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版本的形成过程
  《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是明中期丘濬（一作邱浚，1418—1495）为便于人们更好地实践朱熹的《家礼》而重编的著作，日本也出版了该书的和刻本。
  丘濬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才学博洽的朱子学者。丘濬，广东琼山人，字仲深，号深庵、玉峰。生前任翰林院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功绩斐然，死后谥号文庄。他的著作除《文公家礼仪节》外，还有《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朱子学的》二卷、《盐法考略》一卷以及《丘文庄公集》十卷等。特别是《大学衍义补》一书，作为与朱子学政治思想有关的百科辞书资料集，曾在日本和朝鲜多次出版发售。①除此之外，还出版了和刻本的《新刻丘琼山故事雕龙》二卷和《新镌详解丘琼山故事必读成语考》。②
  顺带一提，正如序言所提及那样，丘濬的《文公家礼仪节》写于明成化十年（1474）。关于其观点有如下描述：
  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禽兽，以其有礼。礼其可一日无乎？成周以礼持世，上自王朝，以至于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礼。……文公先生因温公《书仪》，参以程张二家之说而为《家礼》一书，实万世人家通行之典也。……夫儒教所以不振者，异端乱之也。异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礼之柄也。……自少有志于礼学，意谓海内文献所在，其于是礼，必能家行而人习之也。及出而北仕于中朝，然后知世之行是礼者，盖亦鲜焉。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礼文深奥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窃取文公《家礼》本注，约为《仪节》，而易以浅近之言，使人易晓而可行。
  丘濬根据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践行仪礼，首次将中国和夷狄、人类和禽兽区分开来。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便是有无礼仪，丘濬便是在《家礼》中探寻作为一个文明的人所应具有的礼仪规范。对于丘濬来说，《家礼》便是“万世人家通行”的通用典籍。但当时因佛教和道教等“异端”的入侵，即使是京城也未严格践行《家礼》。其原因在于仪文“深奥”难以实践。因此丘濬决定以《家礼》为基础，编写一部内容简便、易于操作的礼仪书籍。
  因此，《文公家礼仪节》就是一本注重实践的著作，丘濬在本书的“仪节”部分引经据典，在明晰具体仪式规则的同时还添加了插图，并附上“余注”和“考证”，因此著作内容的详实度远高于《家礼》。全书八卷，卷一为通礼，卷二为冠礼，卷三为昏礼，卷四为丧礼，卷五为丧葬，卷六为丧虞，卷七为祭礼，卷八为杂仪。其中，本书将丧礼部分按照从“初终”到“成服”以及丧服制度、从“朝夕哭奠、上食”到“反哭”、从“虞祭”到“禫”划分成三个部分（三卷），由此可见丘濬对丧葬礼的重视程度。另外，这三个部分不是通过扉页的标题来区分，而是通过版心上记录的“丧礼”、“丧葬”、“丧虞”来区分。除此之外，卷八的“家礼杂仪”和“家礼附录”中除“司马氏居家杂仪”外，其他全部为丘濬新补充的内容，由此可见其良苦用心。①之后还出版了各种修订版的《文公家礼仪节》，其发行量与普及度远超《家礼》。②
  此处登载的和刻本书影为万治二年（1659）刊本。如刊记所示，这是由京都大和田九左衙门出版的后印本。该和刻本为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本，请求记号为N8-385-1-1～4。其衬页的眉栏上横写着“增订大全”，且在下方题“杨升庵先生手定/文公家礼/种秀堂藏版，金阊舒瀛溪梓行”，可知该和刻本是以明末版本作为底本的（后述），校点者不详。值得注意的是，该和刻本的出版时间比纲斋校点本《家礼》的出版时间早了近四十年，且江户时代初期所称《家礼》，指的便是《文公家礼仪节》。
