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查看原文
内容出处: 《朱子学年鉴.2015》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1628
颗粒名称: 博士论文
分类号: B244.75
页数: 5
页码: 216-220
摘要: 本论文讲述了修为以复性——朱子哲学的问题意识及其展开,南宋理学视阈下的《中庸》思想研究情况。
关键词: 朱子学 研究 博士论文

内容

修为以复性
  ——朱子哲学的问题意识及其展开
  江求流(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杨国荣教授)
  论文基于对朱子哲学原著的阅读,在充分吸收现代朱子学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本体与工夫这一基本视域出发,探讨了朱子哲学内在的问题意识及其整体性结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主要处理朱子哲学中的理气论问题。在作者看来,朱子的理气论实质上是针对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佛教的性空论。而性空论又涉及真如缘起思想,即天地间的万物都是真如本心幻化而成的。在朱子那里,性空论的克服构成了理气论的核心问题,而对性空论的克服又涉及气化生物的问题。朱子认为从本源上说万物都是气化所生,而气内在地具有生理,这种生理在气化万物的过程中就内化为万物内在的性,这也就是在朱熹哲学中具有地位的“性即理”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而通过气中内在地具有理这一观念的揭示,朱子实际上对《中庸》的“天命之为性”进行了转化,从而无论是对万物生成还是对万物之性的来源问题的理解都不再诉之于神学目的论。因此,理气论也内在地包含着对目的论的消解。对性空论的克服是第一章的主要内容,而在朱子那里,对性空论的克服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人性实在性的论证。人性的实在性在朱子那里主要是涉及本体的问题,而体总是离不开用,因此比人性实在性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功能是什么的问题。朱子对人性功能的论证实际上是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继承。在他那里,人性是一种感通能力,主体由于内在地具有这种感通能力,在人伦日用之中就能够自然而然地为善。因此,人性构成了人伦日用的本体论基础,或者说,人性构成了人伦秩序的内在法则。而作为主体内在的感通能力的人性之所以受到重视,也与朱子对人伦秩序的关注有关。正是因为人伦这种存在秩序非常重要,那种作为人伦秩序基础的人性才显得重要。概言之,人性的功能及其对人伦秩序的意义构成了论文第二章的主体内容。朱子对人性功能的阐发实际上是以性善论为基本内容。但性善论必然面临性恶论、善恶混等不同人性论的挑战。在朱子看来,人性本善,但这种为善的能力会受到气禀和人欲的抑制。气禀是人生来就有的,因此是抑制人性功能的先天因素,而人欲实际上是在人性功能发用之时,主体对它的有意违背,因此是抑制人性功能的人为因素。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的是气禀对人性的抑制问题,而天理人欲之间的关系问题则涉及人欲对人性功能的抑制问题。朱子通过对这两个方面内容的分析,实际上既坚持了性善论的,也回应了性恶论、善恶混等不同人性观的挑战。因此,论文第三章主要围绕抑制人性功能的双重因素展开的。人性受到气禀、人欲的双重抑制,因此只是以潜能的形式存在。然而,人性虽然潜能化,但它作为本体仍然具有重新发用的可能,这就涉及工夫的问题。因此工夫论之所以在朱子哲学中如此重要,就在于正是通过工夫,也就是后天的修为才能使得那种先天的人性潜能开发出来。这在朱子那里也就是复性的问题。而谈到工夫,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工夫的具体进路问题。但这一问题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的理解。朱子与湖湘学派关于察识与涵养关系的辩论实际上主要涉及工夫进路的问题。而朱子心性论中的中和旧说向中和新说的转变也与工夫进路的问题密不可分。总之,修为以复性的工夫及其具体进路构成了论文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从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辩论可以看到,工夫进路的恰当与否对于复性的修养目标非常重要。但工夫进路不能盲目进行,它实际上有其当然之则,即有其规范性,对朱子而言,这种规范性必须通过格物致知才能弄清。因此,朱子那里的格物致知问题所涉及的首要问题就是对工夫进路的引导问题。当然,对朱子而言,格物致知不仅涉及工夫进路的引导问题,还涉及实践活动的如何进行的问题。这是因为,工夫问题以复性,即德性的成就为目标,实际上培养的是德性主体,但朱子这些儒家学者必须面对家国天下的众多实践事务,而处理这些事务也有其规范性,否则实践活动就会陷入盲目性。因此格物致知还涉及实践盲目性的克服问题。因此,论文第五章从工夫进路的指引与实践盲目性的克服两个方面展开了对格物致知问题的分析。总之,在作者看来,朱子哲学主要涉及上述所论的人性的实在性、人性在人伦日用中所承担的功能、抑制人性功能的双重因素、开发人性功能的工夫及其具体进路等问题。而其中以复性为目标的修养工夫问题无疑是朱子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对人性实在性以及功能性的论述实际上展现了人性的重要性从而也是复性何以必要的根源所在,而对抑制人性功能的双重因素的分析,则显示出修养工夫的必要性,此外对工夫进路的论述以及格物致知对工夫进路的引导性功能都与修养工夫有关。
  南宋理学视阈下的《中庸》思想研究
  王晓朴(河北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李振纲教授)
