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教育养士，礼仪安邦。
  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仪式代表秩序。伏笔埋了那么久，朱子终于将直学官柯翰大张旗鼓地推出
  来，他说：“《礼》传于今世49篇，如今，请柯直学给各位讲《礼》，诸君认真听，别马虎。”
  学宫祭祀先师和宴请儒士的释奠礼和乡饮酒礼也谬乱不堪了。朱子取来《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参考，画成礼仪、器用、衣服等图，一一明了，再和执事学生朝夕观览，以便在释奠礼和乡饮酒礼时能够有条不紊地施礼行事。
  百姓也“无礼”，先从婚礼着手约束。百姓的礼仪，婚姻最为重要。婚姻可以使男女有别、夫妇有礼、风俗淳厚，可是，同安县先前没有颁布有关婚姻的礼仪，百姓也无所谓婚礼，贫穷的百姓不能娶妻的就私奔引诱，甚至勾引别人之妻。士人、富室的婚姻也不守礼。先君朱松是专攻“礼”的，朱子聘柯翰是来学宫讲礼的，现在，朱子要将“礼”用于治理一个县城。在县学，朱子可以修订并实施释奠礼、乡饮酒礼。但要在同安颁布婚礼，区区主簿就没这个权力了。朱子撰《申严婚礼状》，引导士人、庶民在婚娶时守礼；作《民臣礼议》，请求朝廷参照“政和五礼”编定《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锓板模印而颁行到州县。
  只是朱子的设想直到绍熙年间（1190—1194）才得以实现，那时朝廷将士庶礼文专门修订并编成《政和冠婚丧祭礼》十五卷，颁发郡县，正式推行规范的礼仪。
  教育与教化都是非一日之功的事，须如春风化雨；政令则须令出必行，行政才有效。
  县学不能随便进的，要考试。这场考试称“补试”。并非人人都能通过县学的入学考。国家养士，给读书人以特别的优待，一入县学，朝廷就免去诸生的差役和赋税。读书人无生计操劳，只要一心一意读书。朱子主管县学之前的同安，补试者拖拖拉拉，一副不在乎的嘴脸。朱子吩咐吏人说：“你用一幅纸，写几榜张贴出去，写明白‘某月某日补试，各请知悉’。”考试时间快到了，吏人前来提醒说：“按惯例，有许多读书人拖沓迁延，考试的日期往往因此推迟。”朱子说：“那就麻烦再去张贴一次榜文，写明白四个字——‘断不展日’。”
  公平公正，执政才有力。
  主簿掌管一县的簿书，同时还得催缴赋税、出纳官物。任主簿，官不大，事特多。特别是催缴赋税，或百姓不知情，赋税交纳拖延时日；或吏人作弊，当收不收，不当收的多收。
  追缴赋税即将开始，朱子取来一叠纸，每一幅纸截作三片，写成许多小小的告示榜，通衢处、街巷口一路张贴过去。纸条上清楚写明主簿厅在某天收纳赋税，请农户、乡司（负责征收租税的人）互相告知。到交纳税赋这天，大家纷纷前来。官府守信，百姓守时。每天黄昏下来，众人散去，朱子将一天赋税出入的登记账簿全部搬上书案，一一点对佥押。当天的账簿当天审验清楚。朱子一旦佥押，自己也就心里有数，吏人也不能随意更改了，以杜绝舞弊。
  朱子的眼光投向米仓。救助赈济必须仰仗米仓的存粮。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是明眼人，他们雪亮的眼睛看着米仓堆放的粮食，看着米仓堆放的公平。掌管米粮出纳的吏人一旦弄虚作假大斗进小斗出，极易失了民心；赈灾之时的缺斤少两更会引起骚乱。有的吏人竟然故意用大斗征收粮食，每只大斗比朝廷规定的标准斗多出2～6成，这不是戕害百姓吗？朱子深察舞弊之道。官要为民做主，吏要为民考虑。朱子到米仓题诗一首：
  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
  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
  一个小小的米仓库员，也要有公平之心才好。只要公平，事情总是好办。朱子说：“不管大官小官，凡事要求一个公。如果有公心又能公平，就能做个精彩的好官。就算是小官，也能让人望风畏服。如果不公平，就算是宰相，做来做去，也没个好收场。”
  掌管一个县的学宫和处理一个县的政事对于朱子来说不难，朱子还想通过撼动大宋王朝的版籍和赋税使同安实现“社会公平”。毕竟民事大如天，就算不可为也要为之。
  版籍的问题就是经界的问题。经界就是重新丈量土地，划定田地的
  分界。由于没有实行经界，整个同安的田亩租税非常紊乱。贫民没有田产却要缴纳租税，富户拥有大量田产却不要缴纳或只需少量缴纳租税。催理租税时，乡司说有些百姓已经逃出本境或者已经死绝，不能再推究，而实际上，就算人户逃亡，他的田土依然在本地，只是被富家巨室吞并，或者被邻里宗亲占据，他们暗中勾结乡吏，有意隐瞒不报。经界的问题关涉民生，关涉社会公平，出了问题就要解决。
