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长期以来，关于浙学的研究聚焦于宋代事功学、明代阳明学与清代浙东史学，而忽于朱子学的专题研究。由于南宋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在临安，明代的立国之本也与浙江具有重大关系，尤其在北山一系的后续发展中，作为朱子学正统嫡传的金华朱子学与明代意识形态和学术主流的建立有着内在关联，因此对两浙朱子学的考察无论是对于朱子学的研究，还是浙学的开拓，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由于朱子学的研究不完全是纯思想的哲学分析，而是涉及后朱熹时代的整个儒学运动，思想史的研究特征相当明显，有必要对相关的研究要素作一些梳理。
  庆元党禁在朱熹去世后两年（1202）开禁，此后在朱学、陆学、浙学的学派调合中，朱子学呈现出融会陆学与浙学而胜出的态势。也许思想巨子之后思想出现裂变是一个常态，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也是如此。朱熹一生讲学，虽以闽中为主，但门徒分布仍然很广，清初极力推崇朱子学的重儒李光地的孙子李清馥在意在表彰闽中朱子学的《闽中理学渊源考》中尝指出朱子门人的广泛性：“在闽中者二百余，在吴越、江右、楚黔者亦二百余。”①即便是著名者，分布也很广。晚宋黄震就列举了一批人：
  如闽中则潘谦之、杨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约、李公晦，江西则甘吉父、黄去私、张元德，江东则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则叶味道、潘子善、黄子洪，皆号高弟。②
  事实上，至晚宋朱学再传、三传时，朱学实已遍及南宋各地。如果延至元朝，更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了。
  如何来梳理这一复杂的朱子学传衍，从而呈现出朱子学的丰富性，一直以来便是困难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自然就是以地域为依据来进行梳理，前引黄震与李清馥所言，表明自宋至清的一贯做法就是如此；同时辅以师承，按照谱系的观念进行梳理。概言之，地域与师承是研究朱子学的两个天然要素。不过，自黄宗羲撰《明儒学案》，虽然他仍然是以地域与师承来建立大的框架，但他很明显地将自己的思想立场放了进去，力求以思想的特质来构成他对明代儒学的理解。尽管黄震以来，思想也无疑是重要的叙述内容，但黄宗羲显然是将思想的要素摆在第一位。地域与师承的要素没有抛弃，但似乎已降至为梳理的方便而已。黄宗羲原拟贯彻他的思想史方法于宋元儒学，但由于工作仅限于开端，黄宗羲的这个思想史路径在现存的《宋元学案》中没有能够完全得到实现，全祖望的续修增补从根本上使得《宋元学案》成为历史学家的思想史著作，而与思想家的思想史著作《明儒学案》有了显著的区别。作此区别，决无贬低全祖望的工作之意。客观地看，尽管偏重于历史学家的思想史著作，全祖望终究是一个极有识见的历史学家，他仍然希望在事实层面上尽可能提供史料、梳理清楚脉络的同时，能够进入思想层面的判识。比如他对晚宋的朱子学作有这样的说明：
  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①
  由此而将浙江的朱子学提升为朱子学的正统。但是，要将朱子学的思想实际展开与地域、师承的要素达成完全匹配，实际上总是难以实现的。如果一定要使之相合，则不免于材料上左支右绌，漏洞百出。有鉴于此，我在十多年以前讨论南宋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时，曾尝试着跳出师承、地域等外在的限制，直接以思想的特质将晚宋的朱子学勾勒成“思想的形态化及其向生活落实”、“思想的政治化”、“思想的学术化”所构成的思想画卷。②
  现在回头来看，一方面，我仍然以为自己关于晚宋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的这个认知分类大致是可靠的，也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我又深知这个勾勒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问题。最显见的是，晚宋朱子学的推进虽然有此三个明显的维度，以及具体到每个朱子后学中人也有三维度中的明显取向，但取向决不可能是单一的，充其量只是轻重。比如我把黄榦、陈淳都归于第一个维度，即“思想的形态化及其向生活落实”，这固然是成立的，但决不等于说他们在“思想的学术化”方向上没有建树。无论是具体的朱子后学个体，还是整个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我的分析框架所示的三个维度事实上都是交叠而错综复杂的。换言之，分类的图像虽然有助于认识的清晰，却是以丰富性的丧失为代价的。