡约和民间家礼文献研究则正在展开，处在积累个案的阶段。在学术方法已发生深层次变化的当今，这几个领域显示出了版本训诂、史学考证、社会调查多种手段结合的蓬勃态势。
一、《家礼》的真伪、版本、思想、传播
从北宋开始，礼仪开始逐渐下及庶人。北宋《政和五礼新仪》开始为庶人制礼，但施行并不方便，于是士大夫开始根据此前庙堂礼典和“书仪”重新创制适合推广到庶人的礼。因为乡里庶人的礼仪不需要那么多内容，于是，原来通行于庙堂的吉凶军宾嘉五礼经过改造（这种改造包括从司马光《书仪》到朱熹《家礼》的各环节），内容大幅度减少，如不需要代表皇权的高级祭祀礼，也不需要军礼、宾礼。凶礼、嘉礼只需要跟平民日常生活有关的一部分名目，《书仪》、《家礼》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原先存在于庙堂的吉礼、凶礼、嘉礼经大幅度删削之后的修正形态。这方面，王美华从中唐之后礼制下移的视角考察了《家礼》跟国礼的关系，认为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家礼》直接简化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成为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政和五礼新仪》表现出的明确庶民关注正是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制礼以教民”意向的体现。而政和礼典的这种清晰的庶民化倾向实与徽宗君臣议礼时确定的“稽古而适今”方针原则有直接关系。①由于宋代资料不甚丰富，从《政和五礼新仪》到《家礼》的出现，其间变迁环节学界目前尚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学者们更多是对比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考察二者的继承关系。司马光《书仪》是除敦煌遗书中所见外传世的唯一一部《书仪》类著作，宫云维检阅有关典籍，对有关司马光《书仪》的卷秩册数、版刻等进行了研究。②安国楼、王志立对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在礼仪环节上《书仪》显得繁琐，《家礼》删除了《书仪》第一卷表奏、公文、私书、家书仪的内容，因而在后世得以广泛流传。但从《家礼》卷五的《祭礼》部分可明显看出其剪裁《书仪》的痕迹。《家礼》之丧礼、祭礼的内容均是根据《书仪》丧礼篇及其祭仪部分改编的，通礼卷的“居家杂仪”和丧礼卷的“居丧杂仪”两部分则是完全采用《书仪》原文。③潘斌考察了司马光《书仪》的撰作，认为书仪撰作体式出现颇早，20世纪发现的敦煌卷子中有唐代婚丧礼俗的写本“书仪”，司马光结合宋代的风俗，采用“书仪”体式，基本上以《仪礼》为据，对《开元礼》多有论及，对礼俗批判继承，从而撰成《书仪》这样一部表现士庶人行为规范的礼仪蓝本。司马光《书仪》不仅于古代家庭伦理建设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于今天的礼仪文明重建也颇有启发意义。④潘斌、屈永刚还考察了《家礼》对《书仪》的损益，认为《家礼》对《书仪》的内容做了调整，一些正文变为注文，大量删减《书仪》的注释并采用宋人之说，减省了《书仪》的部分仪节并强化宗法思想（设“祠堂”并置于卷首），避免了繁文缛节，可操作性更强，进而认为对今天撰作新式礼仪有重要启发，有利于实现中华礼仪文明的现代转换。⑤
《家礼》一经产生，便慢慢跟宗族制度结合，而后在乡里（尤其南方地区）扎根并被奉为圭臬，影响广泛而深远，因此对《家礼》的研究是学界的重点。
（一）《家礼》的真伪、版本和内容
1．真伪
因《家礼》曾经失窃过且《四库全书》定其为伪，学界对《家礼》的真伪历来有争议。陈来从宋人、元明人、清人及今人论辩《家礼》的不同点出发，梳理了朱子门人和后来学者论《家礼》的观点，并对朱子的《祭礼》作了考证，还列举出一些新证，认为《家礼》确为朱子所作。⑥束景南考述了朱子增益《祭仪》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家礼》一书的过程，确认《家礼》为真。⑦安国楼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相关著述，认为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一致，因此《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并非他人著述。①汤勤福亦认为《家礼》是真，且在它影响下元明清三代有大量效仿《家礼》的著作。②彭卫民认为朱熹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将经学与哲学、礼学与理学融会贯通的学者，其礼学思想具有浓郁的义理色彩，朱子通过提倡“源头活水”的学礼观、秉持“知崇礼卑”的考礼观以及践行“陈数知义”的制礼观，梳理了传统礼义的演绎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三礼》的改造。③彭卫民还认为朱子通过对传统礼学中“仪”与“义”、“知”与“行”、“本”与“文”等三对辩证关系的阐释，一方面重新审视了《三礼》的演绎方式，另一方面通过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与《家礼》完成了对《三礼》的重新改造，因此《家礼》不伪。④但清人王懋竑以《家礼》为伪的观点经由《四库全书》肯定，影响至今很大。彭林作《朱子作〈家礼〉说考辨》，试图从《家礼》内部文本考察以及其多处误读《仪礼》的地方来重申王懋竑《家礼》“伪书”说。⑤陈峰、肖永明认为学者们对王懋竑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缺乏完整清晰的了解，王氏之逻辑进路包括征于古今礼书、验诸人情风俗、考之朱熹行年等三方面，并认为朱熹未撰作《家礼》。⑥苑学正则从版本脉络和思想理路两方面辩驳了王懋竑以《家礼》为伪的两个理由：一是《家礼》成书和失而复得的相关记载存在可疑之处；二是《家礼》思想内容存在不足甚至谬误。苑学正认为，前者主要是由于王懋竑对相关文献掌握不够全面而引起的误解，后者则在判断标准和具体论证上都存在问题。在具体论证中，王懋竑罔顾朱子不拘古礼、积极吸收后世礼俗的思想，往往据《仪礼》以绳《家礼》，加之对《家礼》本文存在误读，遂造成《家礼》谬误百出的假象，由此怀疑《家礼》非朱子所作并不能成立。⑦毛国民《〈朱子家礼〉真伪考的历史回顾与探索》综考以上观点，认为诸家“真本论者”观点以及一些有力新证都指向“《家礼》乃朱熹早年草创之作”，朱子在世时《家礼》虽未彻底完成，但其大体则已成。⑧
总之，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后世流传的《家礼》是朱熹的草创未定之稿，《家礼》不伪已成为大部分学者的共识。周鑫系统总结了当代中、日、欧美学者关于《家礼》成书真伪问题的研究，认为他们的研究主要依循三种路径展开：第一，整理应氏、丘濬、王懋竑、夏炘诸儒的论说要点，判定《家礼》是否为朱熹所作；第二，搜罗散落在朱子本人书写的信牍序文、经义著述和朱子门人笔述中的语录传记、《家礼》序跋中与朱子家礼思想、家礼行为及家礼著作有关的材料，重建朱子写作《家礼》的思想观念、历史情景，并比对通行本《家礼》礼文，参酌思想变化与情景局限，判断《家礼》哪些内容为朱子原作、哪些系后人改易；第三，梳理《家礼》诸版本的传刻系统，比勘其文字异同，追溯《家礼》的原始面貌。学者们大体确信《家礼》的底本乃朱子草定，刊本则杂有后儒点窜的痕迹。①
2．版本
关于《家礼》的版本。彭卫民搜集了《家礼》的各种刊本，认为原稿本的誊录本始出，门人后学据原稿本分别刊刻广州本、余杭本、临漳本、潮州本、萍乡本等，均佚。传世的刊本中，依“通、冠、婚、丧、祭”礼的编排体例，可分为不分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八卷本、十卷本、“钞配本”、“集注本”。其中以宋刻为善，元本、抄本、明本皆从宋本而出。“集注本”中的《家礼叙》为朱熹亲笔手书，仅凭此一点便可平息自明代以来对《家礼》是否为朱熹所著的所有学术论争。②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一书由吴震、郭海良译成中文，该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家礼》版本系统”主要从朱熹弟子著作和后世藏书家藏书目录来理清《家礼》版本的发展演变，把《家礼》版本分为原稿本、宋刻本、元刻本；第二章“《家礼》的思想渊源——从《祭仪》、《古今家祭礼》到《家礼》”主要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祭仪》及二程的礼学思想特点；第二部分论述《古今家祭礼》博采众家的礼学思想；第三部分重点论述《家礼》由二程说转向司马说的发展历程；第四部分主要以《家礼》为例来探讨朱熹对古今家礼的博采。第三、四章“《家礼》与《书仪》的比较（上、下）”探讨了朱熹《家礼》哪些地方借鉴《书仪》，哪些地方是朱熹独创，并从这些创新之处考察朱熹礼学思想的特点。第五章“朱熹家礼思想的发展”，主要从朱熹晚年语录和《仪礼经传通解》探讨朱熹晚年家礼思想的变化。③本书及彭卫民博士论文，分别是中、日学者从版本系统、内容源流、动态发展等方面考察《家礼》最为全面专精的作品。西方学者对《家礼》最有研究的是伊佩霞，她的《中华帝国的儒家与家礼》第七、第八两章专门探讨明清两代的《家礼》改编本，指出《家礼》宋刻原本系统虽不可考，但元刻原本系统至少已发展出五卷正文本、十卷纂图互注本、五卷集注本、十卷增序纂图集注本。《家礼》改编本系统肇自元代，在明清时期日臻繁复。由此可见学者们已大致掌握考镜《家礼》版本的四类基础文献：朱子亲炙门人的笔述、《家礼》众多刻本的序跋、《家礼》现存刻本实物与版本目录学著作。④由此可见，《家礼》的版本研究已相当充分。
3．内容
关于《家礼》的内容。韩国学者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第二、三章对《家礼》的真伪、版本、内容作了考察，认为《家礼》的设篇次第、冠昏丧礼本诸《书仪》而有所损益。①日本学者上山春平仔细比对《家礼》与《书仪》，得到的结论是：《家礼》在篇章结构与卷首通论上踏袭修正《书仪》，而在冠昏丧祭四礼上承袭简化《书仪》。《家礼》一书正是以《书仪》为蓝本，简省其仪节、剔除其考辨，再掺入程颐和朱熹自己的发见而成。②王志跃对比了《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内容编排和具体仪节的安排，认为《宋志》因受体裁的限制，兼成书仓促，所以对不少仪节进行了省略或概括叙述，在结构的编排上稍逊《家礼》一筹。《宋志》主要是为官私著述提供史料，而《家礼》对后世的影响则甚为广泛。③然而，《宋志》与《家礼》性质和资料来源均极为不同，因此，将《家礼》与其他礼制文献做对比研究，恐要在充分考虑它们孳生背景、依存土壤的条件下进行，这也是日后的学术增长点。
（二）《家礼》的思想和传播
1．思想
彭卫民《法与天理：朱熹〈家礼〉思想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对《家礼》的思想作了非常系统的研究，正文第一章考察了《家礼》思想的滥觞，认为朱子对冠、婚、丧、祭四礼的创制来源于其对三礼中“天理”观的认知。第二、三、四章探讨了朱熹家礼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题：“礼理一体”、“常变相合”论以及“天命民彝”论，这三类思想蕴含着“理与气”等古典家庭礼法哲学命题。其中，第三章“中国中古时代家庭礼秩沿革的思考”分析了从“汉型家庭”到“唐型家庭”再到“联合家庭”的结构演变，从“家国公私”的礼制纠葛到“门第家法”的观念维系再到“敬宗收族”的制度探索，家礼在中古时代的演变，既注重渲染家国一体化的“复古”色彩，又同时宣称构造形态以“应时”为要。第五章从明清之际丧礼的地方实践提炼朱子《家礼》播迁中的“地域社会”论。第六章考察了《家礼》一书在东亚的影响，探讨东亚藩属国对理学化的礼法思想的接受和发扬。论文非常系统地从思想到制度考察了《家礼》的形成和播迁，以及其与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关系。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四章考证朱熹的《仪礼》学思想，涉及《家礼》的部分首先分析了王懋竑论《家礼》的思想背景，然后追索《家礼》文本的内容及其撰作过程，并通过比较朱熹中晚年礼学观点的异同来推定《家礼》文本的成书年代以及所反映的特点。周天庆认为《家礼》中的政、道、教是一体的，以家族生活为中心，通过祠堂设施、宗法原则、祖先信仰及祭田等，使儒家之教获得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明清以来《家礼》的实践有力地深化了儒家政、道、教之间的关系，使儒家学派真正成为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①
《家礼》在明清影响巨大。清人郭嵩焘作《校订朱子家礼》，肖永明、陈冠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之作了考察，认为郭氏的《校订朱子家礼》与朱子《家礼》一样，是对社会建设与礼制建设的贡献与维护，为家礼进一步落实到全社会作出了贡献。从社会学角度考察《校订朱子家礼》一书，可以说有是有非。②目前对晚清的今文、古文派的礼学研究开始进入个案研究阶段③，晚清学者对《家礼》的校订和研究不仅像他们的乾嘉前辈那样依照《仪礼》为本从文本上进行，而且还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方面目前尚少受到学者关注。
2．传播
明代是朱子《家礼》在社会上得到高度传播的时代，王志跃对《家礼》的传播作了考证，《家礼》传播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通过《家礼》传播排斥佛道，暗含了儒礼独尊的意图。④《家礼》还传播到了朝鲜并产生巨大影响，这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相当可观。彭卫民硕士论文第三章“《家礼》东迁：建构文化自我的进路”对《家礼》朝鲜化作了详细考察，认为从朝鲜自身角度来考量，《家礼》朝鲜化的进路是反映朝鲜自身政治、文化体系构建并逐步完善以及朝鲜从“认同”走向“自我”的过程。通过《家礼》在朝鲜五百余年的传播史，不仅可以从文化角度阐释朝鲜礼学范式沿革与“声教”异变的进程，还可以厘清朝鲜不同时期家礼的书写形式的形成与特点。⑤喻小红、姜波考察了《家礼》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认为《家礼》符合了韩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传入韩国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学界的推崇和民间的笃信遵循，《家礼》进入韩国科举考试以作为人才登用的参考书目，韩国政府和民间也依《家礼》推行朱子丧礼，并且随着《大明律》的颁布，《家礼》有了法律的保障，二者相得益彰。⑥张品端考察了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的过程及其对朝鲜礼学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朱子《家礼》于南宋传入朝鲜后，经高丽官方学者的大力倡导，发展成为规范的社会行为方式。朝鲜学者对朱子《家礼》的注释、阐发，后来发展为岭南礼学和几湖礼学两大礼学派别。岭南礼学追求人情与义理之调和，并重视其效用性，具有现实性和开放性；几湖礼学以家礼为教育与行礼之本，以风俗与国制折衷于家礼，并重视礼学的理论化。今韩国人重礼，成为“礼仪之邦”，这与朱子《家礼》在朝鲜的流传和发展有着渊源关系。①彭林从金沙溪《丧礼备要》出发考察了《家礼》在朝鲜传播时发生的朝鲜化，《丧礼备要》一书是朱子《家礼》朝鲜化的奠基之作，文章考察了《丧礼备要》的撰作旨趣、对朱子《家礼》的补苴、变通，以及对时俗的依从与匡正等方面。②
《家礼》除了传播到朝鲜外，还传播到了日本。彭卫民考察了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对朱子《家礼》的继受：江户时代学者们依靠朱子《家礼》对日本的“家”在天理层面加以改造。江户时代，以德川家为中心的武士集团组建“家职国家”，借助“家格阶层制”这一主从有序的家内礼法，使得“孝”的规范更具备“忠”的强大政治功能。江户时代的《家礼》一方面把“家”视为拟制的血缘集团，另一方面又把它扩大为继承社会机能的经营集团，以此形成忠孝一体的“家族国家观”。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家礼》的版本、内容、真伪、传播等问题已研究得相当充分。当代多数学者认为《家礼》为朱子所作，清人以《仪礼》为圭臬，才出现责备《家礼》浅陋进而疑其为伪的观点。假如仔细理清《家礼》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前后脉络，对宋儒改造社会的理想更多些“同情的理解”，将《家礼》和《仪礼》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加以考察，就不会出现以《仪礼》苛责《家礼》浅陋之批评。《家礼》作为晚近东亚世界建构基层社会秩序的指南，对之的研究日后将结合对基层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具体方式而展开。
二、乡约和民间家礼文献
自朱熹《家礼》出现后，乡里礼秩的发展有了可操作的文本依据。宋代开始出现乡约，明清时期大盛。与此同时，出现了大量以《家礼》为蓝本但比《家礼》更简约、更适用于某一宗族的民间家礼文献。乡约跟民间家礼文献往往互相纠葛，在某些地区宗族的约规（民间家礼文献）即乡约，加入了国家治理的基层体系（详下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以个案形式结合族谱、碑刻等资料逐步展开，随着历史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正在逐步走出以往泛泛而论的状况。
（一）乡约
所谓乡约，是指在某一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一定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的人群自我管理的规则，这种规则大多是书面的，也有一些非文字的。常建华认为明代的乡约制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教民榜文》及其相关制度是广义的乡约，而狭义者则是指设立约正宣讲六谕。前人多把明代乡约作狭义理解，如从广义理解明代乡约，更容易把握明朝国家的统治思想和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从而深化对宋以后社会变迁的认识。乡约跟三《礼》和《家礼》相比内容简明扼要，几乎不存在版本真伪问题，对之的研究多从不同地区的乡约出发累积个案。科大卫系统地指出了明代广东士大夫编制乡约—私教礼书的过程，以及它跟宗族“再结构”①之间的关系：最早的可能是明初唐豫的《乡约》，成化年间丁积编《礼式》，嘉靖年间黄佐编《泰泉乡礼》，与此同时霍韬撰有《霍渭崖家训》，然后是隆庆年间庞尚鹏撰《庞氏家训》。这一乡约—私教礼书的体系在明代出现于珠三角，且《霍渭崖家训》、《庞氏家训》以及后来许多收在族谱中的“家训”，重点其实都不在礼仪，而是在于家族的维系。②科氏引文博赡，研究思路充满了从文本到社会组织凝固过程之间环环相扣的精密分析，是目前的典范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地域性乡约。首先是明代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编《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刘晓东以《泰泉乡礼》为中心，分析了社师的来源以及对基层社会的有限权力。③杨亮军认为以《泰泉乡礼》为代表的明代乡约将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打成一片，使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教育、管理、救助、防御、服务等事项有机地结合起来，乡治体系结构设置的系统化和立体化特征更为明显。随着明嘉靖以后专制国家权力向乡约内部的侵蚀，倡导和践行乡约的领袖也开始向政府职役的角色转化，乡约本身也逐渐由一个自发性的组织向封建政府控制和支配的社会治理工具转变。④姚宇以朱子《家礼》和王阳明《南赣乡约》为例，考察了《南赣乡约》的功能。《南赣乡约》规定了乡约的组织方式、各项职能、基本生活规范、乡约集会的礼仪流程，施行以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很快被推广，成为明清时期乡约实践的重要文本。乡约组织的任职人员均由约众推举，其纠过机制运作更是完全依靠约众互相督促。相比“地方自治”这一政治学范畴，《南赣乡约》所体现的毋宁说是一种自我教化的思想倾向，其哲学基础不是近世西方的分权理论，而是理具于心、人人自足的道德信念。①卞利对明清徽州乡约作了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徽州一府六县（即徽州府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六县）由乡村宗族、会社和一些民间组织制定的各类乡规民约内容种类繁多，可以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型，它们往往经过当地封建官府钤印批准，并以官府的名义发布，但具有模糊性和变通性。这些乡约曾经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教育和文化发展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某些落后的乡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②乡约是国家法的延伸，这方面卞利以明清徽州乡约为例全面探讨了乡约的性质以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民间习惯法的乡约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法有关条款的细化，它所调整和处置的是诸如土地田宅、婚姻、继承、借贷和争斗等民间细故，是在国家法架构许可的范围之内进行的。乡约采取主动“邀请”国家权力进入的方式，实现与国家法的整合。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但也经常发生冲突。③
明清时期的乡约实际上是国家法的末梢，于是出现了宗族乡约化的现象，即宗族组织加入国家基层组织，成为国家组织层层架构的最底端。常建华分地域考察了明代徽州、江浙赣地区的宗族乡约化现象，认为明中叶徽州宗族的组织化主要是个别宗族的尝试，嘉靖以后大规模推行乡约制度后，宗族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乡约化的形式。嘉靖时期徽州府地方官在宗族推行乡约，制度完备。士大夫及其代表的宗族出于维护社区社会秩序的需要，响应官府所推行的乡约，并举出祁门县的文堂陈氏、姿源县的沱川余氏为例，都是乡约与族规合而为一，通过推行乡约使宗族组织化，使基层社会组织发生了变化。明代的宗族乡约化是宋以后中国宗族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所在。④同理，江浙赣地区在明朝嘉靖以后推行乡约的过程中与宗族结合，发生了宗族乡约化，也促进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宗族乡约化是宋儒重建宗族、在乡里移风易俗社会理想的成功实践。明代宗族乡约化给予基层社会以深刻影响。⑤此外常建华还从《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出发考察了明清时期福建泉州乡约的地域化，明朝实行里社制度，社坛、社庙与铺境一致，后来演变为神庙，推行乡约因借助里社，也就与神庙发生联系，导致所庙合一。再加上乡约与保甲混合，致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扎根。⑥
