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刻本《家礼》(浅见䌹斋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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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朱子学年鉴.2019》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1919
颗粒名称: 一、和刻本《家礼》(浅见䌹斋校点本)
分类号: B244.75-54
页数: 5
页码: 095-099
摘要: 浅见䌹斋(1652-1712)是江户时代中期的朱子学者,他是一位重要的朱子学代表,对儒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传授学问。他的著作包括《靖献遗言》、《易学启蒙讲义》和《论语笔记》等多部作品,其中以《靖献遗言》最为著名。在宝永二年(1705)继母去世后,浅见开始教授《家礼》,他的学生若林强斋整理了《家礼师说》一书。此外,还有《家礼纪闻》和《丧祭小记》等笔记的记录。崎门派对《家礼》的研究非常重视,包括暗斋和三宅尚斋在内的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著有相关的笔记和讲义。其中,《家礼》的和刻本由浅见䌹斋进行校点,并附有图版,共分为三册。该刊本由京都秋田屋平左卫门、大坂河内屋喜兵卫和江户须原屋茂兵卫三家书店在宽政四年(1792)合作出版。这表明当时印刷数量庞大。
关键词: 朱子学 研究 引言

内容

和刻本《家礼》校点者浅见䌹斋(1652—1712)是江户时代中期的朱子学者,近江高岛人,名安正,俗称重次郎。浅见曾于京都行医,28岁时拜入山崎闇斋(1619—1682)门下,苦心钻研,成为暗斋门下的代表人物,与佐藤直方、三宅尚斋并称“崎门三杰”。因其不认同暗斋的垂加神道,又因批判“敬义内外”说而被逐出宗门。但他性格刚毅,在被逐出宗门后仍秉持自己的观点,还在京都开办私塾。他一生未入仕途,只倾心于研究和传授学问。
  䌹斋著作除《靖献遗言》八卷、《靖献遗言讲义》二卷、《白鹿洞揭示考证》一卷、《拘幽操附录》一卷、《四箴附考》一卷、《批大学辨断》一卷外,还有《易学启蒙讲义》三册和《论语笔记》三卷,以及大量以《家礼》相关笔记为主的讲义录。其中,流传于世的文集《䌹斋先生文集》十三卷为手抄本①。䌹斋著作中以《靖献遗言》最为有名。该书收录屈原、诸葛亮、陶渊明、颜真卿、文天祥、谢枋得、刘因、方孝孺等八位以身殉国的忠臣义士的评传,是一本宣扬大义名分论的著作,对以水户学为首的幕府末期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䌹斋还校订了正德元年(171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元禄六年(1693)《大戴礼记》刊本,所有工作均完成得非常出色,并获得高度评价。②
  䌹斋于宝永二年(1705)其继母去世之后,开始给学生讲授《家礼》③,门人若林强斋将笔记内容整理成《家礼师说》一书。除此之外,还留存下了《家礼纪闻》(浅见䌹斋先生杂记)和《丧祭小记》、《丧祭略记》笔记各一册。原本比起其他学派,崎门派就更加重视《家礼》,而暗斋在宣扬以《家礼》为根本的儒式葬祭仪礼的同时,还在《文会笔录》(一)的第二、第三部分中对《家礼》内容进行了研究④。三宅尚斋所著《朱子家礼笔记》抄本九册和若林强斋精心编纂的《家礼训蒙疏》刊本四卷,也是崎门派研究《家礼》的标志性成果。⑤
  此外,和刻本《家礼》五卷由䌹斋校点并附图后加以刊刻。全书共三册,第一至三卷为第一册,第四至五卷为第二册,《家礼》图别为第三册。此处刊载的书影为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本(请求记号:3851S2-1~3)。该书是京都秋田屋平左卫门、大坂河内屋喜兵卫、江户须原屋茂兵卫三家书肆于宽政四年联合出版的再刊本,这三家书肆为代表三都的大型出版社,由此可见当时的印刷册数之多。䌹斋校点本的《家礼》除再刊本外,还有宽政八年、天保二年、嘉永五年等后印本①,广为后世传阅。
