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下面，我们尝试着就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的底本进行研究。和刻本卷末跋文前的牌记题“万历癸卯年／仲春月梓行”。虽然可由此推测底本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刊本。但事实上，明后期出现了坊刻的各种《性理大全》增注本，样态极其复杂，因此不能轻易作出判断。
  在和刻本的每一段后面，都附有《性理大全》原本没有的“集览”和“补注”，这也是和刻本的特色之一。该“集览”是由玉峰道人于明正德六年（1511）左右编著而成，附在《性理群书大全》（性理群书集览）七十卷中；“补注”也在同一时期由周礼编写而成。①
  另外，如上所述，和刻本卷一的扉页标题下题“温陵九我李太史校正”，是明人李廷机校正过的文稿。李廷机（1542—1616），福建泉州府晋江人，字尔张，号九我，谥号文节。温陵是泉州的雅名。万历十一年（1583），李廷机在殿试中夺得榜眼，尔后在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户部、工部等部门任职，政绩斐然，之后又在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要职；万历三十五年（1607）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身份入主内阁。虽然不久之后，李氏因卷入党争而辞官，但由于其在政界的成绩和廉洁的为人，使他在当时声望斐然，甚至还担任过科举的考官。随着他的名声日益显赫，自万历以后到明末，民间书肆出版了大量署名李廷机的科举考试用书。②姑且不论《性理大全》中登载的校正者是否做出过实际工作，但毫无疑问，这一现象反映出明末出版界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再尝试着研究由李廷机校正和题署版本的《性理大全》。
  A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书《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B60-1287）。卷首内题“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卷之一／温陵九我李太史校正”，卷末牌记题“万历癸卯年／仲春月梓行”。由于这些内容与和刻本相近，因此会误以为这就是和刻本的底本，但里面没有像和刻本那样附上“集览”和“补注”。事实上，仅有卷一内题“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卷二及之后的卷册内题“性理大全卷之○”，这也是与和刻本的差异之一。特别是，即便是两书有相同牌记（万历癸卯年），但内容也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完全相信牌记的内容。明末出版界的乱象由此可见一斑。
  B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书《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299-0034）。卷一内题“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大方性理全书卷之一／温陵九我李廷机校正”。但卷二及之后的扉页仅题“性理大方书卷之〇”，没有标注李廷机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内容是否是“性理大全”，但书名就是“大方性理全书”。虽然没有牌记和刊记，但人们认为这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大方性理全书》（C4524900）为同一本书。若真是如此，那么这便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金陵应天府学刊本。①虽然该版本随处都有“集览”和“补注”，但在《家礼》部分没有看到这些“集览”和“补注”，这一点明显与和刻本不同。
  C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诸桥文库）所藏《新刻性理大全书》（122-MW-25诸775）。衬页题“太史李九我先生纂订／性理大全／青畏堂藏版”。卷一内题“新刻性理大全书”，它的下方仅有一个“校”字，似乎删掉了正上方原本该有的校点者姓名。书中没有牌记和刊记。此外，仅从《家礼》部分来看，里面没有附上“集览”和“补注”。
  如上所述，尽管以上A、B、C本题有“李廷机校正”，且在形式上与和刻本相似，但因为没有“集览”和“补注”，或附上的“集览”和“补注”极不完整，所以不能说这是和刻本的底本。②另外，有的版本虽未题“李廷机校正”，但内容却与和刻本相似，这类版本如下。
  D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新刊性理大全》（005-0003）。在卷首“御制性理大全书序”之后有“嘉靖十九年叶氏广勤堂校正重刊”的牌记，在卷七十末尾有“嘉靖庚申孟秋／进贤堂梓新刊”的牌记。据此可知，嘉靖三十九年（1560）进贤堂新刊发了嘉靖十九年（1540）广勤堂的重刊本。该版本虽然没有李廷机的题署，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有“集览”和“补注”。
  该书《家礼》部分与和刻本版本完全不同，完整地附上了“集览”和“补注”。除此之外，在卷首的“先儒姓氏”处还记录了每位学者的详细经历，这一点也与和刻本一致。栏外线框内的标题也大致相同。该书的版式为十一行二十六字，与和刻本的九行二十字不同。另外两个版本的书名也不相同，该书的书名是《新刊性理大全》，而和刻本的书名为《新刻性理大全》，但两个版本的内容却完全一致。如果是这样，那么该D本即使不是和刻本的底本，也可以说是和刻本的祖本了。
  对此，我们先看看书名与D本《新刊性理大全》相同的版本（主要有以下两个版本）。
  E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新刊性理大全》（编号：C4524700）。在卷七十末尾题“嘉靖庚申孟秋／进贤堂梓新刊”，还有和D本相同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牌记，但《家礼》部分没有附上“集览”和“附注”。也没有李廷机的题署。
  F本．米泽市立图书馆收藏的《新刊性理大全》（米泽善本三六）。在卷首“御制性理大全书序”之后有“嘉靖壬子年余氏双桂堂校正重刊”的牌记，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刊本。该本仅有《家礼》部分，没有附上“集览”和“补注”，也没有李廷机的题署。版式与E本相同，从年代先后来看，E本应是F本的重刻版本。
  明代（尤其是嘉靖年间以后）《性理大全》的刊行状况极其错综复杂。虽然书名相同、题署相同、牌记相同，但内容却不相同，令人感到困惑。若要好好理清这些版本间的关系，还需另行做详细的调查。对于和刻本的底本，暂时整理出了如下内容。
  第一，《性理大全》为明永乐十三年（1415）由胡广和杨荣等人编纂的敕撰书，编纂完之后不久便出版发行。第二，明正德六年（1511）左右，玉峰道人补充了“集览”，编制成了《性理群书大全》（性理群书集览）七十卷。第三，这一时期，周礼进一步补充了“补注”。第四，明中期以降，还出现了各种增注本的《性理大全》。根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的《中国古籍总目》可知，《性理大全书》七十卷的刊本有十三种，《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的刊本有十二种，《新刻性理大全书》七十卷的刊本有四种，《新刊宪台厘正性理大全》七十卷的刊本有三种，《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七十卷的刊本有两种，此外还有《性理群书大全》七十卷和《性理大全会通》七十卷的刊本。书类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确不为过。①
  在数量众多的相关书籍中，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的祖本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进贤堂刊本《新刊性理大全》（D本）。而底本也应是这一系统中的书籍。从和刻本上的万历年间牌记来看，底本是万历年间的重刊本。总而言之，需要着重注意的是，和刻本的祖本和底本并非是永乐年间的《性理大全》，而是增加了“集览”和“补注”的明末坊刻增注本。
  最后阐述两点相关事项，仅作参考。首先是关于“集览”和“补注”。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的朝鲜版《家礼》四卷本（万历三十一年刊），从卷二到卷四，各卷都收录有整理过的“集览”和“补注”。这些“集览”和“补注”不是附在各项之后，而是单独列出并汇总在各卷的卷末。该版本是重编了增注本《性理大全》的朝鲜版《家礼》，极富趣味性。另外，校正了《性理大全》中由李廷机编写的《家礼》一卷，并流传后世（部分缺失）。②该书内容简洁，被人们用作自家实际举行冠昏丧祭的指导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