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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主张人与自然物具有“理一分殊”和“心一分殊”的普遍性。仅从这一点 出发，那么人与自然物不仅平等，还将具有相同的内在的价值，人没有为自己的繁 荣和福祉利用自然物的权利。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朱熹是“生命中心主义者”或“深层生态主义者”？尽管朱熹在普遍的理和宇宙心的层面上，即本源的层面上主张人与自然物的相同性和平等性，但认为现实中人与自然物是不同的。
  朱熹认为，从理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物被给予的理相同，由于它们均以这种理为各自的本性（性即理），因此可以视作是相同的。然而，现实中，由于禀受的气的差异，人与自然物具有不同的特性。不仅是人与自然物之间，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由于禀受的气的差异，也存在多样化的层次。首先，朱熹从人与动物、植物及无生物三个层次提出如下观点。
  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藁是也。是虽其分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则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故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草木枯藁，则又并与其知觉者而亡焉。但其所以为是物之理，则未尝不具耳。（《朱子大全》卷五十九《答余方叔》）
  人与自然物接受的理是相同的。但是，现实中人与自然物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具有血气和知觉的存在，人和动物属于这一类；第二层次是没有血气和知觉，但有生气的存在，植物属于这一类；第三层次是连生气都没有的，只具有形质、气味和味道的存在，动植物之外的无生命自然物均属于这一类。虽然所有存在物的理和性相同，但是理在个体事物里内化的过程中（分殊）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不同。位于最顶级的人最接近神灵，具有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性品。次级的动物虽不具备五常性品，但具有知觉。最低级的植物和无生物连知觉都没有。那么，人、动物、植物即无生物之间产生这种差异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从朱熹的下述观点中可以窥见其原因。
  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故发而为孝弟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然而二气五行，交感万变，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朱子语类》卷一）
  人与自然物全部是理气的合一体。理不能单独作用，不能单独显现。理必须通过气的作用显现。阴阳二气的交感之下，五行与万物化生之处才会显现理。人的身体行为和内心的思虑作用全部是非理的气的作用，理在如此的气的作用下，作为原理内在于事物之中。孝悌忠信等纲常伦理和仁义礼智等道德本性都是非气的理。即，是“性即理”和“心是气”，不是“心即理”和“身即理”。阴阳二气和五行的交感过程中，不仅会生成人，还会生成自然物。在这种生成过程中，存在“精密（精）”和“粗糙（粗）”两个层次。虽然人与自然物均由相同的一气组成，但人由畅通正直的精气组成，自然物由歪斜闭塞的粗气组成，由此产生了差等。即，气的差等造成拥有正直之气的人其理是畅通的，拥有歪斜之气的自然物其理是闭塞的，缺乏智慧。从本源的层面来看，由于理具有普遍性，人与自然物是平等的。但是从现实的层面来看，由于气的差等性，人与自然物之间也存在差异。人由天地间的正气组成，因此懂得道理，具备知识。自然物由天地间的歪斜之气组成，因此禽兽无法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植物因根系埋在土壤之中无法移动等，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人具备道德性和知性，可以直立行走。动物没有道德性和知性，可以移动但无法直立行走。而植物连移动都不行。此外，动物虽有知觉功能，但有偏向性，远不及人类的全知全能。故，人是优秀的，自然物是劣等的。综上，在价值层面上，人与自然物拥有平等的本源，但在现实中两者有优劣、差等和不同。
  以上观点表明，尽管朱熹认可人与自然物在理一和生物之心等方面具有普遍性，但不同于深层生态主义思想，即认为所有存在物都是平等的且具有相同的内在价值。虽然朱熹主张在气禀方面人与自然物存在差等，但并不是采取和西方环境伦理的“人间中心主义”相同的立场。朱熹心中的气禀差等带来的人类的优秀性不同于人间中心主义，并不认可人类征服及统治自然的正当性。人比自然物优秀是因为只有人具备孝悌忠信或仁义礼智的道德性，且这种道德性是人与自然物沟通交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