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的诠释倾向理学建构，而张栻的诠释则可说是介于汉学与理学之间。张栻言：
  礼主乎敬，而其用则和，有敬而后有和，和者，乐之所生也，礼乐必相须而成，故礼以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此为美，小大由之，而无不可行也，然而有所不行者，以其知和之贵，务于和而已矣，不能以礼节之，则其弊也流，故亦不可行也。盖为礼而不和，与夫和而无节，皆为偏弊也，礼乐分而言之，则为体为用，相须而成，合而言之，则本一而已矣。③
  张栻在此先是提出“礼、乐相须”，而后又采用了体用论。“礼、乐相须”之说，出于汉学家，④汉学的诠释则依于礼记的《乐记》而来，如言：“礼胜则离，乐胜则流。”①而《乐记》的诠释则近于荀子。②又朱子的思想是以《四书》为本，择取孟子精神而不取荀子。③然礼乐精神乃是孟、荀所共。
  而中国较早使用体用论者，如王弼以无为体、以无为用④，到了佛教风行，亦被广泛使用。宋明理学受到佛、老影响，也有体、用之说，如胡宏的“天理人欲，同体亦用，同行异情”、程子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张载批评佛老乃“体用殊绝”等，已经开始使用体用观，到了朱子更加明显。
  朱子于“礼之用章”与“其为人也孝弟章”两章，都采用了体用论进行诠释，而张栻亦然。
  若以原文来看，全文并未谈到“乐”，然而因着《礼记·乐记》的脉络，后人遂加入“乐”而一并诠解，到了程子亦以礼、乐并言。而朱子在“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处，如此形容“乐”：“乐则生矣，谓和顺从容，无所勉强，事亲从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⑤可见朱子把“乐”与“和”（从容不迫）几乎等同视之。
  至于张栻，则以礼为体，以乐为用；此可与朱子比配，兹举数例，以见二人学说之相近：（1）朱子尝于“知者乐水章”言：“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⑥则仁智为体，乐寿为效用。（2）朱子对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一处，释曰：“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⑦又引程子所言“礼乐相须”云云，可见其视“乐”为“和”之发用，具有已发之用的意味。（3）朱子对于《中庸》的中与和，亦释为体、用，中为体而和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