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门人后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许家星
  由中华朱子学会、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上饶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朱子门人后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4月10～12日在南昌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法国西巴黎大学、台湾东海大学、韩国高丽大学等高校的40位专家学者，以朱子门人后学研究为中心，在朱子研究、朱子学研究、朱子门人后学研究三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学术讨论。
  一、朱子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朱子思想研究的深入对推进朱子门人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会议讨论了朱子的工夫论，学者提出朱子的《大学》工夫是一整套系统，格物诚意“不是两事”才是朱熹工夫论思想中的终极之论、出彩之处。以往研究过于强调朱子工夫论的格致说，而相对忽视了他的涵养说，其涵养论具体包括集义养气、由静而敬。学者还讨论了朱子的四书学，指出朱子以章句集注体式组织的四部经典文本，在集注者的价值理念和通注方法的构造下，实现了逻辑的契接和新整合，组成了儒家经典又一个新的群体系统。指出朱子《大学或问》中的“格物致知”补传是在程颐思想基础上长期思考并提炼升华的结果，对朱子门人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者还就朱子思想的其他命题做了阐发，提出“全体大用”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其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仓建设、书院教化、家礼普及都是“全体大用”思想的落实，后世全体大用思想亦是在朱子思想的影响下展开。学者还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教育教化三方面分析了朱子思想研究相对薄弱的“治世”思想；从生命格调、褒贬庄周、引庄入理等方面探讨了朱子身上的庄学镜像。学者对朱子思想的批判性诠释亦有精彩论述，指出朱子对张载“清虚一大”命题的批评性诠释做出了符合自身理气观建构所需要的取舍，舍弃了张载的太虚之天，而又取其气论；朱子从气质之性、工夫论、仁学三方面对程门后学的心性论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最终建构了集大成的闽学体系。
  二、朱子学研究的拓宽。广义朱子学包括对朱子学形成产生影响的两宋思想。会议指出，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南宋理学家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祭祀来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提出宋明理学的“中”，既是宋明理学道统主旨大本，也和社会法治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社会现实意义；探究了冯友兰、唐君毅、钱穆等对朱子“理生气”说的不同诠释，认为形成了逐层深入的学术史发展态势；讨论了作为朱子学前期创始人之一的张南轩的“心”论，分析了心为主宰、本心、心之思维、操存、心主性情等问题。叙述了朱熹和好友汪应辰在隆兴北伐与和议中的政治交游情况。
  会议对朱子学的研究还将视野拓展至朝鲜朝的朱子学。指出李退溪总结和发展了朱熹的性情学说，从“心与理”“心与性情”“道心与人心”三个方面对朱子的性情学说进行了阐发，使朱子性情学说更加完备。认为李栗谷的道心人心说，从对立论发展到统一论，两种善问题是其人心道心说遇到的最大问题，需要回归朱熹的人心通孔说来解决。学者还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了栗谷的时务三论与更张之说，其时务有创业、守成、更张三阶段，其中，更张最难。
  三、朱子门人后学研究的明显进步，取得了超过以往的学术成果。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朱子门人后学研究”首席专家就朱子门人后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及研究计划做了细致论述，指出相对于阳明后学研究的兴盛，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总体上显得过于沉寂，亟待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拟从朱子门人后学总体研究，朱子门人、再传、三传，门人后学经学思想研究五个方面开展全面系统研究，以较全面具体地观察朱子理学思想的内在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揭示宋元时期理学思想运动的全貌。会议对朱子首席弟子黄榦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专题。有学者对黄榦所有门人做一次全面考证和全新审视，索得黄榦63位门人的事迹，以及大致从学时间与地点；讨论了黄榦对朱子五行次序说的质疑，认为黄榦对五行次序的新解，对于理解造化本然之体具有积极意义，是朱子学发展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分析了黄榦中庸体用论，认为其思想继承和展现了朱子学体用论，在更深微的理论层次上推进了儒学发展；探究了勉斋的论语学，指出他对朱子四书学的阐发，形成了羽翼、辨正、转向兼具的多元诠释路向，奠定了诠释朱子四书的基本样式，构成了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勉斋学派，为朱子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者还讨论了蔡元定、蔡模、张洽、陈淳、程端蒙等朱子弟子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各有特色。论述了蔡氏诸儒的易学著述、研究现状与研究计划，指出蔡氏诸儒是朱子象数思想的重要参与者、建构者和发展者，研究蔡氏诸儒易学思想，是深入认识朱子学术的一个重要课题。分析了朱子《孟子集注》的第一部注疏——蔡模的《孟子集疏》诠释方式及其思想；探讨了陈淳的心论，并比照朱子对心的见解，认为陈淳仅论及心性不离，而没有论及心性不杂，与朱子思想有所异同。分析了程端蒙的思想，以见出朱子门人对朱子学的接受与阐扬；论述了张洽《春秋集注》中父仇不报非子的复仇观。
