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明道学核心价值研究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课题编号：015ZDB008）
  丁为祥
  “宋明道学核心价值研究”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目前承担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为丁为祥教授。
  从宋明道学的形成来看，它是在汉魏以来佛教东传、本土的老庄思想道教化基础上又经过近八百年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产物；而从中唐至五代，社会的战乱频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人心思治格局也就为北宋儒学的复兴提出了一个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这成为北宋道学崛起的重大历史背景。所以，所谓“出入佛老，返于六经”也就成为“北宋五子”之一种共同的思想经历，而其前仆后继的“造道”追求也说明道学本身就是在三教融合基础上对儒家“天道性命”主题的重新论证，从而既表现着儒家道德意识的形上本体化，同时也是对儒家做人精神之天道、天命根源的重新论证。
  到了南宋，以朱子为代表的“东南三贤”在对北宋五子的“天理”本体论进行普遍化拓展的同时，又以“理一分殊”之宇宙论规模，将儒家做人之道德原则提升于宇宙本体的高度。至于东南三贤之间的具体差别，则又是其不同关怀侧重的表现——朱子始终坚持天理本体之形上超越的含义，张栻则坚持以心著性之主体性精神，至于从吕祖谦到陈亮，则又始终坚持着其历史与现实相统一之政治关怀的视角。
  从江西二陆开始，宋明道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环节，这就是超越的道德本体意识如何进行人生落实，并如何才能具体化为现实人生中的主体精神，这也是心学崛起的根本动因。因为两宋道学原本就是围绕着做人精神展开的，所以，虽然朱陆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关系确实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他们的关怀侧重并不在同一层面：朱子主要坚持客观的宇宙本体论原则以及道德修养之认知性前提；而象山则主要关注作为道德实践之具体入手的主体基础。如果将其置于同一层面进行非此即彼的抉择，其相互就会成为“几如冰炭”的关系；但如果从民族精神总体架构之不同关怀侧重的角度看，则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相互的继起与递进关系。
  由宋到明，经过元代的“朱陆合流”思潮后，加之明代皇权专制之进一步强化，终于使以主体性见长的心学成为明代道（理）学的主流，并以所谓“觉民行道”为主要方向；而由程朱理学演变而来的气学则承担着民族精神总体架构之客观性与学理建构的任务。至于从陈白沙之“静中坐养出个端倪”到王阳明作为“古今人人真面目”的致良知再到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最后落实为刘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也就清晰地表现出宋明道学之道德超越意识向现实人生落实的走向。
  但对于明代道学而言，却存在着两个重大关节需要重新解读与重新澄清：其一即心学与气学的关系；其二则是心学内部的关系。关于心学与气学的关系，虽然其相互批评是历史的事实，但其相互批评实际上是以其对人伦文明之不同的关怀侧重为前提的，刘蕺山所谓的“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其实也就代表着宋明道学对于理气、心性问题的一个总体澄清，当然也是对北宋以来“天道性命相贯通”问题的总体回答。至于心学内部的关系，虽然黄宗羲曾从地域出发对王门后学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但作为王阳明道德主体精神具体表现的良知教之人生落实，则主要体现在浙中的形上思辨化、泰州的伦常实践化与江右的人生信仰化三种不同的走向之中。而这三种不同走向既是对阳明良知教的人生落实，同时也包含着道德理性人伦日用化过程中许多极为重要的经验与教训。至于明代气学，虽然承担着民族精神总体建构的任务，但通过认识以走向信仰以及通过格物致知以走向科学认知精神，则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反思的理论关节。
  因此，在经历了20世纪各种理论化诠释以及派别化分析包括所谓“得君行道”追求的研究之后，首先应当恢复其做人精神以及其高扬的道德理想并以之作为人生信念与信仰的本来面目。所以，在融合“三教”的基础上将儒家道德原则形上本体化，又通过“理一分殊”的方式使其遍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包括所有的社会形态与人伦文明），最后则又通过道德实践的方式使其落实于人生的方方面面，也就代表着宋明道学核心价值的真正形成。
