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引言
  朱熹《家礼》作为冠昏丧祭礼仪的日常实践手册，不仅在中国，在朝鲜、琉球、越南等近世东亚国家也广受推崇，对这些国家的儒教礼仪的形成和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们对儒教的关注，该书在日本江户时代被广泛阅读，且与该书相关的各种译文、解说、研究等也相继问世。
  《家礼》及其刻本的出版，是《家礼》被当时的日本所受容的标志之一。根据当时书目文献等可知，该书在当时大量出版，且收获了大量读者。最初在江户时代，中国书籍主要通过长崎进入日本，但这些书籍数量极为有限，一般人难得一观。因此，应读者需求，日本书肆对《家礼》进行大量翻印。和刻本在刊行时通常会附注返点或送假名等训点。大多数情况下，日本人正是通过这些和刻本来学习中国典籍和文化的。①
  据笔者调查，《家礼》相关和刻本至少有四种，分别为浅见䌹斋校点《家礼》五卷附图一卷本、邱濬辑《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小出永安校点《新刻性理大全》（第十八至二十一卷）中《家礼》四卷本，以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乙集》（第三至四卷）中的《家礼》部分。到目前为止，这个领域尚是研究空白。因此，本文结合上述和刻本，对礼仪的形成、特点及底本版本等内容进行了研究。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是一本人们在日常生活使用、指导人们生活行为的日用类书籍。但由于书中家礼部分仅记录了《家礼》的主要内容，对《家礼》中原有的描述内容进行了大幅删减，所以虽然该书中记录的《家礼》概要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本文未引用该书进行相关论述。针对该书的有其他相关研究②，如有需要，请另行参考③。
  一、和刻本《家礼》（浅见䌹斋校点本）
  （一）版本的形成过程
  和刻本《家礼》校点者浅见䌹斋（1652—1712）是江户时代中期的朱子学者，近江高岛人，名安正，俗称重次郎。浅见曾于京都行医，28岁时拜入山崎闇斋（1619—1682）门下，苦心钻研，成为暗斋门下的代表人物，与佐藤直方、三宅尚斋并称“崎门三杰”。因其不认同暗斋的垂加神道，又因批判“敬义内外”说而被逐出宗门。但他性格刚毅，在被逐出宗门后仍秉持自己的观点，还在京都开办私塾。他一生未入仕途，只倾心于研究和传授学问。
  䌹斋著作除《靖献遗言》八卷、《靖献遗言讲义》二卷、《白鹿洞揭示考证》一卷、《拘幽操附录》一卷、《四箴附考》一卷、《批大学辨断》一卷外，还有《易学启蒙讲义》三册和《论语笔记》三卷，以及大量以《家礼》相关笔记为主的讲义录。其中，流传于世的文集《䌹斋先生文集》十三卷为手抄本①。䌹斋著作中以《靖献遗言》最为有名。该书收录屈原、诸葛亮、陶渊明、颜真卿、文天祥、谢枋得、刘因、方孝孺等八位以身殉国的忠臣义士的评传，是一本宣扬大义名分论的著作，对以水户学为首的幕府末期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䌹斋还校订了正德元年（171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元禄六年（1693）《大戴礼记》刊本，所有工作均完成得非常出色，并获得高度评价。②
  䌹斋于宝永二年（1705）其继母去世之后，开始给学生讲授《家礼》③，门人若林强斋将笔记内容整理成《家礼师说》一书。除此之外，还留存下了《家礼纪闻》（浅见䌹斋先生杂记）和《丧祭小记》、《丧祭略记》笔记各一册。原本比起其他学派，崎门派就更加重视《家礼》，而暗斋在宣扬以《家礼》为根本的儒式葬祭仪礼的同时，还在《文会笔录》（一）的第二、第三部分中对《家礼》内容进行了研究④。三宅尚斋所著《朱子家礼笔记》抄本九册和若林强斋精心编纂的《家礼训蒙疏》刊本四卷，也是崎门派研究《家礼》的标志性成果。⑤
  此外，和刻本《家礼》五卷由䌹斋校点并附图后加以刊刻。全书共三册，第一至三卷为第一册，第四至五卷为第二册，《家礼》图别为第三册。此处刊载的书影为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本（请求记号：3851S2-1～3）。该书是京都秋田屋平左卫门、大坂河内屋喜兵卫、江户须原屋茂兵卫三家书肆于宽政四年联合出版的再刊本，这三家书肆为代表三都的大型出版社，由此可见当时的印刷册数之多。䌹斋校点本的《家礼》除再刊本外，还有宽政八年、天保二年、嘉永五年等后印本①，广为后世传阅。
  在该版本第二册末尾识语中题“元禄丁丑季冬日，浅见安正谨识”，由此可知该书在元禄十年（1697）校点完毕并出版发行。②但此处存在一个疑点，即该书刊记题“延宝三年乙卯春三月寿文堂旧版烧毁／宽政四年壬子年秋九月复刻”，如果据此推断，寿文堂的木版刻本于延宝三年（1675）被烧毁，宽政四年（1792）又复刻了木版刻本并出版发行。但延宝三年比䌹斋完成《家礼》校点的元禄十年早了二十二年。寿文堂是京都的书肆，也是武村市兵卫的堂号③，寿文堂除出版了上述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八十册外，还出版了大量山崎暗斋及其门人的著述，如《文会笔录》二十八册、《玉山讲义附录》五册等。如该情况属实，那么在延宝三年前就已出版了《家礼》和刻本。但因目前尚无法证实这种早期版本的情况，且长泽规矩也的《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也可能是根据该刊记编制而成，所以虽然《延宝三刊（寿文堂）》中记录有《家礼》的相关内容，但其原稿仍被视为“未曾见过”④。再结合复刊的时间，即宽政四年距离延宝三年相差了近一百二十年来看，该消息可能有误。但首先能确认的一点是所有的《家礼》和刻本的初版均是䌹斋的校点本。
