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5年10月17～18日，由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福建省闽学研究会和福建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朱子文化和宋明理学”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召开。来自中国17个省市的60多位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本次会议时间虽短，但由于学者们的全心投入，各抒己见，对朱子文化与宋明理学做出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一、宋明理学核心范畴新解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历史新阶段，它的发展吸纳、融汇了道家哲学和佛家哲学，在哲学的形上学方面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与会学者就宋明理学、朱子学的一些核心范畴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认为，作为宋代新儒学最高范畴的“理”，受到了20世纪哲学家的特别关照。“理”在他们的那里被赋予新意，如王国维的“理性之理”、熊十力的“通心物之理”、胡适的“平等之理”、冯兰的“共相之理”、唐君毅的“生生之理”、张岱年的“事物之理”等。他们希望通过对“理”的诠释而既传承其蕴含的精义，又赋予其新的观念与价值。由于哲学家们的多元诉求，使处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理”，在内容上担负着宽广的道义与深沉的情感，在形式上则追求透明的理性与缜密的逻辑。基于这些诠释的实践，我们获得的不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情形，而且是中国传统哲学改造、更新的参照。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路平研究员认为，朱子理学应属于逻辑思辨之形上学，其“理”在现实中不能凭空存在，必依“气”而存在，理只是逻辑在先而已。但朱熹理学的重点又在于建立一个道德形上学，从而将天地万物之理与伦理道德之理混为一谈，结果导致社会的伦理道德被提高到自然法则的地位，被赋予了与自然法则同等的永恒性、必然性和普遍性。这就被陆王一派认为其有支离之病。山东大学沈顺福教授从“形而上”“形而下”视角来分析朱熹“气”论，认为阴阳之气，是生命之元，是生物之本。五行之质，虽为材料，却也是实在，无形而不可知晓，先于物体存在。所以“气”与“质”，相应与形而下之器物，都是形而上者，而非形而下者。这是对朱熹认气（阴阳之气）和质（五行之质）为形而下者的修正。
  南开大学吴亚楠副教授从朱熹与张栻关于“太极”与“性”关系的不同解读进行了分析，认为朱熹立足于《易传》“继善成性”说所提供的逻辑层次，并对《中庸》“天命之谓性”进行解读，突出“性”与“理”的差别，做出了以“太极”为“理”，反对“太极”为“性”的结论。河南师范大学冷天吉教授认为，朱熹在对《大学》的阐述中，从天理论的角度对《大学》的“格物致知”作了“补传”，不仅个人的道德修养（内圣），而且社会政治的治理（外圣）都要建立在对“理”的认知上，一个应然的社会政治不仅要合乎外在的天理，更要合乎人的理智。广东佛山大学宁新昌教授从境界形而上学的视角，探讨朱熹的“天即人，人即天”命题，认为，朱熹哲学的本体和境界是统一的。其哲学中的本体“理”既是实在的，亦是境界的；“心”具有形上和形下、先验和经验的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周织成教授认为，朱熹的两轮哲学体现在尊德性与道问学、涵养和进学等方面。它把两种东西的关系看作兼容、配合的关系，与西方的二元论把两种东西（如共相与殊相、心与物、现象与物自体等）的关系看作不相容、抗衡的关系是不同的。朱熹的两轮哲学是他在中国哲学上的创新。复旦大学林宏星教授以“真知必能行”何以可能？对朱子关于“真知”的相关论述进行了考察，分析了朱子论“真知”的理论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曾勇副教授以亚里士多德的“节制”与“自制”观为背景，考察了朱子“存天理，灭人欲”命题的基本意涵及其普世意义，认为节制、自制与存天理、灭人欲所要求的约束欲望、适当享受，不仅仅是个人应当具有的德性与品质，还是这个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之所在。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外文化之共性，也是人类文明价值之共相。