总之，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宗族史上的重要时期，宗祠的普及以及宗族乡约化即完成于这一时期。大量的乡约存在，使得宗族及其利益能合乎国家利益。常建华、卞利的乡约研究累积了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个案，乡里礼秩从文本到实践的形成过程方式通过这些研究多有廓清。这样，乡约所承载的乡里礼秩就找到了加入大一统国家礼制层级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嘉庆大礼仪之争是极好的个案，它充分说明庙堂礼典和乡里礼秩是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互动关系的①，目前二者关系的个案式研究还刚刚起步。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也面对着这种庙堂礼典和乡里礼秩之间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关系的背景。作者将《儒林外史》呈现出的故事放在明代无所不在的“礼”的框架下，并提出了“二元礼”和“苦行礼”的概念，认为“在儒家话语中，礼的定义如此宽泛，涵盖了个人生活和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行为规范，并且最终构成了在宇宙自然的理想秩序中安顿社会人伦关系，并赋予其意义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二元礼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是象征性的，也是工具性的；它是基于神圣道德律令的规范性制度，同时又提供了社会交换、利益协商和维系社会政治利益的合法手段”。②苦行礼则是对二元礼的回应和矫正。该书通过分析儒家士子在二者之间的纠结，揭示了《儒林外史》那个时代“礼”与儒家世界的危机，并试图通过对《儒林外史》各面相的研究，重构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探讨正史权威叙述之外的规范秩序和道德想象。作者从多种角度叙事并把握细节的能力着实精彩，观点也令人耳目一新，但尚需进一步探究。如陈来认为，苦行礼的说法不能成立，如果只从礼的功能上来讲一元、二元，那么礼可以有三元、四元、五元，很多元，很难说二元礼。③事实上，商伟对礼仪框架结构的认知的确有不甚清晰的地方，这直接影响了他展开叙事时对不同面相背景的把握。郭孝子、王玉辉的行为是否可以归入礼？这涉及“二元礼”、“苦行礼”的定义；作者对儒家仪注、泰伯礼（拜祭泰伯神的礼仪）的归类和划分也有不甚专业的地方，而泰伯祠的毁坏，到底跟哪个层面的“礼”有关？在笔者视角中，这属于儒生对乡里礼秩某些组成部分的逆反。商伟的研究引起的争议正说明学界对“礼”架构的认识还远未达成明确的共识，也尚未出现堪称典范的先行研究成果，庙堂礼典和乡里礼秩彼此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尚需要通过积累更多的个案研究，才能逐步面目清晰。
（二）民间家礼文献
《家礼》的出现使礼制进一步下移，民间家族因自身所需，比照《家礼》制作了大量的民间家礼文献（有的学者称之为“私教礼书”）。殷慧认为，朱熹《家礼》影响了元郑泳《郑氏家仪》，明徐骏《五服集证》、邱濬《家礼仪节》、韩承祚《明四礼集说》和清朱轼《仪礼集要》、王复礼《家礼辨定》等的家礼研究及编写。①具体说来，民间家礼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祠堂石刻、域外汉籍、谱牒、宗规、乡约、方志等文献中的家礼材料，以及少数民族的家礼文献。②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开始展开。多数学者赞成“家礼”应指广义的概念，涉及家庭教育的部分，也可以是对冠、婚、丧、祭礼的规定，更可以是对特定对象如妇女的专题教育。但有的学者将《仪礼》之类也归入广义“家礼”是不严谨的。③即便广义的家礼，其产生也至多追溯到中古。目前传统家礼文献的目录学研究开始起步，王志跃考证了明代家礼文献的种类，认为共163种，此前中外学者的文献统计有误。④陆睿《中国传统家礼文献叙录》（浙江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将传统家礼文献分为综论类、常仪类、蒙学类、闺教类四类，从文献学角度进行了排比搜集。
学者们对民间家礼文献进行研究，首先是对某种家训族谱直接进行个案考察。章军华考察了《崇仁甘溪王氏九修族谱》，认为是王安石家族的世系家谱，其中记载的关于祭祀的礼仪包含了元旦仪、元夕仪、立春祭仪、冬至祭仪、墓祭仪、祀后土仪、生忌奠仪等七项按照四时进行祭祀的礼仪，记录了宋朝的缙绅家族仪礼，与后来朱熹所撰载的《家礼》也有很多异同之处。⑤常建华对《霍渭涯家训》作了考察，认为霍韬所撰《家训》实际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霍渭涯家训》单行一卷本；另一个系统是霍韬子与瑕万历四年（1576）所刊《渭涯文集》本家训，收入的《霍渭涯家训》分为《家训前编》与《家训续编》两个部分。《家训前编》的“序”反映出霍韬制定家训的核心思想为“保家”，《家训续编》则重在“诲谕之意”。霍韬制定家训及其实践与霍韬的家族在南海西樵山的活动有关，也可以说是西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请求民间祭祀始祖与官员设立家庙祭祖获得通过，引发了兴建宗祠的热潮。南海的士大夫因为议大礼登上了政治巅峰。⑥
李冰、陈姝瑾对浙江省浦江县郑氏家族的《郑氏家仪》做了研究，认为郑氏家族在同居共爨三百余年的过程中，《郑氏家仪》在家族秩序维护和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氏家仪》借鉴了朱子《家礼》的大部分内容，不但详细记述了通、冠、婚、丧、祭五种礼仪，而且对祠堂和祭田做了明确说明，尤其是对祠堂的改制从经营的角度作了解释，把儒家的“孝悌”思想贯穿于礼仪的各个环节。《郑氏家仪》将民间传统家礼发展到与官方礼典双向互动的历史阶段，比朱子《家礼》更适用于广泛的士庶社会。①朱莉涛对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徽州家族《茗洲吴氏家典》做了研究，《家典》以儒家传统伦理为圭臬，力求将理学精髓融入现实生活，通过忠、孝、节、义规范以及冠、婚、丧、祭等诸礼仪节，达到齐家睦亲、社会有序之目标。剔除其中封建糟粕部分，《家典》对现代道德文明、礼仪文化的塑造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价值。②彭卫民对其曾祖彭天相（1893—1943）著的一部对传统丧礼各细节进行指导的民间用书《丧礼撮要》进行了笺释，即《〈丧礼撮要〉笺释》（台北，秀威出版社，2012年版）。王志跃将朱子《家礼》与《满洲四礼集》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虽有从俗、从俭、从简和从今等共性，但在先祖祭祀、择偶观和信仰权限上却有所不同，有些地方又可以互补。如朱子《家礼》在居家仪与礼仪的开放性方面可补《满洲四礼集》之不足，而《满洲四礼集》在婚礼及丧后礼的认识上则对《家礼》有所发展，有不少认识及见解是朱子《家礼》所没有的。但两者在后世的命运却相差甚远，其主要原因是《满洲四礼集》在礼仪上存在一定的民族保护主义。③
其次是将家训、族谱等民间家礼文献放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下进行考察。王美华认为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多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修撰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修撰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不断扩大。④赵克生对明清各种私教礼书的研究成绩卓著，他对明代东山葛氏的《家礼摘要》做了研究，认为葛氏家族典型地体现了科举时代新仕宦阶层家族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征。葛氏家族的发展，除了重视家谱、祠堂、族田等建设，还特别制定了《家礼摘要》。《家礼摘要》主要以朱熹《家礼》为框架，兼采程颐之说，以宗法为主，删繁就简，缘俗行礼。明朝国家、地方政府“以礼治民”和民间“以礼造族”协同推进，无论是维持“世家”存在，还是稳定地方社会秩序，家礼都与王朝政治密不可分。⑤赵克生的专著《明代地方社会礼教史丛论——以私修礼教书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私修家礼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了私修家礼撰书、刻图方面的传播，以及演礼观习的非文本传播，勾勒了多渠道、多层级的家礼传播方式在地方乡里社会中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就明代士人对家礼中家祠主祭权多元化、对族会、族葬作了构想并付诸实践，还考察了植根于教育的童子习礼，植根于地方乡里组织的朱元璋“圣谕六言”宣讲，作为沟通官僚梯队和乡里组织的明代文官父祖封赠制度及其对礼教的影响。何淑宜细密考察了浦江郑氏《郑氏家仪》、《性理大全》本《家礼》和丘濬《文公家礼仪节》的编者背景、内容主张和制造过程，还结合时儒和后儒相关的论礼、践礼行为讨论这些《家礼》文本与人们日常生活及实践之间的关系。①
还有就是从礼学的学术转向角度考察民间家礼文献的涌现。明代重《家礼》，清代重三礼礼经是学者公认的事实。张寿安特地在专著中对这种转向作了考察②，但赵克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对清代家礼书作总体估量的基础上，梳理了清代繁多“家礼”书的三类主要构成，即前朝刊本、清朝官修家礼书和清人私修家礼书，由此发现清代家礼一方面继承宋、明以来的家礼传统，面对相似的社会环境，担当相似的社会功能，秉承相似的编纂原则；另一方面，清代家礼因其统治民族的满洲族性和清代平民宗族发展等社会新情势，在具体仪节和家礼结构等方面都有一些新变化。③苏正道从清代礼学研究复盛的角度考察了清代礼书编撰兴起的情况，认为晚明王学的禅学化及明清鼎革的巨变导致士人逃禅，部分学者坚持纯净儒学化运动，从而带动儒家经典和礼学研究的展开。同时，明代以来流行的朱子《家礼》及其改编本的固有问题促使清代礼学由家礼改良向经礼考证回归，并由宗法宋明经注逐步转向宗经郑注，以此带动礼书编撰和《仪礼》研究的全面兴盛。朱子《家礼》的众多不合古制及违碍人情之处，引起明清以来改良家礼浪潮的出现。④陈功文对清代绩溪金紫胡氏家学作了研究，认为绩溪胡氏家族经学研究自成一派，前后经历数世，经学传承脉络清晰，成就斐然。通过对胡氏家族家学传统的梳理，不仅能揭示其深厚的家族文化内涵及家学特点，而且对探索清代家族文化传承、深化清代学术文化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⑤
总之，学者们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角度、从礼学的学术转向角度考察了民间家礼文献，并对民间家礼文献的一些个案展开了扎实研究，这方面的清理目前尚在进行中。杨华总结认为重新解读家礼撰作的历史脉络，有助于从理论上为传统家礼、家教正名，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家礼撰作是贵族社会的产物，是“礼不下庶人”的结果，对于门阀制度和士族文化起到维护作用；宋代之所以出现家礼撰作的高潮，不能仅仅用唐宋社会变革、文化的阶层异动来加以解释，也与宋代士人救治世风、淑世惩弊的文化抱负有关。传统家礼、家训中蕴含有诸多超越时空的优秀价值理念，与现代化事业并不矛盾。应当继承历代士人“教训正俗”的传统做法，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家训和家教，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①
（三）朱子《家礼》的实践
近年来因为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调查方法的引入，朱子《家礼》及各种民间家礼的实践进入学者的视野，目前处在积累个案的阶段。常建华按区域综括了2009—2014年明清宗族的研究成果，作为《家礼》实践的宗族祭祀行为进入作者的视野并予以了介绍。②《家礼》的实践是全方位的，金乃玲、张滢考察了《家礼》在徽州村落空间（祠堂建筑空间布局、住宅建筑空间布局、祭田制度）中的体现③，粟品孝对朱熹的家礼行为进行清理并与其《家礼》文本进行比照，发现《家礼》的规定基本上在其家庭生活中得到了实现，但朱熹的一些行为也与《家礼》明显不合，而最受后人重视的《家礼》“祠堂”部分则可能并非朱熹所定。④臧健研究了明清时期中韩家规礼法对女性的约束并作了比较，认为随着家族组织的定型、巩固与完善，通过成文家法实行对女性的约束已渗透到士庶工商等各个阶层，明清妇女从家法中接受束缚程度较宋代妇女实在是重了很多。古代朝鲜以朱子《家礼》作为各个家族普遍遵守的家规礼法，编纂与刊行儒教女训书，将女子为夫守节列入国法，推行以“礼俗”为核心的乡约运动，用以作为乡民与妇女教化之道。⑤刘杰研究了朝鲜学者寒冈郑逑的礼学实践，寒冈生活在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初，一生致力于对礼学的研究并重视实践。他从学问角度整理了礼学，把国家礼和私家礼相结合，并大力推广朱子《家礼》，确立了岭南礼学的基础，寒冈通过书院教育把社会教育推上了一个新层面。在担任地方官时编纂了邑志。另外寒冈还组织了契会，通过鼓励乡村弟子们读书而致力于社会教育。最后，寒冈根据郡县的具体情况，复原古制，实行了具有应用性和独创性的乡饮酒礼。⑥
要研究《家礼》的实践．更为具体的是要考察《家礼》中冠、婚、丧、祭礼的施行。目前的冠礼研究几乎都是根据《仪礼·士冠礼》研究先秦冠礼，而对《家礼》中的冠礼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彭勇考察了明代皇室各阶层包括皇帝、皇太子、皇子和亲王等冠礼形式和等级森严的制度①，但跟《家礼》没有关系。婚礼的研究亦很少。朱杰人对《家礼》中的婚礼作了解读，认为《家礼》为朱熹所作当无疑问，朱子在整理与研究古礼的基础上，严格遵循“谨名分，崇敬爱”的大原则，不拘泥于古礼之细微末节，略浮文，务本实，与时俱进，改良犹多，可供当代社会继承与借鉴。②朱杰人还身体力行，于2009年12月5日，以其子朱祁的婚礼为实验对象，举行了以朱子婚礼为原型的现代婚礼，对朱子《家礼》作了一次大胆的社会实践。③和溪综括了《家礼》冠婚制度的沿革及影响，《家礼》自宋代成书后广为流传，其中冠、婚二礼流传尤广，元代《至元婚礼》、明代官方通行的婚礼以及《大明集礼》中的冠礼等皆本于此，清代《御纂性理精义》亦将其收入。自此，朱子礼学思想真正得以应用于庶民。④
对《家礼》中的礼仪研究，成果稍多的是丧礼。卞利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中心，通过对明清以来徽州府县方志、日用杂书等典籍的研究，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明清以来徽州地区的丧葬礼俗。徽州的丧葬仪礼，处在一种礼仪与习俗并存、厚葬与薄葬并行、良风与陋俗同在的矛盾状态之中，徽州地方官府和民间宗族组织一直致力于对丧事活动中礼俗的整合，希冀以此规范丧事活动中的非礼行为。但是，这种教化与强制相结合的办法并未取得效果。⑤陈慧丽《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村的实践》（安徽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结合文献、文书、碑刻及口碑资料，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搜集了典型徽州古村落祁门黄龙口村实践《家礼》各环节的资料，其中就有丧礼、祭礼的环节。徐恋、李伟强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县徐氏家族为例，考察了民间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朱子《家礼》所做的增减：有关闻丧、奔丧的规定比《家礼》有删减，但家奠远比《家礼》繁复，包括儒生排班请文公、孝子进香礼、献馔礼、灌献礼、侑食礼、孝妇点茗礼等环节。此外奏乐复杂，诗章也多，且不排斥道教“道场”，体现了《家礼》在民间的异化。⑥
《家礼》中祭礼的实践是跟祠堂的建立、宗族祭祖程式的确立密切相关的。在祠堂举行的祭祖礼一方面起到了敬宗收族的作用，同时又作为古代神灵祭祀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入层层分级、格局复杂的国家祭祀体系。这方面的综括性的研究有：赵华富考察了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认为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还有重大变革。①卞利以徽州祁门六都为例，全面地对明清徽州的宗族官吏、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宗族祭祀的一般状况。②陈瑞运用明清徽州丰富的地方志与族谱资料，从宗族的立场上详细探讨了明清徽州宗族围绕《家礼》的制度设计与以礼治族的实践。③黄兴泉从福建南靖族谱出发，研究了朱子《家礼》对漳州宗族礼仪的影响。漳州有着“海滨邹鲁”的称号，与其之前被认为好斗彪悍的形象相距甚远，这与朱子《家礼》在漳州地区传播和实践带来的影响不无关系。但漳州宗族对《家礼》有所取舍且繁简不一。④需要指出的是，对《家礼》中祭礼的研究是伴随着祠堂研究以及区域社会中地方神祀的研究进行的，仅从《家礼》出发，并不能窥见其祭礼的全貌，大量的专精的研究是结合区域社会史和各地祀神的具体内容进行的，笔者将另文予以专门介绍。⑤
此外，学者还注意到了明代不遵循《家礼》的现象。王志跃发现，明政府推崇朱子《家礼》，但社会上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广泛存在，这是由《家礼》自身存在不足、不良风俗的阻挠、地理位置的限制、人情、恩义、宗族以及人们认识不同等主客观原因导致的。人们在实施《家礼》时还参考其他官私仪注、政典及先儒言论，掺以时制、融入风俗，删简《家礼》乃至自纂家礼。从礼制史角度来认识明人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礼制为时下所用的可能性。⑥
三、结语
上文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朱子《家礼》、乡约及民间家礼文献的研究作了总结。目前的情况是：（一）朱子《家礼》的来源基本弄清楚了，学者在《家礼》是否为朱子所作这一点上基本取得共识，那就是《家礼》确为朱子所作，“后人伪作说”赞同者越来越少，《家礼》的文本研究也基本告一段落，儒者与《家礼》的文本书写跟乡里宗族组织的有机关系将是日后的学术增长点。（二）乡约研究多半是从区域社会史角度展开的，但目前的研究大部分还嫌宽泛，乡约以什么形式扎根于乡里土壤尚需继续累积个案，这方面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一书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可供乡里礼秩研究者参考。（三）民间家礼文献数量众多，形式多样，散布各地，目前这些文献还在整理中，这方面，刘永华提出的“仪式文献”概念及研究范式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所谓仪式文献就是用于引导仪式或在仪式中使用的文献”，“仪式文献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课题，涉及文献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文化史等不同学科和方法，侧重研究的问题包括：仪式文献源流与分类的研究，仪式文献传承谱系的梳理，仪式文献传承主体即仪式专家的研究，仪式文献与仪式表演之间关系的探讨，不同区域仪式文献之比较研究，不同仪式传统之仪式文献的比较研究，仪式文献与政治、社会关系之研究等。”①这些问题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对民间家礼文献进行清理和考量，“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式的社会调查在搜集到各种形式的民间家礼文献的同时，还充满了民间家礼从文本到实践的整个过程的生动信息，这些信息全面地反映了礼仪作为“人”的生活必须，经过各种变形成为适合某区域、某阶层生活的必备部分，对这必备部分的认识除了需要大量的个案积累之外，还需要引入新的范式，在此基础上才能探求动态轨迹的变化，这些将是日后学术增长点之所在。
总之，从司马光《书仪》到朱子《家礼》的出现，再到乡约的出现和民间家礼文献的蔚为大观，礼制经过改头换面，终于一步步从贵族走向庶人，形成了内容跟庙堂礼典有别，但精神实质跟庙堂礼典遥相呼应的乡里礼秩。它如同一张网络，对家族和社会形成了富有弹性但严格有效的约束，并跟代表皇权和官僚贵族阶层利益的庙堂礼典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从庙堂到乡里礼仪生活多样化但最终结为一体的格局，维持着传统中国日常社会秩序的运转。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以往未被注意，也因为积累的范式尚少，目前空白点众多，随着礼制这一新学术领域的继续开辟和多种研究范式的积累，以后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原载《孔子研究》2019年第5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
刘宣妘
对于2019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综述：第一部分，期刊论文；第二部分，学位论文。为避免因笔者的误读，而扭曲了作者的本意，故综述方式尽可能使用作者原有的论述说明，而不加上笔者自身的诠释于其中。
在期刊论文方面，笔者从中国台湾2019年的期刊论文当中，依据台湾期刊、学者或对朱子义理有新意之学者为主，摘录数篇论述，所选论文归纳为两种类型：宋明理学、经学（日本汉学）。为了让读者快速掌握这些学者之研究成果，笔者以论文之问题意识、论文架构、论文摘要等三大项作为架构，以期能帮助读者清楚掌握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证成的程序与结论。学位论文方面，笔者数据来自台湾硕博士论文加值系统，论文以摘要的方式呈现，让读者可以快速地掌握作者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研究方向。
