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将国事埋在心底，朱子闲居五夫，四方学者前来求学问道。
  古田林用中来了。林用中本受学于当地名儒林光朝、林师鲁，想去科考攻取举业，听说朱子在五夫传道，便放弃举业，从古田来到五夫。朱子与林用中相处几天，赞叹他温和警敏，志向高远，求学持久，对人说：“可重！可重！”一天，林用中对朱子说，希望先生能给他重新取个名字。朱子认为名不能随便改，名是孩子出生三个月时父亲取的；字则可以，就叫“择之”吧，也可称“敬仲”……朱子让林用中主管家塾，安排儿子朱塾、朱埜跟随林用中学习。
  邵武的何镐来了。何镐字叔京，父亲何兑与朱松是同年进士。何镐没参加科考，以父恩补安溪主簿，也不去赴任。后来调任汀州上杭丞才去上任。何镐把上杭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汀州府的事务杂乱，许多狱事没有审结，狱中系缚几百个囚犯。何镐被调到州府协助知州处理州事。十天，所有积事全部处理完毕。何镐又向知州提建议，说汀州田地租税不均，田赋不公平，贫者弱者受害。知州听了不高兴。何镐随即辞谢离开汀州，连上杭县丞都不当了。何镐回到邵武后，跑五夫来向朱子问学。
  建阳的蔡元定来了。蔡元定字季通，生而聪明，8岁能作诗文，10
  岁就每天记诵几千言，稍长又读张载的《西铭》，青年时又到建阳莒口的西山绝顶筑精舍苦读。朱子见了蔡元定，一番交流下来，不由大惊，说：“这是我的老朋友，不当在弟子之列。”朱子给同安的许顺之写信说：“山间也有一两位学者来跟从讲论学习，但其间很难有资质卓越的。近来倒有一个，很可喜，很醇厚，将来很有希望。”
  范念德也从邵武来了。因为两人的父亲一起在朝堂上反对和议，一起乘舟南下，两人又分别娶了刘勉之的大女儿和二女儿，朱子对范念德有别样的感情。范念德在五夫待了一个多月。
  面对各位远道而来求道苦学的弟子，朱子将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的书全排出来，对他们说：“我朝的开山大儒，就此五人。”
  这五人被称为北宋五子。
  周敦颐（1017—1072），字茂叔，号濂溪，大部分著作遗失，只留下《太极图说》《通书》。周敦颐到南安任职，结识了程珦。程珦看到周敦颐“气貌非常人”，交往后又非常敬佩他的人品与学问，由此结为好友。程珦让儿子程颢、程颐拜周敦颐为师。那时，程颢14岁，程颐13岁。周敦颐创立的学说被称为“濂学”。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程颢的胞弟，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程颢、程颐合称“二程”。二程的学说被称为“洛学”。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号康节，自号安乐先生。北宋五子中，邵雍最年长，他居洛阳时，张载、二程、司马光都频繁造访。邵雍的学说被称为“象数学”。
  张载（1020—1077），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因张载在关中传播学问，他的学说被称为“关学”。
  朱子坐定，对门生一一品评北宋五子。
  朱子评邵雍：“邵康节的道理高妙，怎么能轻易抵达？他腹里的学问，能包括宇宙，贯穿古今，其精髓在《皇极经世》一书中。”
  门生问：“邵康节年最长，腹里学问又如此广大，怎么不能算是北
  宋五子之首？”
  朱子说：“五子之首是周濂溪。邵康节是另类的圣人，很像老子；邵康节的儒学偏术数，这又和张子房（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相似，所以邵康节极口称赞子房。”
  朱子继续道：“周濂溪的书难读，早年我读《通书》，一片茫然，不了解他要说什么，连句读都困难，但往后越来越觉得他的道理精深，也渐渐明白了他的一理、二气、五行，他的道理能让人一窥世界本源的精微。”
  门生又问：“那么张横渠呢？”
  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何等的任重道远。横渠教人，让人晚上不要睡觉，晚上不要待人接物，别人都酣睡之时正是自己默坐体认的时候，也正是最洞明通晓的时候。加上横渠做事勇猛精进，最终打透圣贤子思、曾子的思想。横渠比明道大12岁，是二程的表叔。但横渠佩服表侄的学问，反而向表侄求学。