  本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宋明道学紧紧围绕国人的做人精神及其人生的信念与信仰追求而展开，主要是通过古文运动、经学复苏、政治改革一直到北宋五子的“造道”追求才逐步展开其探索规模的；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充分表现了宋明道学的理想人格及其超越追求精神。（二）宋明道学又是一个前仆后继的民族精神再塑运动，所谓不同派别的分歧不过是其不同关怀侧重之相互过渡与相互转换而已，并不具有真正对立的性质。（三）从民族精神总体建构及其整体架构来看，道学各个派别之间的相互批评，不过是其不同的关怀侧重、不同的思想层级以及其不同发展进程中的相互纠偏而已。比如从邵雍、周惇颐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一直到二程的“天理”，既表现着儒家道德意识的形上本体化，同时也是对儒家做人精神之天道依据的重新探索，并不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再比如，从程朱的“天理”到王阳明的“良知”，似乎存在着主客观之别，实际上则主要表现了儒家道德理性从遍在性拓展到主体性落实的一个转向，同样不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至于心学与气学的相互批评，又不过是民族精神整体架构之不同侧面与不同层次的表现，并不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四）宋明道学的天理本体论既具有丰富的哲学意涵，同时又是一种源于天道本体的做人精神或信仰情怀；而其“理一分殊”的架构，则既坚持着普遍与超越之人类共同的理想指向，同时又始终坚持着从民族与文化之特殊性出发的具体性与历史性智慧。至于道德良知的个体落实，则既存在着紧扣现实人生、重视人生实践的一面，同时又将人生超越的道德理想贯注于具体的生活实践之中，并且也始终起着人生底线与人生信仰的作用。（五）对明代气学走向的梳理以及对其格物致知之不同含义的澄清，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而言，则又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
  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课题编号15ZDB036）
  刘艳伟
  “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担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首席专家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
  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经过近一千多年的发展，书院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任何一项研究都无法脱离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书院研究也不例外。尽管早在民国时期书院研究已经开始，至今将近百年时间，研究成果丰硕，蔚为大观，但近年来，与其他研究相比，书院研究发展势头并不强劲，其中文献整理的相对滞后是制约研究的一个瓶颈。不仅如此，从文献学角度而言，书院文献也是一笔巨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但由于各种原因，书院文献损毁严重，其保护现状堪忧，亟须通过系统、集成式整理，加以保存、传播、利用，避免珍贵文献散落、损毁情况的进一步加剧。因此，对书院文献的整理、研究时不我待。
  书院文献种类繁多，本课题整理与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其中最为大宗的专书文献、整本文献。就其体裁而言，可以分成书院志、学规、章程、课艺、讲义、讲录、会规、会约、会录、会纪、同门谱、藏书目录、刻书目录、山长志、学田志、日记、札记、自课文等不同类型，据抽样调查估算，其存世总量有1500种左右。历经数百年发展，积累至今的书院文献，堪称一个学术资源宝库，其内容涉及书院史、教育史、科举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文献学等诸多领域。同时，这也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其中的一些优秀的思想、理念，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
  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意义重大。书院既是教育组织，也是学术组织，书院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的关钥，对书院文献进行整理，无疑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史料支撑。书院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其文献也包括政治类、经济类、文学类等领域的相关文献，因而书院文献既是书院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所应关照的独特视角和场域。此外，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还可以推进书院学、历史文献学、目录学、档案学、图书编纂学等学科建设。