  也有些学者进一步延伸研究视角，分析了朱子再传及元代朱子学者。探讨了真德秀的君主论，为朱子学之君主论以及其与王权之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与参考。还从义理功利之学、理心关系、因循程朱与开拓创新三方面，指出魏了翁与胡居仁各自在理学传承背景的学术特色及角色担当。分析了元代朱子学者胡炳文“圣圣相传，只传此心”的道统观，认为其既批判地继承朱子之学，同时对陆学有很大程度的吸收和发展。探究了陈澔的《礼记集说》所反映的礼学思想及与朱子的异同。还讨论了朱子学者关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怀疑思想。
  “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是国内首次召开的专门以朱子门人后学为研讨主题的会议，会议安排在南昌大学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朱子门人后学研究”开题报告会的次日进行，学校党委书记和分管校长出席了两次会议，显示出南昌大学对该课题研究的重视；来自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朱子学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书院研究会等学会领导及海内外同道的襄助，反映了学界对南昌大学朱子学研究的关注与认可，亦昭示了南昌大学朱子学研究未来发展的良好潜力。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东亚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会议综述
  刘昊
  2015年12月26～27日，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学报》主办的“东亚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成功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24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上宣读了论文。会议最后另辟“圆桌论坛：儒学与东亚”专场座谈会，就东亚儒学、朱子学以及儒学在东亚的历史传承及未来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引发了学者的积极响应。
  “朱子学”历来有广狭两义，专指朱子本人的思想乃是其狭义，而由朱子门人及后世朱子学者对朱子思想的继承和拓展而形成的朱子学则是其广义。本次会议的主题乃是围绕广义朱子学而展开，包含13世纪传入日本和韩国（朝鲜）之后，经由日韩儒者的再诠释而形成的日本朱子学或韩国朱子学，当然，中国本土的朱子学也是主题之一。
  本次会议的论文发表可谓异彩纷呈，或由日本学者讨论韩国朱子学，或由韩国学者讨论日本朱子学，或由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讨论韩国朱子学，在发表场次的组合上，也特意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进行交错重叠，因而在讨论环节往往出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由此发生观念上的碰撞、引起学者的热议。
  一、传统朱子学研究议题的深化与突破
  在中国朱子学方面，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仍然是与会学者聚焦的重点，如气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仁学如何重建的问题以及围绕朱子的真知、独知等问题展开了集中的讨论，表明朱子学研究仍有不少可突破的空间。复旦大学吴震认为朱子的仁学乃是儒家“新仁学”。中山大学陈立胜对朱子与王阳明的“独知”概念做了比较研究。复旦大学林宏星探讨了朱子的“真知”理论的特征及其动机效力。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经过研究发现朱子其实并没有证明论述过“德性之知”，他强调这是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复旦大学郭晓东围绕朱子对孟子“浩然之气”章的诠释，对“气”是否具有道德意义进行了探讨。
  二、韩国朱子学的在地化及其传统论争
  在韩国朱子学方面，朱子思想传入后的影响和发展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朱子思想传入朝鲜，呈现出了与中国朱子学不同的面貌，存在实践伦理和心学的特点。日本东京大学川原秀城认为朝鲜朝后期出现了朱子学相对化的倾向是西学东渐所导致的结果。成均馆大学辛正根指出这一时期普遍存在好奇尚新的风气对朱子学及近代思想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韩国朱子学的传统论争亦是本次会议的焦点。成均馆大学崔英辰从韩国性理学三场重大论争出发探讨了这些论争的关联及其意义。复旦大学邢丽菊揭示了韩国儒学中“理”概念的发展变化及其思想史意义。韩国岭南大学崔在穆利用其新发现的史料，对金范和李滉的《圣学十图》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二者之间存在异同关系。台湾地区东海大学蔡家和通过对宋时烈《朱子言论同异考》论四七之辩的分析，反思朱子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厦门大学谢晓东积极评价韩南塘的人心道心说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台湾地区“中央大学”杨祖汉通过比较田艮斋与牟宗三对朱子思想的诠释，指出两者竟有不少类似之处，但在理论归趣上终究迥然不同。
  三、江户时代朱子学及其拓展
  在日本朱子学方面，江户时代的朱子学无疑是重中之重，尤其是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的思想。早稻田大学土田健次郎探讨了德川儒学中反朱子学与朱子学的复杂关系，指出反朱与拥朱的同时并存恰恰表明日本儒学多样性、多元性的特色。日本庆应大学山本正身对伊藤仁斋的“天人合一”的观点进行再评价，指出“天人合一”唯有在“人伦世界”中才能得以实现。台湾大学蔡振丰指出徂徕学的“鬼神”观的神律伦理的特色反映了其儒学思想鲜明的日本性。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依据藤井懒斋的《二礼童览》，介绍了朱子《家礼》在江户日本的流传衍变的过程及其特色。此外，新材料的发现往往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早稻田大学永富青地根据大量尚未被学界所关注的佐藤一斋所著的《栏外书》系列著述，意外地发现阳明学者佐藤一斋其实对朱子学也有深入的研究。