如果把晚宋朱子学的认识延拓至元代，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由此，似乎颇能理解全祖望在增补《宋元学案》时为什么要以师承为统绪，辅以区域，虽然这确实是学案体的体例所至，却也实在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以上这样一个简单的梳理，实际上是指出，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研究至少有三个要素是必须考虑的，一是师承，二是地域，三是思想。师承构成了朱子学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尽管师承不足以保证思想获得可靠的传衍，况且从道不从人的观念自始便是宋代理学的精神，整个宋代理学本身也宣称是孔孟之道湮没千载后的接续，但是师承构成了学术传衍的客观维系，同时这种维系也是朱子学在时间上展开的见证。地域与师承的时间性相比，在传统的研究上大体只是空间的提供，少有其他的思想涵义，比如特定的场域对于思想的影响等。但是，思想的传播既受制于时间，也受制于场域。在传统时代，场域的影响几乎是与师承完全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在师承、地域、思想三要素中，相对而言，思想的要素似乎显得要虚许多，这个虚，主要是指它的呈现方式。但是，在后朱熹时代，思想比以往是要实体化很多了，因为印刷技术的普遍已使得书本传播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换言之，思想以书为载体，实现了它对师承与地域的突破。也许可以反过来理解，正是由于书本的流播极大地挑战了师承与地域，因此师承与地域进一步固化以回应挑战。后来清儒总是要讲宋学中的门户标榜，党人习气，想来也决不是无来由的。
  二
  一旦观察与分析思想史的基本要素达到三项，它的认识复杂度便会骤然巨增，如果再考虑到思想史与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内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有效解释几乎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要想有效理解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势必在三项基本要素中有所偏重。近年来的思想史研究比较明显地受到社会史的影响，尤其是宋明以降。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希望通过士人社群的家族与宗族关系、师承与学侣关系、仕宦与交游关系的梳理来呈现思想流变的因果关系。这对于思想史的认识无疑是颇有助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关系的梳理终究无法替代思想的阐明。换言之，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上述朱子学研究的基本三项要素，思想的维度是最不应该缺失的，否则便不成为作为思想史的朱子学研究。因此，如果必须有所取舍，似乎只能在师承与地域二者中作轻重的处理。依我的考虑，如何处理这二者，取决于研究的重点。如果对朱子学作类似切片式的研究，即限定在一个相对短的具体时段，比如朱熹的及门弟子与二传弟子，那么地域要素应该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由此考察朱子学在不同地域的传衍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如果对朱子学作长时段的考察，即由及门弟子而延至后来数代人的流变，那么应聚焦于师承为宜，以便彰显传承中所展开的丰富性。事实上，两者之间的选择，又极大程度上受制于整个研究对象的内涵。如果分析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是作为整个南宋儒学的一个波段，就会倾向于选择前者，以地域为背景来进行思想类型的切片式分析，比如我在《南宋儒学建构》中所做的那样。但是如果专以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容易考虑后者，可以以长时段的观察作为重点，将后朱熹时代延展至整个元代，置朱子学于一个长时段进行观察，而将空间聚焦于两浙地区，但又仅以此空间为背景，而不是将空间作为思想史的分析要素，从而将整个考察聚焦在师承与思想这两个要素上，避免多要素的渗合而导致类型交叉所带来的无法掌控的复杂，甚至混乱。
  所谓师统，便是师承的展开；所谓学统，则是思想的传承。当进入长时段的考察中，会很自然地发现，思想的传承一定会发生延异，而固化的师统必无法笼罩思想的溢出，因此学统与师统之间的张力与紧张，乃至矛盾与冲突，自然接踵而至。处于这种关系中，朱子学的每一代学人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与关注不同而形成了迥异的思想风格。总的来说，事实与常理还是比较相近的。比如依常理，离朱子越近，师统应该越足以成为学统的保证，事实上也近乎如此，比如朱子的及门弟子辅广与陈埴；或者虽然隔了二代，但师承清晰者，也有益于学统的延续，抑或思想的保守性坚持，比如同为三传的赵顺孙与车垓。相反，离朱子时代已远，师承多源又经过了一番自我研判而皈依朱子者，应该容易倾向于学统独立于师承，黄震与王应麟便佐证了这一点，与此相应，思想的新创也往往开始萌生。