一、期刊论文
（一）宋明理学
1．谢淑熙，《从〈朱子语类〉探析朱子〈论语〉思想》，《孔孟月刊》，2019年第57卷9/10总号681/682，第1～12页。
（1）问题意识
朱熹教学强调品德教育的重要性，经常以《论语》作为教材，相关著述中，以南宋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所蕴含的真知灼见最受后人重视。《朱子语类》是继《论语》之后，阐扬教育理论的重要典籍，以分类编排的方式，对原语录所记载的文字，往往予以改动，与其他语录对比参照，更能适切地了解朱子学说。论文首先简介《论语》内容大要，其次论述《朱子语类》一书的体例、内容，还记述了当年朱子教学师生互动的概况，以深入了解《朱子语类》记载朱子《论语》学说思想之全貌极具重要价值。
（2）论文架构
第一节，《朱子语类》的成书与体制；第二节，《朱子语类》所揭示的《论语》观及其特性；第三节，朱子《论语》观传承儒家道统的学术价值。
（3）论文摘要
第一节，《朱子语类》成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序，现在的《朱子语类》初版由黎靖德编辑，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出版，并将每个人纪录语录的年代都保存下来，《朱子语类》综合了九十七家所记载的朱熹语录，详尽地保存了许多朱子晚年定论，亦是《朱子语类》的特点和具有更高参考价值所在。《朱子语类》的体制，首先，朱熹收集关于四书的各种注解，特别是二程及其门徒注解，反复选择编成精义、要义或集义，再从集义中选择他认为正确的解释加入集注，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他的观点，再做或问来阐述他如此注解之缘由，解答别人可能提出之问题，朱熹着重推敲字句，进而了解文义，深入经书的意涵；其次，研究朱门学说的重要工具，《朱子语类》虽是保存较完备的语录，但仍有一部份重要材料在编集期间散失，朱子门人以《或问》解析《四书章句集注》，兼取门人的语录，并溯及二程学说思想，以寻求朱熹教学的旨趣；最后，尊重古圣先贤的解经旨意，朱子教导学生，读经书要抛弃主观的、随意的态度，应该要顺着文意客观地理解，先儒的解经说书，朱子提及前辈学者大多举出赞成的见解，无非要学生养成尊重先贤的态度，学习古圣先贤阐述思想言论，刻苦用功，认真体会。
第二节，从《朱子语类》所记载的内容，理解朱子是以怎样的方式教导学生学习《论语》，以彰显《论语》教材的内容旨意。首先，教导学生研读《论语》的方法，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指导学生要逐篇逐章去研读，不可急躁躐等，朱熹认为研读《论语》要循序渐进，一日只看一段，且要涵泳深长意味；其次，提问与讨论必须相辅相成，以“里仁为美章”为例，朱子教导学生以孔子作榜样，强调在学问的探究上，要深入追求，详细的提问，并与同侪切磋琢磨，让自己的学业日益精进；最后，深入了解经书的文句语义，朱子教导学生要明白文句典故的来龙去脉，根据文义文势，添加虚字以铺陈文句是无所谓的，但是不可以在经文上添加重要的实字，画蛇添足，以免偏离经书旨趣，影响文句的义涵，强调读经要以精读熟思、咀嚼字句作为解释经书的方法，儒家之道不只是可以坐而言的学说，更是必须起而行的人生圭臬。
第三节，朱熹治学严谨，朱子《论语》观传承儒家道统的学术价值，第一，弘扬儒家仁爱学说，兹引《朱子语类·雍也篇》叙述朱子引导学生读《论语》研谈论仁爱学说为例，说明“仁”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是不假外求的，是每个人内在品德涵养的结果，且照亮整个中国族群，其次，“仁”是待人接物的准则，它的实际意义是“爱人”，朱子以“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的伦理纲领来诠释“克己复礼为仁”的义涵，朱子也强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语义更宽广，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第二，彰显孝弟伦理思想，朱子作为儒家思想之传承者，其对道德问题的思考，贯穿其间的主题，自然也离不开对家庭伦理道德的思考，兹引《朱子语类·论语二》叙述为例，说明“孝弟”之道是源自人类“天命之性”，也是伦理道德的基础。第三，树立研读经典良方，朱子教导研读次序本末不可倒置，研读经典需从态度着手，全神贯注是关键，朱子曾说：“读书，将圣贤言语就自家身上做工夫，方见事事是实用。”说明读书要融会贯通圣贤经典的话语，要向师长请教，与同侪相互切磋，才可以使自己的进德修业日起有功。
2．杨自平，《论二程及朱子思想中的颜子形象》，《孔孟月刊》，2019年第57卷5/6总号677/678，第35～46页。
（1）问题意识
作者认为朱子论颜回的重点已与北宋理学家有所不同，重在彰显孔门统绪的传衍。就《论语》文献来看，确实可见出孔门的传衍，孔子原本属意颜渊为传人，然因颜回不幸早夭，只得另谋传人，曾子能理解孔子一贯之道，后世亦认定曾子接续孔子之道。《论语集注》是朱子抉择合适的说法辅助读者理解《论语》，既然《论语》记载孔门传承之事，自然得有所关注；再者朱子曾提出他主张的“道统”说，故这样的说法并无疑问。但从孔门统绪传衍来论颜回只是《论语》的一部分，颜回尚有其他面向，且朱子在《论语或问》、《论语精义》、《语类》都有关于颜回的看法，故有必要更全面地看待朱子对颜回的评价。因此，二程如何论颜子及二子看法的异同，与朱子对二程说法的阐发与开展都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即此见出程、朱一系对颜子的评价。
（2）论文架构
第一节，论二程“学颜子”及观圣贤气象的主张；第二节，二程论颜子之德、颜子之学、颜子之乐；第三节，朱子对二程论颜子说法之承继与开展。
（3）论文摘要
第一节，颜回是孔门重要弟子，《论语》中颜回的人格形象十分鲜明。宋明理学家对颜回的为学与境界有诸多阐发，周敦颐教二程观颜子气象，程明道提出“学颜子”，可得出两个重点：一、明道以学以成圣为最高目标，以“学颜子”作为引导学习者的进路。二、之所以选择颜子而非孟子，以孟子才高不可学，故以颜回为学习榜样；且若能学习颜子之德，自有孟子、禹、稷的事功。这两点说明颜回去圣不远，其境界可学而至，有颜回之德自有圣贤事功。
第二节，肯定颜子具圣人之德，程伊川进一步阐发颜子之学及颜子之乐，已为颜子的贤人形象建立大致模型。
第三节，到了朱子，除了阐发二程的说法，也进一步提出颜子近圣人生知之资并具事功之才，对于颜子之乐，一方面着重在克己的工夫，又附带说明工夫到了极致，便能私欲尽去，天理流行的境界。在二程及朱子看来，圣人不易学，相较下，颜子虽有过人的纯粹性情，但他通过立志学孔子，致力克己工夫，格物穷理，达到私欲尽，天理存的境界。通过观颜子气象及对颜子之学的理解与阐发，二程及朱子发挥的新意，也让颜子成了程、朱生命实践之学的最佳代言人。而二程及朱子对颜子学行的诠解，正可作为后人如何善读经典的参考。
（二）经学（日本汉学）
张文朝，《山本章夫的二〈南〉诗观——以朱熹为主的比较研究》，《汉学研究》，2019年第37卷3期总号98，第233～271页。
（1）问题意识
论文旨在通过比较等方法，究明山本章夫的二《南》诗观与朱熹的异同。学界与本议题相关的研究有岳雁虹《山本章夫〈诗经新注〉研究》及〈山本章夫诗经新注简介〉，但因无设立章节专论此议题，显示此议题值得继续研究。在经学方面，山本章夫既以舍取朱学为本，则其说与朱熹之解，一致性应该相当高。又以“自家之见，发明古人所未说及”，则其说必有异于朱熹或前人之新注，就此而言，更是值得一探。因此，论文通过章夫的二《南》解释，比较章夫与朱熹之说，借以阐明二人诗观的异同。为达此目的，以先陈述毛《传》、郑《笺》、孔《疏》、朱《传》等之说，再对照章夫之说，其间随文参照中、日学者相关论述，以见其与前贤、后学之新旧异同为步骤，从而探究章夫二《南》说在明治时代之《诗经》学史发展上之意义。
（2）论文架构
第一节，由简转精的“南”字解；第二节，根基于朱说的章夫二《南》诗词解释；第三节，有别于前人的章夫二《南》诗词解释新见；第四节，以人情改写美刺说的二《南》诗旨。
（3）论文摘要
第一节，章夫认为二《南》的“南”字，是指文王之化自西北而大行于南方，此说虽较朱熹等汉儒以来“自北而南”说精细，而与清乾隆时鄂尔泰等奉敕撰《钦定周官义疏》之观点相同。但因整本《诗经新注》以朱熹说为基调，未能关照到宋代程大昌乐名说，而不免有“汉儒谬见”之批评。
第二节，章夫援用毛《传》、郑《笺》、孔《疏》、朱《传》等前人之说来解释二《南》的诗词，此现象有超过半数以上是援用朱《传》的批注，可以说明章夫《诗经新注》二《南》确实是基于朱《传》而批注。但有些解释在援用朱《传》之后，也提出自己的观点，以补充朱《传》的不足，可见章夫之学，确实源自朱学而成，且对朱学有帮助之功。
第三节，章夫对二《南》诗词的解释，也有异于前人之处，作者检视《四库全书》电子版及九名江户时代学者及两名明治时代学者，发现除履轩外，章夫少有涉及其他学者之说。由此可说明：章夫《诗经新注》并未充分参考江户时代的著作，而其著作也未在同时代引起注意。章夫对二《南》诗词容或有不同于中、日前人之说的解释，由此也可以看出章夫解《诗》的特色。
第四节，着重于章夫以诗人之情对二《南》诗旨的改写，在《拟小序》二《南》诗中，以情言之者18篇。即人情中的喜有10篇，次为乐4篇，哀2篇，闵、欲各1篇；非人情的“美”有5篇，礼、淫各有1篇。足见章夫并非尽以情说诗，尤其“美”占二《南》诗篇的五分之一，占比不算低。又，言及文王者只有5篇，而以女性为主角的诗，则高达16篇。可见章夫在诗旨上并不甚强调以文王之德为说，而是建立在刻画女性情感的表现上。亦即在东西文化冲击下的明治时代，学者对二《南》诗的解释不再强调依存于德化的政治理想，而是重视文学性的鉴赏及诗人情感上的抒发。此一现象是否即是明治时期《诗经》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实有必要于今后再多就此时期的学者著作中寻求，单就章夫而言，作者以为已有如上所述的迹象。
综合以上所论，可知章夫着重于人情抒发的《诗经》观，所以他说离情无诗。而其解《诗》的态度，则是以朱《传》为根基，加以取舍，补遗订谬，再加上自家之见。而其解《诗》之方法也与朱熹相同，是就诗之本文，求其旨意。此亦视为章夫之为学方法。而其所著《诗经新注》在日本《诗经》学发展史上，实有补益朱熹《诗集传》之功。
二、学位论文
（一）硕士论文
1．徐雅玲，《朱子庄学研究》，东海大学哲学系。
作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宋明理学别于传统儒家教人们“天人合一”的通达天理，而是直接从生命实践体现“天人一理”的世界，这样的生命境界与道家庄子思想似乎有其关联性。宋明理学中特别是朱子的学说思想，是否受到道家庄子的影响？成就人生意义与价值，宋明理学如何给出答案？论文以朱子工夫论作一讨论：一、持敬工夫论作为人生的价值意义及其内涵。二、从朱子相关著作勾勒朱子所理解的庄子思想。三、试探理学与庄子思想是否有其会通处。
论文以朱子工夫论作为探讨主轴，首先，厘清朱子“持敬”之内涵，并从《文集》、《语类》、《四书章句集注》梳理建构朱子对庄子及其思想的理解与讨论，将《庄子》原典提出来作一对照，厘清朱子所论述的庄学轮廓。然朱子思想体系承二程一脉而来，二程学说中亦与庄子思想有着相似且相通处。朱子对庄子思想之评论可发现：朱子批庄子无细密工夫以强调其工夫论之重要性，朱子赞赏庄子识得“道体”，并将庄子“道体”内涵融摄到其“理”的概念加以扩充发展。
2．张逸弘，《宋明格物致知义涵之转变析论》，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
《礼记》之《大学》一篇受到宋明理学家青睐，多以其为基底拓展自家学说。该篇作为发扬宋明学术本色的利器，又以“格物致知”为其基础工夫与义理来源，其义理内涵，受汉唐学者与宋明理学家关注而有诸多价值面目。论文以郑玄、孔颖达、二程、朱熹、王阳明、刘蕺山、王船山等大家为脉络，分别析论格物致知的原始架构、功能性、认知性、教条性、实质性、理想性与载体性，探讨其源流发展与古典意义，及其义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开展与结果。
“格物致知”的核心价值与学理性质，从经学到儒学义理的拓展，产生的质变超乎想象，具有丰富之说理面相与义理承载功能；探讨其流变之过程，便是窥探儒学千年演变之缩影，其关切重点虽微，实为中国儒家思想之荟萃。对其发展进行脉络与主题式的分析，是理解中国哲学的一新观点。除了梳理传统思想中的格致特色，论文更尝试拓展其对教学与文化认知间的潜移默化之可能性，使得“格物致知”所衍生出的道德特性与现代社会环境有所接触融合处得以理解，论文可谓对中国传统学术与其出路提出另一面向演进之探讨。
3．黎雅诺，《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注音研究》，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
《仪礼经传通解》初刊于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是朱熹晚年礼学的重要作品，全书37卷，以《仪礼》为经，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附于本经之下为传。朱熹之子朱在，以“先君晚岁之所亲定，是为绝笔之书”来形容《仪礼经传通解》，视之为朱子毕生礼学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汇集了古代礼制的种种记载，俾后人得以在选裁之中，窥探朱子的礼学思想与文献校注的功力，且为明、清礼学专家所宗，近代亦不乏研究者，于汉、唐以后的经学著作中，确为一部礼学要典。
《仪礼经传通解》含有大量的训诂及注音材料，却只有少数属随文改读的“叶韵音”，其性质与一般研究朱子音韵的材料完全不同，作为训诂学或声韵学的研究对象，亦有相当之价值。一般相信，宋代的实际语音既与《切韵》系韵书不同，应该可从宋人的著作当中，分析出宋代的“时音”与“方音”，论文则试图指出此说之谬误与危险。
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综述所发现的问题，说明研究之动机、目的、方法、范围，以及前人之研究成果，并简介《仪礼经传通解》之编纂经过。第二章考求《仪礼经传通解》注音之来源盖有五端，足见此书注音并非朱子创制。第三章分析《仪礼经传通解》中之特殊注音，以见其既非沿袭前人，亦是合于“传统读书音”之注音体系。第四章评述李红先生《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语音研究》一书，试就文本与观念两端，指出研究经传注音的一些问题。第五章为结论，回顾全文论点，借“雅传统”与“雅音”的观念，说明以“时音”或“方言”解释经传注音的危险与不妥，并展望未来对其他经籍注音之进一步研究。
论文之观点，多受金周生《吴棫及朱熹音韵新论》一书启发，作者以此为基础，说明经传注音与“时音”研究之间的一些问题，并在纷纭的学说当中，找出一套合理而平实的研究方法。
（二）博士论文
1．金玟，《朱熹与丁若镛“道心人心论”之比较研究》，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
作者对朱熹与丁若镛的“道心人心论”进行比较研究，并聚焦于两者对“道心”的问题意识，以此考察“道心”概念哲学含义的变化与差异。在此问题意识下，本文一方面从程颐与吕大临关于“中”与“未发已发”之辩论开始，接续讨论朱熹中和旧说与新说的理论发展，深入探讨朱熹对“道心人心”论的理论含义。另一方面，首先从历史观点来考察身为信西派的丁若镛与天主教的关系；再者从与天主教理论的类似性切入，讨论丁若镛对“上帝”的观点，深入探讨丁若镛对“道心人心”论的理论含义。此论文比较朱熹与丁若镛对“道心”的观点，提出（1）朱熹的“道心”是必须先通过“知觉”之后才形成的道德意识，实际上不会赋予“道心”本体的涵义；（2）丁若镛的“道心”等同于“灵明”、“天命之性”为代表的本体，而“上帝”是这些本体义所根据的终极本体。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的论述，延伸探讨朱熹与丁若镛的本体论与工夫论之比较。
2．陈永宝，《朱熹主敬伦理思想的历史传承与理论建构》，辅仁大学哲学系。
作者以《保训》、《易经》和《论语》等先秦儒家与忧患伦理为立论前提，以唐宋佛学伦理思想及张横渠、程伊川的“敬”思想为背景，采用形上分析、形下论证及形上与形下结合的方式进行论述。论文以朱熹伦理思想为核心内容，以“敬”思想的产生、发展、内容为写作主线，通过文献综述法、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朱熹伦理思想中关于“敬”思想的文本进行整理、思考和总结，对其重要文本予以较细致且深入的解读，并从历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角度分别进行阐述。
同时，论文中对朱熹本人及其师友门人及明清学者的原始文献，和当代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在原有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深挖，力图为朱熹伦理思想的现实应用做好理论铺垫。除此之外，论文强调朱熹的“敬”思想和他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与理论渊源的内外原因。在这个思路下，采用对形上理论与形下经验相结合，及逻辑分析与历史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对朱熹伦理思想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整理。在内容上，采取线面相结合的方式。所谓“线”即是以朱熹的“敬”思想为主线，使全文紧紧围绕“敬”思想而展开；所谓“面”是以朱熹的伦理思想为论述内容。通过对二者的综合研究，挖掘朱熹伦理学及“敬”思想的深层内涵和现实意义。
3．陈秀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与影响》，台北市立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作者认为《四书》学是朱熹经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朱熹首次提出《四书》之名，并倾其毕生之力以钻研和探究，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注合刊，以《四书》建立道统架构，并逐步确立了《四书》学理论体系。朱子毕生以经典诠释为职志，其《四书章句集注》为集宋学与汉学之大成者，使《四书》地位升格，取代《五经》成为儒家核心典籍，继以建立宏大精微之儒学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为朱熹毕生之力作。后世学者多赞其内容精确缜密，其旨在发挥圣人之心，实为贯通五经之奥旨，与明伦体道之要典也。然此书之所以为后人所重，实因元、明、清科举之所致矣。综观朱熹所为注解，多以理学又博撷众家之说。《四书》体系之研究成果汇集在《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由于朱熹的《四书》学，使得儒家的儒学史，得以形成《四书》学继承与开展的新契机，使之成为南宋以降儒学史研究之主流。
朱熹为程颢、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师承二程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均为理与气构成的，二程对孝的天理化论证是通过仁完成的。而朱子亦认为孝为理之分殊，并以天理论证孝道的正当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与践行方式，继承发展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父子相隐的思想；在仁孝关系上，承袭程颐“仁为孝弟之本”的思想，并论证了孝悌为君子追求礼、义、智的根基。在其影响下，其弟子与后学们也对孝进行研究、阐释与传播，对后世论孝、行孝与著述均产生重要影响。
论文从朱熹前、后儒家圣哲对于《四书》中“孝”的诠释，分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孝的诠释之脉络与意涵，以绾合《四书》孝道思想的真谛与价值，并提出对当代孝道之浅议，作者盼能对孝道观念渐次浅薄的当今社会，略尽一己绵薄之力。
4．蔡至哲，《中、韩儒者的秩序追求——以朝鲜朱子学儒者为中心的观察》，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作者以东亚儒学视野，参考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秩序研究，关注中、韩儒者之思想，特别是朝鲜朱子学之发展，借以思考朱子学秩序关怀里的价值与界限。朱熹透过区别“三代”、“孟子死后的汉唐千五百年间”、“二程及朱熹自己所处的宋代”，建立了“道学”的历史观，让“道学”站在更高的高度去批判汉、唐的失序。沃格林曾定义西方历史上所谓“存在的飞跃”就是与原有帝国秩序的决裂，走向了分殊的秩序（differentiated order）。朱熹以道统的高度，对传统汉唐中华秩序进行批判，可模拟沃格林思想，视为一种中华秩序下的“存在的飞跃”。
然而，传统东亚秩序强调一元性、整体性、政教合一的特质，若溯其根源，也与朱熹高举《大学》的“贯穿本末”，全面恢复秩序的思维，有着深刻关联，对近世东亚儒学之发展更有深远影响。明清两代皇权以全面掌握秩序之名，将“道统”的话语权篡夺，使统治者变成“政治”、“文化”无上的权威。实质上否定了朱熹思想的紧张性与对皇权批判反省的可能。当全面恢复秩序的企图，丧失了对真理的不确定感与紧张性，而代之以如沃格林所说的灵知主义式的不宽容与压迫，其实反而带给人更多关于秩序的困惑与忧虑。
朝鲜儒者希冀传承“后朱子时代”的道统。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之际与失序危机感中，重塑了以道统为依归的中华秩序。模拟沃格林思想，可以视为一种中华秩序下的“存在的再飞跃”，值得吾人在今日重新反思何为“中华秩序”之时作为参照。
（作者单位：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
2019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综述
〔韩〕方炫妵 吴周娟
一、韩国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状况
2019年韩国的朱子哲学研究论文出版约35篇。研究主题大致分为形上学、心性论和工夫论三部分，另外，还包括朱子与其他哲学家的关系、读书观，及其四书学等。本文按主题介绍朱子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值得关注的论文。
朱子形上学思考一直是韩国学界深度关注的领域，包括理气论、太极论、易学等各种主题。2019年，以朱子形上学为题材的论文有：《通过分析理概念来探索朱熹的逻辑体系》、《朱子的“理先气后”是形式逻辑的关系吗？——以朱伯昆的说明为中心》、《朱熹易学中道德本性的含义》、《朱子哲学中太极论与理气论的脉络差异》、《太极论的模式转换中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以朱熹和王夫之的太极论为中心》等。
金起贤所撰《新儒学的形而上学转换——从理体气用到理乘气机》一文指出，朱子根本地扭转了原有的形上学模式，转而建立起新的模式。据金先生介绍，朱子之前的形上学坚持“理体气用”的路线，但朱子基于两个原因，将其转换为“理乘气机”的形上学模式：一、在“理体气用”的形上学中，善的创造只能解释为“理”的直接运动变化。但朱子认为，“理”与“气”是在相互相涵中实现的；二、根据“理体气用”发展的性理学，工夫不过是等待先天之善的本心出现，所以平时是不必用工夫的。但是，比起扩充先天善心的工夫，朱子更重视平时的涵养。此文详细分析朱子形上学如何地峰回路转、开出一新形上学系统。
