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夏秋之间，墨色的云带来了整日的大雨，久旱逢甘霖，但百姓快乐不起来，雨来得太迟了，田里的稻禾，全都枯死了。朱子却看到了希望，他即刻行文张榜告示，让百姓种植大麦、小麦、荞麦，再种些蔬菜。雨停的第二天，百姓看到街衢路口张贴出了墨气仍然潮润的榜文。这场大雨捎来的和这份榜文带来的是令人隐约欣喜的念想。雨浇灌了土地，浇灌了百姓的梦想，他们就有盼头了，不至于流徙了；播下的麦种待到三月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成熟了，灾荒就会远离了。
  这份劝农榜文几乎是强制性的种植文告。各知县与属僚跑到地头，察看犁翻是否正在进行，劝谕那些懒散的农民；贫户需要粮种的，随时向上户借贷；上户遇借粮种的，需要官方借据的，随时领出，贫户届时还足，如不还，官方介入催促。九月中旬，朱子再次发榜，告诫农户已
  至播种的最后期限，布告称：“先前的布告或许还不够明了，再发布榜文告示，各位民户务必知晓。”
  希望的麦苗在充满期待的目光中缓缓地成长，漫长的淳熙七年（1180年）冬天过去了，淳熙八年的春天缓缓而来。朱子所有的谋划都是为春天的到来做准备。缺粮的艰难会随着新年的来临而一天天加重。
  《行下三县置场》的文告张贴于街衢乡村后，意味着全面赈济开始。
  时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根据最初严密的调查确定的图册，对照水陆交通、距离远近、人口密度、大人小孩……朱子最终在南康全境设置赈济的米场35处。各米场合理地分布在南康军的辖内，仿佛是星光烛火，在饥荒逼近的寒春散播着点点温暖与希望。
  一切都在严密的秩序下进行。
  星子县米场7处、都昌县11处、建昌县17处。派出见任、寄居、指使、添差的各类官员35人亲临35处米场。他们以使臣的身份到场监场，又分派官员巡察，防止赈济的吏人舞弊克扣。赈民以“都”为单位在米场外列队等待救济，队伍的秩序由每一排前头举旗的保正长维持。开始施赈时，保正长引领灾民领取赈粮，大人一斗五升，小儿七升五合。每月赈粜粮食6次。
  闰三月，月圆的那天，煦风吹来，大麦和小麦成熟，邦民看着丰收，涌出热泪，想起去年田间地头朱子憔悴的身影。那时，他们贷来麦种，播入土地；如今，希望成为现实。
  从正月开始，闰三月结束，饥民因济粜得以存活的，大人127607口，小儿90276口。
  朱子的赈灾救济之法被视为大江南北的荒政第一。
  朱子累，真的很累。很多人也很累，那些被委派的官员，那些保正，还有朱子的路级上司，甚至朝廷的宰辅。但既然身为地方长官，在灾难面前累点算什么？
  赈灾，则心系苍生；救国，则心存天理。
  然而，孝宗宠幸近习（宠臣），君心不正啊！其实，赈灾前，朱子已经触怒天颜，差点身家性命不保。淳熙七年（1180年）的旱灾范围很大，灾情最初是从湖南开始的，尔后春旱蔓延，南康成了重灾区。春旱的情况上奏到朝廷的时候，孝宗下诏，让郡首监司直言极谏，条陈利病。
  朱子上《庚子应诏封事》，开篇便道：
  天下国家之大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省赋之实在于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纲纪而已矣……
  原来天下之事的核心在“正君心”。
  孝宗心下一咯噔，难道是骂我“君心不正”？
  果然，朱子说孝宗“君心不正”，受一两个近习之臣操纵，朝政大事，名义上是陛下独断，实际上是出自一两个小人的权柄。如此，如何恤百姓？如何理财赋？如何修军纪？如何兴复大业？如何雪洗宗庙之仇？
  洋洋洒洒几千字，矛头直指君王，甚至说：
  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不悟。
  孝宗勃然大怒道：“是以我为亡也。”
  雷霆之怒！
  丞相赵雄为朱子开脱说：“朱熹狂生，欺世盗名，词穷理短，陛下不要怪罪他，怪罪他反倒成全他的名声。”参知政事周必大也为朱子周旋，朱子得免。好在孝宗不是暴君。