  在该版边框上的线框里有“某当作某”的校记。在上述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大戴礼记》校点本的边框上也有相同的校记，这些充分体现了䌹斋的工作严谨。
  此外，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有昌平坂学问所旧藏的䌹斋校点本《家礼》（请求番号：274-0101）。虽然版式几乎相同且有䌹斋的跋文，但没有刊记，且边框上的校记也有所不同，或许这就是元禄十年的䌹斋校点本的初版。关于该和刻本的形成，䌹斋的识语中有以下一段话：
  丘濬曰：《文公家礼》五卷而不闻有图，今刻本载于卷首而不言作者，图注多不合于本书，非文公作明矣。其说具于仪节，而今《性理大全》所载增说不亦惟丘氏所议也。盖朱子时既有数图，学者别传录之，而后人仍补凑以为全篇，冠于此书耳。今不敢删，且因见本别为一卷附焉。
  由于此处引用的丘濬之言出自其《文公家礼仪节》序言中的双行注，且与明朝《性理大全》中的家礼图和《家礼》原文有出入，由此判断该书不是朱熹所著。尽管䌹斋认可这一事实，但由于刻本应是后人以朱熹所著的几幅插画为基础进行的增补，所以䌹斋没有删除后人增补的内容，而是将其附在《家礼》中别为一卷。①原《性理大全》本中的《家礼》，其插图被冠于卷首，但在此处则是附在后面。有些和刻本《家礼》中的图位于卷首（笔者家藏本即是），但插图位于最后的版本可以说才是䌹斋版本《家礼》原本的体裁。这一体裁也与上文提到的国立公文书馆的昌平坂学问所的旧藏本相同。
  （二）关于和刻本《家礼》的底本
  䌹斋将该跋文和内容相同的文章作为《书原稿家礼后》收录于他的文集（《䌹斋先生文集》卷十一）。当时的出版目录也将其收录为《家礼元本》。②也就是说，这五卷书就是《家礼》的“原稿”。但到底是不是仍有待商榷，因为人们认为这一体裁是䌹斋独具特色的还原成果。
  阿部吉雄氏对《家礼》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对䌹斋校点本的评价是：“我国浅见䌹斋校点本也去掉了全集的注释，并校正了文字的版本。”③虽然遗憾的是阿部氏未能说明其这一看法的依据，但从结论来看，阿部氏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家礼》旧版本没有像䌹斋校点本这样的体裁。《家礼》本身有两个版本系统。即：
  A．周复五卷本系统……宋版、公善堂覆宋刊本、明版、四库全书本、郭嵩焘本。
  B．《性理大全》系统……纂图集注本、朱子成书本、性理大全本、和刻本。
  根据各版本文字内容差异可知存在这两个系统。其中，䌹斋校点本（和刻本）属于B系统，即《性理大全》本系统。④但所有B系统版本的书均不是五卷本。南宋《纂图集注》本（《纂图集注文公家礼》）为十卷，元朝《朱子成书》本（黄瑞节编《朱子成书》所收本）为一卷，《性理大全》本为四卷。简言之，B《性理大全》系统中只有和刻本是五卷本。而A系统中，南宋末期周复编写的五卷本是原稿，是现存《家礼》各种版本体裁中最古老最接近原貌的版本。而实际上，在卷五之后附上杨复的注释作为《家礼附录》等做法，这一点与朱熹的《家礼》原稿不同。①但没有证据表明䌹斋参考了A系统的版本。
  以下，我们尝试研究《家礼》的朝鲜刊本，因为我们不能否定䌹斋在看到朝鲜刊本后将其作为“原稿”的可能性。但朝鲜刊本是四卷本或七卷本，没有五卷本。据对朝鲜刊本进行了详细研究的张东宇氏表示，在明宗十八年（1563）出现了仅将《家礼》从《性理大全》中独立出来，并以木刻版形式刊行的四卷本；此后孝宗九年（1658）出现了七卷本；英祖三十五年（1759）云阁刊行了戊申字版的七卷本。②韩国延世大学全寅初教授所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也印证了这一事实，里面收录的《家礼》没有一本能够明确证明其为五卷。③近年来，首尔影印出版的《朱文公家礼》为七卷，与戊申字刊本系统相仿④，卷首为《家礼》图，卷一为通礼，卷二为冠礼，卷三为昏礼，卷四为丧礼一，卷五为丧礼二，卷六为丧礼三，卷七为祭礼。
  除此之外，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的《家礼》藏本中，有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朝鲜刊本（请求番号：274-0106）。根据这一刊记可知，这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川谷书院本，也是林鹅峰为其附注了训点并用来教育次子凤冈的文稿，所以由此可断定这是在江户时代早期流入的版本。⑤该书为四卷本，扉页题“家礼大全”，似乎就是前面提到的仅将《家礼》从《性理大全》中独立出来的版本。主要内容与后述的《性理大全》本一致，卷一为家礼图，卷二为通礼、冠礼、昏礼，卷三为丧礼，卷四为丧礼续和祭礼。但总结来说，
  C．朝鲜刊本……为四卷本或七卷本。
  故很明显，朝鲜刊本不是䌹斋参考的版本。虽然细节处仍有待考证，但总体来讲䌹斋以《性理大全》本的《家礼》为原稿，还原了被视为《家礼》原稿的五卷本。⑥但事实上这类《家礼》文稿在中国和朝鲜都没有留存下来，是䌹斋基于自己的判断编制而成的。①