  四、结语：东亚儒学的未来——普遍性与多元性共存
  大会最后进行的“圆桌座谈”由土田健次郎和杨儒宾分别做主题发言，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等六位学者参与综合讨论。土田指出东亚儒学具有“类型共有”与“内容分歧”的特点，儒家传统的“单一天下观”在东亚儒学内部出现了分化，导致“双重天下观”，最终趋向“分化的世界主义”。杨儒宾强调朱子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密切关系，并指出儒学或朱子学如何能做到在合理地保留文化民族主义的同时，又要坚信儒学的普遍主义立场，这是一个充满紧迫感和现实感的时代课题。在综合讨论中，朱杰人等对儒学在东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看法，对儒学或朱子学在东亚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不过也有学者担忧对于儒家传统的一元中心论的天下观倘若缺乏反省批判意识，或有可能发展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吴震在总结中指出“东亚儒学”或“东亚朱子学”是一个历史文化学的概念，它既是一种历史传统，又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因此进一步推进儒学、朱子学乃至东亚儒学的学术研究、加深东亚地区学者的人文交流与思想对话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未来儒学发展以及建构文化中国等问题的思考。
  （来源：国学网，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宋明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朱子文化与宋明理学”研讨会学术综述
  张品端
  2015年10月17～18日，由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福建省闽学研究会和福建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朱子文化和宋明理学”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召开。来自中国17个省市的60多位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本次会议时间虽短，但由于学者们的全心投入，各抒己见，对朱子文化与宋明理学做出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一、宋明理学核心范畴新解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历史新阶段，它的发展吸纳、融汇了道家哲学和佛家哲学，在哲学的形上学方面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与会学者就宋明理学、朱子学的一些核心范畴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认为，作为宋代新儒学最高范畴的“理”，受到了20世纪哲学家的特别关照。“理”在他们的那里被赋予新意，如王国维的“理性之理”、熊十力的“通心物之理”、胡适的“平等之理”、冯兰的“共相之理”、唐君毅的“生生之理”、张岱年的“事物之理”等。他们希望通过对“理”的诠释而既传承其蕴含的精义，又赋予其新的观念与价值。由于哲学家们的多元诉求，使处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理”，在内容上担负着宽广的道义与深沉的情感，在形式上则追求透明的理性与缜密的逻辑。基于这些诠释的实践，我们获得的不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情形，而且是中国传统哲学改造、更新的参照。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路平研究员认为，朱子理学应属于逻辑思辨之形上学，其“理”在现实中不能凭空存在，必依“气”而存在，理只是逻辑在先而已。但朱熹理学的重点又在于建立一个道德形上学，从而将天地万物之理与伦理道德之理混为一谈，结果导致社会的伦理道德被提高到自然法则的地位，被赋予了与自然法则同等的永恒性、必然性和普遍性。这就被陆王一派认为其有支离之病。山东大学沈顺福教授从“形而上”“形而下”视角来分析朱熹“气”论，认为阴阳之气，是生命之元，是生物之本。五行之质，虽为材料，却也是实在，无形而不可知晓，先于物体存在。所以“气”与“质”，相应与形而下之器物，都是形而上者，而非形而下者。这是对朱熹认气（阴阳之气）和质（五行之质）为形而下者的修正。
  南开大学吴亚楠副教授从朱熹与张栻关于“太极”与“性”关系的不同解读进行了分析，认为朱熹立足于《易传》“继善成性”说所提供的逻辑层次，并对《中庸》“天命之谓性”进行解读，突出“性”与“理”的差别，做出了以“太极”为“理”，反对“太极”为“性”的结论。河南师范大学冷天吉教授认为，朱熹在对《大学》的阐述中，从天理论的角度对《大学》的“格物致知”作了“补传”，不仅个人的道德修养（内圣），而且社会政治的治理（外圣）都要建立在对“理”的认知上，一个应然的社会政治不仅要合乎外在的天理，更要合乎人的理智。广东佛山大学宁新昌教授从境界形而上学的视角，探讨朱熹的“天即人，人即天”命题，认为，朱熹哲学的本体和境界是统一的。其哲学中的本体“理”既是实在的，亦是境界的；“心”具有形上和形下、先验和经验的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周织成教授认为，朱熹的两轮哲学体现在尊德性与道问学、涵养和进学等方面。它把两种东西的关系看作兼容、配合的关系，与西方的二元论把两种东西（如共相与殊相、心与物、现象与物自体等）的关系看作不相容、抗衡的关系是不同的。朱熹的两轮哲学是他在中国哲学上的创新。复旦大学林宏星教授以“真知必能行”何以可能？对朱子关于“真知”的相关论述进行了考察，分析了朱子论“真知”的理论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曾勇副教授以亚里士多德的“节制”与“自制”观为背景，考察了朱子“存天理，灭人欲”命题的基本意涵及其普世意义，认为节制、自制与存天理、灭人欲所要求的约束欲望、适当享受，不仅仅是个人应当具有的德性与品质，还是这个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之所在。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外文化之共性，也是人类文明价值之共相。