  对南宋理学视阈下的《中庸》思想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吸收、借鉴相关古籍文献和理论成果,全面把握南宋理学家借助《中庸》阐发义理、找到复兴儒学本体化依据,进而对南宋理学学术发展做出描述和评价。“理学”之名始于南宋,主要是指义理之学,与汉唐之际的考据之学相对。汉唐儒学没有能够承继先秦儒学的本体化发展趋势,加之其烦琐化、神秘化倾向日益突出,偏重于文字的训诂与辩解,忽视对儒家经典书目的整体把握,严重束缚了儒学的发展与创新。宋代学者要重新复兴儒学在学术思想上的正统地位,就必须对原有的训诂之学进行否定,用义理之学诠释经典书目,确立义理之学的主体内涵。宋代学者对儒学的复兴,一方面要同佛老异端之学进行理论层面的对抗;另一方面需要解决自身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对天人之道进行内在的贯通,找到契合点,构建符合儒学的本体形态;其次,对人的心性问题进一步提升和扩充,实现人性与心的内在统一。他们依据先秦儒家的经典文本寻求答案,通过筛选找到了本体化的依据。以《中庸》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其所蕴含的价值和形态,更加适合宋代学术发展尤其是儒学思想的回归。根据南宋时期《中庸》思想的发展过程,论文结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究《中庸》的出处以及《中庸》的主要框架和思想内涵,并对南宋以前的《中庸》思想发展做简短的概括。首先,以中、庸二字为出发点,对《中庸》一书的结构(天人之道、诚论和君子之道)进行分析;其次,从先秦儒家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中庸观,至汉唐时期《中庸》思想发展脉络做一梳理;再次,以北宋学者对《中庸》思想的诠释为线索,重点把周惇颐到二程的《中庸》思想发展状况进行归纳和总结。第二部分,重点探讨以杨时为代表的学者在南宋初期对《中庸》思想的阐释以及发展过程。从南宋初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入手,挖掘其内在的理论根源;其后主要介绍杨时对《中庸》思想进行的诠释,主要从天人之道、君子之道、圣人之道、对荆公新学的批评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和评价。第三部分,介绍罗从彦“静坐体验未发”的“中庸”工夫论思想。从罗从彦对中庸的解释、对天命理的解释、静中体验未发之中、“主静”求中说和对后学的影响方面进行论述。第四部分,论述李侗“静默澄心,求得未发之中”的“中庸”工夫之旨。从李侗体验未发修养学说的来源、静中观喜怒哀乐未发之法、未发之中即是性以及对朱熹“逃佛归儒”等思想影响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第五部分,着重介绍理学大家朱熹对《中庸》思想体系的诠释和研究。从朱熹对《中庸》道统之传的重视、对中庸的释义、《中庸》首章的诠释理路、中和旧说和新说的演变过程、对程门弟子《中庸》诠释思想的批评和建构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评价。第六部分,简要对南宋中后期叶适和杨简的《中庸》思想进行梳理。主要概括南宋中后期理学发展的情况,并对二人的《中庸》思想分别进行论述。针对他们的《中庸》思想,以《中庸》的批评和解构为出发点,从“已发未发”“致中和”“道即中庸”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和梳理。南宋理学家依据《中庸》所阐发的义理思想,确立了儒学的道德规范和天人之际的内在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内在修养和主体体认达到终极之境。在佛老之言甚广、天理人欲不明的社会背景中,理学学者们用彻底的理性主义精神,建构起以“四书学”为文本的普遍哲学意义形态,重新确立了南宋时期儒学的根本价值和人文关怀。
  元代理学与社会
  朱军(西北大学2015年,指导教师:张岂之教授)
  肇起于北宋的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高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会通精神。延至元代,这一时期的理学,在延续宋代特色的基础之上,因其独特的社会构成,产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内容与新特点。元朝建立以后,蒙古人入主中原,少数民族取代汉族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先进的汉族文化激发了蒙古帝王对汉文化学习的渴望,认识到理学维护统治的作用之后,蒙元统治者开始大力提倡理学。同时,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并存于元代,在此社会结构下,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理学家们针对种种矛盾,对理学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在底层知识分子当中,无法进入政治统治中心的乡绅和士人,将理学应用于社会实践,将理学融入社会生活之中。通过各种力量的合力,理学在元代完成了官学化和社会化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后续发展。因此,以元代社会与理学的关系为研究中心,既阐述理学在元代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又说明元代社会影响理学的发展的原因,最终揭示元代社会与理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基于上述原因,文章的结构与内容如下。第一章从宋、金、元之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况着手,考察元代理学产生前的社会发展状况,为元代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寻得社会历史层面的依据。