  朱子也知道，自己在捋虎须，他对吕祖谦说：“生死祸福，掌握在他人手中，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也没关系，我在南康也就几担行李，还有一两个儿甥带在身边，来去也不费事。”
  朱子是道德的担当者，以道德任事，以道义担当，不管对方身为权臣还是身任宰辅，甚至是君王，于理合则赞成，于理不合则反对；身为一方执政的首脑，朱子爱民如子，注重教化，而对于不孝不义之人，违
  法乱纪之事，则全然秉公断案，不徇私情。
  朱子说：“如果一定要喂饲虎狼，保护蛇蝎，让奸猾之徒横行霸道无所畏惮，才能获得上级和权贵的褒扬，赢得远近歌颂，我朱熹平生是绝对不会做的。”
  听讼清明与否，是一个人能否坚持法理的风向标。对虎狼蛇蝎，朱子绝不纵容。
  晓谕刘珫兄弟、陈由仁兄弟。
  建昌县刘珫兄弟、都昌县陈由仁兄弟，他们的母亲健在，他们却弃置母亲不管不顾。兄弟私分家产，官府按人口交税时，兄弟之间又互相推托不为母亲纳税。朱子大惊，怎有如此违背仪礼、骇人听闻之事。此事不合礼，但又不违法。朱子传唤他们，劝说晓谕，让兄弟不要再闹分家了，共同和睦居住在一起，侍奉母亲，率领子侄，齐心协力，一起交纳官税。此外，他还把此案列为典型，张榜公示，约束百姓不得抛弃父母，如果依然再犯，一定送狱处理。朱子痛心的是道德的沦丧、亲情的泯灭、纲纪的不存。初来南康，朱子就以太中大夫司马暠、从事中郎司马延义、宜春县令熊仁赡、义门洪氏为孝义典范，希望士民以此为榜样，却还出了生儿却不养亲的事，令人寒心。
  编管夏学楚。
  夏学楚是读书人，却用知识来违法谋利。宋王朝有一类“健讼”之徒，以“闹”生事，专靠“闹官司”获利。健讼之徒唆使当事人去哄闹，然后替当事人壮大声势、疏通关节。夏学楚做的就是这类勾当。教唆他人，把持讼事，严重扰乱司法公正。朱子当然容不下夏学楚，把夏学楚送到江州去编管。想不到夏学楚很厉害，搞定了江州知州李峄。李峄违法将他放回南康。夏学楚一回南康，就又结识高层，玩起健讼的把戏。朱子收到有人告发夏学楚的讼词，一把就将夏学楚捉来，准备执行杖刑。同官的纷纷为他求情。好吧，小杖侍候。责杖后，又将夏学楚送到其他州郡编管。
  编管刘邦逵。
  刘邦逵和刘彦才产生矛盾引起纠纷，官方介入，要传唤刘邦逵。刘邦逵听说胥吏上门，马上纠结同保甲的人，在盛夏之时集结训练——保甲训练多在秋收之后。刘邦逵以训练为名，实是鸣锣持杖，过都越保，震慑和报复刘彦才，对抗官府。朱子依照相殴报冤、结集徒党的违法事实捉来刘邦逵，决配编管。朱子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大问题，保甲法本是安民之法，如果被不法之徒利用，以集中训练的名义聚众闹事，就极可能成为对抗官府的工具。一旦集结，群体事件的平息就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甚至得动用兵力。保甲之法有团结保内百姓、训练保内百姓的条款，但无纠察和禁止的戒令，保内之人可以自行集结，一旦被豪强奸人利用，后果相当严重。朱子上奏《乞禁保甲擅关集札子》，请求有司对以集训为名聚众弄兵威胁官府，“公”报私仇并拒捕者，按罪加一等收罪。
  更令人寒心的是一件私通杀夫案。当年南康陈氏守节不嫁，宋太宗皇帝赐以御笔亲书，还拨给俸禄、赠匾额、建牌坊、免徭役……为何南康还有私通杀夫案？
  阿梁（女）与叶胜私通，丈夫程念二生病，叶胜趁此入室动手谋杀程念二。阿梁抱着儿子站在门外半个时辰任由叶胜行凶。程念二重伤逃出时，阿梁听到了丈夫的声音，知道此事没办成，便开始叫唤呼救。丈夫伤重而亡，叶胜和阿梁被拘。叶胜不久瘐死狱中。此案发生于淳熙五年（1178年），朱子到任的前一年。案件牵连近十人，全部关押在狱，一年多了未能决狱。朱子释放了一些不相关的人，但建议斩杀阿梁。就算叶胜入室，她不知叶胜起了杀人之意，此事也已不合人理；明知杀意，就要出门呼救或到邻居家求援，却在门外等丈夫被杀。所以朱子以阿梁明知叶胜杀夫而不制止为由，绝人伦灭纲常为理，认为“可置极典”。
  朱子仿佛用刑太过，是个酷吏，行的是暴政。终于流言纷起，朋友纷纷致信，甚至门生杨方、蔡元定直入南康，猛力劝谏。朱子感叹，看来自己暴虐已经声名远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