方炫妵的《关于朱熹哲学中理的主宰性问题小考》分析了“性情之心”和“天地之心”的涵义，并试图解答朱子哲学中“理是否具直接主宰、指导气性之能力”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根据此文，“理是否能直接主宰气性”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理有动静”的肯定与否。若否定“理有动静”，主张理无法起作用，则理当然不会有直接主宰气性的能力。相反地，若肯定“理有动静”，主张理能作用，则理对于气性之主宰也将会是可能的。此文站在“理有超越动静”立场上，主张“人之心”与“天地之心”有一致性，而理的超越作用可见于每一具体的事事物物。他认为，理存在于总体的变化中——在天地生物的过程中、在道德思维和判断的主体中——即便是在人的心中，也起着“绝对的命令”的作用。此文从理与心在“主宰”议题上的关联性，对“理能主宰”这一重要的哲学问题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说明，指出，在朱子，“理的主宰”是指“普遍存在的原理——理是不限时空、无懈可击地主宰着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
朱子心性论领域则一直以“中和论辩”为关注焦点。2019年，相关论文有《通过“中和论辩”看“心统性情”理解》、《中和新说，从方法到目的》等。其中金玟的《道心的脱本体化——朱熹道心人心论为中心》分析了朱子的“中和论辩”与“人心论”的关系，界定了道心的意义。论文主张，朱子早期和后期的“道心人心论”，分歧点在中和旧说和新说理论体系的变化。在早期的道心人心论中，朱子遵循了“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传统解释，此时的“道心”指的是“中和旧说”中的“未发本体”；在“中和新说”中，因发展出“心统摄性和情”，心能发挥“知觉”，并具“一体主宰”之义，故后期道心人心论中的“人心”与“道心”内涵，都有了转变。在“人心”，脱离了承担价值判断的责任，只是单就心之“知觉”作用及其“感官的自然欲求”而言。“道心”不再代表“天理”或“未发的本体”，成为属于经验层次的“道德意识”。至后期，“道心”与“人心”不过是一个经验心的两个面向。如此一来，依着中和旧说的“早期道心人心论”，原本是指向“两个不同的根源”，即“本体之道心”和“现象之人心”二根源，在中和新说之后，则转为“一个经验心的两种不同知觉”。
朱子工夫论主要对“未发涵养”、“格物致知”等各种主题进行了讨论。2019年，该领域有《格物和伦理两难》、《朱熹的道德认识论》、《朱熹工夫论中历史书的意义》等论文。其中，金慧洙《关于朱熹伦理说基本原理的研究》一文，从现代伦理学的观点分析了朱子理气论，阐明了朱子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结构，阐释了朱子学如何体现现代伦理学的多种形态和特征，探索了朱子哲学的现代化可能性。论文认为，朱子伦理学涵盖了两种伦理形态及特征：一、朱子学肯定道德原理的普遍性，主张其合理性，具有义务论的特点；二、朱子伦理学具有存在伦理学的特征，即道德主体是以成为具道心之圣人为目标的。
如果把朱子工夫论的主要内容“格物致知”，理解为是对对象的认识探索，就会有“朱子工夫论与人格无关联”的问题。目前研究大多将朱子“格物”义限制在“伦理”之事上作理解，把“格物”和“涵养”皆解释为“对内在道德的认识或保证”。朱光镐的《朱子的工夫论：从“体悟本体”到“与对象建立适当关系”》一文从解释学角度，指出“格物”的意义不应仅限于“伦理学”层次，这对于当代朱子“格物”义之探讨，有一定的贡献。认为，朱子的“格物”义还应包括以成熟的人格应对事物形成圆融的关系等。
朱子的其他领域包括朱子学与其他学问的关系、朱子的读书观、四书学、身体观、法制观等也有一定研究。相关论文有《宋明理学中荀子哲学的评价和接受——朱子为中心》、《朱子的语言观和中道的读书观》、《〈朱子语类〉读书法中朱子的实体论性语言观》、《没有恶之理——朱熹对程颢“理有善恶”的解释》、《恶从善始——朱熹对程颢“善恶皆天理”的解释》、《对刑罚和法制的朱子学认识研究——以朱熹和蔡沈的书经解释为中心》、《孟子浩然之气章注释史的展开研究：以赵岐和朱熹为中心》、《对朱熹和戴震身体谈论的比较研究》等。这些研究表现了朱子学丰富的内涵。
二、韩国学者对退溪·栗谷学的研究状况
2019年，韩国学者对退溪学及栗谷学的研究状况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与心性论及修养论领域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其他领域，特别是集中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及文学、艺术方面；二、与退溪学相比，栗谷学的研究论文相对更少。
就心性论研究方面而言，李相益在《退溪—高峰四端七情论争的根本问题》中，表示退溪与高峰的争论核心在于对“七情的所从来”的理解差异。退溪把七情规定为“肉体本能（食色之性）”，高峰则表示七情是“道德本性（仁义之性）”。依李先生所言，因为退溪和高峰对“七情”和“理气”概念的理解不同、对“发”的意义和“心”的构造的理解也不同，所以产生了四端七情争论。Chae,Hee Doh（蔡熙道）的《栗谷学中的四端不中节问题——通过与胡宏的比较》一文则针对“退溪学对栗谷学的批评”提出问题。作者认为，栗谷讲理气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是栗谷要表达朱子学中“理气不相离、不相杂”之义，但有些学者把栗谷视为具有湖湘学色彩的人物，这是不恰当的。作者还分析了朱子学和湖湘学在“同体异用”、“气质问题”、“四端”等方面的理解，并通过这一分析，进而指出“栗谷学属于湖湘学系列”这一评价也是不合理的。
就修养论的研究成果而言，Jang,Seung Koo（张承九）在《退溪与栗谷的修养论比较中》，对退溪与栗谷的修养论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退溪因为强调以“居敬”为中心的修养功夫，所以重视“真积力求的态度”和“求放心”；而栗谷因在主张修养心性的同时，强调身体的修养，其不仅重视“敬”，也重视“诚”、“矫气质”、“养气”等工夫。Jang,SeungKoo还指出，比起栗古，退溪更重视直接从“心”着手作修养工夫；栗谷则认为，为了有正确的实践，必须先对真理有透彻的了解，栗谷更重视“格物”工夫。基于此，退溪重视《心经附注》，而栗谷更重视《小学》、《大学》、《中庸》。文中总结，栗谷主张，圣人是通过“经世”、改正世界、参加政治活动而修养人格之人物；退溪主张，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并不是通过积极地作经世活动而是通过修心养性以达到人格模范。
其他研究方面，全圣健在《对退溪理学之沙溪的批评与其批判的继承》一文中，摆脱了现有的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的对立构图，转而以对二者的批判来继承儒学思想，由此分析了沙溪金长生的理论。金长生继承了宋翼弼、李珥的学问，再传授给金集、宋时烈和宋浚吉等。他将朝鲜“礼学”带向另一高峰，为朝鲜的礼学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据全先生介绍，沙溪的学问是对退溪李滉的理学、经学、礼学等进行批判性检讨而形成的，因此，要对沙溪思想有深刻理解，便须从他如何批判退溪学来分析其学问和思想。姜卿显的《退溪、栗谷对明代儒学的认识》一文从哲学史的角度，审视了16世纪朝鲜学者退溪及栗谷对明代儒学的理解。姜卿显认为，退溪从“斯文的继承”这一角度，对明代儒学采取了包容的态度；栗谷则从“道统的传授”层面，持批评明代儒学的立场。退溪和栗谷对明代儒学的认识，分别着重从“敬工夫”和“理气关系”来解释朱子学，反映了 两人特色。
退溪学、栗谷学与西方古代哲学和神经科学的比较研究，也有相关论文。安琉镜在《退溪的理与亚里士多德之神的结合点》中，把“退溪之理”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之神”模拟地联系起来，并进行考察。他分析道，退溪的理具有红色对性（超越性：不相杂的侧面）和相对性（内在性：不相离的侧面）的双重性格，但现有学者只重视理的内在性，没有深入关注理的超越性。安琉镜将“理的超越性”与“亚里士多德的神之’不动的动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Chae，Seok Yong（蔡锡勇）《栗谷的意和达马西奥的感觉（feeling）》一文，则将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在神经科学上解释的“feeling”概念与栗谷的“意”概念进行比较，揭示栗谷人性论的认知特征。他认为，第一，在栗谷处，“情”是非自觉的反应，“意”是自觉的反应。达马西奥所说的“情绪”（emotion）也是非自觉的反应，“感觉”是自觉的反应。第二，“意”是无意识的“情”发生以后，以“情”为对象的有意识的活动。“感觉”也是在“情绪”出现之后，以“情绪”为对象的有意识的活动。第三，在栗谷处，通过实践“诚心”，人能体现道德的善。达马西奥的“感”同样可以起到引导人类走向道德善的作用。
三、结论
2019年，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论文，在形上学、心性论、修养论，及朱子的读书观、身体观等多方面皆有丰硕成果。而在退溪学与栗谷学方面，摆脱了以往只着重理气、心性论等面向，拓展至比较研究、文化艺术等其他领域，展示了目前朝鲜朱子学研究的特征，此研究逐步扩张至相关可关联的其他领域。总、而言之，无论是就朱子学本身的研究，或是朝鲜朱子学的研究，都显示了朱子学的丰富内涵在韩国学界正被快速挖掘。
参考文献：
［1］金起贤：《新儒学의形而上学转换——理体气用에서理乘气机에-=The MetaphysicalParadigm-ShiftinNeo-Confucianism-TheTransitionfrom‘lit'ich'iyong（理体气）'to‘lich’engch'ichi（理乘气机）’》，东洋哲学硏究会，《东洋哲学硏究会》97辑，2019年。
［2］方炫蛀：《朱熹哲学에있어理의主宰性问题에대한小考=Governance］主宰］ ofLi［理］inZhu-Xi5sPhilosophy》，韩国中国学會，《中国学報》87辑，2019年。
［3］金玫：《道心의脱本体化----------朱熹의道心人心论을中心으로=ZhuXi'sDeontologicalPerspectiveonDaoxin(道心)：FocusedonZhuXi'stheTheoryof DaoXinandRenXin》，忠南大学校儒学硏究所，《儒学硏究》49辑，2019年。
［4］金慧洙：《朱熹伦理说의基本原理에관한研究=AStudyonthePrinciplesof Zhu-xi'sEthics》，韩国陽明学會，《陽明学》54辑，2019年。
［5］朱光镐：《朱子의工夫论，’本体깨닫기，에서’对象과의적절한关系맺기，로= Zhu-xi'sStudyTheory，from“RecognizingtheBenti”to"EstablishingtheAppropriateR시ationshipwithObjects"》，大韩哲学會，《哲学硏究》151辑，2019年。
［6］李相益：《退溪-高峰四七論辨의根本问题=OntheFundamentalProblemsof Toegye-Gobong'sFour-SevenDebate》，退溪学硏究院，《退溪学报》146辑， 2019年。
［7］채희도(Chae，HeeDoh)：《栗谷学에서四端의不中节问题-胡宏과比较를통해 서=TheProblemofSiduanbuzhongjieintheYulgokStudies：Through comparisonwithHuhong》，翰林大学校泰东古典硏究所，《泰东古典硏究》42辑， 2019年。
［8］장승구(Jang，SeungKoo)：《退溪와栗谷의修养论比较=Acomparativestudy onthetheoryofself-cultivationofToegyeandYulgok》，栗谷学会，《栗谷学研究》 40辑，2019年。
［9］全圣健：《退溪理学에대한沙溪의扌比判고卜扌比判的继承=Sa-gyeKimJang-saeng'sCritiqueandCriticalSuccessiononToe-gye'sStudyofPrinciple》，忠南大 学校儒学硏究所，《儒学研究》46辑，2019年。
［10］姜卿显：《退溪와栗谷의明代儒学认识=T'oegyeandYulgok'sUnderstandingofMingDynastyConfucianism》，韩国国学振兴院，《国学硏究》38辑，2019年。
［11］安琉镜：《退溪의理와아리스토텔레스의神과의接点=AStudyontheToegye'sLiandAristoteles'sGodsofContact》，启明大学校人文科学研究所，《东 西人文学》56辑，2019年。
［12］채석용(Chae，SeokYong)：《栗谷의意와다마지오의느낌(feeling)—Yulgok'sUi(意)andDamasio'sFeeling》，大韩哲学会，《哲学硏究》152辑，2019年。
(作者单位：韩国建国大学哲学系韩国建国大学哲学研究所)
2019年度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综述
殷晓星
2019年日本学界有关中国朱子学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主要包括：一、对朱熹理论体系的研究；二、对朱子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脉络的研究；三、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批判和深化。本文将针对以上三点，对2019年日本学界的朱子学研究进行概括①。
一、对朱熹理论体系的研究
2019年，日本学界继续开展对朱熹文集的翻亥叭译注工作，大部分是对多年来相关作业的继承。②同时，针对朱熹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进行的调查、研究也有许多新的成果，在此介绍一二。
黑田祐介通过考察宋代“赤子之心”注释的变迁，以张载、程颐、吕大临等的注释为参考，并以赵歧的注释为对照，明确了朱熹以“赤子之心”为喻，讲究其与“诚”的紧密关系，要求为学者注重“敬”、“诚意”的实践功夫的学问方法。③
辻井义辉为补充先行研究中重视“元、春、仁”，忽视“贞、冬、智”及其相关构造的不足，以朱熹“智藏说”为中心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收藏”被用作表现“贞”、“冬”性格的概念，其基本意义是包含了“春”、“夏”、“秋”之展开的“生命力”；其附带意义则包含了“终结至此为止的展开”和“准备新的展开”两方面。而“智”则反映了以上“收藏”的基本意义和附带意义。具体而言，“智”判断善恶，并由此决定自己对事物的态度。“智‘’在进行是非判断的同时，又接着为“恻隐”这一新的展开做准备，因此，“智”既是内心现象的终结，又是其开始。①
土田健次郎在其新作《朱熹的思想体系》②中，对朱熹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极为全面而周详的论述。这部长达700余页的鸿篇巨著，以朱熹庞大的文献资料为基础，以其士大夫的身份及其所处的时代为背景，对各时期朱熹针对各种社会、文学、哲学等问题的学说进行了纵横对比，是近年来少有的对朱熹本身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先从朱熹学说资料的全貌出发，对其“骨骼”进行把握，再对各种个例能够对其学说进行充分说明的极限范围进行验证，或者对之前提炼出的“骨骼”的妥当与否进行重新确认一这种不断重复检验与反馈的质朴操作，正是土田朱熹研究的方法。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文献例举与对其进行的细致分析。这些文献与分析又涵盖了朱熹学说的方方面面，包括朱熹所见为学的目的、世界的构造（理、气）、心的分析、学问论（格物）、修养论（居静）、士大夫与社会以及朱熹与佛教、经学、文学等内容。本书也是作者多年来朱子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但却并不是对这些成果的简单罗列。作者对各种朱熹研究的成果进行了重组，为读者勾画出朱熹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
二、对朱子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脉络的研究
日本学界关注思想史学上朱子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学者们往往围绕某一特定问题，观察各学派、学者的相关论争，从而讨论这些认识的交错发展。例如，山本健太郎以迁都论为观察对象，对比汉唐时期的周东迁论，分析了宋代《春秋》学及《尚书》学中的相关论述，整理了从司马迁到孙复、王晳，再从苏轼到林之奇及其以后南宋各学者迁都论的批判和继承脉络。③
水口拓寿则以宋以后儒教知识分子的风水思想“发现”为题，就司马光、程颐、朱熹关于阴宅风水的理解做了讨论，指出宋以前的风水思想，往往在承认“墓中死者”的人格性存在基础之上，认为其安宁关乎子孙利益，同时其不满也会招致子孙的不幸；而北宋司马光则认为墓中所存不过是“没有知觉的遗体”，对风水思想进行了否定性的“发现”；与司马光不同，程颐则对风水思想表示认同，认为墓中死者具有“神灵”，对阴宅风水相关的北宋前的死者认识，在道学宇宙观的范畴之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复苏；朱熹则继承了程颐的风水理解，并基于朱熹的魂魄论在死者的“体魄”概念中探讨了墓中死者“神灵”的所在。①
福谷彬新作《南宋道学的展开》②通过将朱熹与同时期道学诸派的思想家进行比较，对各种思想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下问题，即：道学诸派是否克服了孤立、对立的情况，均以道学这一目标的达成为己任，而他们中的学派论争，是否是以这一整体目标为前提展开的?为此，作者特别关注道学诸派的政治态度与其修养论的关系，又尤其关注经书解释中诸派对《孟子》的解释——与道学者的政治态度紧密相关。全书首先以朱熹、胡宏的阐释为例，讨论作为思想形成的古典诠释；继而以陈亮、陆九渊等人的政治立场和学说为中心，分析道学者的思想与政治态度；最后以《资治通鉴纲目》和朱熹《春秋》学为切入点，探讨了道学论争的史学意义。
谈及明清学术对朱子学的继承，张瀛子通过考察王懋弦的《荀子》校勘与其伪古文尚书考证的关联性，指出古文尚书的正统性作为程朱理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清代通过考证学被继承了下来；③新田元规则通过分析有关濮译的评价变化，以及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论，讨论了君主论及其在民间的继承问题。④同时，新田还分析了黄宗羲、万斯同等人围绕丧礼问题对郑玄、朱熹言说的批判，指出清人与宋人在“礼”的解释上存在的对立，其本质是注疏说与宋元经学的对立。⑤
此外，还有学者对宋代学人的诗经学、美学等进行了分析。津坂贡政通过比较欧阳修、苏轼和朱熹对蔡襄书法的评价，探讨了北宋和南宋的时代观及美学意识。⑥种村和史从诗经学的视角，探讨了朱熹、戴震、翁方纲等人的诗经注释认识。①
三、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批判和深化
不少学者对过往朱子学研究进行了新的评价，或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考察。菊池孝太郎为2004年出版的吾妻重二著《朱子学的新研究》②一书撰写书评，在充分肯定了该书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对第二部第一篇第三章《朱熹鬼神论与气的思想》进行了补充性考察，指出吾妻认为祭祀中气并不具备必要性， 因而朱熹的鬼神论并无破绽的说法，有待联系朱熹之前中国连续性的“鬼神”“合理”认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③
大野圭介对2017年出版的种村和史著《诗经解释学的继承与变容—— 北宋诗经学为据》④一书做了评介，对作者种村抛开先入为主的观点，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对固有的教科书式的诗经学解释做出批判的姿态，及其将《诗经》解释史这一题材的魅力进行充分发挥的考论水平表示了肯定。但同时大野也指出了种村对先行研究的过度依赖，以及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存在不合理、不充分等问题，并认为，作为试图克服经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相分离，以综合性视野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分析的著作，本书对《文心雕龙》以来的《毛诗》大序等文学理论言及甚少，在讨论作为经学的北宋诗经学继承关系这一问题上，仍有很大的研究空白。⑤
以上是2019年度日本学界有关中国朱子学相关研究的综述。此外，2019年正值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朱子学者山崎暗斋诞辰400周年，日本中国学界、思 想学界等皆举办各种学术活动，⑥这也带动了一轮新的朱子学研究——尤其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高潮。一些学者将日本朱子学与西方哲学理论进行对比，以明确各自的理论特征，深化了朱子学的理论认识。①同时，中日韩三国学者也围绕朱子学及其周边学术研究展开积极对话。②本文未能涵盖日本朱子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各方对话，仅对日本学界对中国朱子学进行的研究加以概括，唯愿这些成果的总结，可成为促进中日朱子学研究更深交流的一个契机。
（作者单位：日本立命馆大学）
2019年度日本朱子学研究述评
〔日〕福谷彬
前言
在当今的日本思想史领域，儒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朱子学批判者的身上，相对而言，对日本朱子学本身的关注呈降低趋势。但众所周知，日本儒者的思想受朱子学影响很大，在论及日本儒者时，研究者也多通过与朱子学的比较进行探讨。可以说，要了解朱子学在东亚是如何被接受的，对日本儒者思想的考察是很重要的。
本文介绍的内容涵盖日本儒者整体的研究状况以及朱子学本身的研究成果。另，本文的研究回顾仅包括2019年1月至12月的出版物。
一、日本朱子学研究
（一）专著
［1］中村春作①：《徂徕学の思想圏》（ペリかん社，2019年）
荻生徂徕是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儒者，他与弟子创立了徂徕学。关于荻生徂徕，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中，论述了徂彳来学是如何一步步斩断朱子学中“自然”与“人”、“道德”与“政治”的连续性，使之解体的过程，阐明了徂徕学为日本内发的“近代化”所做出的准备。由此以来，徂彳来学研究在日本政治思想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中村春作此书，是由作者在1981—2013年间发表的论文修改而成，尽管如此，仍能看出作者对于徂徕学有一贯之思考。因为如果只关注徂徕与政治思想相关的著作，则难以窥见徂徕思想的全貌，所以作者通过探讨以下数个未被学界关注的问题，借以重论徂徕的政治思想。