进而从元代社会相较于宋代社会的巨大变化,考察元代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特别是蒙元统治者在民族文化冲突加剧的情况下,逐渐意识到汉文化的重要性,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蒙元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完成了从成吉思汗朝的“排斥、冷漠”,到忽必烈朝的“思考、接纳”,再到仁宗朝的“支持、崇尚”的转变,最后,理学随着科举的复兴而成为元代的官方学术。第二章论述了元代朱熹后学的发展。以赵复、姚枢、许衡、刘因、北山学派以及新安学派的众多理学家为例,着重考察了元代朱子后学在道统论、本体论、心性论等方面的论述,分析其创新之处,旨在说明朱子后学在元代理学传播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第三章论述了元代陆学的延续以及朱陆和会思想的概况。元代朱学兴盛,陆学却并未因此消亡,而是在陆学传人的努力下艰难传承。与此同时,部分朱陆两家的学者,通过反思朱陆异同,主张打破朱学与陆学的门户之见,提出了朱陆和会的会通思想,这是元代理学发展中出现的复杂情况,也代表了理学在元代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第四章考察了元代的少数民族理学家。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量的少数民族士人接受了汉族文化教育,在理学与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碰撞中,他们被理学所吸引,众多蒙古族、回族、西域的学者接受了理学思想,并在心性义理上有独到的见解,他们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在实践中对理学思想进行传播,使理学在内容与发展上具有了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最终又融入元代的民族融合之中。在元代,理学已经不再是汉族士人的专利,体现了由民族融合而文化认同、文化融合的特点。第五章论述了元代理学对底层社会的影响。就社会层面而言,理学在宋、元两代的大不相同之处在于元代理学的世俗化:理学不再只是士大夫们的心性玄谈,而是以生活化的方式渗透到元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乡村社会的士绅以及无法晋身仕途的儒生,在社会底层寻找实现理学理想的途径。乡村自治是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一大特点,元代的乡绅们通过收摄宗族、制订乡约的方式,以此来收摄人心,试图建立稳定的以血缘为纽带,却又处处体现“礼”的社会秩序,这正好符合宋代理学家们所构想的社会秩序。在士人群体当中,儒生们或选择著书立说,将理学的观念渗透到文学、史学等领域;或者从事教育,讲学于书院,在大众中传播;再或者转向杂剧创作,在作品中实践理学。这些行为,都深刻地影响了元代的社会构成和社会发展。理学在元代社会特殊的环境影响下表现出独特的特色,正如元代是中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段一样,元代理学也是理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知识出处

朱子学年鉴.2015

《朱子学年鉴.2015》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主要内容有“特稿”栏目选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教授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的文章,前者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来探讨韩国朱子学,后者分析了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朱子学研究新视野”栏目推介了杨祖汉教授的《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杨立华教授的《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方旭东教授的《无思有觉、圣凡体别——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朱人求教授的《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许家星教授的《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方笑一副教授的《<近思录专辑>简介》、吾妻重二教授的《周惇颐墓——其历史与现状》等。“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栏目比较详细地梳理了2015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目前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朱子学书评”栏目选刊了对《朱熹大辞典》《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宋明理学十五讲》等著作的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学者简介”“朱子学研究机构”“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等栏目尽可能全面地展示2015年全球朱子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