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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原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朱子诠释如下：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愚谓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①
  此章诠释具有几个特点。首先，将“礼”解为“天理之节文”。然在《孟子》谈到“礼”的脉络是：“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②“礼”乃是对于事亲从兄二事的节文，礼者，意指品节限制恰到好处！而朱子依于理学体系，则以“天理之节文”来定义“礼”，朱子比孟子多出“天理”二字。
  至于“和”字，朱子释为“从容不迫”，这与前贤也有不同，而有两点可以讨论：
  （1）前人常以“乐”释“和”，③而朱子也有这种意思，如引程子“礼胜则离，……乐胜则流”，又引范氏“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两者都把“和”与“乐”做出联系，这也是汉代学者较多采用的说法。
  （2）朱子宗于理学，将“礼”视为体而非用。依于程子，性中只有仁义礼智，“礼”为四者之一，归属于体、天理，而为形上。学人所表现出的恭敬态度便是出于“礼”体，“礼”是恭敬之情的所以然之理，具有“严束”的意涵，所以，在另一方面，也就需要对于发用之处来加以调整、中和，使其“从容不迫”，而使“礼”能做到恰到好处！
  不过，朱子的解法受到王船山（1619—1692）的质疑。船山言：
  《集注》以从容不迫释“和”之义，则是谓人之用礼，必须自然娴适而后为贵。使然，将困勉以下者终无当于礼，而天下之不能繇礼者多。且先王之道，亦但著为礼而已，未尝有所谓和也。从容不迫者，行礼者之自为之也。必从容不迫而后可为贵，则先王之道非美，待人之和而后美矣。①朱子把“礼”视为体，而辞让、恭敬等视为用、视为情，提出“性发为情”，这是一种体系的建构。而船山之学属于气论，以张子为宗，提出“两端一致”、“性日生日成”等说，在解释上，自然不易认同朱子的理气论解法。
  船山以为，关于“礼之用，和为贵”一句，是在讲述先王当初治理天下时所秉持的用意或原则，其中的“用”字，指行于天下，“和”字，指和顺人心，意指先王以制礼作乐来治理天下时，目的是能够和顺于人心要求，使推行于天下而无有烦难、阻碍。②
  因此船山质疑，若把“和”字释为“从容不迫”，则主词是用礼之人而不是制礼之先王。用礼之人若属困勉无知，而不娴熟于礼，则礼终不贵、不美，待其人习得从容不迫而后可贵、可美。如此，就与原文之先王制礼作乐用以治理天下的初衷相差太多。
  朱子的诠释虽与船山有些距离，却也同时凸显自家的体系样貌。朱子认为，“礼者，理也”，礼之全体大用，应当是既有严束亦有舒泰，既要和亦要节。严者，礼之体，故于发用处糅以“从容不迫”以致舒泰、中和；又过于“和”，则易有流弊，故如原文，当补以礼节。“和”、“节”相辅，以便成就全体大用、中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