  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具有现实意义。教育教学是书院的主要功能，书院教育模式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望为书院教育的研究奠定史料与学术基础，于当今教育改革有重要意义。书院是儒家文化、中华文明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对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运作模式，探求其发展过程的规律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及评估中华文明在世界中的独特地位而言，都是一条重要的路径。书院与孔子一样，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是儒家文化、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将会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理论支撑与历史借鉴，将向世界更加清晰、完整地再现中国传统书院的面貌，再现中国作为礼乐文化大邦的形象。
  在整理与研究书院文献时，需要用到多种方法。在文献整理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利用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在研究的过程中，则采用教育史、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并将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与书院学术研究相结合。
  课题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对书院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普查统计，理清书院文献的现存状况，撰写《中国书院文献提要》。在此基础之上，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点校，汇成《书院文献丛刊》，再配合书院文献影印项目，力图初步构建书院文献体系。综合文献学、历史学研究方法，对其中最为重要的书院志文献进行研究，理清宋元明清时代书院志的编纂情况并对其进行研究，考察书院志在不同时期的编纂思想、编纂特点，考察书院志在书院史、教育史、学术史以及地方志研究上的史料价值，撰写《中国古代书院志史》。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朱子《近思录》东亚版本研究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编号：15BZX041）
  程水龙
  “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作为宋代理学的首选经典，《近思录》不仅被后世广泛认定为程朱理学体系确立的标志，而且还被东亚各国奉为程朱理学的入道津梁，“最能反映、最能代表朱子的理学体系方面的构想和造诣”，其内容不尚空论，在乎切近日用的修治践履，在悠久而广泛的历史空间有着世界性影响，其各种传本在程朱理学研究领域拥有独特价值，而且这部东亚典范性汉籍《近思录》文献的系列版本与各国各时期衍生的版本，纷繁多姿，流布极广，甚至连朱子一生特别用力、被朝廷悬为功令的《四书章句集注》也难与比肩，对程朱之学的传播弘扬发挥过重要作用。因而，从事东亚儒学研究者若想对程朱学术思想有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就有必要阅读代表不同时期思想发展演化的经典著述。该项目能对存世《近思录》文献中的中国传本200种、韩国现藏传本近90种、日本现藏传本近100种分国别、分类进行考订。
  因为这些现存文献是东亚各时期程朱理学的基础典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能够反映东亚此类文献传播与接受的历史，及程朱理学的遭际。可是学界尚无研究《近思录》系列文献在东亚历史区域版本演变、刊行流布的专著，无人将朱子学的传播、发展与此类典籍版本流布进行纵横联系，因此有必要以东亚现存《近思录》系列文献为中心进行历史考察，去探究各时期各国阐释、续编、仿编、讲说的《近思录》，全面深入研究历史上这些理学典籍对该区域程朱理学传播的影响，其文献编纂方法在东亚理学文本再造时的效应，程朱理学思想体系又如何借助这些文献在各地生根、开花、结果。
  此项目立足于历史上的东亚区域，在现代国内外研究者陈荣捷、钱穆、束景南、宋熹准、严佐之、黄俊杰、朱高正等研究的基础上，侧重对《近思录》系列文献，包括《近思录》及其注本、续仿编本、讲读本的版本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考察近八百年来程朱理学在东亚文化思想影响上的广度和深度，阐明各时期各国《近思录》文献的特色与程朱理学在该区域的学术地位、思想价值，以及各时期不同地域对以《近思录》为代表的程朱理学的反思。
  《近思录》是进入程朱理学大门的最佳引导者。该项目以东亚最具代表、最能反映程朱理学体系和造诣的《近思录》系列典籍为中心进行历史考察，以它们在东亚的版本流变为研究重点，并关注同时期该区域程朱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将理学入门典籍的本土化、顺应时代发展的史实与理学思想承传进行联系，阐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这些文献的接受传承对各时期各国朱子学传播的推动作用。从中可以发现：程朱理学思想体系借助《近思录》而在东亚儒学文化圈产生过悠久而广泛的历史影响，各国往往与时俱进地衍生出《近思录》后续著述，以之导引本邦探求性理的学者入道；《近思录》的编纂方法成为东亚相继编纂性理学入门文本争相效仿的典范，由此产生的文本有着明晰的理学渊源、相通的思想脉络，且呈现多元化、本土化色彩；不同时期各国学者对《近思录》文献的传刻、阐释、续编、评译，千姿百态，反映了程朱之学对各地思想文化影响的广度与差异，体现出各民族受容特色、意识倾向。通过对《近思录》白话本、注解本、续编本、讲读本等类版本的考订，可让读者一览该文献在东亚历史上的全貌，知晓程朱之学便捷传诵的途径，明确《近思录》系列文献流布与程朱理学思想传播的互动相成，同时从中可察中、朝、日朱子学建立、发展的差异与特色。
