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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道学核心价值研究”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目前承担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为丁为祥教授。
  从宋明道学的形成来看，它是在汉魏以来佛教东传、本土的老庄思想道教化基础上又经过近八百年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产物；而从中唐至五代，社会的战乱频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人心思治格局也就为北宋儒学的复兴提出了一个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这成为北宋道学崛起的重大历史背景。所以，所谓“出入佛老，返于六经”也就成为“北宋五子”之一种共同的思想经历，而其前仆后继的“造道”追求也说明道学本身就是在三教融合基础上对儒家“天道性命”主题的重新论证，从而既表现着儒家道德意识的形上本体化，同时也是对儒家做人精神之天道、天命根源的重新论证。
  到了南宋，以朱子为代表的“东南三贤”在对北宋五子的“天理”本体论进行普遍化拓展的同时，又以“理一分殊”之宇宙论规模，将儒家做人之道德原则提升于宇宙本体的高度。至于东南三贤之间的具体差别，则又是其不同关怀侧重的表现——朱子始终坚持天理本体之形上超越的含义，张栻则坚持以心著性之主体性精神，至于从吕祖谦到陈亮，则又始终坚持着其历史与现实相统一之政治关怀的视角。
  从江西二陆开始，宋明道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环节，这就是超越的道德本体意识如何进行人生落实，并如何才能具体化为现实人生中的主体精神，这也是心学崛起的根本动因。因为两宋道学原本就是围绕着做人精神展开的，所以，虽然朱陆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关系确实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他们的关怀侧重并不在同一层面：朱子主要坚持客观的宇宙本体论原则以及道德修养之认知性前提；而象山则主要关注作为道德实践之具体入手的主体基础。如果将其置于同一层面进行非此即彼的抉择，其相互就会成为“几如冰炭”的关系；但如果从民族精神总体架构之不同关怀侧重的角度看，则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相互的继起与递进关系。
  由宋到明，经过元代的“朱陆合流”思潮后，加之明代皇权专制之进一步强化，终于使以主体性见长的心学成为明代道（理）学的主流，并以所谓“觉民行道”为主要方向；而由程朱理学演变而来的气学则承担着民族精神总体架构之客观性与学理建构的任务。至于从陈白沙之“静中坐养出个端倪”到王阳明作为“古今人人真面目”的致良知再到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最后落实为刘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也就清晰地表现出宋明道学之道德超越意识向现实人生落实的走向。
  但对于明代道学而言，却存在着两个重大关节需要重新解读与重新澄清：其一即心学与气学的关系；其二则是心学内部的关系。关于心学与气学的关系，虽然其相互批评是历史的事实，但其相互批评实际上是以其对人伦文明之不同的关怀侧重为前提的，刘蕺山所谓的“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其实也就代表着宋明道学对于理气、心性问题的一个总体澄清，当然也是对北宋以来“天道性命相贯通”问题的总体回答。至于心学内部的关系，虽然黄宗羲曾从地域出发对王门后学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但作为王阳明道德主体精神具体表现的良知教之人生落实，则主要体现在浙中的形上思辨化、泰州的伦常实践化与江右的人生信仰化三种不同的走向之中。而这三种不同走向既是对阳明良知教的人生落实，同时也包含着道德理性人伦日用化过程中许多极为重要的经验与教训。至于明代气学，虽然承担着民族精神总体建构的任务，但通过认识以走向信仰以及通过格物致知以走向科学认知精神，则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反思的理论关节。
  因此，在经历了20世纪各种理论化诠释以及派别化分析包括所谓“得君行道”追求的研究之后，首先应当恢复其做人精神以及其高扬的道德理想并以之作为人生信念与信仰的本来面目。所以，在融合“三教”的基础上将儒家道德原则形上本体化，又通过“理一分殊”的方式使其遍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包括所有的社会形态与人伦文明），最后则又通过道德实践的方式使其落实于人生的方方面面，也就代表着宋明道学核心价值的真正形成。
  本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宋明道学紧紧围绕国人的做人精神及其人生的信念与信仰追求而展开，主要是通过古文运动、经学复苏、政治改革一直到北宋五子的“造道”追求才逐步展开其探索规模的；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充分表现了宋明道学的理想人格及其超越追求精神。（二）宋明道学又是一个前仆后继的民族精神再塑运动，所谓不同派别的分歧不过是其不同关怀侧重之相互过渡与相互转换而已，并不具有真正对立的性质。（三）从民族精神总体建构及其整体架构来看，道学各个派别之间的相互批评，不过是其不同的关怀侧重、不同的思想层级以及其不同发展进程中的相互纠偏而已。比如从邵雍、周惇颐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一直到二程的“天理”，既表现着儒家道德意识的形上本体化，同时也是对儒家做人精神之天道依据的重新探索，并不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再比如，从程朱的“天理”到王阳明的“良知”，似乎存在着主客观之别，实际上则主要表现了儒家道德理性从遍在性拓展到主体性落实的一个转向，同样不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至于心学与气学的相互批评，又不过是民族精神整体架构之不同侧面与不同层次的表现，并不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四）宋明道学的天理本体论既具有丰富的哲学意涵，同时又是一种源于天道本体的做人精神或信仰情怀；而其“理一分殊”的架构，则既坚持着普遍与超越之人类共同的理想指向，同时又始终坚持着从民族与文化之特殊性出发的具体性与历史性智慧。至于道德良知的个体落实，则既存在着紧扣现实人生、重视人生实践的一面，同时又将人生超越的道德理想贯注于具体的生活实践之中，并且也始终起着人生底线与人生信仰的作用。（五）对明代气学走向的梳理以及对其格物致知之不同含义的澄清，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而言，则又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