武夷学院朱平安教授认为，朱子《仁说》是先秦以来儒家仁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的命题，极大地拓展了仁学的内涵和境界，具有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宋明理学、朱子学的其他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存山研究员认为，朱熹确立周惇颐的《太极图说》在宋明理学中的开山地位，又作《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编成《近思录》，由此将周惇颐、张载和二程的思想综合在一起，从而完成他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余秉颐研究员认为，方东美将宋明理学的理论归趣为两方面，即“归趣孔、孟、荀之古典传承”和“染上了一层道家及佛学色彩”。这是东方美高度肯定宋明理学，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考察了朱熹理欲观流变与影响，认为过去的学术界对朱熹的“理欲观”的批判有一定片面性，对其合理因素持肯定的成分过少，有失公允，应本着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去重新审视这一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并发扬光大。上饶师范学院徐公喜教授认为，宋明理学则从追求“中”之法律价值出发，提倡“以严为本以宽济之”的司法主张，是与宋明时期社会状况相适应的。道德与法律各有其功用，结合起来才会运用恰当。台湾大学宋家复助理教授以朱熹《跋黄仲本朋友说》为例，分析朱熹的“朋友之道”，认为五伦关系都属于天理自然的秩序，而“朋友之道”具有相对独立性。“责善辅仁”即朋友之道的实践，为五伦天理系统中一个必要组成分子的系统性职责。武夷学院教授兰宗荣从旅游文化的视角考察了朱熹旅游哲学思想，认为朱熹旅游哲学有四要义，即“玩物适情”是旅游者生命自觉的本质要求；“从容潜玩”是旅游者深层体验的审美方法；“俯仰自得”是旅游者身心修养的主要目的；“以游以居”是旅游者诗意栖居的理想范式。这四要义分别回答了旅游的本质、方法、目的与人生的关系问题。
  二、宋明理学与佛学
  宋明理学家大多出入佛老，其哲学思想无论是本体论、心性论，还是认识论，都与佛学有密切联系。开展宋明理学与佛学的讨论，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河南商丘师范学院高建立教授认为，朱熹在排佛的同时，又对佛学思想进行了吸收和融会。在本体论上，他把佛教“佛性”“真如”转换成一种抽象寂然的“理”，使之思辨性特征和本体论特征得到了提升，从而丰富发展了传统儒学。南京大学代玉民博士认为，宋代寂音惠洪禅师成功地将其文字禅思想融摄于对儒家伦理的理解，从内容上看，拓展了儒佛融合的新领域，是对儒佛融合的深度推进；从方法上看，注重内在体验的文字禅方法纳入对儒家伦理的理解，凸显了儒家伦理当下即是、无限缘发的特点；从对儒佛的影响来看，惠洪禅师的儒家伦理观既是对佛教生活化、世间化、伦理化的发展，又是对儒家伦理的心性建构的启示，从而开创了佛教视域下的儒学伦理的新面向。四川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罗明研究员认为，弘一法师入释后的文化行持，融朱子理学于佛教文化行持中。弘法实践，“知”“行”结合，倡导佛教文化精神与时代、现实社会相宜；“居敬”“持敬”修为，彰显传统文化人格自为意志；“涵养省察”，倡导法门与根器契合相适的修为。其朱子理学涵养，凸显出“知廉耻”“存敬畏”的“本心”养成，具有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精神典范意义。泉州师范大学林振礼教授通过对朱子与大慧宗杲的儒佛思想对话互动的分析，认为朱熹为《大学》作“格物补传”，是对以大慧为代表的禅师以佛释儒的回应。朱熹对“理一分殊”的阐发，是从“格物致知”作为出发点的。朱熹“格物”“分殊”之滥觞，发生于初仕泉州后期，亦即潮州告别大慧之初。李侗的启发，泉州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对朱熹的刺激，使他由泉州一郡窥视整个南宋社会，从而产生从主“悟”到主“静”而后主“敬”的“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
  三、元明学者对朱子学说的阐发
  与会学者针对元明后学从不同的视域对朱子学说进行的修正和发展展开了讨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黄明同研究员认为，陈献章及弟子湛若水开启了明代中叶的心学，对朱子学既有传承，也有检讨与变革。在本体论上，构建“道气同为体”论，既不同于陆九渊，也不同于后来的王阳明，而是继承了朱熹的思想。在涵养方法上，以“静养端倪”替代“格物致知”，由“向外”而变为“向内”，由“格尽”到“感悟”，这是从朱子学到陈湛心学的重要变革。
  黑龙江大学魏义霞教授认为，朱熹建构了知行观的道德形态；王夫之建构了知行观的认识形态。他们都强调知行相依，并且都重行。但其观点是基于不同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比较朱熹、王夫之的知行观，不仅有助于深刻把握两人的哲学思想，而且有助于理解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异同。福州理工学院方彦寿研究员认为，元代陈普将“事事穷其节文”的礼学实践视为“万理之节文”，与“万殊之总会”的仁，构成了理一分殊的关系。即以仁为本的众礼与仁所构成的“一本”与“万殊”的关系。这是对朱子“识礼求仁”思想的发展。内蒙古大学杨泽讲师认为，元代胡炳文在解读朱子“性即理”和“心具众理”的基础上，又借鉴陆九渊心学思想，突出心的地位，用心取代性，提出心与理“浑乎为一”“心外无理，理外无事”，使心、理、事合一，目的在于强调心与理的实在性，避免理事分离而造成的支离与空虚。山东大学王蕾博士后认为，明初曹端对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从本体和人生领域进行了义理诠释和分疏，在深化“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彰显了它的形而上之意蕴，从即超越即内在的角度，打通形上与形下，建构了一个和谐、有序而通泰的人类社会之图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胡发贵研究员从罗钦顺和王阳明关于《朱子晚年定论》学术之争进行分析，认为罗钦顺较之王阳明的以心为本，不迷信程朱甚至孔孟，显然更为保守，但也正是这一保守，显示出程朱理学在明儒中的影响，特别是朱熹在道统上的重要地位。江西师范大学邓庆平副教授认为，黄榦的《朱子行状》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为东亚朱子学研究的重要文本，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认为，徽州新安理学是朱子学地域化的典范。它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学中的求真务实精神，特别是对“理”的诠释，体现了对朱子学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坚持和创新的统一。上饶师范学院冯会明副教授认为，明代江西理学家“和会朱陆”之学，在继承、恪守朱学的同时，也吸收了陆学的心本论，把“心”提升为核心概念；在工夫上，以治心养性、主敬存心为本原，高扬主观能动精神；在为学上，倡导学贵践履，实学经世的学风。