  而且，此课题相对于东亚哲学、思想层面的一般性研究，其价值则在于将古文献研究与学术思想史相结合，尤其是以文献版本的考证为根基，去探究与之相关的学术、思想、文化；以存世文献与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为基础，采用文献学、学术史、思想文化传播学的交叉研究方法，对东亚历代《近思录》系列文献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由此可见，该课题重在以东亚《近思录》文献为研究对象，将各国不同时期对程朱理学的认识、接受、再传播，与其本土化的《近思录》进行联结整合，可突破一般性古文献版本考订窠臼，去审视中国传统儒学典籍在域外的遭际，在东亚悠久而广泛的历史空间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研究成果将有益于东亚朱子学发展、演变与影响的研究，有助于古代东亚图书出版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既可发掘前人书目未著录之文献，又可获取新资料，为相关课题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基础文献，弥补东亚儒学研究不重文献和文本之缺憾，成果具有综合性的研究成效，能为当下及将来从事东亚程朱之学研究者提供可靠而有价值的立论基础，可资相关专业做精深研究。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两宋《中庸》学及其
  现代价值研究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编号：15BZX061）
  张培高
  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与以往的文化相比，宋文化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形成了与“五经”并列的“四书”文化系统，而《中庸》是“四书”中理论性最强的一部著作。不仅如此，《中庸》在宋代受重视的程度远甚于汉唐，不仅得到了儒士和佛教徒的普遍重视和广泛研究，而且受到了朝廷的高度推崇，进而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中庸》学。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大致从以下四个层面对宋代《中庸》学展开了研究：第一，在研究思想史、经学史、哲学史、政治史时，涉及对宋代《中庸》学的研究。第二，在研究《中庸》的思想或《中庸》的某一个概念（如“中庸”“中和”）时，涉及对宋代《中庸》学的研究。第三，对“宋代《中庸》学”的专项研究。第四，在对宋代具体思想人物的研究时涉及他（或他们）的《中庸》诠释或对其《中庸》诠释的专门研究。毫无疑问，上述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斐然的，不仅深入讨论了某个宋代思想家的《中庸》诠释而且也从整体上探讨了宋代《中庸》学的发展历程，为我们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学界的研究还有不足之处（尤其表现在《中庸》学兴起线索不明晰、发展脉络不太清楚、《中庸》在宋代思想家各自的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不清楚等三个问题上），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课题研究方法：
  1．哲学史与政治史的研究交互为用
  既要从哲学理论上探讨《中庸》学本身的逻辑进程，又要从宋代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上分析宋人是为何及如何对《中庸》进行重视与诠释的。
  2．比较的方法
  在宋代，《中庸》的诠释者为数不少，既有宗教徒（如智圆、契嵩等），也有理学家，还有其他儒士（如范仲淹、胡瑗、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这些人在诠释《中庸》的时候，必然受到前人的影响，还可能受到同时代人的影响。所以，为了准确把握他们的《中庸》诠释，必须从纵向和横向的双重角度来加以比较。所谓纵向的比较，就是指把后人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相比较，看看后人的解释是否有了新的突破；所谓横向的比较，就是指把同时代人的研究加以比较，看看同时代人在互相借鉴与批评的过程中，是否促进了思想的演变与创新。
  3．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宋代《中庸》学的兴起与发展，既是宋代社会时代问题的反映，又是各家的学术思想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既要分析时代问题，又需把握诸家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
  课题研究意义：
  1．学术价值
  第一，有助于理解与把握《中庸》学在宋代兴起的线索及其内在的学术发展脉络。
  第二，有助于把握《中庸》在宋代思想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进而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他们的思想。