  下面让我们看看《䌹斋先生文集》卷八中的《读家礼》一文。虽然文章略长，但我认为这是一篇能够很好地展现䌹斋《家礼》研究深度的文章，故此处引其全文：
  《朱子家礼》一书，所以本名分纪人伦，而固有家日用之不可得而阙者也。然世之学此书者，本不考乎所谓名分人之实，而徒区区于仪章度数之末，欲以施诸日用。是以拘泥烦杂，每苦以难行而无味也。盖有天地，然后有人伦，然后有（然后有）礼仪，则无古今、无远近，不容于一日离礼而立。若夫因时而变，随地而处，则自有当然之宜，而审察而能体焉，则莫往不天地自然之理矣。世之不明于此者，或据礼书之本文，必欲事事而效之、句句而守之，则于本心人情已有不安者，而言语之便、衣服之制、器械之度，皆有不可彼此相强而通者。殊不知，礼也者，理而已矣。苟不得其理，而惟礼文之拘，则先失我所以行礼之理，尚何得合名分人伦之本哉？是以予之译诸和文以诱礼俗，其意非不切。而其所以书礼节之方，则因旧株守异国古制之迹，不明本邦天地一体、风俗时宜之理。不必礼书之说，则为失儒者之体，不知以吾日本之人，变于世俗之所谓唐人，其可谓错名分、失大义甚矣。顷因讲礼书，窃有所感焉，因笔记如此云。元禄戊寅仲夏某日，谨书。
  此文完成于《家礼》校点完后的次年，即元禄十一年（1698）。文章考虑到了日本的国情，没有拘泥于“仪章度数”或“礼文”，即没有拘泥于《家礼》中细枝末节的规定，并首次构建了生而为人所应具备的礼仪。礼仪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这是朱子学的基本观点。䌹斋以《家礼》为基础，尝试在日常的生活中寻求作为人应有的规范与法则。古人云“礼也者理而已矣”（礼是唯一法则），唯有礼象征着法则，因此礼也是人生而有之的品格。此外，浅见䌹斋是重要的《家礼》实践者，他根据《家礼》制作了神主（牌位）。②
  二、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丘濬辑）
  （一）版本的形成过程
  《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是明中期丘濬（一作邱浚，1418—1495）为便于人们更好地实践朱熹的《家礼》而重编的著作，日本也出版了该书的和刻本。
  丘濬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才学博洽的朱子学者。丘濬，广东琼山人，字仲深，号深庵、玉峰。生前任翰林院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功绩斐然，死后谥号文庄。他的著作除《文公家礼仪节》外，还有《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朱子学的》二卷、《盐法考略》一卷以及《丘文庄公集》十卷等。特别是《大学衍义补》一书，作为与朱子学政治思想有关的百科辞书资料集，曾在日本和朝鲜多次出版发售。①除此之外，还出版了和刻本的《新刻丘琼山故事雕龙》二卷和《新镌详解丘琼山故事必读成语考》。②
  顺带一提，正如序言所提及那样，丘濬的《文公家礼仪节》写于明成化十年（1474）。关于其观点有如下描述：
  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禽兽，以其有礼。礼其可一日无乎？成周以礼持世，上自王朝，以至于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礼。……文公先生因温公《书仪》，参以程张二家之说而为《家礼》一书，实万世人家通行之典也。……夫儒教所以不振者，异端乱之也。异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礼之柄也。……自少有志于礼学，意谓海内文献所在，其于是礼，必能家行而人习之也。及出而北仕于中朝，然后知世之行是礼者，盖亦鲜焉。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礼文深奥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窃取文公《家礼》本注，约为《仪节》，而易以浅近之言，使人易晓而可行。
  丘濬根据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践行仪礼，首次将中国和夷狄、人类和禽兽区分开来。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便是有无礼仪，丘濬便是在《家礼》中探寻作为一个文明的人所应具有的礼仪规范。对于丘濬来说，《家礼》便是“万世人家通行”的通用典籍。但当时因佛教和道教等“异端”的入侵，即使是京城也未严格践行《家礼》。其原因在于仪文“深奥”难以实践。因此丘濬决定以《家礼》为基础，编写一部内容简便、易于操作的礼仪书籍。
  因此，《文公家礼仪节》就是一本注重实践的著作，丘濬在本书的“仪节”部分引经据典，在明晰具体仪式规则的同时还添加了插图，并附上“余注”和“考证”，因此著作内容的详实度远高于《家礼》。全书八卷，卷一为通礼，卷二为冠礼，卷三为昏礼，卷四为丧礼，卷五为丧葬，卷六为丧虞，卷七为祭礼，卷八为杂仪。其中，本书将丧礼部分按照从“初终”到“成服”以及丧服制度、从“朝夕哭奠、上食”到“反哭”、从“虞祭”到“禫”划分成三个部分（三卷），由此可见丘濬对丧葬礼的重视程度。另外，这三个部分不是通过扉页的标题来区分，而是通过版心上记录的“丧礼”、“丧葬”、“丧虞”来区分。除此之外，卷八的“家礼杂仪”和“家礼附录”中除“司马氏居家杂仪”外，其他全部为丘濬新补充的内容，由此可见其良苦用心。①之后还出版了各种修订版的《文公家礼仪节》，其发行量与普及度远超《家礼》。②