全书分为九章，各章的目次如下：第一章以“物”为教、第二章“名”与“物”与“俗”、第三章从“古言”来看“先王之道”、第四章经书解释与思想史的关系、第五章《政谈》的世界、第六章“华夷变态”之中的徂徕学、第七章“气质之性”的去向、第八章反徂徕学---------------对于
“风俗”论的看法。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九章“对于‘风俗’论的看法”。作者在此章论及徂徕对于“风俗”的观点。徂徕的“风俗”观，建立在朱子的“风俗”观的批评之上。从朱子学的观点来看，作为世俗习惯的“风俗”，没有太大的价值，只是统治阶级作为“教化”矫正的对象，与之相反，徂徕则为了统治人民，很重视“风俗”的价值（徂彿认为“风俗”对于统治人民很有价值）。徂徕以为，“制度”一旦建立，由于社会情况的变化，制度会渐渐脱离时代。而作为世俗习惯的“风俗”，则是追求时宜，能够紧跟时代而变化。所以“风俗”虽然不是完整无缺的，但是比“制度”，更有合时宜的一面。如果统治者参考世俗风俗的变化，建立起新的制度，则能够让风俗更加完美。如此，对于徂徕而言，“制度”与“风俗”，都是生生流行的“活物”。
至今为止的徂徕学研究，大多认为徂株学与后来的“国体思想”相衔接，有专权的一面。而中村春作的研究，则展现了徂徕思想的创新之处。
［2］坂东洋介①：《从徂徕学派到国学一作为表现的主体》②（ペリかん社，2019年）
至今为止，江户时代的日本国学者与徂徕学派的儒学者的关系，经常被视作“国粹主义”与“中华主义”，或者“国文学”与“政治思想史”的对立关系。该书则指出了这种模式化的观点，不免有“扣帽子”的嫌疑。作者以荻生徂徕《政谈》和《太平策》、太宰春台《辩道书》、服部南郭《燈下书》（以上属徂徕学派），与贺茂真渊《国意考》和《にひまなび》（属国学学派）为主要研究材料，对江户时代的社会风俗、时代背景，以及研究对象的生平及其交往加以细致分析，深入地探讨了徂徕学与日本国学思想的关联。
全书分为两章，每章各有八节，共十六节。第一章“经世论的外围”，通过考察近世日本社会的职业观念，探讨了徂徕学出现的意义。作者指出徂徕在经书解释中所展现出的“劳动”的观念，随后论述了徂徕门人与国学者之间勃发的所谓“国儒论争”。第二章“贺茂真渊的思想”，作者通过与前述徂徕思想进行对比，考察了作为国学学派开祖的贺茂真渊的思想。
作者指出，徂徕为了避免陷入当时流行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万物一理”的观点，因面非常重视现实世界中千差万另叭各种各样的形态，比如说“中国”与“日本”的社会，日本传统中的“文雅”与“武俗”，以及和歌中所展现出的个人感情。工匠有工匠的方法，学者有学者的方法，每种职业都有其各自的方法。那么，人们怎样才能修得自己的工作方法呢?作者用“型”（かた）这个日语词汇对之进行了说明。日语的“型”（かた），是在格斗或者歌舞中，用心设计而成的具体招式。作者对于徂保与真渊所共有的这种职业思想的特征，将之归纳为“型”。通过对比“型”的思想与以达到特殊的精神境界或者理解深奥哲理为目标的“心”的思想，作者最后指岀这一“型”的思想就是近代日本因素。这一由徂徕发现并为真渊继承与发展的“型”的思想，给明治以后的近代劳动者带来了深厚影响。
（二）论文
今年为纪念山崎闇斋400周年诞辰，《艺林》69号中编辑了山崎闇斋特集，刊载了九篇关于阁斋及其门人的论文，以及作为特集资料的《山崎阁斋年谱》、《山崎闇斋研究文献目录》、《著作翻刻文献目录》。其中有不少关于神道的论文，在此则介绍关于朱子学的部分。
［1］久保隆司：《“敬义内外说”与“神儒兼学”之关联性与圏斋神学的构造理解》
为人所知的山崎圏斋是一位热心于朱子学的学者，同时在晚年建立了名为垂加神道之神道一派，企图使朱子学与神道融合。“敬义内外说”乃衍生于朱子学之学说，讨论的是心身之“身”就“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周易》文言传）而言，应属于“内”“外”何者的问题。闇斋主张“身”属“内”，却被包含其弟子在内的多数朱子学者所反对，然他终未改其说。
论文整理了使得闇斋学派内部崩解之要因，即阁斋与其弟子的“敬义内外说"争论内容，同时指出圏斋视“身”属“内”之见解与其神道之理解的密切关联性，构造性地分析山崎闇斋如何使此见解与朱子学之尊和神道信仰做出整合性的立论。
闇斋认为朱子学的“敬”可以通过神道的“祓”仪式而得以深刻体会。文中指出在“知”的方面，是以朱子学为优先；而“行”则是神道为优先。虽然久保的考察略显操之过急，然而他正向地处理未曾被充足考察过的闇斋神儒融合观，并确立了明了的推论，在这一点上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另外，《艺林》山崎阁斋特集号中，细谷惠志①《〈文会笔录〉所见之薛敬轩与闇斋的思想》，则着眼于山崎闇斋主要著作《文会笔录》中多所引用薛頊之语的部分，指出山崎阁斋是为了继承薛環之“敬”的思想所为的。
［2］许家晟②：《“道”与“安天下”：从“人情”的视点重新审视徂徕来学》（《日本儒学会报》3，2019年）
与丸山真男之后，将西方的历史发展阶段论毫无批判地引入日本，从而试图找出徂徕学中的“近代性”不同，本论文通过分析徂徕的多篇文章，指出徂徕学中的“道”是基于不完全不合理的“人情”，徂徕根本就不相信面向全人类的“道”的普遍性。作为结论，本论文认为徂徕学否认“道”的普遍性，缺乏追求理想的态度，它所承载的思想认为接受一切残酷现实都是理应，不容许人们逃向理想，徂徕学可能是导致徂徕学衰退的原因之一。
二、朱子学研究
（一）专著
福谷彬①：《南宋道学的展开》②（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9年）
该书之题称有意识地沿袭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之名而取，并且在内容上也有关联。土田《道学之形成》中指出，代表南宋理学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之思想乃为“道学”所归摄，而“道学”指的则是二程思想及深受其影响的思想。土田书中将道学形成期北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关于南宋期则少有着墨。专著承接土田氏所指，进而将着眼点置于南宋道学诸派整体图像之描绘。全书共由七章构成，第一章、第六章、第七章论及朱子，第二章论及胡宏，第三章论及陈亮，第四章、第五章论及陆九渊。
该书的特色在于点出道学者的“政治态势”与其哲学思想的关联性。书中所谈及的“政治态势”，指的并非个别政策，而是他们为了形成舆论而采取何种姿态来说服他人。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指出在“道学”与“反道学”的朝廷党争时期，朱子与陆九渊都站在“理学”的阵营，在政治上做出协调。对此，书中第四章“淳熙党争下陆九渊的政治立场——关于《荆国王文公祠堂记》”通过分析此时期的陆九渊著述，指出陆九渊认为朱子于党争中的攻击性态势，犹如使得北宋朝廷产生决定性龟裂的王安石，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另外更指出，朱子欲以将反道学势力彻底从朝廷中排除的方式，来结束党争；而陆九渊则欲采取消除“道学”与“反道学”之对立意识的方式，来终结党争。
第五章“作为说服方法的陆九渊的‘本心’论”重新考察了陆九渊的“本心”论。陆九渊的本心论是视自己的“本心”与整个宇宙为一体的思想。一直以来，这一思想被认为是在自己的心中发现道理的主观思想。但是，阅读陆九渊的《杂著》等叙述后，可知他反而否定只属于自己的想法，主张正是谁都能自然接受的观点才是有道理的，自己和他人广泛共有的心才是“本心”。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而将他人的想法诱导到自己认为的正确方向上，这オ是陆九渊的“本心”论的特征所在。该章分析了陆九渊的佛教批判和与朱熹的“无极太极”论战的内容，论述了陆九渊的说服方法的特征。陆九渊的说服方法，并不从根本上否定他人的观点，而是指出他人也有一定的优点和道理，并以此为基础来说服他人。
第六章“消失的“格物致知“的去向”着眼于朱熹的封事中出现的对“十六字心法”的解释的变化，探讨了朱熹的君臣论。结论指出从朱熹对“十六字心法”的解释变化中，可以看到在皇帝被视为绝对存在的皇帝制度的理念下，朱熹如何不允许皇帝的专制，争取士大夫监督、牵制皇帝权力作用的正当化的一番苦心。
（一）论文
中嶋谅①：《南宋袁甫的“朱陆折衷”论》（《日本儒学会报》，2019年第3期）
中嶋氏在市来津由彦氏的研究基础上，对朱陆折衷论提出了新观点。市来氏指出陆九渊于淳熙十四年象山讲学前的时期与朱子的对立并不明显；在象山讲学之后，对立方才变得尖锐，而盛行于南宋末的“朱陆折衷论”，则是尝试折衷在激烈对立前的陆九渊前期思想与朱子思想的论点。对此，中嶋氏以“朱陆折衷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袁甫为例，进行如下论述。
①主张折衷张杖、朱熹、吕祖谦、陆九渊思想之际，所用之词为“一是之地”（《蒙斋集》卷十四、《重修白鹿堂书院记》）。
②“一是之地”本是陆九渊与朱子于“无极论争”交锋时所用之词。
③对于陆九渊来说“无极论争”的目的不在于驳倒朱熹；而是使朱陆思想呈现对比，发现其一致处。
如上所论，中嶋作出结论，认为袁甫的朱陆折衷论乃继承陆九渊的后期思想。市来氏的朱陆折衷论见解则是在分析钱时与袁甫之父袁燮后所得出的结论。中嶋氏指出在“朱陆折衷论”中，除了有依据陆九渊前期思想的，也有依据后期思想所成的。
此外，在2019年有关朱子《文公家礼》的文献影印系列丛书吾妻重二编著《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的第八册也得以出版。该书中收录了林凤冈等的《服制合编》、中村惕斋《亲尊服义》、伊藤东涯《释亲考》等六篇。2019年虽然没有《朱子语类》的译注书发行，但多个研究机构都刊登了面向出版的译注稿。
2020年3月随着引领日本朱子学研究多年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朱子的思想体系》（汲古书院，2020年）与《朱子学及其展开：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汲古书院，2020年）相继出版。前者对土田教授已发表的论稿重新进行了系统整理，后者是以土田教授的学生的研究为中心的论文集。两者都堪称日本朱子学研究的精华之作，但由于超过了本文所涉及的发行时期，将在来年进行详细介绍。
最后，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日本国内各大图书馆暂停借阅服务，导致笔者无法收集到足够的研究资料以供介绍，不胜遗憾，在此向诸位读者表示歉意。
（作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19年度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
戚轩铭
2019年美国有不少关于朱子或涉及“道学”的研究，累计有两部译著、一部专著、三篇论文。笔者在这里所采用的标准为：一、美国学者所撰写的作品，不论其出版地均会作介绍;二、在美国的学术期刊、出版社发表著作，但其国籍或任教单位不是美国的作者，本文将以其教育背景是否在美国为标准。笔者相信这样能反映出美国一直以来有关朱子学研究，甚至是“道学”或“新儒家”的各种不同学术传统。
一、译著
艾周思(JosephA.Adler)翻译的朱熹《周易本义》(The“OriginalMeaning”oftheZhouChanges：CommentaryontheScriptureofChange)，201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①早于2014年，艾周思已出版了一部探讨朱熹与周敦颐有关太极理论的专著，②这次的译本可说是艾周思研究的另一个里程碑。据艾周思所言，朱熹在《周易本义》中通过结合历年来对《周易》的流释把这部最初和最为重要的经典融入其自我修为的理论中。这部译本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现存最早一部《周易本义》的完整英译本，故它的出版可以让英语世界的学者更进一步理解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利用，这对往后英语世界的朱子学研究不可谓不重要。
艾文贺(PhilipJ.Ivanhoe)主编了《朱熹文选》(ZhuXi：SelectedWritings)这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③当中收录了不少著名学人所译朱熹对各种议题所撰写的文章。艾文贺所编的这本译著旨在准确而全面地介绍朱熹的哲学，让读者站在朱熹的时代理解有关思想，更试图将之放到当代的环境之中去研究。每章除了有各文章的翻译外，更有译者们所写的引言，并附有相关书目供读者参考。这些译文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艾文贺所译有关朱熹形上学、认知论与伦理的文章。郑贵利(CurieVirdg)关于朱熹道德心理学与自我修为理论的介绍。作为北宋时期各种宇宙论和道德论的集大成者，朱熹道德心理学中“心”、“性”、与“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郑贵利所主要探讨的。伍安祖 (On-choNg)关于朱熹文学方面的诠释学介绍，其指出朱熹诠释四书的目的是要理解这些经典的作者的想法并从而理解“道”。柏文莉(BeverlyBossier)介绍和翻译了朱熹一些任官时的判决和与友人之间的书信。这些文件反映了朱熹对当时的社会风俗和现象所作的评论，并试图将当时的社会放到其理想的道德秩序之中。田浩(HoytC.Tillman)翻译了朱熹有关天命、鬼神与礼仪方面的文章。宁爱莲(EllenNeskar)主要围绕朱熹有关佛、道二教，以及对早期道家的不同评价与批评；金永植(YungSikKim)围绕朱熹有关自然世界中诸如气、五行、阴阳等概念的理解；贾德讷(DanielK.Gardner)翻译了朱熹《中庸章句》中第1至11章的注释，解释了朱熹将四书置于其他儒家经典之上的原因。这部编著范围广阔，负责各章节的学者都是有关方面的专家，其价值不言而喻。
杨劭允(Shao-yunYang)的《夷狄之道：重绘唐宋时期的种族边界》(丁膈WayoftheBarbarians：RedrawingEthnicBoundariesinTangandSongCMna)于2019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①这部著作是在其2014年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所提交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其中《早期道学思想中的中国性与夷狄》(“6派s脉ssandBarbarisminEarlyDaoxuePMLosophy”)讨论了早期道学家如二程、吕大临等人有关华夷的思想，包括他们对“气”等概念、他们与前人对《论语》这部儒家经典中第3、5章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理解、胡安国《春秋》的注解。杨劭允认为，早期道学家经常使用“夷狄之道”来指责那些不道德的人事是非中国的。二程与胡安国对夷狄的语言与道德的讨论更多是要告诫人们在道德方面不要有所坠落。
作为西方对东西方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的《东西方哲学》 (PhilosophyEastandWest)，2019年发表了两篇与朱子学有关的论文。
一是张晓宇(HiuYuCheung)的《内转之道：论北宋“新学”对道学的使用》 (TheWayTurningInward：AnExaminationoftheuNewLearningnUsageof DaoxueinNorthernSongChina)。②张晓宇是田浩的高足，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助 理教授。这篇论文依据其2015年的博士论文中一个章节修订而成。③张晓宇在文中认为，学界对“新学”未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使我们对宋代“道学”的认识不够全面。张晓宇指出，早在二程与朱熹之前，王安石和新学成员如陈祥道已用“道学，，一词来指对人性与更道的理解，这使“道学”的用法得以在后来从道教的用法转以成为朱熹对道学传统的“正统”理解。他继而指出，二程的“道学”可能是由一些转投他们门下的新学成员带给他们的。在道学从佛、道二教转入儒家的过程中，新学成员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是沃克(MatthewD.Walker)的《朱熹论知、行与德性》(“Knowledge，Action，andVirtueinZhuXi")。①Walker毕业于耶鲁大学，现任职于新加坡耶鲁一新加坡国大学院。他的论文指出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个人能合乎道德地行动的必要条件，是他能通过格物理解到事物中的“理”。以王阳明对朱熹“格物”的质疑为出发点，沃克认为朱熹意识到其“格物”思想中的四点疑虑，包括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精英主义(elitism)、要求性(demandingness)和无关性(irrelevance)的疑虑。为此，沃克首先指出朱熹此“格物”是人具有全面发展的德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朱熹建议人们必须接收良好的初级教育(lessereducation)和高级教育(greatereducation)，为全面地发展德性作准备。同时，采纳孟子性善论的主张，朱熹认为所有人都有向善的倾向。故此，即使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理解事物中的“理”，但他们依然能道德地行事，只是他们会有迷惘和疑惑的时候。他们的德性不像具智慧的圣人般全面发展。沃克理解在朱熹的思想中，各人的道德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而无阻他们具德性地行事。又，由于“理”并非只在人事，而是在各种事物中呈现自身，所以个人要对“理”的广泛方面有所理解，而不能只限于一点之上。最后沃克指出朱熹在其著作中要求学生刻苦求学并按严格的日程去格物，因为“理”并不能在安逸中求得。
除了上述两篇英文论文外，田浩于《复旦学报》中发表了《宋代思想史的再 思考》一文。②延续其过往장’道学”、“新儒家”(Neo-Confucianism)和“理学”等术语之间的差别的重视，田浩强调儒家内部的差别和多样性。以马恺之(KaiMarchal)的研究为起点③，田浩回顾了近代有关宋代思想史的发展，认为过去学界对于宋代思想史主要采取两种路径进行研究。第一种路径主要关注北宋时期儒学的广泛复兴，以及南宋时期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互动。第二种路 径是追溯朱熹的前辈、朱熹和朱熹门人的思想发展，他们更倾向于集中关注朱熹哲学概念的长久意义、价值和应用。田浩指出统治者们更倾向于接受朱熹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熹体系下的皇帝有着独特的伦理、哲学和政治优势。与之相反，吕祖谦认为这种伦理价值的过于集中是不恰当的，因为统治机构需要不断改进他们的治理并为皇帝的权力设置约束。吕祖谦在儒者中较早看到仅仅依赖皇帝的自我修养和德性的危险，因此他可谓是黄宗羲及其《明夷待访录》这类思想的先声。田浩认为马恺之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例证：如果吕祖谦的思想不限于仅仅影响浙东学者，而是取代朱熹，像他那样影响到整个中国和东亚，那么儒家思想和中国政治文化历史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向。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
近期欧洲朱子学部分研究成果简介
李典
［1］罗马尼亚的IrinaIva沖（逸雪）：《朱熹〈读书法〉与西方诠释学》，《国际儒学研究》第二十五辑，华文出版社，2017年11月27日，第119～126页。
论文介绍了朱子读书时的各种应注意事项，讨论朱熹有关作者的意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与UmbertoEco（翁贝托・艾科）所谓的“文本意向”的共同之处，将朱熹的读书方法与西方古代读书实践的观点进行分析。在这个比较分析中，对西方论释学和西方古代读书传统的探讨以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介绍的“教化”（Bildung）概念和米歇尔・福柯在TheHermeneuticsoftheSubject中介绍的古代希腊与拉丁思想传统有关的读书作为沉思（meditation） 机会基础。
［2］苏黎世大学的Dr.RafaelSuter（拉斐尔・苏德勒）：“Transmittingthe Sage's‘Heart'（Ⅱ）：InstructingAbsolutePractice—ThePerfectionofthe PerfectTeachinginMouZongsan'sReconstructionoftheConfucianDaotong”，PhilosophyEastandWest（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18年1月，第223—241页。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介绍了牟宗三对儒家道统思想的看法，并将牟宗三对康德和朱熹的看法进行了一个对比，涉及牟宗三对新儒学的重新评价，间接展开了对朱熹及程颐的学术思考。
［3］巴黎第七大学（巴黎戴德罗大学）的SbastienBillioud（毕游塞）：TheVarietiesofConfucianExperience-DocumentingaGrassrootsRevivalof
Tradition，BRILL，2018年7月。
Billioud（毕游）在记录和理解“儒学复兴”的过程中阐释了朱熹的一些思 想，并通过这本书向读者介绍了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4］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AchimMittag（闵道安）：《再论朱熹的〈诗集 传〉的源流考以及朱熹〈诗〉解在南宋晚期的流传》。
此为AchimMittag教授于2018年9月12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所作的主题讲座。在讲座中，AchimMittag教授谈到了朱熹《诗集传》不仅是中国经学史，也是文学史的主题，从科举制度便可见《诗集传》的重要性。自1314年蒙古人建立科举制度以来，《诗集传》就已是读《诗》的主要参考书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解释《诗》的重要转折点，这缘于朱熹质疑毛《传》和郑《笺》，并且给出不同的解释。Achim Mittag教授通过对朱熹关于“诗经注释”相关文献的重新评价，探讨了朱熹《诗集传》几个版本的产生时间、原因，及其差异、考证、争论等问题。