  第三，在了解与掌握诸家对《中庸》诠释异同的基础上，有助于更进一步理解宋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本课题所运用的“哲学史与政治史的研究交互为用”与纵横比较的研究方法，既有助于重新审视诸家对《中庸》解释的异同，又有助于重新审视《中庸》学在宋代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还有助于推进汉唐、明清等诸朝思想家对《中庸》诠释异同的比较研究。
  2．应用价值
  宋代《中庸》学之繁荣主要得益于一大批宋儒的推动与研究，而宋儒表彰与研究《中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新建构儒家的价值观，尤其是“内圣外王”的价值观。通过对其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传播，又有助于增强文化和价值观的自信。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宋理学流派竞合关系研究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课题编号：15BZX046）
  周茶仙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从地方文化的角度出发，以个案式的方法展开南宋区域学派的研究。相较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国外学者更注重思想与环境的互动，他们运用“区域”的观察视角清晰、准确地解读精英的思潮和文化活动。综观现有的南宋理学学派研究，大多从思想层面，特别是哲学史的角度展开，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学派已有广泛的论说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仅仅是分而述之，孤立地探讨，未能从一个整体来考察分析，特别是对学派之间的互动很少涉及。因此，这是课题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学术整体，学派之间的互动是不言而喻的。想要了解这种互动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程度，需要通过仔细的分析才能明晰，由此探讨学派竞合关系是十分有意义，不仅可对此类研究做出一些有益的补充，还能使我们从一个角度去认识当时的历史。
  课题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地域文化史角度研究学派竞合关系，这不单是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而且是新的研究价值取向的选择问题。以朱陆之争这个话题为例，对朱陆之心灵意图和思想内涵的揭示仅仅是研究朱陆之辩的一个面向。实际上，朱陆之争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些背景包括地域的思想传统、家族的家学传承以及学术交游圈的聚合等，只有认清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真正理解朱陆之争。我们认为思想文化的区域史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而且中国各地的学术文化相互交流与同质性问题只有在认清了各地的文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更深刻地揭示。所以，此课题的研究将是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南宋理学发展脉络的重要前提，更是深化南宋理学研究之必然。
  一般来说，在学术发展史上，学派为了追求自身存在的价值，往往会排挤其他学派，但是南宋却出现了诸种学派并行于世并横向地展开论辩的现象。南宋理学学派林立，主要有朱学、陆学、吕学、湖湘之学，还有浙东事功之学包括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等，它们并行发展，精彩纷呈。理学家之间和学派之间互动博弈，相互诘辩、相互渗透，不断展开思想交锋、理论争鸣、直接辩论，使理学呈现鼎盛局面。因此，开展竞合关系研究对于探知南宋学术文化，厘清甚至准确把握南宋理学发展脉络非常重要。
  课题的主要框架如下：
  第一章从南宋政局以及社会状况两方面描述南宋理学学派发展的社会背景；第二章从分期、分系与分地等三个基本线索叙述南宋理学学派发展情况；第三章从道统观与学派领袖、“吾党”的界定以及学派间的批判等三方面讨论南宋理学学派的门户确立情况；第四章从“求合”意识、“自是”心理、“卫道”观念等三方面梳理南宋理学士人对竞合关系的体认；第五章从面讲、书传以及合著等三方面讨论南宋理学士人交流与合作的方式；第六章主要考察南宋理学学派对一些主要问题论辩及其关系；第七章从师出多门、转投师门以及恪守师门等三个方面梳理南宋理学学派的师承竞合关系；第八章考察南宋理学学派的朱子学化倾向；第九章论述朱子后学集团的形成与分化。
  课题的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课题将从社会文化史角度，以影响较大的南宋理学学派为中心进行考察，主要对学派学理（内在理路）和实践（外在理路）两大层面的互动竞合进行分析。一方面，我们需要探究各学派对于共同使用的话语体系是如何各自表述的，并要考察这种多样化的表述对于它们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动态影响，即它们是如何分裂又是如何融合的，或者说融合的对接点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我们要探究各学派在社会实践层面的互动竞合，主要包括庙堂之争及地方经营，因为这是各学派将其学术理念予以具体化的重要渠道，通过其中人、事变化发现学派的互动竞合之态势。