  出版商大和田九左卫门，雅号气求，系江户时代初期活跃于京都出版界的学者。其书肆在京都颇具声望。大和田在宽文七年（1667）—— 礼仪节》八年后，以《文公家礼仪节》为底本，撰述并刊行《大和家礼》。这也是江户时代唯一一本将《家礼》原文完整译为日文并附解说的著作，也是一本很好地 证实《家礼》为日本近世初期所受容的著作。③
  但该和刻本在形式上与《家礼》略有差异。虽然扉页标题是“家礼”，但引子“家礼序”之后便是“文公家礼仪节目录”、“文公家礼仪节续”（丘濬），且仅在该部分的版心处有“家礼仪节”。此外，虽然封面题签为“文公家礼”，在其下方分别写有“卷之一/通礼”、“卷之二/冠礼”、“卷之三/昏礼”、“卷之四/丧礼”，但这些卷数和章节标题与各册的内容均不一致。人们认为造成书名和卷数标题混乱的原因之一便是与使用的底本为明末坊刻本有关。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本的栏外和行间也写有大量的旁注，补述原书内容不完善的地方。
  实际上最早的和刻本系由京都风月宗知出版于庆安元年（1648）的《文公家礼仪节》八册本。笔者虽然未曾见过这一版本，但推测应与万治二年刊本一样以舒瀛溪本为底本。之后，在庆安四年（1651）、明历二年（1656）以及万治二年（1659）还分别刊发了《文公家礼仪节》后印本，除此之外，还至少刊发了两种刊年不详的《文公家礼仪节》后印本，由此可见该书也收获了大量的读者。④此外，延宝三年（1675）出版的目录《古今书籍题林》，宣传本书为：
  《文公家礼》，宋朱文公编，明琼山丘濬辑。校注通、冠、昏、丧、祭及杂礼，引古今经史子集，图文并茂。①元禄年间出版的辛岛宗宪《倭板书籍考》亦提到：
  《文公家礼仪节》八卷。大明成化中，丘文庄于朱子《家礼》中增入仪节、考证、杂录。儒家礼法仪章遂蔚然详尽，文庄可谓有功于《家礼》矣。文庄名濬，字仲深，号琼山，谥文庄，广东琼州人，名儒赫官，有《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存世。②
  这些题跋都很好地展现了该书的特点。
  （二）关于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的底本
  事实上，和刻本并非全盘照搬丘濬《文公家礼仪节》原稿。据衬页上所题“杨升庵手定”可知，后人也参与了该书籍的编制。“杨升庵”即明后期的杨慎（1488—1559）。由于当时中国书肆假借杨慎之名大肆出版书刊，所以很难让人立刻相信书籍是由杨慎手定；但即使如此，也可确定这并非丘濬原稿。下面我们将初步讨论该书的版本情况。
  据该书序言可知，丘濬撰述该书的时间为明成化十年（1474），不久后该书便出版发行，而后在成化十六年（1480）又再次刊行。③但这些初期版本的下落尚未得到证实。④在这之后，该书出现了各种版本，而在详细研究中国收藏之各种珍本的《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中，该书版本就有十五种之多。⑤在这之中，与和刻本相关的且笔者亲眼见过的当前主要流传版本有以下几种。
  A本．正德十三年（1518）直隶常州府刊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收录有影印本，八行十六字。虽为后印本，却很好地体现了成化年间原刻本的样貌。此外，朱杰人所编《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第八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了正德十二年（1517）赵维藩太平府刊本的影印本。虽然尚未确认细节，但从书影来看，版式延续了八行十六字，二者在体裁和内容上相同。⑥
  B本．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藏万历年间刊本（L21-4-21-1～3）。九行二十字。卷首有周孔教、杨廷筠、方大镇、杜承式、钱时等五人序言。他们均是在万历年间非常活跃的人物，人们认为该版本是下面C本的祖本。
  C本．万历三十七年（1609）杨廷筠修订、钱时刊订本。收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中哲史）。①虽然该本的版式几乎与A本相同，为八行十六字，但不知为何卷首朱熹的“文公家礼序”仅有标题没有内容。插图也与A本不同。