  此处登载的和刻本书影为万治二年（1659）刊本。如刊记所示，这是由京都大和田九左衙门出版的后印本。该和刻本为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本，请求记号为N8-385-1-1～4。其衬页的眉栏上横写着“增订大全”，且在下方题“杨升庵先生手定/文公家礼/种秀堂藏版，金阊舒瀛溪梓行”，可知该和刻本是以明末版本作为底本的（后述），校点者不详。值得注意的是，该和刻本的出版时间比纲斋校点本《家礼》的出版时间早了近四十年，且江户时代初期所称《家礼》，指的便是《文公家礼仪节》。
  出版商大和田九左卫门，雅号气求，系江户时代初期活跃于京都出版界的学者。其书肆在京都颇具声望。大和田在宽文七年（1667）—— 礼仪节》八年后，以《文公家礼仪节》为底本，撰述并刊行《大和家礼》。这也是江户时代唯一一本将《家礼》原文完整译为日文并附解说的著作，也是一本很好地 证实《家礼》为日本近世初期所受容的著作。③
  但该和刻本在形式上与《家礼》略有差异。虽然扉页标题是“家礼”，但引子“家礼序”之后便是“文公家礼仪节目录”、“文公家礼仪节续”（丘濬），且仅在该 部分的版心处有“家礼仪节”。此外，虽然封面题签为“文公家礼”，在其下方分别写有“卷之一/通礼”、“卷之二/冠礼”、“卷之三/昏礼”、“卷之四/丧礼”，但这些卷数和章节标题与各册的内容均不一致。人们认为造成书名和卷数标题混乱的原因之一便是与使用的底本为明末坊刻本有关。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本的栏外和行间也写有大量的旁注，补述原书内容不完善的地方。
  实际上最早的和刻本系由京都风月宗知出版于庆安元年（1648）的《文公家礼仪节》八册本。笔者虽然未曾见过这一版本，但推测应与万治二年刊本一样 以舒瀛溪本为底本。之后，在庆安四年（1651）、明历二年（1656）以及万治二年（1659）还分别刊发了《文公家礼仪节》后印本，除此之外，还至少刊发了两种刊年不详的《文公家礼仪节》后印本，由此可见该书也收获了大量的读者。④此外，延宝三年（1675）出版的目录《古今书籍题林》，宣传本书为：
  《文公家礼》，宋朱文公编，明琼山丘濬辑。校注通、冠、昏、丧、祭及杂礼，引古今经史子集，图文并茂。①元禄年间出版的辛岛宗宪《倭板书籍考》亦提到：
  《文公家礼仪节》八卷。大明成化中，丘文庄于朱子《家礼》中增入仪节、考证、杂录。儒家礼法仪章遂蔚然详尽，文庄可谓有功于《家礼》矣。文庄名濬，字仲深，号琼山，谥文庄，广东琼州人，名儒赫官，有《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存世。②
  这些题跋都很好地展现了该书的特点。
  （二）关于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的底本
  事实上，和刻本并非全盘照搬丘濬《文公家礼仪节》原稿。据衬页上所题“杨升庵手定”可知，后人也参与了该书籍的编制。“杨升庵”即明后期的杨慎（1488—1559）。由于当时中国书肆假借杨慎之名大肆出版书刊，所以很难让人立刻相信书籍是由杨慎手定；但即使如此，也可确定这并非丘濬原稿。下面我们将初步讨论该书的版本情况。
  据该书序言可知，丘濬撰述该书的时间为明成化十年（1474），不久后该书便出版发行，而后在成化十六年（1480）又再次刊行。③但这些初期版本的下落尚未得到证实。④在这之后，该书出现了各种版本，而在详细研究中国收藏之各种珍本的《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中，该书版本就有十五种之多。⑤在这之中，与和刻本相关的且笔者亲眼见过的当前主要流传版本有以下几种。
  A本．正德十三年（1518）直隶常州府刊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收录有影印本，八行十六字。虽为后印本，却很好地体现了成化年间原刻本的样貌。此外，朱杰人所编《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第八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了正德十二年（1517）赵维藩太平府刊本的影印本。虽然尚未确认细节，但从书影来看，版式延续了八行十六字，二者在体裁和内容上相同。⑥
  B本．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藏万历年间刊本（L21-4-21-1～3）。九行二十字。卷首有周孔教、杨廷筠、方大镇、杜承式、钱时等五人序言。他们均是在万历年间非常活跃的人物，人们认为该版本是下面C本的祖本。
  C本．万历三十七年（1609）杨廷筠修订、钱时刊订本。收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中哲史）。①虽然该本的版式几乎与A本相同，为八行十六字，但不知为何卷首朱熹的“文公家礼序”仅有标题没有内容。插图也与A本不同。