  课题将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以学派间的互动竞合为主线，撮取双方对同一个问题的论述，比较其异同，辨析学派思想文化的差异与角力。通过具体而微的研究，细致、细腻地勾画出南宋理学学派的互动竞合，即考察南宋理学是如何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对话与互动中日趋精微和成熟的，揭示南宋理学学派的互动竞合是一个各学派被朱子学同质化和朱子学被各学派异化的过程。通过分析区域性的地域社会结构、家族发展及学术交游圈在学派竞合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了解学派互动竞合的另一个面向，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对学派互动竞合做出新的诠释。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朱子研究所）
  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研究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课题编号：15BZX051）
  赖文斌
  朱熹是我国继孔子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是新儒家（Neo-Confucianism）的代表，其作品和著述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学说，被称为朱子学，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产生一定的影响。朱子学在中国古代历经元明清三代，早在13世纪就跨越国界传入邻邦的朝鲜、日本、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到16世纪朱子学开始被翻译并传入西方，18世纪进入美国。此后，朱子学在西方国家的翻译和传播加大，并于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国际朱子学研讨会，1993年还成立了世界朱氏联合会，进一步推动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
  朱子学向世界传播的途径虽然有多种，如国家之间官方及民间的各种交往及相互移民;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宣传;中国学子游学国外并加入介绍传播等等,但最重要的途径和方式还是西方国家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介绍与翻译,如最早的也是最为重要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其著作《天主实义》中对朱熹的理学思想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朱熹著述又开始被译成英文、德文、法文等西方文字。据陈荣捷先生考证第一个将其译成英文的是裨治文(E. C.Bridgman)于1849年对《朱子全书》中关于宇宙、天地等的翻译(Notice of Chinese Cosmogony: formation of the visible universe, heaven, earth, the sun, moon, stars, man, beasts, and selected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 Hi, of the Sung Dynasty )；之后,麦格基(T. McClatchie) 1874年译《朱子全书》中理气为英文 (ゝ Confucian Cosmogony - A Translation of Section Forty - nine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Philosopher Choo Foo Tze)5到现代,丹尼尔•加德纳 (Daniel К. Gardner)1990年译《朱子语类》的第7至11章(Learning to Be a Sage: Select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 Arranged Topically )、阿伦惠腾邦(Allen Wittenbom ) 1991年译《续近思录》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A Reader)等,使得朱子学在西方世界中越传越广,并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些旅美华人对《朱子全书》章节和《近思录》(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Neo - 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u hsi and Lil TsuCh' ien)等的翻译。
