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朱熹师弟子的生活世界
  赵常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丁为祥教授）
  在朱子的一生中，结缘李延平是一个关键，是其人生的一大转折。在与李侗交往以前，朱熹泛滥释老十余年，深受邪说浸渍；结交李侗以后，朱熹才开始走上儒学正路，以至于日后成就为理学的最大宗师。李侗与朱熹交往的十一年里，二人的关系经历了从“论学不契”到“书信问答”，再到“确立师弟子关系”这样一波三折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二人在学术、政治以及情感诸方面均发生了广泛且深入的交流，师弟子之间形成了一个全面而丰富的生活世界。学术切磨是李朱交往的首要内容。延平以其深潜纯粹的学问将朱子从释老的泥淖中唤醒，带领他走上理学之路；随之而来的是，朱子对延平的态度亦从最初的“父执”进而为后来的“师事”，完成了被后人称之为“逃禅归儒”的重要转变。李侗与朱熹二人不同的政治关注侧重，同样是师弟子生活世界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理学正宗的李延平，始终坚持“内圣”对“外王”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以塑造自身之理想人格、高扬北宋之理学精神为毕生追求，“结茅林下四十载”，坚决不与世俗合污；朱子则一定坚持“内圣外王”的统一性，力求从“内圣”转出“外王”，将儒家的社会理想变成“为万世开太平”的实际功业。李侗与朱熹交往的十一年里，二人的关系日渐亲密。延平对朱子也愈加看重，常常表露出欲与朱熹面会团聚的期许。延平去世后，朱子悲痛欲绝，作《行状》、挽诗、《祭文》等，表达对老师的怀念与哀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子此时已经把李侗看作是儒家“道统”的正宗继承人，给了延平最高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这其实也反映出朱熹欲要承继此“道统”的愿望和决心。
  《朱子语略》研究
  傅雪（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徐时仪教授）
  朱熹逝世后，门人弟子相继将平时所记朱熹讲学语录整理刊印。《朱子语类》是现在普遍流行的一个语录版本，既展现朱熹的理学思想形成轨迹，亦反映了当时社会概貌。《朱子语类》主要由“五录三类”一脉发展而来。《朱子语略》则是单独一支，且成书时间较早。《朱子语略》以简练为主，比起卷帙浩繁的《朱子语类》，能够更快地引领求学者进入理学之门。《朱子语略》也保留了许多其他朱子语录通行本未收录的内容，可为补充《朱子语类》未收录条目。本文基于对《语略》和《朱子语类》全面校勘基础上，通过《语略》对《语类》进行版本与语言的考探，全文共分四章。绪论回顾了20世纪以来，一些前贤对《朱子语略》的研究状况，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意义。第一章详细介绍了《朱子语略》的版本刊刻情况，并且利用《朱子语略》自身的文本内容，对说法不一的编者身份进行辨析。第二章仔细比勘《朱子语略》与徽州本、成化本系统《朱子语类》。第三章利用统计学，生成图表，来考察编者选编《朱子语略》的内容和方式，由此可以看出该书的流行情况。第四章通过《语类》和《语略》用词的对比，以及对一类概念聚合词语的考察，借以反映当时的词汇面貌。这部分还辨析了“灵魂”一词的使用发展情况，试图从语言学角度考察这种“古义用新词”的情况。附录附上部分《语略》的校勘样稿。
  朱子“格物说”别探
  徐国明（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苟小泉教授）
  当我们不再仅仅局限于“格物”两字而是取宏观之视角以研读朱子之著作时，我们会发现，朱子实以“格物”为始点、为下手处，以通乎“道”入圣人之域。朱子以为人与物乃“理”与“气”和合而生，其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然而其所禀之“理”受所禀之“气”之拘蔽已非“其初”，已转成性。确切而说即为气质之性，而“其初”实际即是所禀之“理”，因此“理”已与“气”相和合、已堕于“气”中，故不可称“理”而应称“性”，即极本穷源之性、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于人而言，须克服气禀之拘蔽，须变化其气质，以复“其初”，即复其极本穷源之性、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也即复性。而“格物穷理”要在“读书”，“读书”正在变化气质；欲“无有气质物欲之累”，则“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说”。