武夷学院朱平安教授认为，朱子《仁说》是先秦以来儒家仁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的命题，极大地拓展了仁学的内涵和境界，具有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宋明理学、朱子学的其他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存山研究员认为，朱熹确立周惇颐的《太极图说》在宋明理学中的开山地位，又作《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编成《近思录》，由此将周惇颐、张载和二程的思想综合在一起，从而完成他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余秉颐研究员认为，方东美将宋明理学的理论归趣为两方面，即“归趣孔、孟、荀之古典传承”和“染上了一层道家及佛学色彩”。这是东方美高度肯定宋明理学，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考察了朱熹理欲观流变与影响，认为过去的学术界对朱熹的“理欲观”的批判有一定片面性，对其合理因素持肯定的成分过少，有失公允，应本着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去重新审视这一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并发扬光大。上饶师范学院徐公喜教授认为，宋明理学则从追求“中”之法律价值出发，提倡“以严为本以宽济之”的司法主张，是与宋明时期社会状况相适应的。道德与法律各有其功用，结合起来才会运用恰当。台湾大学宋家复助理教授以朱熹《跋黄仲本朋友说》为例，分析朱熹的“朋友之道”，认为五伦关系都属于天理自然的秩序，而“朋友之道”具有相对独立性。“责善辅仁”即朋友之道的实践，为五伦天理系统中一个必要组成分子的系统性职责。武夷学院教授兰宗荣从旅游文化的视角考察了朱熹旅游哲学思想，认为朱熹旅游哲学有四要义，即“玩物适情”是旅游者生命自觉的本质要求；“从容潜玩”是旅游者深层体验的审美方法；“俯仰自得”是旅游者身心修养的主要目的；“以游以居”是旅游者诗意栖居的理想范式。这四要义分别回答了旅游的本质、方法、目的与人生的关系问题。
  二、宋明理学与佛学
  宋明理学家大多出入佛老，其哲学思想无论是本体论、心性论，还是认识论，都与佛学有密切联系。开展宋明理学与佛学的讨论，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河南商丘师范学院高建立教授认为，朱熹在排佛的同时，又对佛学思想进行了吸收和融会。在本体论上，他把佛教“佛性”“真如”转换成一种抽象寂然的“理”，使之思辨性特征和本体论特征得到了提升，从而丰富发展了传统儒学。南京大学代玉民博士认为，宋代寂音惠洪禅师成功地将其文字禅思想融摄于对儒家伦理的理解，从内容上看，拓展了儒佛融合的新领域，是对儒佛融合的深度推进；从方法上看，注重内在体验的文字禅方法纳入对儒家伦理的理解，凸显了儒家伦理当下即是、无限缘发的特点；从对儒佛的影响来看，惠洪禅师的儒家伦理观既是对佛教生活化、世间化、伦理化的发展，又是对儒家伦理的心性建构的启示，从而开创了佛教视域下的儒学伦理的新面向。四川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罗明研究员认为，弘一法师入释后的文化行持，融朱子理学于佛教文化行持中。弘法实践，“知”“行”结合，倡导佛教文化精神与时代、现实社会相宜；“居敬”“持敬”修为，彰显传统文化人格自为意志；“涵养省察”，倡导法门与根器契合相适的修为。其朱子理学涵养，凸显出“知廉耻”“存敬畏”的“本心”养成，具有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精神典范意义。泉州师范大学林振礼教授通过对朱子与大慧宗杲的儒佛思想对话互动的分析，认为朱熹为《大学》作“格物补传”，是对以大慧为代表的禅师以佛释儒的回应。朱熹对“理一分殊”的阐发，是从“格物致知”作为出发点的。朱熹“格物”“分殊”之滥觞，发生于初仕泉州后期，亦即潮州告别大慧之初。李侗的启发，泉州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对朱熹的刺激，使他由泉州一郡窥视整个南宋社会，从而产生从主“悟”到主“静”而后主“敬”的“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
  三、元明学者对朱子学说的阐发
  与会学者针对元明后学从不同的视域对朱子学说进行的修正和发展展开了讨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黄明同研究员认为，陈献章及弟子湛若水开启了明代中叶的心学，对朱子学既有传承，也有检讨与变革。在本体论上，构建“道气同为体”论，既不同于陆九渊，也不同于后来的王阳明，而是继承了朱熹的思想。在涵养方法上，以“静养端倪”替代“格物致知”，由“向外”而变为“向内”，由“格尽”到“感悟”，这是从朱子学到陈湛心学的重要变革。