  D本．杨慎编崇祯刊本。刊行时期参考严绍璗先生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②该版本为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书，是林罗山旧藏（请求番号：274-0098），九行十八字。在该版本的卷首有“正德庚寅”的杨慎序言，在卷一扉页标题之后题“明成都杨慎编辑”。由此可知该版本是由杨慎而非丘濬编辑。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存目三”中，确实将该版本归类为“别本家礼仪节八卷旧本题明杨慎编”，并在《提要》中有“《送葬图》中，至画四僧前导，四乐工鼓吹而随之”的描述。国立公文书馆藏本卷五中的《送葬图》，也确实符合四僧前导的描述。③此外，正德年间并无“庚寅”这一年号，从杨慎的生卒年来看，杨慎序言中所提及的“正德庚寅”实为“嘉靖庚寅”（即嘉靖九年，1530）之误。
  E本．杨慎手定崇祯刊本。虽然尚未确定该版本的原稿，但已确定这是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的底本。和刻本为九行十八字。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原稿的刊发时间，但根据和刻本衬页“种秀堂藏版金阊舒瀛溪梓行”所提到的舒瀛溪（此人在崇祯年间刊刻了舒弘谔《通鉴纪略》十卷和冯梦龙《纲鉴统一》三十九卷）④可以推断，该原稿的刊行时间为崇祯年间。又因为该文本是杨慎亲编，因此此本的版式与D本大致相同。
  F本．陈仁锡重订明末刊本。收藏于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C2-385-S1-1-1～3），十行二十二字。衬页题“陈太史重订／文公家礼／刘衙藏板”，卷首有陈仁锡的“重订文公家礼序”。卷一的扉页标题为“重订文公家礼仪节”，下端题“明长洲陈仁锡辑订”。陈仁锡（1581—1636）是明末的政治家。该本版式不同于上面提到的所有版本。⑤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不同版本中，B本、D本、E本、F本的卷八“家礼杂仪”之“司马氏居家杂仪”中，均有与女性相关的五项要求记录。即：（一）家道不和生自妇人；（二）妇人三从之道；（三）女有五不取；（四）妇有七去有三不去；（五）治家贵忍。这些很显然都是对女性差别的描述，男尊女卑的思想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这五条要求原本并不是司马光《书仪》卷四之“居家杂仪”中的内容，也不是《家礼》卷一中收录的“司马氏居家杂仪”中的内容，更不是《文公家礼仪节》早期版本（A本、C本）中的内容。由于该和刻本是以E本为底本，所以理所当然地收录了这五条要求，所以其与《家礼》以及其他的《文公家礼仪节》都不同。①
  关于《家礼》中朱子学的女性观需另行研究，此处不予详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所使用的底本与丘濬原著不同，是明末的崇祯刊本。自该书的底本在中国出版发行仅二十几年之后，其校点过的和刻本便在日本出版了。这一事例证实了中国书籍很早便已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传播了。
  另外，此处笔者想就伊藤东涯（1670—1736，名长胤）多次阅读《文公家礼仪节》发表一些看法。在天理大学古义堂文库中收藏有东涯最喜爱的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从本书的笔记可知，东涯是在宝永元年（1704）开始阅读本书的。②另外，在美国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东涯最喜爱的杨慎编《文公家礼仪节》（D本），该书中有如下笔记：
  日本贞享四年，岁次乙卯二月初十日洛阳伊藤长胤阅毕。元禄二年，己巳之年再阅。始乎戊辰，毕乎己巳腊五日。元禄三年、癸酉六月十三日，重会毕。东涯散人书。③
  据此或许可推断东涯曾在贞享四年（1687）和元禄二年（1689）阅读过该书。元禄三年（顺带一提，“癸酉”即元禄六年）的“重会毕”就是在古义堂举行的集会。总之，东涯也是通过《文公家礼仪节》一书来学习《家礼》和研究儒教仪礼的。另外，新井白石和猪饲敬所细读和研究的也是《文公家礼仪节》一书。④
  三、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家礼部分（小出永安校点本）
  （一）版本的形成过程
  永乐十二年（1414）十一月，重视朱子学的永乐帝敕令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学士杨荣及金幼孜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几人在领命后即刻开始纂修工作，并于次年（即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完成了三书的纂修。永乐十五年（1417）三月，这三本冠有“御制序言”的书被分发至中央官厅和北京／南京国子监以及各郡县学校，从而普及到全国（《明太宗实录》）。并且，此三书被归为永乐帝的敕撰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同时也是明代以降的“国家教材”。在这之中，《性理大全》七十卷——准确说来应是《性理大全书》，此处使用通称——收录了与《四书》、《五经》无关的宋代朱子学者们的著作（即朱子学丛书），其中收录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蔡元定等人的主要著作，同时还收录了这些著作的各种注解。自然，《家礼》也被收录其中。①下面，我们通过明内府刊本来了解一下这些内容。②