朱熹作为历史中的知名思想家，对他的研究体现在了哲学、文学、教育学等方方面面，通过全球各地学者的学术汇报与交流，朱子学也在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限于语言原因，还有一些以法语等其他语种做的朱子学相关分享笔者并不能一一涉猎，但其在当代欧洲焕发的新的生命力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单位：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
近四十年来宋元明清朱子《家礼》、乡约及民间家礼文献研究
杨英
北宋时期，门阀士族趋于没落，庶族地主势力兴起，再加上北宋中期之后面临众多的政治、经济问题和严峻的外部压力，士人阶层奋发图强，展开了寄托他们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儒学复兴运动，朱熹《家礼》就是这样一部寄托着其改造社会理想的礼学作品。朱熹《家礼》既是传统礼学（三礼之学）的延伸，又是宋以后“礼仪下乡”得以形成的乡里礼秩的蓝本。从司马光《书仪》到朱熹《家礼》，再到《泰泉乡礼》、《南赣乡约》等各种乡约和民间家礼文献的大量产生并扎根宗族、落于实践，进而形成网络并稳固成型，标志着宋代士人创建乡里礼秩、改造社会的理想得到初步实现，对后世中国社会之乡村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对《家礼》的研究较为全面、深入，目前有跟新兴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相结合的趋势；乡约和民间家礼文献研究则正在展开，处在积累个案的阶段。在学术方法已发生深层次变化的当今，这几个领域显示出了版本训诂、史学考证、社会调查多种手段结合的蓬勃态势。
一、《家礼》的真伪、版本、思想、传播
从北宋开始，礼仪开始逐渐下及庶人。北宋《政和五礼新仪》开始为庶人制礼，但施行并不方便，于是士大夫开始根据此前庙堂礼典和“书仪”重新创制适合推广到庶人的礼。因为乡里庶人的礼仪不需要那么多内容，于是，原来通行于庙堂的吉凶军宾嘉五礼经过改造（这种改造包括从司马光《书仪》到朱熹《家礼》的各环节），内容大幅度减少，如不需要代表皇权的高级祭祀礼，也不需要军礼、宾礼。凶礼、嘉礼只需要跟平民日常生活有关的一部分名目，《书仪》、《家礼》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原先存在于庙堂的吉礼、凶礼、嘉礼经大幅度删削之后的修正形态。这方面，王美华从中唐之后礼制下移的视角考察了《家礼》跟国礼的关系，认为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家礼》直接简化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成为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政和五礼新仪》表现出的明确庶民关注正是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制礼以教民”意向的体现。而政和礼典的这种清晰的庶民化倾向实与徽宗君臣议礼时确定的“稽古而适今”方针原则有直接关系。①由于宋代资料不甚丰富，从《政和五礼新仪》到《家礼》的出现，其间变迁环节学界目前尚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学者们更多是对比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考察二者的继承关系。司马光《书仪》是除敦煌遗书中所见外传世的唯一一部《书仪》类著作，宫云维检阅有关典籍，对有关司马光《书仪》的卷秩册数、版刻等进行了研究。②安国楼、王志立对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在礼仪环节上《书仪》显得繁琐，《家礼》删除了《书仪》第一卷表奏、公文、私书、家书仪的内容，因而在后世得以广泛流传。但从《家礼》卷五的《祭礼》部分可明显看出其剪裁《书仪》的痕迹。《家礼》之丧礼、祭礼的内容均是根据《书仪》丧礼篇及其祭仪部分改编的，通礼卷的“居家杂仪”和丧礼卷的“居丧杂仪”两部分则是完全采用《书仪》原文。③潘斌考察了司马光《书仪》的撰作，认为书仪撰作体式出现颇早，20世纪发现的敦煌卷子中有唐代婚丧礼俗的写本“书仪”，司马光结合宋代的风俗，采用“书仪”体式，基本上以《仪礼》为据，对《开元礼》多有论及，对礼俗批判继承，从而撰成《书仪》这样一部表现士庶人行为规范的礼仪蓝本。司马光《书仪》不仅于古代家庭伦理建设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于今天的礼仪文明重建也颇有启发意义。④潘斌、屈永刚还考察了《家礼》对《书仪》的损益，认为《家礼》对《书仪》的内容做了调整，一些正文变为注文，大量删减《书仪》的注释并采用宋人之说，减省了《书仪》的部分仪节并强化宗法思想（设“祠堂”并置于卷首），避免了繁文缛节，可操作性更强，进而认为对今天撰作新式礼仪有重要启发，有利于实现中华礼仪文明的现代转换。⑤
《家礼》一经产生，便慢慢跟宗族制度结合，而后在乡里（尤其南方地区）扎根并被奉为圭臬，影响广泛而深远，因此对《家礼》的研究是学界的重点。
（一）《家礼》的真伪、版本和内容
1．真伪
因《家礼》曾经失窃过且《四库全书》定其为伪，学界对《家礼》的真伪历来有争议。陈来从宋人、元明人、清人及今人论辩《家礼》的不同点出发，梳理了朱子门人和后来学者论《家礼》的观点，并对朱子的《祭礼》作了考证，还列举出一些新证，认为《家礼》确为朱子所作。⑥束景南考述了朱子增益《祭仪》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家礼》一书的过程，确认《家礼》为真。⑦安国楼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相关著述，认为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一致，因此《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并非他人著述。①汤勤福亦认为《家礼》是真，且在它影响下元明清三代有大量效仿《家礼》的著作。②彭卫民认为朱熹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将经学与哲学、礼学与理学融会贯通的学者，其礼学思想具有浓郁的义理色彩，朱子通过提倡“源头活水”的学礼观、秉持“知崇礼卑”的考礼观以及践行“陈数知义”的制礼观，梳理了传统礼义的演绎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三礼》的改造。③彭卫民还认为朱子通过对传统礼学中“仪”与“义”、“知”与“行”、“本”与“文”等三对辩证关系的阐释，一方面重新审视了《三礼》的演绎方式，另一方面通过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与《家礼》完成了对《三礼》的重新改造，因此《家礼》不伪。④但清人王懋竑以《家礼》为伪的观点经由《四库全书》肯定，影响至今很大。彭林作《朱子作〈家礼〉说考辨》，试图从《家礼》内部文本考察以及其多处误读《仪礼》的地方来重申王懋竑《家礼》“伪书”说。⑤陈峰、肖永明认为学者们对王懋竑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缺乏完整清晰的了解，王氏之逻辑进路包括征于古今礼书、验诸人情风俗、考之朱熹行年等三方面，并认为朱熹未撰作《家礼》。⑥苑学正则从版本脉络和思想理路两方面辩驳了王懋竑以《家礼》为伪的两个理由：一是《家礼》成书和失而复得的相关记载存在可疑之处；二是《家礼》思想内容存在不足甚至谬误。苑学正认为，前者主要是由于王懋竑对相关文献掌握不够全面而引起的误解，后者则在判断标准和具体论证上都存在问题。在具体论证中，王懋竑罔顾朱子不拘古礼、积极吸收后世礼俗的思想，往往据《仪礼》以绳《家礼》，加之对《家礼》本文存在误读，遂造成《家礼》谬误百出的假象，由此怀疑《家礼》非朱子所作并不能成立。⑦毛国民《〈朱子家礼〉真伪考的历史回顾与探索》综考以上观点，认为诸家“真本论者”观点以及一些有力新证都指向“《家礼》乃朱熹早年草创之作”，朱子在世时《家礼》虽未彻底完成，但其大体则已成。⑧
总之，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后世流传的《家礼》是朱熹的草创未定之稿，《家礼》不伪已成为大部分学者的共识。周鑫系统总结了当代中、日、欧美学者关于《家礼》成书真伪问题的研究，认为他们的研究主要依循三种路径展开：第一，整理应氏、丘濬、王懋竑、夏炘诸儒的论说要点，判定《家礼》是否为朱熹所作；第二，搜罗散落在朱子本人书写的信牍序文、经义著述和朱子门人笔述中的语录传记、《家礼》序跋中与朱子家礼思想、家礼行为及家礼著作有关的材料，重建朱子写作《家礼》的思想观念、历史情景，并比对通行本《家礼》礼文，参酌思想变化与情景局限，判断《家礼》哪些内容为朱子原作、哪些系后人改易；第三，梳理《家礼》诸版本的传刻系统，比勘其文字异同，追溯《家礼》的原始面貌。学者们大体确信《家礼》的底本乃朱子草定，刊本则杂有后儒点窜的痕迹。①
2．版本
关于《家礼》的版本。彭卫民搜集了《家礼》的各种刊本，认为原稿本的誊录本始出，门人后学据原稿本分别刊刻广州本、余杭本、临漳本、潮州本、萍乡本等，均佚。传世的刊本中，依“通、冠、婚、丧、祭”礼的编排体例，可分为不分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八卷本、十卷本、“钞配本”、“集注本”。其中以宋刻为善，元本、抄本、明本皆从宋本而出。“集注本”中的《家礼叙》为朱熹亲笔手书，仅凭此一点便可平息自明代以来对《家礼》是否为朱熹所著的所有学术论争。②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一书由吴震、郭海良译成中文，该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家礼》版本系统”主要从朱熹弟子著作和后世藏书家藏书目录来理清《家礼》版本的发展演变，把《家礼》版本分为原稿本、宋刻本、元刻本；第二章“《家礼》的思想渊源——从《祭仪》、《古今家祭礼》到《家礼》”主要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祭仪》及二程的礼学思想特点；第二部分论述《古今家祭礼》博采众家的礼学思想；第三部分重点论述《家礼》由二程说转向司马说的发展历程；第四部分主要以《家礼》为例来探讨朱熹对古今家礼的博采。第三、四章“《家礼》与《书仪》的比较（上、下）”探讨了朱熹《家礼》哪些地方借鉴《书仪》，哪些地方是朱熹独创，并从这些创新之处考察朱熹礼学思想的特点。第五章“朱熹家礼思想的发展”，主要从朱熹晚年语录和《仪礼经传通解》探讨朱熹晚年家礼思想的变化。③本书及彭卫民博士论文，分别是中、日学者从版本系统、内容源流、动态发展等方面考察《家礼》最为全面专精的作品。西方学者对《家礼》最有研究的是伊佩霞，她的《中华帝国的儒家与家礼》第七、第八两章专门探讨明清两代的《家礼》改编本，指出《家礼》宋刻原本系统虽不可考，但元刻原本系统至少已发展出五卷正文本、十卷纂图互注本、五卷集注本、十卷增序纂图集注本。《家礼》改编本系统肇自元代，在明清时期日臻繁复。由此可见学者们已大致掌握考镜《家礼》版本的四类基础文献：朱子亲炙门人的笔述、《家礼》众多刻本的序跋、《家礼》现存刻本实物与版本目录学著作。④由此可见，《家礼》的版本研究已相当充分。
3．内容
关于《家礼》的内容。韩国学者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第二、三章对《家礼》的真伪、版本、内容作了考察，认为《家礼》的设篇次第、冠昏丧礼本诸《书仪》而有所损益。①日本学者上山春平仔细比对《家礼》与《书仪》，得到的结论是：《家礼》在篇章结构与卷首通论上踏袭修正《书仪》，而在冠昏丧祭四礼上承袭简化《书仪》。《家礼》一书正是以《书仪》为蓝本，简省其仪节、剔除其考辨，再掺入程颐和朱熹自己的发见而成。②王志跃对比了《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内容编排和具体仪节的安排，认为《宋志》因受体裁的限制，兼成书仓促，所以对不少仪节进行了省略或概括叙述，在结构的编排上稍逊《家礼》一筹。《宋志》主要是为官私著述提供史料，而《家礼》对后世的影响则甚为广泛。③然而，《宋志》与《家礼》性质和资料来源均极为不同，因此，将《家礼》与其他礼制文献做对比研究，恐要在充分考虑它们孳生背景、依存土壤的条件下进行，这也是日后的学术增长点。
（二）《家礼》的思想和传播
1．思想
彭卫民《法与天理：朱熹〈家礼〉思想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对《家礼》的思想作了非常系统的研究，正文第一章考察了《家礼》思想的滥觞，认为朱子对冠、婚、丧、祭四礼的创制来源于其对三礼中“天理”观的认知。第二、三、四章探讨了朱熹家礼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题：“礼理一体”、“常变相合”论以及“天命民彝”论，这三类思想蕴含着“理与气”等古典家庭礼法哲学命题。其中，第三章“中国中古时代家庭礼秩沿革的思考”分析了从“汉型家庭”到“唐型家庭”再到“联合家庭”的结构演变，从“家国公私”的礼制纠葛到“门第家法”的观念维系再到“敬宗收族”的制度探索，家礼在中古时代的演变，既注重渲染家国一体化的“复古”色彩，又同时宣称构造形态以“应时”为要。第五章从明清之际丧礼的地方实践提炼朱子《家礼》播迁中的“地域社会”论。第六章考察了《家礼》一书在东亚的影响，探讨东亚藩属国对理学化的礼法思想的接受和发扬。论文非常系统地从思想到制度考察了《家礼》的形成和播迁，以及其与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关系。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四章考证朱熹的《仪礼》学思想，涉及《家礼》的部分首先分析了王懋竑论《家礼》的思想背景，然后追索《家礼》文本的内容及其撰作过程，并通过比较朱熹中晚年礼学观点的异同来推定《家礼》文本的成书年代以及所反映的特点。周天庆认为《家礼》中的政、道、教是一体的，以家族生活为中心，通过祠堂设施、宗法原则、祖先信仰及祭田等，使儒家之教获得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明清以来《家礼》的实践有力地深化了儒家政、道、教之间的关系，使儒家学派真正成为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①
《家礼》在明清影响巨大。清人郭嵩焘作《校订朱子家礼》，肖永明、陈冠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之作了考察，认为郭氏的《校订朱子家礼》与朱子《家礼》一样，是对社会建设与礼制建设的贡献与维护，为家礼进一步落实到全社会作出了贡献。从社会学角度考察《校订朱子家礼》一书，可以说有是有非。②目前对晚清的今文、古文派的礼学研究开始进入个案研究阶段③，晚清学者对《家礼》的校订和研究不仅像他们的乾嘉前辈那样依照《仪礼》为本从文本上进行，而且还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方面目前尚少受到学者关注。
2．传播
明代是朱子《家礼》在社会上得到高度传播的时代，王志跃对《家礼》的传播作了考证，《家礼》传播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通过《家礼》传播排斥佛道，暗含了儒礼独尊的意图。④《家礼》还传播到了朝鲜并产生巨大影响，这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相当可观。彭卫民硕士论文第三章“《家礼》东迁：建构文化自我的进路”对《家礼》朝鲜化作了详细考察，认为从朝鲜自身角度来考量，《家礼》朝鲜化的进路是反映朝鲜自身政治、文化体系构建并逐步完善以及朝鲜从“认同”走向“自我”的过程。通过《家礼》在朝鲜五百余年的传播史，不仅可以从文化角度阐释朝鲜礼学范式沿革与“声教”异变的进程，还可以厘清朝鲜不同时期家礼的书写形式的形成与特点。⑤喻小红、姜波考察了《家礼》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认为《家礼》符合了韩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传入韩国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学界的推崇和民间的笃信遵循，《家礼》进入韩国科举考试以作为人才登用的参考书目，韩国政府和民间也依《家礼》推行朱子丧礼，并且随着《大明律》的颁布，《家礼》有了法律的保障，二者相得益彰。⑥张品端考察了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的过程及其对朝鲜礼学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朱子《家礼》于南宋传入朝鲜后，经高丽官方学者的大力倡导，发展成为规范的社会行为方式。朝鲜学者对朱子《家礼》的注释、阐发，后来发展为岭南礼学和几湖礼学两大礼学派别。岭南礼学追求人情与义理之调和，并重视其效用性，具有现实性和开放性；几湖礼学以家礼为教育与行礼之本，以风俗与国制折衷于家礼，并重视礼学的理论化。今韩国人重礼，成为“礼仪之邦”，这与朱子《家礼》在朝鲜的流传和发展有着渊源关系。①彭林从金沙溪《丧礼备要》出发考察了《家礼》在朝鲜传播时发生的朝鲜化，《丧礼备要》一书是朱子《家礼》朝鲜化的奠基之作，文章考察了《丧礼备要》的撰作旨趣、对朱子《家礼》的补苴、变通，以及对时俗的依从与匡正等方面。②
《家礼》除了传播到朝鲜外，还传播到了日本。彭卫民考察了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对朱子《家礼》的继受：江户时代学者们依靠朱子《家礼》对日本的“家”在天理层面加以改造。江户时代，以德川家为中心的武士集团组建“家职国家”，借助“家格阶层制”这一主从有序的家内礼法，使得“孝”的规范更具备“忠”的强大政治功能。江户时代的《家礼》一方面把“家”视为拟制的血缘集团，另一方面又把它扩大为继承社会机能的经营集团，以此形成忠孝一体的“家族国家观”。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家礼》的版本、内容、真伪、传播等问题已研究得相当充分。当代多数学者认为《家礼》为朱子所作，清人以《仪礼》为圭臬，才出现责备《家礼》浅陋进而疑其为伪的观点。假如仔细理清《家礼》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前后脉络，对宋儒改造社会的理想更多些“同情的理解”，将《家礼》和《仪礼》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加以考察，就不会出现以《仪礼》苛责《家礼》浅陋之批评。《家礼》作为晚近东亚世界建构基层社会秩序的指南，对之的研究日后将结合对基层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具体方式而展开。
二、乡约和民间家礼文献
自朱熹《家礼》出现后，乡里礼秩的发展有了可操作的文本依据。宋代开始出现乡约，明清时期大盛。与此同时，出现了大量以《家礼》为蓝本但比《家礼》更简约、更适用于某一宗族的民间家礼文献。乡约跟民间家礼文献往往互相纠葛，在某些地区宗族的约规（民间家礼文献）即乡约，加入了国家治理的基层体系（详下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以个案形式结合族谱、碑刻等资料逐步展开，随着历史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正在逐步走出以往泛泛而论的状况。
（一）乡约
所谓乡约，是指在某一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一定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的人群自我管理的规则，这种规则大多是书面的，也有一些非文字的。常建华认为明代的乡约制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教民榜文》及其相关制度是广义的乡约，而狭义者则是指设立约正宣讲六谕。前人多把明代乡约作狭义理解，如从广义理解明代乡约，更容易把握明朝国家的统治思想和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从而深化对宋以后社会变迁的认识。乡约跟三《礼》和《家礼》相比内容简明扼要，几乎不存在版本真伪问题，对之的研究多从不同地区的乡约出发累积个案。科大卫系统地指出了明代广东士大夫编制乡约—私教礼书的过程，以及它跟宗族“再结构”①之间的关系：最早的可能是明初唐豫的《乡约》，成化年间丁积编《礼式》，嘉靖年间黄佐编《泰泉乡礼》，与此同时霍韬撰有《霍渭崖家训》，然后是隆庆年间庞尚鹏撰《庞氏家训》。这一乡约—私教礼书的体系在明代出现于珠三角，且《霍渭崖家训》、《庞氏家训》以及后来许多收在族谱中的“家训”，重点其实都不在礼仪，而是在于家族的维系。②科氏引文博赡，研究思路充满了从文本到社会组织凝固过程之间环环相扣的精密分析，是目前的典范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地域性乡约。首先是明代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编《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刘晓东以《泰泉乡礼》为中心，分析了社师的来源以及对基层社会的有限权力。③杨亮军认为以《泰泉乡礼》为代表的明代乡约将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打成一片，使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教育、管理、救助、防御、服务等事项有机地结合起来，乡治体系结构设置的系统化和立体化特征更为明显。随着明嘉靖以后专制国家权力向乡约内部的侵蚀，倡导和践行乡约的领袖也开始向政府职役的角色转化，乡约本身也逐渐由一个自发性的组织向封建政府控制和支配的社会治理工具转变。④姚宇以朱子《家礼》和王阳明《南赣乡约》为例，考察了《南赣乡约》的功能。《南赣乡约》规定了乡约的组织方式、各项职能、基本生活规范、乡约集会的礼仪流程，施行以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很快被推广，成为明清时期乡约实践的重要文本。乡约组织的任职人员均由约众推举，其纠过机制运作更是完全依靠约众互相督促。相比“地方自治”这一政治学范畴，《南赣乡约》所体现的毋宁说是一种自我教化的思想倾向，其哲学基础不是近世西方的分权理论，而是理具于心、人人自足的道德信念。①卞利对明清徽州乡约作了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徽州一府六县（即徽州府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六县）由乡村宗族、会社和一些民间组织制定的各类乡规民约内容种类繁多，可以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型，它们往往经过当地封建官府钤印批准，并以官府的名义发布，但具有模糊性和变通性。这些乡约曾经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教育和文化发展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某些落后的乡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②乡约是国家法的延伸，这方面卞利以明清徽州乡约为例全面探讨了乡约的性质以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民间习惯法的乡约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法有关条款的细化，它所调整和处置的是诸如土地田宅、婚姻、继承、借贷和争斗等民间细故，是在国家法架构许可的范围之内进行的。乡约采取主动“邀请”国家权力进入的方式，实现与国家法的整合。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但也经常发生冲突。③