  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朱子学已不再是简单的中国哲学,而是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其文献的翻译(主要指英译)及相关研究却为数不多,且存在以下不足:(1)译者以国外为主，目前除了前文提到的陈荣捷等几个旅美华人和唯一的《朱子语类选译》外,无其他国内译者对朱子学文献进行翻译;(2)缺少系统的完整的朱子学翻译研究,如上述朱子学在海外传播研究只是国内在这方面的开始,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朱子语类》英译,更不用说《朱子全书》了;(3)翻译的错误和问题不少,严重影响了其有效传播，如加德纳误以为“小学”为“少学”故译“小学为 lesser learning ,大字则为“多学”(greater learning ),这 都与对理学思想和中国文化理解偏 差有关。因此,在中国加强中华文 化“走出去”的今天,有必要加强朱子学文献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努力将朱子学文献更多更好地向英语世界传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求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
  新儒学代表朱子学的翻译研究试图开拓“走出去”研究新领域和新思路，这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有助于了解朱子学和儒家经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通过课题研究，我们将试图查找出现有朱子学翻译的历史、译者和翻译文本等问题，并尝试翻译朱子学相关内容，从而推动和实现海外朱子学，甚至中国学研究的新发展。（2）对推动朱子学等典籍的汉英转换具有重大影响。在当前的英汉翻译学界，对其他儒家典籍的翻译研究较多，但对朱子学研究较少。研究朱子学的翻译对于我们了解和应用典籍翻译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课题选择朱子学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及传播情况。对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历史进行梳理，对译者和译读者接受情况进行研究，深入探讨译者翻译的动机及其翻译策略等。通过研究朱子学翻译的相关问题以期寻求在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下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儒学经典翻译的改进与朱子学世界传播的新思路。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朱子研究所）
  朱熹与道家道教关系研究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课题编号：15BZX050）
  兰宗荣
  国内外对朱熹与道家道教（以下简称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家老庄思想对朱熹的影响上；普遍比较认同道教对朱熹的影响要大于佛教的影响；朱子理学之所以在封建社会后期成为官方主流思想而独步天下，与朱熹对道教思想的吸收是分不开的。但是朱熹对道教的影响除了朱熹所著的道教经典《参同契考异》等外，很少涉及；而两者融摄和互动及道教对朱熹的回应方面还不清晰；两者思想精华如何进行当代转化的研究很少。
  课题研究的意义：
  1．增加研究内容和扩大研究范围。以往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是单向度的，也就是道家道教对朱熹的影响研究得多，朱熹对道教的影响研究得少。
  2．形成研究体系。将在两者的关系包括两者相互融摄的动因、路径、模式和效应等方面以及各自思想文化体系等方面丰富、完善和发展若干理论问题。
  3．为当今人们的文化养生、心灵环保提供宏观的指导和方法论的支撑。两者都重视心性之学，都主张通过个人修养达到天人合一。
  4．可以促进对自然环境的关怀。当前世界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道家道教是自然主义者，追求道法自然。而朱熹也自认为人具有林野之性，也很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5．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新理学和新道教，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础。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1．朱子学与道家道教总论
  两者的文化符号视域；两者的阴阳学视域；儒家与朱子学、道家与道教；圣与仙、道与理；天地不仁与生生之德；无为与赞天化育；两者心性修养之学的若干特色；两者的信仰方式分析；两者的互动、互补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2．朱熹的道缘
  朱熹与道教名山武夷山、庐山、阁皂山、委羽山、烂柯山；朱熹一生与道士社会交游网络及与道士书信研究；朱熹与《参同契考异》《阴符经考异》；朱熹的道号；两者的互动；两者的隐逸观比较；道士的云游对朱子旅游的影响。
  3．朱熹对道家道教的融摄与批判
  道家道教思想对朱熹构建理学体系的作用；朱子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吸收与转化；朱熹《牧斋净稿》中的丹功道意诗词分析；朱熹诗文中的仙人；朱熹一生的道教宫观祠禄生涯；朱熹评说老子、庄子、列子；朱熹的理气之说与道家道教的渊源；道家道教思想对朱熹心性论、境界论、功夫论、自然观的影响；朱熹论道教尊神；朱熹论道家道教得失。
  4．道教对朱熹的回应