  此外，与会学者还讨论了日韩朱子学。武夷学院张品端研究员认为，日本藤原惺窝从排佛论、理气论、格致论、工夫论等方面对朱子学进行深入的阐发，为朱子学在日本本土化的发展做出了努力。福建社会科学院周元侠副研究员认为，韩国李退溪以朱子的“理有体用”为根据，提出“物格理到”说。该说是“物格”注释翻译史上的重大突破，体现了韩国儒者诠释朱子学的创新之处，同时也展示了儒家经典在反复诠释中仍具有建构新体系的无限可能性。
  四、朱子教育思想新论
  宋代以来，理学的传播与书院的发展息息相关。
  安徽大学史向前教授以朱子学行为中心考察理学道统与书院祭祀，认为书院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传道，即传承光大道统，而书院祭祀是古代尊崇孔子及其孔子之道的最为物化和最为直接的方式。朱熹一生建书院设祭，开启了书院祭祀先贤的传统，进一步彰显了尊道意识。书院祭祀成为书院教育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
  武夷学院姚进生教授认为，朱熹把儒家伦理道德上升为天理，以心性论为基础，构建了道德教育的形上学。培养理想的人格是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变化气质”是道德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修养论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和功夫。我们对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继承创新，对当代道德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郑淑娟助理教授以《白鹿洞书院学规》《玉山讲义》为考察对象，探讨朱子生命教育观，认为自我内在、人我、人与大自然之和谐乃一以贯之，是仁学的最高境界，也是朱子生命教育观的核心价值，在21世纪的今日，仍具有普遍性意义。
  武夷学院陈利华教授从李侗授学朱熹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李侗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力行开启蒙智的早教意识和言传身教的人格影响；注重“深潜缜密”的读书方法和师生相友的为学理念；倡导“主静存养”的修为习惯和“默坐澄心”的治学境界。这些彰显个性的教育方法，不仅具有独立鲜明的思想特征，而且对朱子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可以展望，通过本次会议，对朱子文化与宋明理学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将大大拓展而进一步深化。这也正是当代中国学术史的期待。
  （作者单位：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
  “朱熹及其复兴努力:创 新、社会改革、知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介绍
  〔德〕苏费翔
  ー、背景与学术出发点
  在11、12世纪的中国出现道学家（以朱熹为最著名的代表）,为中国思想史一个核心的转折期,常被视为ー个新时代的开始。西方学者的用词“Neo-confucianism”（即“新儒家”）虽为有争议的概念,却含有这样的意思。然则,朱熹思想虽然蕴含许多崭新的看法，但是朱熹本人一般避免直接说出他会创造或提倡ー些“新”的思维。刚好相反,他经常说 他只是在阐述古代儒家真正的思想。
  2015年7月11〜12日在德国特里尔大学召开了“朱熹及其复兴努力:创新、社会改革、认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Zhu Xi and his Efforts for Renewa: Innovation, Social Reform and Epistemology）,这ー研讨会的目的就是从社会背景的角度来分析朱熹有关“创新”与“改革”的哲学思想。
  另外,中国大陆最近有很多人谈论儒家思想的复兴,许多社会人士也积极参与这种公共论坛。朱熹的思想在此做出很大的贡献。同时,中国的学者开始改新朱熹的思想（如《朱子家礼》）,使它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
  在20世纪的下半期,朱子学研究大多专注于朱熹的论理学、修身学与形上学。近二十年以来,愈来愈多的学者研究朱熹的历史观与道学家的社会活动。在这个背景之下,探讨朱熹改新社会之思想的热情也变得愈来愈明显。
  •本次研讨会探讨如下学术问题:
  •道学家与儒家传统的来源。
  •从朱熹的哲学来谈其知识论。
  •从朱熹的文学来谈其知识论。
  •朱熹论“新民”。
  •朱熹论王安石新学。
  •朱熹的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
  •朱熹的家礼在当代中国。
  •此次会议使用跨时代的角度,融合有关宋代的研究成果与当代的中国思想,用跨领域的方式来分析朱熹哲学、政治学与文化学的主题,兼顾中国学的许多科目。其中,比较新的方式是用知识论（epistemology）来探讨这些问题。会议亦涉及对中国文化传播到其他地区的研究。
  鉴于现代中国热烈讨论复兴传统中国文化,本次会议的主题亦与当代中国社会论坛密切相关。因为朱子学的特别使用与开放,有关国际文化交流的热烈讨论得以展开。
  二十多年以来,在中国已形成ー些较为系统的朱子学的研究架构,甚至把“朱子学”看作是ー门学科。这些机构包括世界朱氏联合会与厦门大学的朱子学会。但是在德国(即使是整个欧洲)朱子学仍然很分散;研究朱熹的学者虽然不算少,其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但是分布在不同地方,合作较少。因此,本次研讨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请中国朱子学专家来到德国,让他们与欧洲的朱子学研究者交流,扩大朱子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此为欧洲首次举办以“朱子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的语言为英文、中文。
  为鼓励尚未与朱子学机构合作的学者前来参与本会，会议组委会曾于2014年11月公开发布《征稿启事》,学者响应很多,包括不少本人与中国专家目前都不认识的欧洲朱子学研究者。另外,成功地申请到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的经费补助。
  二、与会学者报告
  分为三个重点:
  其ー、政治与社会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教授 (Hoyt Tillman )很热情地发表专题报告，说明朱熹的学说对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作用,尤是在目前的状态下,不少国家吸取西方文化不好一面的,而忽略其好一面的。朱熹的思想可以提供ー个空间,让东方与西方的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田教授尤其提出朱熹的《朱子家训》可以带给全世界普世价值。(在此可以参考曾亦、郭晓东编著:《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史克礼教授(Christian Schwerm-ann)的报告,虽然专论荀子的学说, 但是也可以用来解说朱熹的思想。他探讨荀子的“经济思想”(economic thought)之与伦理学的关系。目前学者极少顾及朱熹与早期儒学的效益主义(utilitarism)间的关系,因为一般人皆以为朱熹接续孟子的传统。实际上,荀子有很多在当代世界很实用的思想,这与朱熹的一些思想吻合。
  衷鑫恣教授分析道学群体在明清时代的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道学家把原先儒家较注重个人教育的思想扩大为整个社会的理论。同时,世儒嫉妒道学家的成就,在当时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其二、知识论
  杜杰庸教授(Guillaume Dutour-nier)应用历史哲学的方法与欧洲思想家-如休谟(David Hume )与哈托格(Francois Hartog）——的论点来分析朱熹如何看待“古”与“今”之关系。杜教授指出,宋代儒家实际上有釆用新的方法创造新的思想,只是 不太敢直接说出来。
  朱人求教授研究朱熹知识论的著名原则“致知格物”。他强调其与“工夫论”的关系,而提出目前罕所谈论的“全体大用”思想。在此可以看出朱熹整全观(holistic )的立场,亦可充实其社会或政治的活动。戴鹤白教授(Roger Darrobers )详细地诠释了《大学章句》“格物致知”的矢口识论概念,并加以分析朱熹《四书或 问》《朱子语类》《经筵讲义》中世所罕论的ー些数据。
  杜仑教授批判朱熹“理”观的ー 些概念，认为伦理主要归为上天之事,恐怕会约束人类寻求道德规范的空间。另外,他提出朱熹用“理”字的另外一个解释的可能性,就是将“理”解为“理解”。
  刘思羽教授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朱熹的知识论。目前研究朱熹文学的人较少。读朱熹的诗可以发现,朱熹经常想办法让“道”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出来。在中国传统中,诗常常代表感情,而且因其模糊性较适用于阐述佛家与道家的静坐状态。在朱熹的文集当中,诗占有很特殊的地位。
  于宏教授找出目前没有人发现过的朱熹与钱钟书之间的关系,证明这两位学者虽然学派与时代相异,在知识论方面却有很多共同处。
  其三、编辑学
  朱杰人教授涉及与上述论文不同的领域。他研究《朱子语类》各种版本,发现一般编者是将一个版本作为基础而增补其余版本相异的字句。朱教授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太理想的,因为早已流行的成化刻本与最近オ发现的《朝鲜古写徽
  州本朱子语类》并不是互为依据的两种版本，其各有不同的哲学含意与结构。朱教授很认真地将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列举出来,并加以详细注释,从中显示朱熹极为深奥的思维。朱杰人教授准备出版一个新的《朱子语类》标准版本,兼收以上两种版本,为此,他在会议上收集各位学者专家的意见,以期将来的出版品更为完善。
  除上述几篇论文之外,尚有许多佳作,在此无法逐一介绍。
  (作者单位: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
  “朱熹及其复兴努力:创 新、社会改革、认识论”会议综述
  王凯立
  2015年7月11〜12日,由德国儒学会和德国特利尔大学主办的“朱熹及其复兴努力:创新、社会改革、认识 论”(Zhu Xi and His Efforts for Renewal: Innovation, Social Reform, Epistemology)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特里尔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朱子学研究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围绕“朱子学传承与创新”“朱子学与社会改革”“朱子学的认识论研究”三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次会议是一次朱子学的国际性会议,其会议成果代表了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ー、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
  作为朱子学的核心,朱熹哲学是在朱熹与他人的反复论辩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在《朱陆之辩:朱熹时代的知识更新与辩论实践》一文中,来自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杜杰庸(Cuillaume Dutoumier )博士，强调了“论辩”在朱熹知识更新实践中的中心地位。杜杰庸从朱陆之辩切入,在研究了朱陆之辩的相关材料后,指明了隐藏在两位文人思想家关系背后的思想分化过程。杜杰庸认为,在朱陆之辩中,观念的相互作用暗示了一种文本的实用取向(a pragmatic approach ),基于此,杜杰庸试图坚持主位(emic )的观点,旨在形成对当时学术活动中论辩模式的更好理解。
  作为ー套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朱熹哲学具有独特的哲学范畴与哲学问题。在《论朱子思想中人“心”之定位》一文中,来自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张锦枝指出,朱子思想中的人“心”即不能说是“理”，也不能说是“气”,这种非理非气的定位使朱熹预先规避了心学可能产生的流弊,具有独特的价值。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赵金刚,着重分析了朱熹哲学中“气禀为何在源头上就有不齐”的问题。在《朱子论气运之不齐》一文中,赵金刚指出,万物之生并不是“ー齐生”,每个具体存在都有自己从创生到毁灭的过程。由是,不同的根据理而生、按照理而动的气之间便产生了摩擦,这样一来,动与静、主动与被动永恒地纠葛在ー起,无端无始,流行的气运之不齐也就因此产生。所以,朱子认为气运从源头上就有不齐,而这源头无它,即气之为气,气以理为根据而存在。朱子对理气的论述不仅实现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ー,也实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ー。