  卷一《太极图》：周敦颐《太极图·图解》和朱熹《太极图说解》及其注解；卷二～三《通书》：周敦颐《通书》和朱熹《通书解》及其注解；卷四《西铭》：张载《西铭》和朱熹《西铭解》及其注解；卷五～六《正蒙》：张载《正蒙》及其注解；卷七～十三《皇极经世书》：书名虽为《皇极经世书》，但实际收录的是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卷十四～十七《易学启蒙》：朱熹《易学启蒙》及其注解；卷十八～二十一《家礼》：朱熹《家礼》及其注解；卷二十二～二十三《律吕新书》：蔡元定《律吕新书》及其注解；卷二十四～二十五《洪范皇极内篇》：收录蔡沈《洪范皇极内篇》；卷二十六～七十理气以下，诗文以上：收录朱熹及其后生的言论和诗文。
  《性理大全》卷十八～二十一收录的《家礼》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了杨复、刘垓孙、刘璋等南宋以降学者的注解，而后中国和李氏朝鲜将该书奉为极具权威的著作。
  此处登载的和刻本书影为承应二年（1653）刊刻的《新刻性理大全》七十卷四十一册，卷一内题为“新刻性理大全”，书有“温陵九我李太史校正”字样，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请求番号为－0033。该书卷十八至卷二十一为《家礼》，共四卷二册，卷十八（家礼一）为“家礼图”，卷十九（家礼二）为“通、冠、昏礼”，卷二十（家礼三）为“丧礼”，卷二十一（家礼四）为“丧礼续”及“祭礼”。
  这是一本非常出色的精刻本。全书校点者为小出永安，出版商为京都田中清左卫门和小岛弥左卫门。③据永安跋文可知，校点工作完成于庆安四年（1651），并于两年后（即承应二年）出版。书名为《新刻性理大全》，冠以“新刻”二字，是为区分永乐年间出版的《性理大全》。对此，本文后面将会再行讨论。
  小出永安（？—1684），尾张人，名立庭，字不见，号永安或永菴（永庵），俗称内记，居室称新焦轩。幼时聪颖，在京都师从熊谷活水，学成之后担任尾张藩儒。其师熊谷活水（？—1655）为位列藤原惺窝门下四天王之一的尾张藩儒堀杏庵（1585—1642）门人。在那之后，永安再次游览京都，并在江户任官，服务于木下利康（肥后守）。永安之子小出蓬山，蓬山养子小出侗斋，侗斋养子慎斋均为尾张藩儒。①
  永安著有《中庸章句倭语钞》八卷四册、《孝经大义讲草钞》六卷六册、《孟子序说假名抄》一册、《江府纪行》一册（收入《词林意行集》），这些均有刊本，并有写本《论孟序说假名抄》一册传世。其重要的学术功绩在于校点了不少汉文书籍，《新刻性理大全》七十卷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其他已知书籍②如《老子翼》六卷、《庄子翼》十一卷，承应二年（1653）刊本，由京都小岛市郎右卫门出版发行，之后还有很多后印本。该刊本影印本收入长泽规矩也所编《和刻本朱子大成》第十辑（汲古书院1976年版）中。宽文十一年（1671）《直音傍训周易句解》十卷本，由京都吉野屋总兵卫出版发行。宽文八年（1668）《五伦书》六十二卷本，由京都小岛弥左卫门发行。在这之中，尤以《老子翼》和《庄子翼》的校点最为有名。可以说这些都是所有江户儒学草创期的学者所做的启蒙工作。
  另外，永安的跋文对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的刊刻目的作出如下说明：
  上帝无言而四节自运、万汇自化，此无他，以蕴其理也；圣人有言而八政正敷、五教正叙，此无他，以尽其性也。曰理曰性，虽有天人之别，其实一途，非有二轨矣。大矣哉！性理之为义也。……悲夫，自圣贤既逝，而世道日降月衰，举天下无知所谓性理者。……于戏！有天之未丧斯文也，濂洛诸君子崛起于千有余年之后，以丕阐性理之教。于是乎孔氏家之青毡再布于天下，可嘉之、可尚之。……方今田中宣重、小岛广繁戮力，将锓梓经营乎不朽之懿，谋以请绪正于我先生熊谷氏。先生大嘉其举，然官事无盬而不暇应其需以故，不以庭弗类属之，校雠且点以倭训。因拳拳祇载较诸本之异同，随而折中之，复字画之舛错，就而是正之。……
  庆安辛卯冬十有一月癸未日／尾阳吾汤市热田后学／永庵小出立庭不见／敬把毫于洛阳侨寓。
  由此可知，永安将“理”定义为天道的真理，“性”定义为人类的真理，并称赞《性理大全》是明确了天人真理的伟大著作，诚可谓朱子学者式的见解。据说，近年来书肆的田中、小岛委托熊谷活水校订该书，但由于活水公务繁忙没有时间，所以永安决定按照师父嘱托校点此书。顺带一提，督促活水和永安进行校点的田中清左卫门还出版了《陆象山集要》六册和《素问灵枢》等重要 汉籍。
  之后，京都野田庄左卫门出版了《新刻性理大全》后印本。①此外，在刚オ引述的延宝三年出版的目录《古今书籍题林》中，该书被描述为：“《性理大全》作者与《四书大全》同，汇集了性理的沙汰诸儒的学说。”②辛岛宗宪的《倭板书籍考》中也有对该书的描述：“《性理大全》七十卷，有补注本，为永乐天子敕修三大全书之一。编者与《四书大全》的编者为同一人。校点者为熊谷立设弟子小出永安。”该书可以说是一本非常有名的儒学著作。虽然永安煞费苦心做了校点， 但不久之后林鹅峰(1618—1680)便指出了其中的错误。林鹅峰在《性理大全 跋冲写道：