  在该版本第二册末尾识语中题“元禄丁丑季冬日,浅见安正谨识”,由此可知该书在元禄十年(1697)校点完毕并出版发行。②但此处存在一个疑点,即该书刊记题“延宝三年乙卯春三月寿文堂旧版烧毁/宽政四年壬子年秋九月复刻”,如果据此推断,寿文堂的木版刻本于延宝三年(1675)被烧毁,宽政四年(1792)又复刻了木版刻本并出版发行。但延宝三年比䌹斋完成《家礼》校点的元禄十年早了二十二年。寿文堂是京都的书肆,也是武村市兵卫的堂号③,寿文堂除出版了上述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八十册外,还出版了大量山崎暗斋及其门人的著述,如《文会笔录》二十八册、《玉山讲义附录》五册等。如该情况属实,那么在延宝三年前就已出版了《家礼》和刻本。但因目前尚无法证实这种早期版本的情况,且长泽规矩也的《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也可能是根据该刊记编制而成,所以虽然《延宝三刊(寿文堂)》中记录有《家礼》的相关内容,但其原稿仍被视为“未曾见过”④。再结合复刊的时间,即宽政四年距离延宝三年相差了近一百二十年来看,该消息可能有误。但首先能确认的一点是所有的《家礼》和刻本的初版均是䌹斋的校点本。
  在该版边框上的线框里有“某当作某”的校记。在上述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大戴礼记》校点本的边框上也有相同的校记,这些充分体现了䌹斋的工作严谨。
  此外,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有昌平坂学问所旧藏的䌹斋校点本《家礼》(请求番号:274-0101)。虽然版式几乎相同且有䌹斋的跋文,但没有刊记,且边框上的校记也有所不同,或许这就是元禄十年的䌹斋校点本的初版。关于该和刻本的形成,䌹斋的识语中有以下一段话:
  丘濬曰:《文公家礼》五卷而不闻有图,今刻本载于卷首而不言作者,图注多不合于本书,非文公作明矣。其说具于仪节,而今《性理大全》所载增说不亦惟丘氏所议也。盖朱子时既有数图,学者别传录之,而后人仍补凑以为全篇,冠于此书耳。今不敢删,且因见本别为一卷附焉。
  由于此处引用的丘濬之言出自其《文公家礼仪节》序言中的双行注,且与明朝《性理大全》中的家礼图和《家礼》原文有出入,由此判断该书不是朱熹所著。尽管䌹斋认可这一事实,但由于刻本应是后人以朱熹所著的几幅插画为基础进行的增补,所以䌹斋没有删除后人增补的内容,而是将其附在《家礼》中别为一卷。①原《性理大全》本中的《家礼》,其插图被冠于卷首,但在此处则是附在后面。有些和刻本《家礼》中的图位于卷首(笔者家藏本即是),但插图位于最后的版本可以说才是䌹斋版本《家礼》原本的体裁。这一体裁也与上文提到的国立公文书馆的昌平坂学问所的旧藏本相同。
  (二)关于和刻本《家礼》的底本
  䌹斋将该跋文和内容相同的文章作为《书原稿家礼后》收录于他的文集(《䌹斋先生文集》卷十一)。当时的出版目录也将其收录为《家礼元本》。②也就是说,这五卷书就是《家礼》的“原稿”。但到底是不是仍有待商榷,因为人们认为这一体裁是䌹斋独具特色的还原成果。
  阿部吉雄氏对《家礼》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对䌹斋校点本的评价是:“我国浅见䌹斋校点本也去掉了全集的注释,并校正了文字的版本。”③虽然遗憾的是阿部氏未能说明其这一看法的依据,但从结论来看,阿部氏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家礼》旧版本没有像䌹斋校点本这样的体裁。《家礼》本身有两个版本系统。即:
  A.周复五卷本系统……宋版、公善堂覆宋刊本、明版、四库全书本、郭嵩焘本。
  B.《性理大全》系统……纂图集注本、朱子成书本、性理大全本、和刻本。
  根据各版本文字内容差异可知存在这两个系统。其中,䌹斋校点本(和刻本)属于B系统,即《性理大全》本系统。④但所有B系统版本的书均不是五卷本。南宋《纂图集注》本(《纂图集注文公家礼》)为十卷,元朝《朱子成书》本(黄瑞节编《朱子成书》所收本)为一卷,《性理大全》本为四卷。简言之,B《性理大全》系统中只有和刻本是五卷本。而A系统中,南宋末期周复编写的五卷本是原稿,是现存《家礼》各种版本体裁中最古老最接近原貌的版本。而实际上,在卷五之后附上杨复的注释作为《家礼附录》等做法,这一点与朱熹的《家礼》原稿不同。①但没有证据表明䌹斋参考了A系统的版本。