当然，事实与常理总是如此合若符节是不可能的。比如北山一系的传承中便呈现出了师统与学统的复杂性，北山一系的师统是清晰可靠的，但他们在思想上的突破反而使他们的学统与普遍师统正确的朱子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可以说，仅就宋元两浙朱子学为例，已足以表征朱子学的复杂性。事实上，这仍然还是仅限于师统与学统两个要素的观察，地域要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介入。如果进一步向内（两浙内部的亚区域）、向外（两浙与闽中、江右、楚黔）展开，宋元朱子学的复杂性无疑更为彰显。毫无疑问，决无必要疑虑这种复杂性的存在。从价值评判的意义看，这种复杂性毋宁是朱子学丰富性的实现；从思想洪流的进程看，这样的丰富性既是思想的展开，也是思想转向新境的准备。更何况，这种丰富性的呈现，在极大的程度上也是研究偏重于分析的取径所至。宋元两浙朱子学所呈现的丰富性终究可以被涵摄于师承与思想的纽结中，如果取以综合的考察。
  三
  当然，当我这样说时，明显地隐含了考察朱子学的另一个重要要素，即政治。朱子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况且所谓的政治，恰恰也是与呈以士人社群与仕宦党群的师统、地域，以及与政治正确相纠结的学统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尤其是，南宋以临安为都，两浙朱子学与宋廷基于地缘而产生的互动，往往是超出今人由有限的史料所窥知的。专门将政治作为分析朱子学的一个重要要素提出来，是因为一旦将政治的要素作为一个分析的重要因素时，时间的要素是我想作进一步讨论的。当我们从时段上来进行思想史的分析时，很容易受到断代史研究的影响，但其实是可以尽量摆脱一点，从思想史本身与政治的关系对思想史的周期性程度的影响来考虑时段的划定。我在前文中，用“思想洪流”这个词来比喻思想蕴涵的丰富性，其实便有着思想史的周期性的考量。就朱子学而言，这是一个尤其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朱子学成为晚宋以降传统中国的政治与思想的主流，并不仅限于宋理宗，以及后来的元代，而与明清两朝都有着重要的关系。自然，这决不是意味着要将整个明清两朝都括入其中，而是强调要尽量从朱子学自身的周期性来划定时段。
  这里，斯波义信先生关于宋代以降的时段划分是极富启发的。他在考察宋代江南经济时，依据上升、平衡、下降之类的周期循环理论，将考察的时段从宋朝开国一直下延到明初，分成七个时期：
  第一期 960—1030年代，开拓疆土的开国期；
  第二期 1030年代—1060年代，上升开始发动期；
  第三期 1060年代—1127年，上升期；
  第四期 1127—1206年，实质性成长期；
  第五期 1207—1279年，下降始动期；
  第六期 1279—1367年，下降期；
  第七期 1368—1421年，上升始动期。他的整个时段选择与分期划分是多方参照了政治变迁和制度框架的结构变化，比如下限划在1421年，便是因为这一年明朝迁都北京。①显然，这一年不仅对江南经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于两浙的朱子学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朱元璋取得天下，与金华士人社群是具有重要关系的。方孝孺的殉难是否意味着启动了两浙朱子学的下降期，乃至为后来浙中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提供了某种思想空间，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对于两浙朱子学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所言，两浙朱子学由于所涉内容的复杂，导致决定此一领域的研究要素具有着多维性与交叉性。任何一个学者的具体研究很难既笼罩整个全局，又能作充分的展开。选择师统与学统的调适这一视角，分析两浙朱子学的活动，可以有益地打开朱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相，同时又足以引发我们对朱子学研究要素的进一步思考。我将自己获得的启发尝试着说出，一方面是为了彰显师统与学统的调适所选择的研究视角指向的研究要素，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说明由这样的研究所蕴藏着的两浙朱子学的其他研究要素。至于两浙朱子学的研究对于浙学的开拓，则因为两浙朱子学的展现而更显得直接，浙学的研究内容将难以再简单归约为南宋事功学、明代阳明心学、清代浙东史学。当然，如果回到我对朱子学研究要素的分析，从浙学研究的推进而言，考虑到政治制度规定的变化与权力的实际运行在传统中国是决定思想的重大要素，我很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在现有师统与学统研究的基础上，由政治与思想切入，再对宋明的两浙朱子学作出专题研究，从而与师统、学统的专题研究构成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