故克服气禀之拘蔽、变化气质以复“其初”，下手处在“格物”。以“格物”为始、为下手处以通道，也是在明心中所具之“理”，即克服气禀之拘蔽、变化其气质、复其性。随其对气质所变化的不同程度或对其性所复的不同程度，则其心中所具之“理”所彰显的程度亦不同，而其距“道”之远近、所成就之人也不同。如或为人或为士或为贤，或距“道”最近得“道”与“道”为一入“圣域”而成圣。此是一条“希天”向上前行，由“格物”通“道”入“圣域”之路。反之，其所禀之气或未克服移易、性未复亦未昧，则其便成为一般之“人”；或所禀之气反而渐次加重对其心中所具之“理”的拘蔽、性渐次晦暗，则其便沦为“愚不肖”“禽兽”“植物”（非人）。这便走向了一条“堕落”之路：不望变化其气质、不望复其性的人“性”堕落之路。
  朱熹经典诠释学研究
  ——以《论语集注》为中心
  耿芳朝（安徽师范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戴兆国教授）
  朱熹经典诠释学渊源于中国古代经典诠释传统，其理论自成体系，是中国哲学经典诠释理论的重要代表。论文尝试以《论语集注》为中心，通过对引注来源的考究及分析探讨朱熹经典诠释学思想。文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尝试从经典诠释传统的影响、新诠释理论的支撑和立足时代现实的需要三个方面梳理朱熹经典诠释学的产生背景和理论渊源。第二部分，扼要考察《论语》的成书及历代注疏史，线性把握从《论语》到《论语集注》的发展脉络；并借由《论语集注》引注来源的考证、分析，分别总结汉唐和宋代经学的注经路数、特点及其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影响。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揭示朱熹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色：其一，朱熹注经简明扼要、力达文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汉宋注经之失，重新整合诠释路径；其二，系统化地运用“语言文献法”和“心理体验法”以求文本本意和圣人之意，重组经典诠释方法；其三，通过注经实践，整合出兼顾训诂注经和义理演绎的注经体例；其四，朱熹注经博采众家之长、坚持实事求是，创新了经典诠释精神。第四部分，总结朱熹经典诠释学对古代经学和传统儒学的影响，探讨朱熹经典诠释思想的贡献；基于新观点的论证和综合的审视，对朱熹经典诠释思想予以合理的分析和评价。当然，朱熹经学思想和理学观点在其注疏实践中难分难离：一方面，朱熹在经典注疏的同时逐渐形成了颇具时代气息的理学思想。另一方面，又不可否认的是其思想的萌芽、发展与成熟自始至终寓于经典的注疏与诠释之中。所以说，朱熹经典诠释思想是经学发展到宋代的产物，是传统经学发展到宋代的新形态。
  朱熹的蒙学思想与训蒙诗
  王彬（曲阜师范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张玉璞教授）
  宋代科举制度在继承隋唐科举制度的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并延伸到了蒙学领域。宋代蒙学科举化主要表现在儿童自幼小之时，就开始学习以诗赋为代表的科举时文。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朱熹等理学家深表不满，朱熹提出了他的蒙学思想。在理论上，朱熹是要借鉴西周的“六艺教育”，而在事实上，朱熹的蒙学思想以及整个教育思想从孔子思想处获得更多的启迪。朱熹将教育划分为“大学”与“小学”两个阶段，在“大学”阶段，朱熹主张教“理”；在“小学”阶段，朱熹主张教“事”。教“事”的原则是朱熹蒙学思想的核心内容。然而，朱熹的蒙学思想并没有体现在他的训蒙诗代表作《训蒙绝句》上。《训蒙绝句》的主要内容是讲“理”的，“事”“理”冲突，若以朱熹的蒙学思想为评价标准，《训蒙绝句》当不是训蒙诗；以实论之，朱熹的《训蒙绝句》更适合做“大学”阶段的入门读物。但《训蒙绝句》在流传的过程中是双线发展的，它不仅是性理诗，同样也被视为训蒙诗。究其原因，从宋末开始，程朱理学渐渐成为官方哲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元代又成为科举考试中的“法定教科书”，《训蒙绝句》凭借其作者的身份、“理”的内容以及与《四书》密切的关系，借着科举之力，在蒙学领域得到了一定的推广与传播。陈淳是朱熹的得意门生，陈淳的蒙学思想来源于朱熹。陈淳《小学诗礼》的主要内容是“礼”，“事”“礼”和谐，《小学诗礼》堪称朱熹蒙学思想的“还魂”。通过《小学诗礼》可以察见，合乎朱熹蒙学思想的训蒙诗就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童蒙须知》，目的是通过诗歌这种“可以兴”的形式，教给儿童洒扫、应对、进退等具体规范。