  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就上奏谈到经界不正的十大危害。朝廷下诏专门委任李椿年措置施行经界法。李椿年设立经界所，逐步推行经界法。但经界法推行到汀、漳、泉三州时。泉州的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何白旗等人率数十百部的人马正在起事。左朝散郎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孙汝翼上奏请求泉、漳、汀三州各县罢行经界，一切均税，等动乱宁息后再申取朝廷旨意施行。那是绍兴十九年的事，是朱子任同安主簿五年前的事，可一停就停到现在，依然未行经界。
  何白旗等人起事时，兴化军仙游知县的郑昭叔却正在全面领会经界的公文精神。户部文书下达到仙游，郑昭叔和群僚取来翻阅，茫然一片，根本不了解上级的意思。既然文书已下达，僚佐就请郑昭叔迅速施行。郑昭叔想，堂堂知县都不理解文件意图就决意去施行岂不乱套？郑昭叔抛开其他公务，谢绝宾客往来，用十天时间认真琢磨经界法的内容，然后自己在心中反复提问回答，一一无疑、内心洞然后，他便召集属僚并向他们一一解释清楚。他还要求属僚一旦有疑问就互相问询解答，如此反复几天，属僚也都明白经界法的要领了……
  郑昭叔如今任惠安县丞。朱子赶到惠安拜访郑昭叔。出同安，要过小盈岭。朱子站在小盈岭上，明显感到了劲烈的风裹挟着沙粒击打在脸上，随侍者说：“此地是同安风口，民谚说这里‘沙溪七里口，无风沙自走’。”朱子抹了一把脸，手上粘了一层的沙粒，他转过头，大声说：“此处当建一石坊，用来填补此关隘的缺口。”风沙把朱子的话吹走，朱子又大声说：“赋税繁重，贫弱之民不堪忍受啊，同安同安，同民之安，
  此处的石坊就叫‘同民安’。”
  惠安的郑昭叔很赞同朱子说的“赋税繁重”，说行经界可以减轻贫弱之民的负担，将经界法详细地告知朱子。但朱子临走的时候，郑昭叔又不无忧伤地对朱子说：“只是区区主簿，人微言轻啊！”朱子说：“先生，我尽人力，听天命。”郑昭叔没说错，朱子上书朝廷请求在同安施行经界法的书札没有激起一丝涟漪。朱子只好与县令陈元滂定夺，减少同安经总制钱的征收。根本的经界问题无法解决，就尝试解决赋税吧。
  百姓的赋税太重了，特别是经总钱。
  宣和年间的方腊起事，朝廷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才镇压下来，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危机，而当时江浙一带并没有固定的赋税，于是，宣和三年（1121年）创置经制使司，以发运使陈遘兼充经制使，经理节制东南七路的财赋，征收民间印契及出卖糟醋等杂税七种，这些杂税称经制钱。
  南渡之后，宋王朝的财政更加困难，绍兴五年（1135年）闰二月，以参知政事孟庾领措置财用，孟庾请设立总制司。于是，税收更加繁多，有转运司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进献贴纳钱、人户典卖田业收纳得产人勘合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钱、收纳系省钱物头子钱、官户不减半民户增三分役钱、二税畸零剩数折纳价钱、免役一分宽剩钱等。这些杂税称总制钱。
  经制司征收的经制钱和总制司征收的总制钱统称经总钱。
  朱子不时接到督办赋税的文书。户部文书邮传到提刑司，提刑司文书下达到州府，州府下文到县，层层催缴这些杂税。身为主簿，督办赋税是职责所在，但面对生活难以为继却要交纳重税的百姓，朱子心里异常苦痛。朱子想到了父亲的一位朋友，尚书右司郎中兼权户部侍郎钟世明。经总钱恰恰就是户部督办的。朱子写信给钟世明希望他进言减少经总钱的征收。朱子说：“……如今天下州县拿着督催经总钱的堂皇大旗，不管赋税的繁重，一概取之于民。州里的长官天天派官员手持符节来催，囚系当事人，县吏不胜其苦，百姓更不胜其苦。征收的赋税，官得
  其一，吏得其二三，官吏狼狈为奸，乱象丛生！”
  朱子继续对钟世明说：“只要您开口对圣上奏请，减少经总钱的税收，圣上如此地爱护百姓，必然很快就可施行的……”
  钟世明是福建将乐人，也是朱松的朋友。但钟世明没能帮到朱子。
  达则兼济天下，真正能够兼济天下、同民安乐，也须是达官高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