  以下,我们尝试研究《家礼》的朝鲜刊本,因为我们不能否定䌹斋在看到朝鲜刊本后将其作为“原稿”的可能性。但朝鲜刊本是四卷本或七卷本,没有五卷本。据对朝鲜刊本进行了详细研究的张东宇氏表示,在明宗十八年(1563)出现了仅将《家礼》从《性理大全》中独立出来,并以木刻版形式刊行的四卷本;此后孝宗九年(1658)出现了七卷本;英祖三十五年(1759)云阁刊行了戊申字版的七卷本。②韩国延世大学全寅初教授所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也印证了这一事实,里面收录的《家礼》没有一本能够明确证明其为五卷。③近年来,首尔影印出版的《朱文公家礼》为七卷,与戊申字刊本系统相仿④,卷首为《家礼》图,卷一为通礼,卷二为冠礼,卷三为昏礼,卷四为丧礼一,卷五为丧礼二,卷六为丧礼三,卷七为祭礼。
  除此之外,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的《家礼》藏本中,有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朝鲜刊本(请求番号:274-0106)。根据这一刊记可知,这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川谷书院本,也是林鹅峰为其附注了训点并用来教育次子凤冈的文稿,所以由此可断定这是在江户时代早期流入的版本。⑤该书为四卷本,扉页题“家礼大全”,似乎就是前面提到的仅将《家礼》从《性理大全》中独立出来的版本。主要内容与后述的《性理大全》本一致,卷一为家礼图,卷二为通礼、冠礼、昏礼,卷三为丧礼,卷四为丧礼续和祭礼。但总结来说,
  C.朝鲜刊本……为四卷本或七卷本。
  故很明显,朝鲜刊本不是䌹斋参考的版本。虽然细节处仍有待考证,但总体来讲䌹斋以《性理大全》本的《家礼》为原稿,还原了被视为《家礼》原稿的五卷本。⑥但事实上这类《家礼》文稿在中国和朝鲜都没有留存下来,是䌹斋基于自己的判断编制而成的。①
  下面让我们看看《䌹斋先生文集》卷八中的《读家礼》一文。虽然文章略长,但我认为这是一篇能够很好地展现䌹斋《家礼》研究深度的文章,故此处引其全文:
  《朱子家礼》一书,所以本名分纪人伦,而固有家日用之不可得而阙者也。然世之学此书者,本不考乎所谓名分人之实,而徒区区于仪章度数之末,欲以施诸日用。是以拘泥烦杂,每苦以难行而无味也。盖有天地,然后有人伦,然后有(然后有)礼仪,则无古今、无远近,不容于一日离礼而立。若夫因时而变,随地而处,则自有当然之宜,而审察而能体焉,则莫往不天地自然之理矣。世之不明于此者,或据礼书之本文,必欲事事而效之、句句而守之,则于本心人情已有不安者,而言语之便、衣服之制、器械之度,皆有不可彼此相强而通者。殊不知,礼也者,理而已矣。苟不得其理,而惟礼文之拘,则先失我所以行礼之理,尚何得合名分人伦之本哉?是以予之译诸和文以诱礼俗,其意非不切。而其所以书礼节之方,则因旧株守异国古制之迹,不明本邦天地一体、风俗时宜之理。不必礼书之说,则为失儒者之体,不知以吾日本之人,变于世俗之所谓唐人,其可谓错名分、失大义甚矣。顷因讲礼书,窃有所感焉,因笔记如此云。元禄戊寅仲夏某日,谨书。
  此文完成于《家礼》校点完后的次年,即元禄十一年(1698)。文章考虑到了日本的国情,没有拘泥于“仪章度数”或“礼文”,即没有拘泥于《家礼》中细枝末节的规定,并首次构建了生而为人所应具备的礼仪。礼仪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这是朱子学的基本观点。䌹斋以《家礼》为基础,尝试在日常的生活中寻求作为人应有的规范与法则。古人云“礼也者理而已矣”(礼是唯一法则),唯有礼象征着法则,因此礼也是人生而有之的品格。此外,浅见䌹斋是重要的《家礼》实践者,他根据《家礼》制作了神主(牌位)。②

知识出处

朱子学年鉴.2019

《朱子学年鉴.2019》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朱子学的研究要素与哲学开拓》《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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