  朱熹的道德修养说研究
  管茜（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邵显侠教授）
  个人道德水平的提升、政府人员的官德建设、社会道德体系的完善一直是我们建设现代社会主义的关键，也是历代哲学家和思想家所关注的焦点。南宋儒家的代表人物朱熹就一直致力于复兴正统儒学，他在二程的思想基础上，融合佛道思想并对儒家的义理进行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形成了系统的道德修养理论。可以说，“他自己成了这一学派无可争议的领袖，他的学说日后为学界所公认，也为国家所采纳”。道德修养理论是朱熹思想的主线，贯穿了朱熹伦理思想的各个方面。在道德修养的主旨上，他认为只有从统治者自身的“正心”出发才能够感化朝臣，匡扶朝纲，纯化社会风气。而万民受风气感化也必能拥护爱戴统治者，最后就能够归于儒学的最终目的，即治道，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秩序的整顿与安定；在道德修养说的基础上，朱熹认为道德规范是理的体现，是神圣至上的，理的分有不同，造成了人区别于物，而人因为“气禀”的清浊出现了道德上的差异，这就需要道德修养来进一步加强心对于“性及情”的主宰作用，真正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境界；在道德修养的具体做法上，朱熹将其大致分为内外两种途径。认为由外在的格物，再通过内心的持敬达到理的贯通，从而做到致知、穷理，臻于通天理的纯然境界。朱熹极其重视道德修养，并将这种思想提高到了国家治理的层面上，对于我国的“德治”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立足于当代，我们在完善社会道德体系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官员的诚信建设，进一步重视道德动机的考察，加强道德行为的实施，促进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
  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论的比较研究
  杨美（河北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李振纲教授）
  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宋明理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王阳明与朱熹对“为学之方”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格物致知”论的理解上。论文从理学和心学的角度探究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论产生差异的理论根源，阐释二人“格物致知”论的思想内涵，并探究二人“格物致知”论的一致处和不同处。指出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是在理学本体论的基础上展开的，朱熹的格物主要是通过对事物具体之理积累，积习既多，最后达到豁然贯通，实现对天理的认识。朱熹在格物时主张居敬。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论是在心学本体论的基础上展开的，王阳明的格物主要是格心，格物就是将人的良知推到事事物物身上，事事物物就能得天理，王阳明把格物变成了纠正不道德意识和不正的本心。王阳明主张在格物的过程中要诚意。虽然二人的哲学理路不同，但二人的本理论、认识论和心性论都体现了对人生终极目的的关怀、对儒家道德原理内在性的体认和对道德实践原则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朱熹和王阳明虽然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有所不同，但是对德性的追求却殊途同归。具体章节为：一、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论的理论依据；二、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论的思想内涵；三、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论的异同；四、从“格物致知”论看阳明学与朱学的关系。
  朱熹美学思想浅析
  刘云硕（河北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卢子震教授）