  作为ー种东亚现象，朱子学在东亚各国的传播与发展也独具特色,产生了许多独特的哲学问题。中国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就对韩国大儒李栗谷的“人心道心”问题做了细致分疏。在《精微之境:李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诠释》一文中,谢晓东指出,李栗谷对“人心”“道心”概念的界定具有两种主要视角:形上学视角和动机视角。在人心、道心的价值属性上，李栗谷始终如一地认为道心是纯善的，而对人心的价值属性判断则经历了从恶到不是恶再到有善有恶的演变。在人心与道心的关系问题上,李栗谷经历了从对立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到统ー论(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转变,其转变的关节点是1572年夏天栗谷与牛溪的论辩。谢晓东认为,李栗谷人心道心说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两种善问题,即道心与人心之善是否为同一种善?解决这 ー理论困难的最佳方案有赖于回归朱 熹的人心通孔说。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精神财富,朱子学的当代研究也是生机盎然。在会上,德国波恩学者陈琦向我们介绍了德语区宋明理学的研究情况。陈琦指出,汉学大师福克(Alfred Forke ) 于1927〜1938年间陆续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奠定了德语区中国哲学研究的基础,书中首次大量翻 译宋明理学经典的重要段落。福克将朱子学说分为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四个部分,并视朱子为可以和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或莱布尼茨相提并论的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此之后,德语地区陆续都有关于朱熹研究的专著出版,而21世纪的前十年在经典名著翻译与评注方面更是硕果累累。此外,朱熹的文献整理工作,对于当代朱子学研究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会上,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朱杰人教授汇报了《朱子语类》合刊本的编修计划。朱杰人指出,《徽州刊朱子语类》早于黎靖德的咸淳刻本,而作为《徽州刊朱子语类》的摹写本,《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简称“古写本”)区别于黎靖德咸淳刻本系统,而具有独立的文献价值。然而,学界却一直将古写本作为现存成化本[1]的校勘本,这不仅破坏了《徽州刊朱子语类》的原貌,而且也不能突出它存在的意义。因此,为了更直观全面地展示《朱子语类》的重要文献价值,将古写本与成化本编纂为《朱子语类》合刊本对世界朱子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二、朱子学与社会改革
  朱子学的传播与发展演绎着儒家哲学内圣外王的基本逻辑。在外王层面上,朱子学作为ー种文化现象,必然勾连着社会多方面的改革内容,而其中礼学更是对社会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华东师范大学胡秀娟博士在《朱熹和士庶通礼》一文中指出，朱熹的《家礼》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礼的应用已经从“礼不下庶人”转变成为“士庶通礼”。相较于司马光与程颐,朱熹《家礼》在冠、婚、丧、祭四方面对士庶通礼的损益内容,使得此后的礼仪与“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文化迥然有别。当然,朱熹并非一味注重从简从俗从众，他始终坚持对古礼进行适宜有度的去取折中,这对当时礼义亡阙的社会现实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然而,来自中国浙江大学哲学系的衷鑫恣博士认为,道学实现的某些社会变革却反过来导致了道学为人所不喜甚或痛恨不绝如缕的现象。第一,道学将早期儒学的士人之教扩至士庶全体之教,这样一来,俗众普遍地视礼教为枷锁就会使道学大受敌意;第二,程朱以来,道学家之间好以讲学为事，风气相许,渐渐形成无形的道统集团,如此,势必被当权者所嫉，而终使政治与民间对道学的反对声汇流。
  包括朱子礼学在内的宋代礼学,其特点之一便是注重“礼”之义理的阐发,这与汉代礼学注重“礼”之考据的学术风气迥然不同。正是由于这ー不同,清代礼学形成了汉宋之争。在《试析清儒以“礼”解经的多重进路ーー以〈论语后案〉为例》一文中,中国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肖永明和陈峰,将黄式三的《论语后案》视为清儒以“礼”解经的典范之作,并对其以“礼”解经的多重进路做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黄式三所著的《论语后案》以郑玄礼学为学问宗主,在重视三《礼》与《论语》互证的基础上以《周礼》为正。与仅以考证言“礼”的汉学家不同,黄式三更加注重礼意的建构,其治经既釆纳汉学所擅长的经史考证之学,同时也吸收宋学注重义理建构的长处,试图以礼学统摄汉宋学术，从而消泯门户之争。从肖永明和陈峰的文章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到,礼学似乎是中国文化的ー个ー贯之处。
  朱子学不但对东亚各国的传统社会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时至今日,朱子学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资源。来自美国的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与田梅(Margaret Mih Tillman)便在会上探讨了朱熹哲学与普世价值的问题。他们以《朱子家训》为中心，介绍了世界朱氏联合会在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中推广《朱子家训》的历程,同时也分析了在当今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下，中国政府与儒家学者对待普世价值的敌意态度。田浩与田梅指出,在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国无须对讨论普世价值如此敏感和防卫,而西方亦应理解中国终会对“普世”做出调整或改变,将独特性融入普世性中,并可能影响全球。随着中国不断地权力集中化和提高全球地位,中国的学者和大众知识分子会继续受到政治统一和全球地位提升的影响。他们会重新注释普世宗教,亦会重新注释普世价值,这些“普世性”定会附上特定的中国痕迹和特点。
