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说“不容已”，大体上有两种含义：其一，不应该不如此；其二，天运自然意义上的不得不如此。后一种含义更具哲学的意义：
  问：“《或问》云：‘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所谓‘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杀，他住不得。阴极了，阳便生。如人在背后，只管来相趱，如何住得！”②
  这里谈到的“不容已”有非常突出的必然含义。这种必然意义上的“不容已”在朱子论及历史的理势时，是与“自然”、“必然”等概念完全等同起来的：
  问：“其所阙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损，固事势之必然。但圣人于此处得恰好，其他人则损益过差了。”曰：“圣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极盛，故秦兴必降杀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变为强戾；周恁地纤悉周致，故秦兴，一向简易无情，直情径行，皆事势之必变。但秦变得过了。秦既恁地暴虐，汉兴，定是宽大。故云：‘独沛公素宽大长者。’秦既鉴封建之弊，改为郡县，虽其宗族，一齐削弱。至汉，遂大封同姓，莫不过制。贾谊已虑其害，晁错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谊之说施之武帝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无非划削宗室，至此可谓极矣。晋武起，尽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势，不得不然。”贺孙问：“本朝大势是如何？”曰：“本朝监五代，藩镇兵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齐困弱，靖康之祸，寇盗所过，莫不溃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宁变法，亦是当苟且惰弛之余，势有不容已者，但变之自不中道。”③
  又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问：“子厚论封建是否？”曰：“子厚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亦是。但说到后面有偏处，后人辨之者亦失之太过。如廖氏所论封建，排子厚太过。且封建自古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乃见圣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类，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亲，当封而封之，却不是圣人有不得已处。若如子厚所说，乃是圣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无可奈何而为此！
  不知所谓势者，乃自然之理势，非不得已之势也。”①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得不然”的“事势”或“自然之理势”与“不得已之势”的区别。“不得已”和“无可奈何”就有个“想做而不能做、不想做却偏又不得不做”的被动意思。之所以有此被动，是仅仅知道历史趋势的无法阻挡，而不知其中的义理之当然。“不得不然”则是真实见到了历史趋势中的“当然”。比如封建，是当时的历史情势下对“有功”者、“有德”者、“有亲”者合当有的德义，不是仅仅出于力所不及和治理的需要才不得已而为之的。至于周末文盛柔弱变而为秦之简易强戾，秦之暴虐转为汉之宽大，则是极则必反的必然之理的体现。到了这里，“更去不得”，所以只能转向相反的方向。
  在充满各种“不齐”的气的世界里，阴阳之间的循环消长是“天生自然铁定”②的。天理就是这“一阴一阳循环而不已”的“所以”：
  问：“屈伸往来，气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来者，是理必如此。‘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气也，其所以一阴一阳循环而不已者，乃道也。”③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气，不是道，所以为阴阳者，乃道也。若只言“阴阳之谓道”，则阴阳是道。今曰“一阴一阳”，则是所以循环者乃道也。“一阖一辟谓之变”，亦然。④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朱子哲学话语中“所以”的几种含义。这里的“所以”应该是决定的意思。朱子特别指出《易传》所说的不是“阴阳之谓道”，而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的道或理是一阴一阳循环不已的决定者、主宰者。值得深思的是：这里的决定和主宰是什么意义上的呢？理又是如何主宰和决定气的流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