  解《四书》《五经》，开示其蕴奥，于宋儒备矣。其为辅翼，无切于〈〈性理大全》。华本传来已久，顷年新刊本出而流行于世，便于学者，然倭训往往不免纸缪。余家藏朝鲜本，限句分读甚鲜明矣。自去岁之忧，乃把此本而口授狛庸、仲龙，每月各课三夜，新加训点，以塞修史之暇。萤雪月灯，分影 假光，积一年有半余而全部七十卷，遂终编之功。③
  由此可知《性理大全》是帮助理解宋儒学说的重要文献，虽然该文稿很早便已传入日本，但最近新出的《倭训》刊本仍有大量错误。这里提到的刊本即永安校点本，鹅峰为纠正这些训点的错误，参考家中收藏的朝鲜本句读，每月花三晚的时间添加训点，并由其门人狛高庸和中村祐晴笔受相关内容。根据鹅峰《国史馆日录》可知，加点作业始于宽文八年(1668)三月一日，结束于宽文九年(1669)十二月十五日，呕心沥血，历时一年零十个月终于完工。④
  当然，永安的校点是在对朱子学研究和理解还不够充分的江户时期进行的，这是导致由鹅峰所指出错误的原因之一。但鹅峰补充校点的《性理大全》文稿没有出版过，所以说永安校点本的《性理大全》七十卷作为唯一的和刻本，对朱子学在日本的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江户时代初期儒学的领军人物 中村惕斋(1629—1702)所阅读的《性理大全》也是永安的校点本。⑤（二）关于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的底本
  下面，我们尝试着就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的底本进行研究。和刻本卷末跋文前的牌记题“万历癸卯年／仲春月梓行”。虽然可由此推测底本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刊本。但事实上，明后期出现了坊刻的各种《性理大全》增注本，样态极其复杂，因此不能轻易作出判断。
  在和刻本的每一段后面，都附有《性理大全》原本没有的“集览”和“补注”，这也是和刻本的特色之一。该“集览”是由玉峰道人于明正德六年（1511）左右编著而成，附在《性理群书大全》（性理群书集览）七十卷中；“补注”也在同一时期由周礼编写而成。①
  另外，如上所述，和刻本卷一的扉页标题下题“温陵九我李太史校正”，是明人李廷机校正过的文稿。李廷机（1542—1616），福建泉州府晋江人，字尔张，号九我，谥号文节。温陵是泉州的雅名。万历十一年（1583），李廷机在殿试中夺得榜眼，尔后在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户部、工部等部门任职，政绩斐然，之后又在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要职；万历三十五年（1607）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身份入主内阁。虽然不久之后，李氏因卷入党争而辞官，但由于其在政界的成绩和廉洁的为人，使他在当时声望斐然，甚至还担任过科举的考官。随着他的名声日益显赫，自万历以后到明末，民间书肆出版了大量署名李廷机的科举考试用书。②姑且不论《性理大全》中登载的校正者是否做出过实际工作，但毫无疑问，这一现象反映出明末出版界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再尝试着研究由李廷机校正和题署版本的《性理大全》。
  A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书《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B60-1287）。卷首内题“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卷之一／温陵九我李太史校正”，卷末牌记题“万历癸卯年／仲春月梓行”。由于这些内容与和刻本相近，因此会误以为这就是和刻本的底本，但里面没有像和刻本那样附上“集览”和“补注”。事实上，仅有卷一内题“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卷二及之后的卷册内题“性理大全卷之○”，这也是与和刻本的差异之一。特别是，即便是两书有相同牌记（万历癸卯年），但内容也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完全相信牌记的内容。明末出版界的乱象由此可见一斑。
  B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书《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299-0034）。卷一内题“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大方性理全书卷之一／温陵九我李廷机校正”。但卷二及之后的扉页仅题“性理大方书卷之〇”，没有标注李廷机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内容是否是“性理大全”，但书名就是“大方性理全书”。虽然没有牌记和刊记，但人们认为这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大方性理全书》（C4524900）为同一本书。若真是如此，那么这便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金陵应天府学刊本。①虽然该版本随处都有“集览”和“补注”，但在《家礼》部分没有看到这些“集览”和“补注”，这一点明显与和刻本不同。