明清时期的乡约实际上是国家法的末梢，于是出现了宗族乡约化的现象，即宗族组织加入国家基层组织，成为国家组织层层架构的最底端。常建华分地域考察了明代徽州、江浙赣地区的宗族乡约化现象，认为明中叶徽州宗族的组织化主要是个别宗族的尝试，嘉靖以后大规模推行乡约制度后，宗族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乡约化的形式。嘉靖时期徽州府地方官在宗族推行乡约，制度完备。士大夫及其代表的宗族出于维护社区社会秩序的需要，响应官府所推行的乡约，并举出祁门县的文堂陈氏、姿源县的沱川余氏为例，都是乡约与族规合而为一，通过推行乡约使宗族组织化，使基层社会组织发生了变化。明代的宗族乡约化是宋以后中国宗族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所在。④同理，江浙赣地区在明朝嘉靖以后推行乡约的过程中与宗族结合，发生了宗族乡约化，也促进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宗族乡约化是宋儒重建宗族、在乡里移风易俗社会理想的成功实践。明代宗族乡约化给予基层社会以深刻影响。⑤此外常建华还从《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出发考察了明清时期福建泉州乡约的地域化，明朝实行里社制度，社坛、社庙与铺境一致，后来演变为神庙，推行乡约因借助里社，也就与神庙发生联系，导致所庙合一。再加上乡约与保甲混合，致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扎根。⑥
总之，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宗族史上的重要时期，宗祠的普及以及宗族乡约化即完成于这一时期。大量的乡约存在，使得宗族及其利益能合乎国家利益。常建华、卞利的乡约研究累积了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个案，乡里礼秩从文本到实践的形成过程方式通过这些研究多有廓清。这样，乡约所承载的乡里礼秩就找到了加入大一统国家礼制层级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嘉庆大礼仪之争是极好的个案，它充分说明庙堂礼典和乡里礼秩是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互动关系的①，目前二者关系的个案式研究还刚刚起步。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也面对着这种庙堂礼典和乡里礼秩之间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关系的背景。作者将《儒林外史》呈现出的故事放在明代无所不在的“礼”的框架下，并提出了“二元礼”和“苦行礼”的概念，认为“在儒家话语中，礼的定义如此宽泛，涵盖了个人生活和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行为规范，并且最终构成了在宇宙自然的理想秩序中安顿社会人伦关系，并赋予其意义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二元礼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是象征性的，也是工具性的；它是基于神圣道德律令的规范性制度，同时又提供了社会交换、利益协商和维系社会政治利益的合法手段”。②苦行礼则是对二元礼的回应和矫正。该书通过分析儒家士子在二者之间的纠结，揭示了《儒林外史》那个时代“礼”与儒家世界的危机，并试图通过对《儒林外史》各面相的研究，重构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探讨正史权威叙述之外的规范秩序和道德想象。作者从多种角度叙事并把握细节的能力着实精彩，观点也令人耳目一新，但尚需进一步探究。如陈来认为，苦行礼的说法不能成立，如果只从礼的功能上来讲一元、二元，那么礼可以有三元、四元、五元，很多元，很难说二元礼。③事实上，商伟对礼仪框架结构的认知的确有不甚清晰的地方，这直接影响了他展开叙事时对不同面相背景的把握。郭孝子、王玉辉的行为是否可以归入礼？这涉及“二元礼”、“苦行礼”的定义；作者对儒家仪注、泰伯礼（拜祭泰伯神的礼仪）的归类和划分也有不甚专业的地方，而泰伯祠的毁坏，到底跟哪个层面的“礼”有关？在笔者视角中，这属于儒生对乡里礼秩某些组成部分的逆反。商伟的研究引起的争议正说明学界对“礼”架构的认识还远未达成明确的共识，也尚未出现堪称典范的先行研究成果，庙堂礼典和乡里礼秩彼此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尚需要通过积累更多的个案研究，才能逐步面目清晰。
（二）民间家礼文献
《家礼》的出现使礼制进一步下移，民间家族因自身所需，比照《家礼》制作了大量的民间家礼文献（有的学者称之为“私教礼书”）。殷慧认为，朱熹《家礼》影响了元郑泳《郑氏家仪》，明徐骏《五服集证》、邱濬《家礼仪节》、韩承祚《明四礼集说》和清朱轼《仪礼集要》、王复礼《家礼辨定》等的家礼研究及编写。①具体说来，民间家礼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祠堂石刻、域外汉籍、谱牒、宗规、乡约、方志等文献中的家礼材料，以及少数民族的家礼文献。②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开始展开。多数学者赞成“家礼”应指广义的概念，涉及家庭教育的部分，也可以是对冠、婚、丧、祭礼的规定，更可以是对特定对象如妇女的专题教育。但有的学者将《仪礼》之类也归入广义“家礼”是不严谨的。③即便广义的家礼，其产生也至多追溯到中古。目前传统家礼文献的目录学研究开始起步，王志跃考证了明代家礼文献的种类，认为共163种，此前中外学者的文献统计有误。④陆睿《中国传统家礼文献叙录》（浙江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将传统家礼文献分为综论类、常仪类、蒙学类、闺教类四类，从文献学角度进行了排比搜集。
学者们对民间家礼文献进行研究，首先是对某种家训族谱直接进行个案考察。章军华考察了《崇仁甘溪王氏九修族谱》，认为是王安石家族的世系家谱，其中记载的关于祭祀的礼仪包含了元旦仪、元夕仪、立春祭仪、冬至祭仪、墓祭仪、祀后土仪、生忌奠仪等七项按照四时进行祭祀的礼仪，记录了宋朝的缙绅家族仪礼，与后来朱熹所撰载的《家礼》也有很多异同之处。⑤常建华对《霍渭涯家训》作了考察，认为霍韬所撰《家训》实际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霍渭涯家训》单行一卷本；另一个系统是霍韬子与瑕万历四年（1576）所刊《渭涯文集》本家训，收入的《霍渭涯家训》分为《家训前编》与《家训续编》两个部分。《家训前编》的“序”反映出霍韬制定家训的核心思想为“保家”，《家训续编》则重在“诲谕之意”。霍韬制定家训及其实践与霍韬的家族在南海西樵山的活动有关，也可以说是西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请求民间祭祀始祖与官员设立家庙祭祖获得通过，引发了兴建宗祠的热潮。南海的士大夫因为议大礼登上了政治巅峰。⑥
李冰、陈姝瑾对浙江省浦江县郑氏家族的《郑氏家仪》做了研究，认为郑氏家族在同居共爨三百余年的过程中，《郑氏家仪》在家族秩序维护和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氏家仪》借鉴了朱子《家礼》的大部分内容，不但详细记述了通、冠、婚、丧、祭五种礼仪，而且对祠堂和祭田做了明确说明，尤其是对祠堂的改制从经营的角度作了解释，把儒家的“孝悌”思想贯穿于礼仪的各个环节。《郑氏家仪》将民间传统家礼发展到与官方礼典双向互动的历史阶段，比朱子《家礼》更适用于广泛的士庶社会。①朱莉涛对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徽州家族《茗洲吴氏家典》做了研究，《家典》以儒家传统伦理为圭臬，力求将理学精髓融入现实生活，通过忠、孝、节、义规范以及冠、婚、丧、祭等诸礼仪节，达到齐家睦亲、社会有序之目标。剔除其中封建糟粕部分，《家典》对现代道德文明、礼仪文化的塑造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价值。②彭卫民对其曾祖彭天相（1893—1943）著的一部对传统丧礼各细节进行指导的民间用书《丧礼撮要》进行了笺释，即《〈丧礼撮要〉笺释》（台北，秀威出版社，2012年版）。王志跃将朱子《家礼》与《满洲四礼集》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虽有从俗、从俭、从简和从今等共性，但在先祖祭祀、择偶观和信仰权限上却有所不同，有些地方又可以互补。如朱子《家礼》在居家仪与礼仪的开放性方面可补《满洲四礼集》之不足，而《满洲四礼集》在婚礼及丧后礼的认识上则对《家礼》有所发展，有不少认识及见解是朱子《家礼》所没有的。但两者在后世的命运却相差甚远，其主要原因是《满洲四礼集》在礼仪上存在一定的民族保护主义。③
其次是将家训、族谱等民间家礼文献放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下进行考察。王美华认为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多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修撰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修撰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不断扩大。④赵克生对明清各种私教礼书的研究成绩卓著，他对明代东山葛氏的《家礼摘要》做了研究，认为葛氏家族典型地体现了科举时代新仕宦阶层家族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征。葛氏家族的发展，除了重视家谱、祠堂、族田等建设，还特别制定了《家礼摘要》。《家礼摘要》主要以朱熹《家礼》为框架，兼采程颐之说，以宗法为主，删繁就简，缘俗行礼。明朝国家、地方政府“以礼治民”和民间“以礼造族”协同推进，无论是维持“世家”存在，还是稳定地方社会秩序，家礼都与王朝政治密不可分。⑤赵克生的专著《明代地方社会礼教史丛论——以私修礼教书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私修家礼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了私修家礼撰书、刻图方面的传播，以及演礼观习的非文本传播，勾勒了多渠道、多层级的家礼传播方式在地方乡里社会中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就明代士人对家礼中家祠主祭权多元化、对族会、族葬作了构想并付诸实践，还考察了植根于教育的童子习礼，植根于地方乡里组织的朱元璋“圣谕六言”宣讲，作为沟通官僚梯队和乡里组织的明代文官父祖封赠制度及其对礼教的影响。何淑宜细密考察了浦江郑氏《郑氏家仪》、《性理大全》本《家礼》和丘濬《文公家礼仪节》的编者背景、内容主张和制造过程，还结合时儒和后儒相关的论礼、践礼行为讨论这些《家礼》文本与人们日常生活及实践之间的关系。①
还有就是从礼学的学术转向角度考察民间家礼文献的涌现。明代重《家礼》，清代重三礼礼经是学者公认的事实。张寿安特地在专著中对这种转向作了考察②，但赵克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对清代家礼书作总体估量的基础上，梳理了清代繁多“家礼”书的三类主要构成，即前朝刊本、清朝官修家礼书和清人私修家礼书，由此发现清代家礼一方面继承宋、明以来的家礼传统，面对相似的社会环境，担当相似的社会功能，秉承相似的编纂原则；另一方面，清代家礼因其统治民族的满洲族性和清代平民宗族发展等社会新情势，在具体仪节和家礼结构等方面都有一些新变化。③苏正道从清代礼学研究复盛的角度考察了清代礼书编撰兴起的情况，认为晚明王学的禅学化及明清鼎革的巨变导致士人逃禅，部分学者坚持纯净儒学化运动，从而带动儒家经典和礼学研究的展开。同时，明代以来流行的朱子《家礼》及其改编本的固有问题促使清代礼学由家礼改良向经礼考证回归，并由宗法宋明经注逐步转向宗经郑注，以此带动礼书编撰和《仪礼》研究的全面兴盛。朱子《家礼》的众多不合古制及违碍人情之处，引起明清以来改良家礼浪潮的出现。④陈功文对清代绩溪金紫胡氏家学作了研究，认为绩溪胡氏家族经学研究自成一派，前后经历数世，经学传承脉络清晰，成就斐然。通过对胡氏家族家学传统的梳理，不仅能揭示其深厚的家族文化内涵及家学特点，而且对探索清代家族文化传承、深化清代学术文化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⑤
总之，学者们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角度、从礼学的学术转向角度考察了民间家礼文献，并对民间家礼文献的一些个案展开了扎实研究，这方面的清理目前尚在进行中。杨华总结认为重新解读家礼撰作的历史脉络，有助于从理论上为传统家礼、家教正名，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家礼撰作是贵族社会的产物，是“礼不下庶人”的结果，对于门阀制度和士族文化起到维护作用；宋代之所以出现家礼撰作的高潮，不能仅仅用唐宋社会变革、文化的阶层异动来加以解释，也与宋代士人救治世风、淑世惩弊的文化抱负有关。传统家礼、家训中蕴含有诸多超越时空的优秀价值理念，与现代化事业并不矛盾。应当继承历代士人“教训正俗”的传统做法，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家训和家教，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①
（三）朱子《家礼》的实践
近年来因为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调查方法的引入，朱子《家礼》及各种民间家礼的实践进入学者的视野，目前处在积累个案的阶段。常建华按区域综括了2009—2014年明清宗族的研究成果，作为《家礼》实践的宗族祭祀行为进入作者的视野并予以了介绍。②《家礼》的实践是全方位的，金乃玲、张滢考察了《家礼》在徽州村落空间（祠堂建筑空间布局、住宅建筑空间布局、祭田制度）中的体现③，粟品孝对朱熹的家礼行为进行清理并与其《家礼》文本进行比照，发现《家礼》的规定基本上在其家庭生活中得到了实现，但朱熹的一些行为也与《家礼》明显不合，而最受后人重视的《家礼》“祠堂”部分则可能并非朱熹所定。④臧健研究了明清时期中韩家规礼法对女性的约束并作了比较，认为随着家族组织的定型、巩固与完善，通过成文家法实行对女性的约束已渗透到士庶工商等各个阶层，明清妇女从家法中接受束缚程度较宋代妇女实在是重了很多。古代朝鲜以朱子《家礼》作为各个家族普遍遵守的家规礼法，编纂与刊行儒教女训书，将女子为夫守节列入国法，推行以“礼俗”为核心的乡约运动，用以作为乡民与妇女教化之道。⑤刘杰研究了朝鲜学者寒冈郑逑的礼学实践，寒冈生活在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初，一生致力于对礼学的研究并重视实践。他从学问角度整理了礼学，把国家礼和私家礼相结合，并大力推广朱子《家礼》，确立了岭南礼学的基础，寒冈通过书院教育把社会教育推上了一个新层面。在担任地方官时编纂了邑志。另外寒冈还组织了契会，通过鼓励乡村弟子们读书而致力于社会教育。最后，寒冈根据郡县的具体情况，复原古制，实行了具有应用性和独创性的乡饮酒礼。⑥
要研究《家礼》的实践．更为具体的是要考察《家礼》中冠、婚、丧、祭礼的施行。目前的冠礼研究几乎都是根据《仪礼·士冠礼》研究先秦冠礼，而对《家礼》中的冠礼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彭勇考察了明代皇室各阶层包括皇帝、皇太子、皇子和亲王等冠礼形式和等级森严的制度①，但跟《家礼》没有关系。婚礼的研究亦很少。朱杰人对《家礼》中的婚礼作了解读，认为《家礼》为朱熹所作当无疑问，朱子在整理与研究古礼的基础上，严格遵循“谨名分，崇敬爱”的大原则，不拘泥于古礼之细微末节，略浮文，务本实，与时俱进，改良犹多，可供当代社会继承与借鉴。②朱杰人还身体力行，于2009年12月5日，以其子朱祁的婚礼为实验对象，举行了以朱子婚礼为原型的现代婚礼，对朱子《家礼》作了一次大胆的社会实践。③和溪综括了《家礼》冠婚制度的沿革及影响，《家礼》自宋代成书后广为流传，其中冠、婚二礼流传尤广，元代《至元婚礼》、明代官方通行的婚礼以及《大明集礼》中的冠礼等皆本于此，清代《御纂性理精义》亦将其收入。自此，朱子礼学思想真正得以应用于庶民。④
对《家礼》中的礼仪研究，成果稍多的是丧礼。卞利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中心，通过对明清以来徽州府县方志、日用杂书等典籍的研究，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明清以来徽州地区的丧葬礼俗。徽州的丧葬仪礼，处在一种礼仪与习俗并存、厚葬与薄葬并行、良风与陋俗同在的矛盾状态之中，徽州地方官府和民间宗族组织一直致力于对丧事活动中礼俗的整合，希冀以此规范丧事活动中的非礼行为。但是，这种教化与强制相结合的办法并未取得效果。⑤陈慧丽《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村的实践》（安徽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结合文献、文书、碑刻及口碑资料，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搜集了典型徽州古村落祁门黄龙口村实践《家礼》各环节的资料，其中就有丧礼、祭礼的环节。徐恋、李伟强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县徐氏家族为例，考察了民间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朱子《家礼》所做的增减：有关闻丧、奔丧的规定比《家礼》有删减，但家奠远比《家礼》繁复，包括儒生排班请文公、孝子进香礼、献馔礼、灌献礼、侑食礼、孝妇点茗礼等环节。此外奏乐复杂，诗章也多，且不排斥道教“道场”，体现了《家礼》在民间的异化。⑥
《家礼》中祭礼的实践是跟祠堂的建立、宗族祭祖程式的确立密切相关的。在祠堂举行的祭祖礼一方面起到了敬宗收族的作用，同时又作为古代神灵祭祀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入层层分级、格局复杂的国家祭祀体系。这方面的综括性的研究有：赵华富考察了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认为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还有重大变革。①卞利以徽州祁门六都为例，全面地对明清徽州的宗族官吏、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宗族祭祀的一般状况。②陈瑞运用明清徽州丰富的地方志与族谱资料，从宗族的立场上详细探讨了明清徽州宗族围绕《家礼》的制度设计与以礼治族的实践。③黄兴泉从福建南靖族谱出发，研究了朱子《家礼》对漳州宗族礼仪的影响。漳州有着“海滨邹鲁”的称号，与其之前被认为好斗彪悍的形象相距甚远，这与朱子《家礼》在漳州地区传播和实践带来的影响不无关系。但漳州宗族对《家礼》有所取舍且繁简不一。④需要指出的是，对《家礼》中祭礼的研究是伴随着祠堂研究以及区域社会中地方神祀的研究进行的，仅从《家礼》出发，并不能窥见其祭礼的全貌，大量的专精的研究是结合区域社会史和各地祀神的具体内容进行的，笔者将另文予以专门介绍。⑤
此外，学者还注意到了明代不遵循《家礼》的现象。王志跃发现，明政府推崇朱子《家礼》，但社会上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广泛存在，这是由《家礼》自身存在不足、不良风俗的阻挠、地理位置的限制、人情、恩义、宗族以及人们认识不同等主客观原因导致的。人们在实施《家礼》时还参考其他官私仪注、政典及先儒言论，掺以时制、融入风俗，删简《家礼》乃至自纂家礼。从礼制史角度来认识明人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礼制为时下所用的可能性。⑥
三、结语
上文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朱子《家礼》、乡约及民间家礼文献的研究作了总结。目前的情况是：（一）朱子《家礼》的来源基本弄清楚了，学者在《家礼》是否为朱子所作这一点上基本取得共识，那就是《家礼》确为朱子所作，“后人伪作说”赞同者越来越少，《家礼》的文本研究也基本告一段落，儒者与《家礼》的文本书写跟乡里宗族组织的有机关系将是日后的学术增长点。（二）乡约研究多半是从区域社会史角度展开的，但目前的研究大部分还嫌宽泛，乡约以什么形式扎根于乡里土壤尚需继续累积个案，这方面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一书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可供乡里礼秩研究者参考。（三）民间家礼文献数量众多，形式多样，散布各地，目前这些文献还在整理中，这方面，刘永华提出的“仪式文献”概念及研究范式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所谓仪式文献就是用于引导仪式或在仪式中使用的文献”，“仪式文献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课题，涉及文献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文化史等不同学科和方法，侧重研究的问题包括：仪式文献源流与分类的研究，仪式文献传承谱系的梳理，仪式文献传承主体即仪式专家的研究，仪式文献与仪式表演之间关系的探讨，不同区域仪式文献之比较研究，不同仪式传统之仪式文献的比较研究，仪式文献与政治、社会关系之研究等。”①这些问题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对民间家礼文献进行清理和考量，“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式的社会调查在搜集到各种形式的民间家礼文献的同时，还充满了民间家礼从文本到实践的整个过程的生动信息，这些信息全面地反映了礼仪作为“人”的生活必须，经过各种变形成为适合某区域、某阶层生活的必备部分，对这必备部分的认识除了需要大量的个案积累之外，还需要引入新的范式，在此基础上才能探求动态轨迹的变化，这些将是日后学术增长点之所在。