  朱熹是中国哲学史上的ー集大成者,更是当时的一座高峰,让人望而敬畏。朱熹在理学方面继承二程和周惇颐的思想,并且还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某些内容,形成了一个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简单地说，他的“理”包含有事物的本体、规律和伦理道德准则等意思、。但实则其内容非常之深刻,因此从古至今对于朱熹理学研究之学者及著作非常丰富。朱子的美学一直为广大学者所贬抑,因为朱子被人所熟知或影响深远的是他的理学思想,并且认为理学与美学是水火不相容的,因而其美学思想未有多大的传承。朱熹不光是ー集大成的理学家,更是一位相当有造诣的美学家。无论是从他的文学作品还是小至诗词,无不透露出他的美学思想和成就。朱熹美学可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美学，从形而上的本体上对人生境界进行审美,是ー种审美的哲学精神。首先,通过对朱子美学的广泛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朱熹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重新确立和正当的评价将会有更中正的定位,让我们能真正完整地认识朱熹。其次,朱熹的美学,在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史上将填补相当的空缺,他使理学与美学真正地结合,这对于中国古典美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再次,朱熹的理学美学填补了中国古典美学上的不足与空白，这将使中国的美学体系更加完整,使我们更能系统地研究中国美学。
  儒家朱子学と中日近世家族制度の形成について
  ——中国近世家族制度の形成への朱子学の影響を中心に
  姜靖（内蒙古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胡树教授）
  为了日后更深入地研究中日家族制度的不同点，论文主要分析朱子学对中国近世家族制度的影响。对于近世家族制度的形成,作者认为儒家朱子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论文一共有六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探讨近世家族制度和世家大族的家族制度的具体内容,主要从家谱制度、祭祀制度、婚姻制度、继承制度、家族秩序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三章将第一章和第二章不同的家族制度进行分析比较,找出不同之处和家族制度的变化。第四章简述日本近世的朱子学和家族制度。第五章根据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析结果,针对不同之处和变化,通过对朱子学天理、孝以及朱熹对三纲五常的理解等思想的分析，讨论对近世家族制度形成的影响。第六章简述近世家族制度在我国（含台湾和香港）某些农村依然存在的现象。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结论。
  元初朱子学流衍考
  李宏涛（内蒙古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宝音德力根教授）
  论文考察蒙古入主中原之初，朱子学之发展情况。全文以元初朱子学之代表许衡、刘因、吴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三先生理学思想的论述达到梳理元初朱子学发展之脉络的目的。论文由绪论、正文及小结组成。绪论部分介绍了文章写作的意义、前人研究述评以及研究方法，前人研究述评范围包括中外元初朱子学研究成果。第一章论述宋代理学发展情况与元初朱子学的特征，介绍了自宋代理学开山到集理学大成的朱子之间的情况。第二章从辽宋金元之际的社会状况、金元之际夷夏观的新变化、蒙元统治下的中州儒士心态与出处选择论述蒙元统治下的中州儒士心态。第三章许衡理学思想与朱子学，分别从天道论、心性论、功夫论三方面论述了许衡的理学思想以及与朱子学的关系。第四章刘因的理学思想与朱子学，重点探讨其天道思想、观物思想。第五章吴澄理学思想与朱子学，从太极说和理气论两方面阐释其理学思想，从格物路向、尊德性与道问学方面论述其功夫论。第六章论述元初朱子学的理论贡献与影响，元初朱子学的理论贡献在和汇朱陆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朱子后学的泛滥支离之病，其重大影响是开启明代心学之端。
  论朱熹的礼学思想
  ——以工夫论为视角
  邱振华（吉林大学2015，指导教师：翟奎凤副教授）