  朱子极力赞赏二程：“二程学识广博，见解精辟，超凡入圣，以‘尧舜几千年，其心至今在’自勉，程氏兄弟直通孔孟正脉啊！”
  朱子把趋近于老子、侧重于术数的邵雍排除在孔孟正脉外，北宋五子纳入朱子视界的就成了北宋四子。
  北宋零散的思想必须汇聚成完整的体系。
  天下大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降生，才开始通行；孔子、孟子降生，才开始昌明；而孔孟之道，周敦颐、二程、张载继承传扬……
  天道不能不传，天理不可泯灭。到了捍卫儒家学说、阐述儒家经典的时候了。
  整理阐述，舍我其谁？
  朱子要理出一条道学脉络，并且要确立道学正统。周敦颐为源流，二程为主流，张载为支流，共同汇成北宋道学的洪流。
  朱子先后入手整理周敦颐的《通书》、程颢和程颐的《二程语录》、张载的《横渠语录》。
  周敦颐的著作只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太极图说》仅279个字，《通书》也只有2601个字。字数不多，却道理精深。朱子首先编校《通书》。那时，江州的知州林栗已经在九江刻印《通书》了。林栗刻印《通书》后，从九江寄了一本给朱子。朱子翻开林栗编定的《通书》，非常失望，因其悖离了前贤的原意。朱子摇头叹息说：“此道之衰，未甚于今日，奈何奈何？”林栗编定的《通书》有三个问题：一是书的编排次序不对；二是林栗所撰的《祠堂记》一文，文中对周敦颐号“濂溪”那个“濂”字的偏旁“廉”大放厥词；三是很不应该地录入了蒲宗孟的碣铭全文。周敦颐病逝前，写信给蒲宗孟，其中有类似于“吾独不能补助万分一，不得窃须臾之生，以见尧舜礼乐之盛，今死矣，命也”之类的语句。周敦颐去世后，蒲宗孟撰《周敦颐碣铭》，将周敦颐信件引进文中。朱子觉得这些内容很有害处，或者不是周敦颐的话，或者是不理解周敦颐的话，或者不能发明先贤之道。朱子根据胡宏编校的《通书》，重新调整校对，尔后将校订过的《通书》寄给正在湖南任安抚使的刘珙，由刘珙刻印。
  周敦颐的《通书》编定后，朱子开始编订《二程语录》。《二程语录》是程氏兄弟一生讲学传道的言论结集，通过《二程语录》，完全可以把握程氏兄弟思想脉络。但各个版本的语录毫不统一，各自的编辑者用自己的意思去篡改二程原意，许多简直是玉石不分。维护道学思想与学术纯正的朱子当然不能容忍。朱子先前从老师胡宪、李侗那里已经辑得许多二程的语录，现将各家对二程的记录收拾整理一起，调整条目，增删内容，修订错讹，经过朱子苦心修订的《二程语录》与世间流行的版本相比，更为完善。编订的时候，朱子与何镐多次讨论，他自信地说：“比之近世所行者，差为完善。”通过编定一部完善的《二程语录》，朱子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解读二程思想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才放下《二程语录》，又着手编订横渠先生张载的文集。恰好，时任四川制置使的汪应辰寄来了各种版本的张载文集。
  汪应辰说：“张载的曾孙流落到四川，有一部《横渠语录》，是先前所没有见过的，而且他们家藏的文集比外面私家刻本更完整，我把家藏本和私家刻本一起寄给你，请你审订，审订后我找人刻版印刷出来。”
  朱子非常高兴地对朋友说：“汪丈寄了横渠的三种书来，我校补很多，刊印成一本比较完好的版本。汪丈事情多，请我点对后再付印，真太幸运了。道学寥落，而先贤的子孙们又流落不振，汪丈去了蜀地，抚恤他们，寻访遗文，不遗余力，也是成全一段因缘。”
  还有一本《二程先生文集》则是朱子和张栻共同校订的成果。《通书》寄给刘珙后，刻印于长沙。那时，刘珙已为张栻刻了《二程先生文集》，这本文集用的是胡安国家传本，朱子觉得有很多错讹。于是，朱子多方参校，与张栻互相努力，终于订出一部善本来。最初的时候，朱子说原刻本“无版不错字”，朱子修订后又寄给张栻，张栻再次校订，结果，张栻说：“老兄又送所校来……改正近二百处矣。”两位儒士相隔千里携手编定《二程先生文集》，也同样是一段因缘啊。
  朱子一直想去湖南会会他们——刘珙和张栻，但路途遥远，劝阻的人很多，后来刘珙派人来接，但已入夏，天气渐热，奔波不易，朱子只好作罢。
  刘珙当时是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到潭州的他重建岳麓书院，聘请张栻主持教事。和汪应辰一样，他也一直致力文化教育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