总之，从司马光《书仪》到朱子《家礼》的出现，再到乡约的出现和民间家礼文献的蔚为大观，礼制经过改头换面，终于一步步从贵族走向庶人，形成了内容跟庙堂礼典有别，但精神实质跟庙堂礼典遥相呼应的乡里礼秩。它如同一张网络，对家族和社会形成了富有弹性但严格有效的约束，并跟代表皇权和官僚贵族阶层利益的庙堂礼典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从庙堂到乡里礼仪生活多样化但最终结为一体的格局，维持着传统中国日常社会秩序的运转。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以往未被注意，也因为积累的范式尚少，目前空白点众多，随着礼制这一新学术领域的继续开辟和多种研究范式的积累，以后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原载《孔子研究》2019年第5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
附注
①本文所选作品仅以2019年1月至12月在日本出版、刊载的作品为限，难免有所遗漏，敬请各位作者和读者体谅。
②如，二松学舍大学宋明资料轮读会公冶长篇班译注，《〈朱子语类〉卷二六〜卷二九译注（14）》
『朱子語類』卷二六〜卷二九訳注（14），《阳明学》，2019年第29期），市来津由彦《〈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程子之书一”译注稿（4）》（『・朱子語類』卷九十五「程子之書一」訳注稿（4），《东洋古典学研究》，2019年第47期）等。这些翻刻工作多开展于数年以前，一直持续至今。在此不 列举，敬请参考本年鉴《2019年度0本朱子学研究成果目录（一）》。
③黑田祐介：《宋代的“赤子之心”解释——以朱熹的解释为中心》（宋代における「赤子の心」解釈について——朱熹の解釈を中心に），《白山中国学》，2019年第25期。
①辻井义辉：《朱熹哲学中的智藏说——贞·冬・智的关联构造》（朱熹哲学における智蔵説——貞・冬·智の連関構造），《白山中国学》，2019年第25期。
②土田健次郎：《朱熹的思想体系》（朱熹の思想体系），东京：汲古书院，2019年12月。
③由本健太郎：《宋代经典解释学中的迁都论》（宋代の経典解釈学における遷都論），《中国哲学研究》，2019年第30期。
①水口拓寿：《阴宅风水的“发现”与死者认识——以司马光、程颐、朱熹为中心的考察》（陰宅風水の「発見」と死者認識——司馬光・程頤•朱熹を中心とする考察），《中国——社会与文化》，2019年第34期。
②福谷彬：《南宋道学的展开》（南宋道学の展開），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9年3月。
③张源・子：《关于王懋兹〈荀子存校〉——清初的考证学与朱子学》（王懋玆の「荀子存校Jについて——清初の考証学と朱子学），《中国哲学研究》，2019年第30期。
④新田元规：《濮译评价的转变——从理想君主论到民间继承论》（濮議に対する評価の転換——理想君主論から民間継承論へ），《中国哲学研究》，2019年第30期。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的君主政体起源论》（黄宗羲「明夷待訪録」「原君」における君主政体の起源論），《中国——社会与文化》，2019年第34期。
⑤新田元规：《丧礼“祈祭”“迁庙”的解释论——以郑玄与朱熹诸说为中心》（喪礼における「福祭」「遷廟」の解釈論——鄭玄と朱熹の所説を中心として），《人间社会文化研究》，2019年第27期。
⑥津坂贡政：《“新意”与“尚法”——从书的评价看北宋欧阳修、苏轼与南宋朱熹的时代观与美学意识》（「新意」と「尚法」一一書の評価にみる北宋欧陽修•蘇軾と南宋朱熹の時代観と美意識），《七隈史学》，2019年第21期。
①种村和史：《献给篡夺者的赞歌——与类淫诗说相关的朱熹、严粲和戴震、翁方纲的关系》（篡奪者に獻げる讚歌——類淫詩說を廻る朱熹・嚴粲と戴震・翁方綱との關係），《中国研 究》，2019年第12期。同，《即使如此他也还算不错……——诗经解释中对局部赞美认识的 诸相》（それでも彼のほうがまだましだから----詩經解釋における部分的贊美についての認識の諸相），《人文科学》，2019年第34期。同，《面向诗篇的难解性——从与戴震的比较看翁方纲诗经学的特征》（詩篇のわからなさに向き合って——戴震との比較から見た翁方 綱詩経学の特徴），《中国——社会与文化》，2019年第34期。
②吾妻重二：《朱子学的新研究》（朱子学の新研究），东京：创文社，2004年9月。
③菊池孝太郎评：《跳出凝固的朱子学——吾妻重二著〈朱子学的新研究〉》（凝り固まった朱子 学からの脱却——吾妻重二著「朱子学の新研究」），《中国研究集刊》，2019年第6期。
④种村和史：《诗经解释学的继承与变容——以北宋诗经学为据》（詩經解釋學の繼承と變 容——北宋詩經學を中心に据えて），东京：研文出版，2017年10月。
⑤大野圭介评：《种村和史〈诗经解释学的继承与变容——以北宋诗经学为据〉》（種村和史「詩 經解釋學の繼承と變容——北宋詩經學を中心に据えて」），《中国文学报》，2019年第92期。
⑥如《艺林》杂志推出了特集《山崎暗斋诞辰四百年纪念》（2019年10月）。
①如平手贤治：《托马斯主义自然法论与朱子学的自然法论——自然法的本质与普遍性》（トマス主義自然法論と朱子学的自然法論——自然法の本質と普遍性），《法政论丛》，2019年第55（1）期。
②如《中国——社会与文化》（第34期，2019年7月）杂志推出了《小特集十八世纪的经学一东亚三国的形态比较》（小特集十八世紀の経学——東アジア三国の様相を比較する），围绕2016年出版的高山大毅《近世日本的“礼乐"与“修辞”——荻生徂株以后的“接人''制度构想》（近世日本の「礼楽」と「修辞」一荻生徂铢以後の「接人」の制度構想，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6年），邀请作者高山大毅与韩国学者姜智恩就日韩儒学的普遍性等问题做了讨论。
①中村春作，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满期邊学，博士（文学）。广岛大学名誉教授。著有《江戸儒教与近代的“知”》，鹈鹕社（ペリ力ン社），2002年。
①板东洋介，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博士，现任皇学馆大学文学部神道学科副教授。
②该书获2019年度三得利（サントリ一）学艺奖。
①细谷惠志，大东文化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学专攻，立正大学论文博士，现任立正大学特任教授。
②许家晟，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文学）。现任学习院大学国际研究教育机构PD共同研究员。
①福谷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哲学史专修，博士（文学）。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附属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助教。
②《南宋道学の展开》（中译名：南宋道学的展开）。中嶋谅：《书评福谷彬著〈南宋道学的展开〉》，《実践女子大学人间社会学部纪要》，2020年16号。
①中嶋谅，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人文科学专攻，博士（文学），现任明海大学外国语学部讲师，著有《陸九쎠と陳亮——朱熹論敌の思想研究》，早稻田モノグラフ，2020年。
①XiZhu，JosephA.Adlertrans.，TheOriginalMeaningoftheZhouChanges：CommentaryontheScriptureofChange，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9.
②JosephA.Adler，ReconstructingtheConfucianDao：ZhuXisAppropriationofZhou Dunyi，Albany：StateUniversityo£NewYorkPress，2014.
③PhilipJ.Ivanhoeed.，ZhuXi：SelectedWriting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2019.
①Shao-yunYang，TheWayoftheBarbarians：RedraivingEthnicBoundariesinTangand SongChina，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19.
②HiuYuCheung，"TheWayTurningInward：AnExaminationofthe"NewLearning，UsageofDaoxueinNorthernSongChina，"PhilosophyEastandWest69.1(2019)：pp.86-107.
③HiuYuCheung，"SequenceofPowerRitualControversyovertheZhaomuSequenceinImperialAncestralRitesinSongChina(960一1279)，"Ph.Ddissertation，ArizonaState University，2015.
①MatthewD.Walker，uKnowledge，Action，andVirtueinZhuXi，"PhilosophyEastand West69.2(2019)：pp.515-534.
②田浩著，徐波译：《宋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复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4～22页。
③见KaiMarcha，LiiZuqiansPoliticalPhilosophy，ed.JohnMakeham，DaoCompanionto Neo-Confucian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2010).又见氏著DieAufhebungdesPolitischen：LitZuqian(1137一1181)undderAufstiegdesNeukonfuzianismus［The SuspensionofthePolitical：LitZuqian(1137—1181)andtheRiseofNeo-Confucianism］ (Wiesbaden：HarrassowitzVerlag)，2011.
①王美华：《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
②宫云维：《司马光〈书仪〉版本考略》，《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2年第12期。
③安国楼、王志立：《司马光〈书仪〉与〈朱子家礼〉之比较》，《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④潘斌：《司马光〈书仪〉的撰作及现代启示》，《唐都学刊》，2016年第1期。
⑤潘斌、屈永刚：《朱子〈家礼〉的编撰及现代启示》，《孔子研究》，2015年第5期。
⑥陈来：《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⑦束景南：《朱熹〈家礼〉真伪考辨》，载氏著《朱熹佚文辑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①安国楼：《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②汤勤福：《朱熹〈家礼〉的真伪及对社会的影响》，《宋史研究论丛》第11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③彭卫民：《知行合一：朱子的学礼、考礼与制礼观》，《朱子学刊》，2016年第1期。
④彭卫民：《礼理一体：朱熹与〈三礼〉的对话》（上、下），《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1、12期。⑤彭林：《朱子作〈家礼〉说考辨》，《文史》，2012年第3期。
⑥陈峰、肖永明：《王懋竑〈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现代哲学》，2018年第5期。
⑦苑学正：《朱子作〈家礼〉说祛疑》，《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1期。
⑧毛国民：《〈朱子家礼〉真伪考的历史回顾与探索》，《现代哲学》，2018年第1期。
①周鑫：《〈朱子家礼〉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1年。
②彭卫民：《朱熹〈家礼〉刊本考》，《济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③［日］吾妻重二著，吴震、郭海良译：《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
④周鑫：《〈朱子家礼〉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1年。
①［韩］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②［日］上山春平：《朱子〈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载吴震、［日］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③王志跃：《〈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江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①周天庆：《政、道、教一体视野中的〈朱子家礼〉》，《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②肖永明、陈冠伟：《郭嵩焘〈校订朱子家礼〉的社会学考察》，《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③见杨君《晚清今文礼学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魏立帅《晚清汉学派礼学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屈宁《晚清宋学派礼学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等。
④王志跃：《明代（朱子家礼）传播新探》，《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2期。
⑤彭卫民：《朝鲜王朝中华认同观的礼制建构》，西南政法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⑥喻小红、姜波：《〈朱子家礼〉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①张品端：《〈朱子家礼〉与朝鲜礼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②彭林：《金沙溪〈丧礼备要〉与〈朱子家礼〉的朝鲜化》，《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夏之卷。
③彭卫民：《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对朱子〈家礼〉的继受》，《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①“再结构”的概念来自于“结构过程”。具体描述见赵世瑜《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②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科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③刘晓东：《明代的“社师”与基层社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5期。
④杨亮军：《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兰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①姚宇：《理学家的礼法创制及其意义——以朱子（家礼）和〈南赣乡约〉为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月23日第5版。
②卞利：《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③卞利：《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华中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
④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⑤常建华：《明代江浙赣地区的宗族乡约化》，《史林》，2004年第5期。
⑥常建华：《国家与社会：明清时期福建泉州乡约的地域化——以〈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为中心》，《天津师大学报》，2007年第1期。
①常建华：《儒家文明与社会现实：明代霍韬〈家训〉的历史定位》，《南方日报》，2011年7月21日第A11版。
②商伟著，严蓓雯译：《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58页、第4页。
③陈来：《二元礼、苦行礼的概念成立吗？》，《中华读书报》，2013年4月10日第9版。
①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②陈延斌、王伟：《传统家礼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评析》，《广西师大学报》，2018年第3期。
③同上注。
④王志跃：《明代家礼文献考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4期。
⑤章军华：《王安石家族四时礼仪文献的发现与整理》，《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⑥常建华：《儒家文明与社会现实：明代霍韬〈家训〉的历史定位》，《南方日报》，2011年7月21日第A11版。
①李冰、陈姝瑾：《〈郑氏家仪〉研究》，《广西师大学报》，2018年第3期。
②朱莉涛：《〈茗洲吴氏家典〉研究》，《广西师大学报》，2018年第3期。
③王志跃：《〈朱子家礼〉与〈满洲四礼集〉对比研究》，《历史教学》，2011年第18期。
④王美华：《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⑤赵克生：《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个案分析》，《求是学刊》，2009年第2期。
①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
②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49页。
③赵克生、安娜：《清代家礼书与家礼新变化》，《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④苏正道：《清代礼学研究的复盛和礼书编撰的兴起》，《闽江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⑤陈功文：《清代绩溪金紫胡氏家学简论》，《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2期。
①杨华：《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湖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②常建华：《近年来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16年第1期。
③金乃玲、张滢：《朱熹〈家礼〉一书在徽州村落空间形成的体现》，《安徽建筑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④粟品孝：《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与其家礼活动》，《安徽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
⑤臧健：《中韩古代家规礼法对女性约束之比较——以明清与古代朝鲜时期为例》，《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刘杰：《寒冈郑逑的礼学实践研究》，山东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①彭勇：《明代皇室冠礼述评》，《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②朱杰人：《〈朱子家礼〉解读——以婚礼为例》，《历史文献研究》，2011年总第30辑。
③彭月肖：《朱子〈家礼〉的现代实践——以朱氏婚礼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6期。
④和溪：《朱子〈家礼〉冠婚制度的沿革及影响》，《福建论坛》，2018年第3期。
⑤卞利：《明清以来徽州丧葬礼俗初探》，《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⑥徐恋、李伟强：《〈朱子家礼〉中丧祭礼的嬗变——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县徐氏家族为例》，《商界论坛》，2013年第11期。
①赵华富：《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安徽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②卞利：《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③陈瑞：《朱熹〈家礼〉与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
④黄兴泉：《试论〈朱子家礼〉对漳州宗族礼仪的影响——以南靖族谱为研究中心》，《闽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⑤杨英：《收族·序齿·祀神：“礼制下移”与大一统的多重面相——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宋元明清乡里礼秩研究》，待刊稿。
⑥王志跃：《推崇与抵制：明代不遵循〈朱子家礼〉现象之探研》，《求是学刊》，2013年第5期。
①刘永华：《仪式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导论”，第1～2页。
知识出处
《朱子学年鉴.2019》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朱子学的研究要素与哲学开拓》《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