  礼是中国思想的核心之一。作为宋代儒学集大成者的朱熹，礼学无疑是其儒学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熹的礼学思想是对传统儒家礼学的继承和发展，使礼获得了本体论的理论依据，同时将礼纳入到其心性论的范畴之中，从而使得礼成为其儒学工夫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熹通过天地之心，以生气流行之统体的观念诠释仁，实现了对仁的本体论建构。而礼是仁体之直接显发，作为仁体之节文的礼由此获得了形上学的本体内涵。朱熹通过“礼与理”以及“礼与仁”的结构，确立起了儒家的礼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但朱熹的礼学最终是要落实到心性修养和道德践履的工夫论上。朱熹的工夫论可谓是主敬的工夫论，不管是从作为朱熹敬论内涵之一的对于外在容貌词气“整齐严肃”的要求，还是主敬工夫所要求的对于应接事物所不可缺少的礼仪准则，以及朱熹试图以主敬的工夫来弥补当时小学不行的状况以达到小学与大学的贯通，都可以看出，朱熹的敬论与其礼学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朱熹晚年在主敬的工夫之上，又强调“克己复礼”的工夫论，更加突出了礼在其工夫论体系中的地位。朱熹的工夫论对礼的强调是由其心论所决定的，他的工夫论是渐进式的工夫论。礼使得这一渐进式的工夫修养方式有了可以具体入手的方法，也使得在如何确保工夫的适当性上有了一个儒家的准则与规范。可以说，朱熹的工夫论为一般资质的普通学者都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践履的工夫论体系。朱熹之所以强调礼以时为大，要情文相称，注重儒家礼仪的具体践行，正是其试图将礼纳入到工夫论体系中的应有之意。
  朱子题跋研究
  汪亚琳（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方笑一副研究员）
  “题跋”是附着在一定写作对象之后的一种文体，让我们可以从中更好地发现作家较为真实的一面。文学与理学大家朱熹创作了三百余则题跋。这些题跋不仅数量可观，质量亦高。客观上时代的激发以及主观上朱熹本人的精神意识与朱子题跋的写作关系十分密切。论文从不常被人注意的题跋入手，希望发现和挖掘其中所呈现的朱熹不为人注意的一面。论文立足文本，按朱熹题跋文的题材针对对象进行分类，同时分析其题跋文的艺术特色，以期对朱熹题跋文的全貌进行探究。朱熹题跋文除了延续北宋以来题跋文评诗论文、谈书论画的传统以外，更是从自身出发，融入自身诸多感慨。论文还以朱熹题跋文作为切入视角，探讨朱熹题跋文所折射的文艺思想文化意蕴。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现存朱熹题跋的大概情况做了概述，总结了目前对朱熹题跋研究的现状，阐发了论文的选题意义。第一章是南宋以前题跋的文体发展，主要对题跋文的含义进行阐释，并通过纵向梳理，了解题跋文在南宋以前的文体发展情况。第二章考察朱熹题跋文创作背景。包括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朱熹个人经历。前者包括南宋的文化传承与文人自身的创作需求，后者包括朱熹个人家学、师学以及个人经历。第三章对朱熹题跋的文本分析，从题材内容、体式和艺术特色三方面做细致的考察，并加以具体的个案分析。第四章探讨朱熹题跋的文艺思想与文化意蕴。从作品出发，探索题跋所呈现出的朱熹在诗歌、书法、绘画等方面的文学思想以及艺术见解，进而分析其题跋的文化意蕴。
  朱子对《大学》“三纲”内涵的诠释
  吴得福（云南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杨勇副教授）
  论文以朱子之理学思想为大背景，以其对《大学》“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诠释为主要内容，通过以下几部分把握朱子《大学》之思想：第一部分，探讨朱子发掘“明明德”的思想历程。通过解释“道”“理”“德”等范畴，明晰“德”“明德”以及“明明德”之间的关系，指出朱子对“明明德”的理解和把握是以其理学化思想的建构为关键。第二部分，首先探讨“明明德”到“新民”的过渡，指出“明明德”是成己，而“新民”是成物，二者所指主体和对象不同；其次重点论证朱子改“亲民”为“新民”，一方面是其理学思想的建构，一方面又内含丰富的儒家教化思想。第三部分，首先探讨“明明德”“新民”到“止于至善”的过渡，明晰“至善”和“止于至善”的区别，指出“明明德”和“新民”落到实处就在于“止于至善”；其次指出朱子对“止于至善”内涵的诠释有两方面，一方面指出“止于至善”不仅为己，也为人；一方面和小学之工夫相较，“止于至善”是为大学之工夫，也是朱子内圣外王思想或者说是圣人为己之学思想的建构。第四部分，以阳明和船山思想为例，讲述朱子分经别传的《大学》文本（《大学章句》）对后世思想家的影响。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余论部分，进一步指出朱子一生可以说是和《四书》思想共同发展、丰富的一生。其对《大学》义理的诠释过程也是朱子之理由初期探索、发展至逐步完善的过程，而任何思想家的思想完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朱子心性论的建构就是例证，对于朱子思想的把握也是需要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再论燕岩的朱子学认识