  D本．杨慎编崇祯刊本。刊行时期参考严绍璗先生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②该版本为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书，是林罗山旧藏（请求番号：274-0098），九行十八字。在该版本的卷首有“正德庚寅”的杨慎序言，在卷一扉页标题之后题“明成都杨慎编辑”。由此可知该版本是由杨慎而非丘濬编辑。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存目三”中，确实将该版本归类为“别本家礼仪节八卷旧本题明杨慎编”，并在《提要》中有“《送葬图》中，至画四僧前导，四乐工鼓吹而随之”的描述。国立公文书馆藏本卷五中的《送葬图》，也确实符合四僧前导的描述。③此外，正德年间并无“庚寅”这一年号，从杨慎的生卒年来看，杨慎序言中所提及的“正德庚寅”实为“嘉靖庚寅”（即嘉靖九年，1530）之误。
  E本．杨慎手定崇祯刊本。虽然尚未确定该版本的原稿，但已确定这是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的底本。和刻本为九行十八字。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原稿的刊发时间，但根据和刻本衬页“种秀堂藏版金阊舒瀛溪梓行”所提到的舒瀛溪（此人在崇祯年间刊刻了舒弘谔《通鉴纪略》十卷和冯梦龙《纲鉴统一》三十九卷）④可以推断，该原稿的刊行时间为崇祯年间。又因为该文本是杨慎亲编，因此此本的版式与D本大致相同。
  F本．陈仁锡重订明末刊本。收藏于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C2-385-S1-1-1～3），十行二十二字。衬页题“陈太史重订／文公家礼／刘衙藏板”，卷首有陈仁锡的“重订文公家礼序”。卷一的扉页标题为“重订文公家礼仪节”，下端题“明长洲陈仁锡辑订”。陈仁锡（1581—1636）是明末的政治家。该本版式不同于上面提到的所有版本。⑤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不同版本中，B本、D本、E本、F本的卷八“家礼杂仪”之“司马氏居家杂仪”中，均有与女性相关的五项要求记录。即：（一）家道不和生自妇人；（二）妇人三从之道；（三）女有五不取；（四）妇有七去有三不去；（五）治家贵忍。这些很显然都是对女性差别的描述，男尊女卑的思想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这五条要求原本并不是司马光《书仪》卷四之“居家杂仪”中的内容，也不是《家礼》卷一中收录的“司马氏居家杂仪”中的内容，更不是《文公家礼仪节》早期版本（A本、C本）中的内容。由于该和刻本是以E本为底本，所以理所当然地收录了这五条要求，所以其与《家礼》以及其他的《文公家礼仪节》都不同。①
  关于《家礼》中朱子学的女性观需另行研究，此处不予详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所使用的底本与丘濬原著不同，是明末的崇祯刊本。自该书的底本在中国出版发行仅二十几年之后，其校点过的和刻本便在日本出版了。这一事例证实了中国书籍很早便已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传播了。
  另外，此处笔者想就伊藤东涯（1670—1736，名长胤）多次阅读《文公家礼仪节》发表一些看法。在天理大学古义堂文库中收藏有东涯最喜爱的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从本书的笔记可知，东涯是在宝永元年（1704）开始阅读本书的。②另外，在美国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东涯最喜爱的杨慎编《文公家礼仪节》（D本），该书中有如下笔记：
  日本贞享四年，岁次乙卯二月初十日洛阳伊藤长胤阅毕。元禄二年，己巳之年再阅。始乎戊辰，毕乎己巳腊五日。元禄三年、癸酉六月十三日，重会毕。东涯散人书。③
  据此或许可推断东涯曾在贞享四年（1687）和元禄二年（1689）阅读过该书。元禄三年（顺带一提，“癸酉”即元禄六年）的“重会毕”就是在古义堂举行的集会。总之，东涯也是通过《文公家礼仪节》一书来学习《家礼》和研究儒教仪礼的。另外，新井白石和猪饲敬所细读和研究的也是《文公家礼仪节》一书。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