  C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诸桥文库）所藏《新刻性理大全书》（122-MW-25诸775）。衬页题“太史李九我先生纂订／性理大全／青畏堂藏版”。卷一内题“新刻性理大全书”，它的下方仅有一个“校”字，似乎删掉了正上方原本该有的校点者姓名。书中没有牌记和刊记。此外，仅从《家礼》部分来看，里面没有附上“集览”和“补注”。
  如上所述，尽管以上A、B、C本题有“李廷机校正”，且在形式上与和刻本相似，但因为没有“集览”和“补注”，或附上的“集览”和“补注”极不完整，所以不能说这是和刻本的底本。②另外，有的版本虽未题“李廷机校正”，但内容却与和刻本相似，这类版本如下。
  D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新刊性理大全》（005-0003）。在卷首“御制性理大全书序”之后有“嘉靖十九年叶氏广勤堂校正重刊”的牌记，在卷七十末尾有“嘉靖庚申孟秋／进贤堂梓新刊”的牌记。据此可知，嘉靖三十九年（1560）进贤堂新刊发了嘉靖十九年（1540）广勤堂的重刊本。该版本虽然没有李廷机的题署，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有“集览”和“补注”。
  该书《家礼》部分与和刻本版本完全不同，完整地附上了“集览”和“补注”。除此之外，在卷首的“先儒姓氏”处还记录了每位学者的详细经历，这一点也与和刻本一致。栏外线框内的标题也大致相同。该书的版式为十一行二十六字，与和刻本的九行二十字不同。另外两个版本的书名也不相同，该书的书名是《新刊性理大全》，而和刻本的书名为《新刻性理大全》，但两个版本的内容却完全一致。如果是这样，那么该D本即使不是和刻本的底本，也可以说是和刻本的祖本了。
  对此，我们先看看书名与D本《新刊性理大全》相同的版本（主要有以下两个版本）。
  E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新刊性理大全》（编号：C4524700）。在卷七十末尾题“嘉靖庚申孟秋／进贤堂梓新刊”，还有和D本相同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牌记，但《家礼》部分没有附上“集览”和“附注”。也没有李廷机的题署。
  F本．米泽市立图书馆收藏的《新刊性理大全》（米泽善本三六）。在卷首“御制性理大全书序”之后有“嘉靖壬子年余氏双桂堂校正重刊”的牌记，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刊本。该本仅有《家礼》部分，没有附上“集览”和“补注”，也没有李廷机的题署。版式与E本相同，从年代先后来看，E本应是F本的重刻版本。
  明代（尤其是嘉靖年间以后）《性理大全》的刊行状况极其错综复杂。虽然书名相同、题署相同、牌记相同，但内容却不相同，令人感到困惑。若要好好理清这些版本间的关系，还需另行做详细的调查。对于和刻本的底本，暂时整理出了如下内容。
  第一，《性理大全》为明永乐十三年（1415）由胡广和杨荣等人编纂的敕撰书，编纂完之后不久便出版发行。第二，明正德六年（1511）左右，玉峰道人补充了“集览”，编制成了《性理群书大全》（性理群书集览）七十卷。第三，这一时期，周礼进一步补充了“补注”。第四，明中期以降，还出现了各种增注本的《性理大全》。根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的《中国古籍总目》可知，《性理大全书》七十卷的刊本有十三种，《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的刊本有十二种，《新刻性理大全书》七十卷的刊本有四种，《新刊宪台厘正性理大全》七十卷的刊本有三种，《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七十卷的刊本有两种，此外还有《性理群书大全》七十卷和《性理大全会通》七十卷的刊本。书类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确不为过。①
  在数量众多的相关书籍中，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的祖本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进贤堂刊本《新刊性理大全》（D本）。而底本也应是这一系统中的书籍。从和刻本上的万历年间牌记来看，底本是万历年间的重刊本。总而言之，需要着重注意的是，和刻本的祖本和底本并非是永乐年间的《性理大全》，而是增加了“集览”和“补注”的明末坊刻增注本。
  最后阐述两点相关事项，仅作参考。首先是关于“集览”和“补注”。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的朝鲜版《家礼》四卷本（万历三十一年刊），从卷二到卷四，各卷都收录有整理过的“集览”和“补注”。这些“集览”和“补注”不是附在各项之后，而是单独列出并汇总在各卷的卷末。该版本是重编了增注本《性理大全》的朝鲜版《家礼》，极富趣味性。另外，校正了《性理大全》中由李廷机编写的《家礼》一卷，并流传后世（部分缺失）。②该书内容简洁，被人们用作自家实际举行冠昏丧祭的指导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