  孔清清（曲阜师范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金东国副教授）
  朱子学形成于中国南宋时期，在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朴趾源作为朝鲜时期北学派的典型代表于乾隆年间来到清朝的中国，目睹了清朝的盛世繁华，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回到朝鲜以后，把在清朝的见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作为其朱子学认识重要组成部分的北学思想和华夷思想贯穿《热河日记》始终，通过对清朝的描写突出了清朝的先进与朝鲜的落后，以期由此唤起人们北学中国的热情。但是当时朝鲜国内自上而下都深受“尊攘之义”的影响，有很强的排清情绪。为此，他提出了新的华夷论来为他的北学思想提供支撑。他以“地圆说”和“地球自转说”为依据，提出在地理位置上没有“华”“夷”之分；同时，他主张文化没有“华”“夷”之分，清朝虽然由“蛮夷”统治，但是它的文化却是继承了原有的中华文化，因此，清朝的文化与正统的中华文化是没有区别的，据此，他进一步指出只要能让百姓“衣食足”，即便是“蛮夷”国家的文化也是值得学习的。但是朴趾源的新“华夷论”的提出只是为了给他的北学思想提供理论支撑，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摆脱朱子学倡导的传统意义上的华夷思想。他主张北学的目的在于强盛朝鲜，使之足以与清国抗衡并击败清国，实现“正德”。由此可见朴趾源对朱子学实际上是持矛盾态度的。朴趾源在清国期间了解到一些清国知识分子批判朱子学，他把这归因于朱子学的御用化，他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并不全面。清朝知识人批判朱子学既有朱子学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的原因，也与当时盛行的汉学有紧密的联系。
  《朱子语类》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李琳（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杨霞副教授）
  朱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之大成，《朱子语类》则是研究朱子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论文旨在通过对《朱子语类》中有关语文教育思想的内容的提炼与分析来寻求解决当前语文教学问题的答案。第一章主要从教育内容上来进行分析。朱子的教育内容重在从“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方面入手。在德性方面，朱子要求学者修炼道德秩序、社会大我以及超道德三层境界；在学问方面，朱子则要求学者广泛涉猎学习各种门类的知识。这两方面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德”与“智”有明显的补充与启发。第二章主要从教育方法上来进行分析。主要选取朱子教育方法论中的知行合一、格物致知以及读书之道。朱子知行合一强调“知在行先，行重于知”，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写作中说真话，要写自己有体验有感悟的生活，同时应当加强教学中对应用文的重视。而格物致知思想强调“即物穷理”，这启示我们语文教学的根本在于积累。在读书之道方面，朱子强调得比较多，这里，文章主要选取静以虚心、不责效、怀疑精神、深研文本义理、沉潜用力五个方面加以补充前人曾经提取出的“朱子读书法”。第三章主要从教育评价的角度出发，首先论述朱子教育评价的目的及风格，朱子批判当时已落入格式化的科举考试，提出教育的目的是高则为圣人，下则为君子，由此引出当前语文教学中的底线评价与顶线评价。在风格方面，朱子借助“设问”和“比喻”等手法彰显出一种“活泼泼地”特色，更是为今日的语文课堂增添活力，为体现师生平等对话，张扬学生个性助上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