  在朱熹哲学的成长过程中,以 陈亮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儒家一直是作为朱熹哲学的反对者而存在着的。德国波恩学者史克礼(Christian Schweirnann )在会上发表了《功利主义儒家的起源:荀子如何发现经济》一文,文章从田浩《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一书中对陈亮功利主义的探讨岀发，将功利主义儒家的起源追溯到荀子。通过对《荀子•富国》的分析,史克礼指出,早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 )以前,荀子就已提出劳动分工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协作是“上下俱富”的重要手段。在这里,荀子事实上是基于ー个分配正义的观念而提出了剩余财富的再分配。对于君王而言,荀子认为君王应当为了社会财富的流通而储存余粮且刺激经济，由此方能使包括农民阶层在内的整个国家利益最大化。从史克礼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功利主义儒家的理论亦蕴含了对社会改革的诸多有益因素。
  三、朱子学的认识论研究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是朱子学理论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它代表着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的突破。来自法国西巴黎大学的戴鹤白 (RogerDarrobers)指出,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原文的补注,是其在程颐思想的基础上长期思考并提炼升华的结果。在回答门人有关“格物致知”问题的诸多答文中,朱熹为阐释《大学》中的知识起源论而增加了许多重要的要素。在《朱熹对“理”这ー范畴的发展是认识论上的ー个进 步吗? ——从先秦儒家的“道”论出发评析》一文中,来自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杜仑认为,朱熹混淆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对主体自己,特别是主体的“伦理原则”认识的区别。除此之外,朱熹把道德观念形而上化为“理”，提出了认知和保存“理”的道心等概念,虽然继承发展了先秦的“知行观”，却不仅减低了天作为至上神在人类道德修养中的作用,而且也限制了人类在发展自己道德观念中的主动性。
  事实上,对于朱熹“格物致 知”思想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在《诗歌视域下的朱熹认识论》 (Zhu Xi s Epistemology in Light of His
  Foeり)一文中，来自中国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思宇指出,朱熹留下的大量诗作对于更好地理解其格物致知认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朱熹必须要面对那种以华丽辞藻描绘外在客观世界与内在自发情感的诗歌传统。此类诗歌因其所带有佛道的超越倾向,故与朱熹通过格物致知在此世寻“道”的认识论有所抵触。在朱熹与此类诗歌的斗争过程中,外在世界、内在情感和哲学倾向间的张力在朱熹的诗歌中被强化了,同时其 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探讨也更为集中和敏感,这便使得诗歌能够成为理解朱熹认识论的ー个鲜明的新视角。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因为“格物致知”从根本上说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工夫论,而“全体大用”就是这ー工夫所要达到的境界。来自中国厦门大学哲学系的朱人求教授,将话语分析的方法创造性地引入中国哲学研究。在《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一文中,朱人求从ー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审视朱子哲学,一针见血地指出“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对朱子全体大用观进行话语分析的过程中,朱人求指出隐藏在“全体大用”背后的信息十分丰富。在哲学层面,全体大用是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在社会实践层面，“全体大用”思想又落实在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仓建设、书院教化、家礼的推广与普及等社会活动之中。从哲学层面到社会实践层面，全体大用思想显示出了从“心之全体大用”到“理”之“全体大用”的过渡，基本遵循了儒学从“德”到“治”，从内圣到外王的内在逻辑。此外，朱人求还指出，在“全体大用”思想所建构的社会语境中，后人对全体大用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层累”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社会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的再生与变化。由此可见，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并不只是思维意识的认识活动，其以“全体大用”为境界指向，关乎着从个人到整个社会的现实成长。
  纵观本次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围绕着朱子学的前沿课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其观点之新颖，视角之多元，争论之激烈，都显示出朱子学全球化进程中的繁荣景象。朱子学不仅是东亚世界的思想财富，更是全球人民的文化瑰宝。本次会议不仅充分展示出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而且对于朱子学的全球化普及亦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1］成化九年陈炜复咸淳刻本而成，咸淳刻本现已亡佚。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