  道教各派代表人物对朱熹的崇敬；南五祖白玉蟾道教典籍中对朱熹的评价；江西南昌逍遥山《净明忠孝全书》对朱熹的歌颂；道教风云人物张与材对朱熹《参同契考异》的评价；朱熹的《阴符经考异》等道教著作对宋末元初道教学者俞琰、雷思齐、张理、张三丰的影响；“我命在我不在天”与“天命不可违”；朱子学与道教的太极动静相济的养生之道；宋元以来朱子学在道区的流行与道士的儒学化。
  5．朱熹与道家道教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走向
  世俗化对朱子学与道家道教的影响；朱熹“内圣外王”与道教“长生久视”的现代开展；两者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安顿与超越、对当代心灵环保的意义、对人性修养的现代价值、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两者的德育风格及其重要启示；两者论科学、民主与自由；两者践履精神的现代意义；儒道两家的“家国”思想与“为己之学”比较；两者生态观的逻辑路线比较与生态智慧探索；两者的境界学说与当代价值；两者天人合一观异同；两者艺术精神的会通；两者休闲哲学比较；两者理想人格及其启示；两者互补视阈下的科技发现与应用；两者“乐”的境界。
  （作者单位：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
  朱熹易学思想研究
  2015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
  （课题编号：15YJA720005）
  唐琳
  本课题主要内容如下：
  1．《易》为卜筮之书
  以“《易》为卜筮之书”为中心，朱熹对《周易》文本做出了四个层面的考察，即对圣人作《易》之本意追溯并明确“《易》因卜筮而作”；三圣《易》的区别和联系及其在《周易本义》中的体现；《周易》象数的根源及对画前之《易》的探讨；今人如何读《易》。这四个不同的相关层面，共同构成了朱熹对《周易》文本的问题域，并通过《周易本义》的撰写而充分体现出来。
  朱熹认为，与象占相比，义理不过是“偏旁带来的道理”，所以仅仅从义理上去理解《易》，这就误解了圣人的本意，割裂了卜筮和义理的精蕴关系。在具体阐发这个观点时，朱熹不乏有许多创见：其一，朱熹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其中自然有道理，道理本是依托象占而说。其二，《易》是假托说，包含说，易象和易辞都只是虚设，并非实指，对于读者而言，关键就是要解得“活”。客观地说，朱熹对于象占和道理的理解，是适应时代发展而做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进。朱熹对象占和道理关系的理解，是一种理性地对待卜筮的态度，是通过解读象占和道理的自然生成关系而实现的，既保留了传统意义上“《易》以神道设教”的功能，骨子里又没有任何迷信的成分。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超越了两汉象数易学和后来的义理派易学，既尊重历史，又结合时代的发展做出更新，可谓是具有开创性的易学家。
  2．易学中的图书、象数思想
  朱熹非常重视易学图式，《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都列有易图。在朱熹这里，两种著作中的图式所表达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通过《周易本义》的图式，朱熹表达的是不同易图时间上有先后之别，不可将伏羲以上先天易图与文王、孔子的后天易图等同而论。这与《周易本义》区别三圣《易》的思想相契合，是朱熹有意而为。而《易学启蒙》重点表达的是，《易》中“画卦”“揲蓍”等象数内容乃气数之自然而形于法象，假圣人之手所画出，其核心就是太极阴阳之妙。所以《启蒙》一书，并不是简单地示给初学者，而是朱熹系统地发挥自己的象数学思想。
  朱熹于《启蒙》一书重新梳理了易学的象数系统，建构了以太极为最高范畴的易学体系。朱熹非常强调易学象数的自然流出，反对人为的刻意雕琢和烦琐拘泥。主张将取象与卜筮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易》以为训诫而决吉凶的意义。朱熹还认为，言与象在达意的功能上有深浅之别，即“言之所传者浅，象之所示者深”。尽管易象是易学的基础，但今人读《易》，却只能略略说过，不可解得过深。对于汉代的诸多象数条例，朱熹取分析的态度，既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他以是否合于自然的象数为标准，评价象数易学的诸多条例。
  3．易学中的义理思想
  义理的层面，朱熹通过讲《易》阐发了儒家的修养论和道德学说，但他始终认为，先见象数，方得说理，不然事无实证，虚理易差。也就是说，义理须以象数为本，不能脱离象数空谈义理。此外，作为理学家，朱熹在训释《易》书时不可避免地会论及理气，表现出其易学诠释“崇理性”的特点。这部分内容，从易学的角度看，是朱熹对于易学发展的推进和贡献，从理学的角度看，是朱熹借助于谈《易》而深化其理学思想。朱熹兼取张载的道气论和程颐的理本论，磨合二者为一个有机的体系，既分辨了理与气、道与器、形上形下的不同，同时又指出了二者相即不离，强化了理的逻辑地位，弥补了汉代元气论只重视形而下的偏颇。
  与朱熹对其他儒家经典的解释比照，朱熹的易学诠释特别突出了求真性，因为这是文本解释的基础，只有立于这个基础，才能展开理念的申发。又由于受理学的濡染涵润，朱熹的易学诠释又体现出崇理性的特点。求真性和崇理性在朱熹易学中并不抵牾。朱熹一方面讲明《易》是卜筮之书，又讲论太极之理是周易象数的根源，是周易筮占的内在理论，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当然也没有必要知道）。朱熹主要的目的是劝说读书人掌握正确的读《易》方法，也就是要认识到卜筮之书的性质。理与其在《易》中苦苦求得，反不如在《四书》中看得清楚明白。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