  黑龙江大学魏义霞教授认为，朱熹建构了知行观的道德形态；王夫之建构了知行观的认识形态。他们都强调知行相依，并且都重行。但其观点是基于不同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比较朱熹、王夫之的知行观，不仅有助于深刻把握两人的哲学思想，而且有助于理解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异同。福州理工学院方彦寿研究员认为，元代陈普将“事事穷其节文”的礼学实践视为“万理之节文”，与“万殊之总会”的仁，构成了理一分殊的关系。即以仁为本的众礼与仁所构成的“一本”与“万殊”的关系。这是对朱子“识礼求仁”思想的发展。内蒙古大学杨泽讲师认为，元代胡炳文在解读朱子“性即理”和“心具众理”的基础上，又借鉴陆九渊心学思想，突出心的地位，用心取代性，提出心与理“浑乎为一”“心外无理，理外无事”，使心、理、事合一，目的在于强调心与理的实在性，避免理事分离而造成的支离与空虚。山东大学王蕾博士后认为，明初曹端对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从本体和人生领域进行了义理诠释和分疏，在深化“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彰显了它的形而上之意蕴，从即超越即内在的角度，打通形上与形下，建构了一个和谐、有序而通泰的人类社会之图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胡发贵研究员从罗钦顺和王阳明关于《朱子晚年定论》学术之争进行分析，认为罗钦顺较之王阳明的以心为本，不迷信程朱甚至孔孟，显然更为保守，但也正是这一保守，显示出程朱理学在明儒中的影响，特别是朱熹在道统上的重要地位。江西师范大学邓庆平副教授认为，黄榦的《朱子行状》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为东亚朱子学研究的重要文本，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认为，徽州新安理学是朱子学地域化的典范。它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学中的求真务实精神，特别是对“理”的诠释，体现了对朱子学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坚持和创新的统一。上饶师范学院冯会明副教授认为，明代江西理学家“和会朱陆”之学，在继承、恪守朱学的同时，也吸收了陆学的心本论，把“心”提升为核心概念；在工夫上，以治心养性、主敬存心为本原，高扬主观能动精神；在为学上，倡导学贵践履，实学经世的学风。
  此外，与会学者还讨论了日韩朱子学。武夷学院张品端研究员认为，日本藤原惺窝从排佛论、理气论、格致论、工夫论等方面对朱子学进行深入的阐发，为朱子学在日本本土化的发展做出了努力。福建社会科学院周元侠副研究员认为，韩国李退溪以朱子的“理有体用”为根据，提出“物格理到”说。该说是“物格”注释翻译史上的重大突破，体现了韩国儒者诠释朱子学的创新之处，同时也展示了儒家经典在反复诠释中仍具有建构新体系的无限可能性。
  四、朱子教育思想新论
  宋代以来，理学的传播与书院的发展息息相关。
  安徽大学史向前教授以朱子学行为中心考察理学道统与书院祭祀，认为书院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传道，即传承光大道统，而书院祭祀是古代尊崇孔子及其孔子之道的最为物化和最为直接的方式。朱熹一生建书院设祭，开启了书院祭祀先贤的传统，进一步彰显了尊道意识。书院祭祀成为书院教育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
  武夷学院姚进生教授认为，朱熹把儒家伦理道德上升为天理，以心性论为基础，构建了道德教育的形上学。培养理想的人格是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变化气质”是道德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修养论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和功夫。我们对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继承创新，对当代道德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郑淑娟助理教授以《白鹿洞书院学规》《玉山讲义》为考察对象，探讨朱子生命教育观，认为自我内在、人我、人与大自然之和谐乃一以贯之，是仁学的最高境界，也是朱子生命教育观的核心价值，在21世纪的今日，仍具有普遍性意义。
  武夷学院陈利华教授从李侗授学朱熹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李侗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力行开启蒙智的早教意识和言传身教的人格影响；注重“深潜缜密”的读书方法和师生相友的为学理念；倡导“主静存养”的修为习惯和“默坐澄心”的治学境界。这些彰显个性的教育方法，不仅具有独立鲜明的思想特征，而且对朱子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可以展望，通过本次会议，对朱子文化与宋明理学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将大大拓展而进一步深化。这也正是当代中国学术史的期待。
  （作者单位：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