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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道统论
  ——以朱熹为中心
  〔德〕苏费翔《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自宋代以来，“道统”观念便成为儒家的重要话题，而朱熹的道统论尤为后辈学者所尊重。“道统”一词并非朱熹首创，其最早的出处是唐代初期曲阜县令盖畅的墓志铭，意即儒家传道的系统。在朱熹的不同文本中，道统的谱系略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哲学化的意味和“爱本朝”的思想。考察北宋以来“道统”一词的用法，可以看出其与“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余英时认为，朱熹这样的理论在他的时代是有具体目标的。一方面，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系针对着陈亮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另一方面，朱熹要证明孔子“开来学”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将来儒者有方法可以治国平天下。
  朱子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在东亚的普遍意义
  〔日〕吾妻重二《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于人类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作为东亚普遍知识形态的朱子学，它的成立被誉为“东亚的世界史性事件”。朱子学之所以会在东亚世界广泛传播，关键在于其所揭示的普遍主义。东亚书院或学塾的发达，与朱子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子学不仅在思想的层面上而且在礼仪的层面上，依然存活于今天的东亚世界之中。
  论奇大升理气混沦的儒学思想
  李甦平《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
  文章详细论述了韩儒奇大升（号高峰）的理气观。他在继承朱熹“理气不离”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理”与“气”是混沦而不可分开的。以此为理论批评了李退溪所主张“四端”与“七情”为异质的思想，提出了“四七同质”说，即主张“四端”与“七情”同质性，并创造性地指出“七情”有善有恶，“四端”亦有善恶。奇高峰关于“四端七情”的一些论述，既依据朱熹思想，又是对朱熹思想的细化。这是韩国性理学对中国理学的发展。“四端七情”的论辩也标示着具有朝鲜特色的韩国儒学的形成。
  帝、儒、中、心之间
  ——朱子前十六字心诀流传阐释考论
  冯国栋《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
  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虞廷十六字对于宋明新儒学的道统论、心性论、工夫论皆甚为重要，意义不容忽视。该文认为朱子之前十六字的流传阐释经历了由“帝学”而“儒学”、由外王之道而内圣之学的扩展深入。而宋儒对十六字解释的侧重点，也经历了由“中”而“心”，由本体论、境界论向工夫论转移的过程。
  从《大学章句》引注考看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特点
  戴兆国耿芳朝《东岳论丛》2015第1期
  在《大学章句》中，朱熹主要引用了郑玄、程子和吕大临的注。以这“三家”十个引注为例，考证、梳理每条引注的源出处和作者，进而分析朱熹在引用时所遵循的原则、引注的倾向，以此推进对《大学》思想的解读和朱子经学诠释学的研究。解读朱子引郑氏注，可发现汉儒、宋儒解经之别，以及朱子训诂与义理并重的解经方法。朱子引程子注则兼采训诂和章节刊定裁分，并且融会二程子意以注《大学》。引吕氏注则彰显朱子解经治学不流于学统门户之见、广博援引各家学派观点的解经思路。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乐爱国 李志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朱子“中和旧说”发微
  ——以“人自有生”四札为中心
  崔海东《孔子研究》2015年第1期
  朱子“中和旧说”关于本体与工夫的见解经历了五层发展：一是学延平静坐求中而不得；二是自悟性体心用，学南轩省察识仁；三是因南轩“二物”之评，更以“一念已具体用”；四是定型“中和旧说”；五是因工夫无下手处，遂整体怀疑反思“旧说”。此五层见解有三大问题：一是无关“中和”本旨，故造成本体、工夫皆误；二是在本体上混两种体用而不知，故不能明确界定未发之中；三是在工夫上缺失涵养一节，故不能抵达“未发之中”。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书集传》中的“文公亲帖”
  方彦寿《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元麻沙刘氏南涧书堂刻本《书集传》，现存于日本内阁文库。该书卷首，有朱熹写给门人蔡沈的四通手书，称为“文公亲帖”。一直以来，罕为学界所知。从文献的角度看，此“亲帖”乃朱子手书，其内容比所有传世版本都更准确。将此四通书信内容，对照四部丛刊本或朱子全书本，文字有不少优胜之处，因而也就更具校勘价值；从书法的角度看，此帖的重新发现，为朱熹传世的手书遗墨增添了新的品种。
  权宜之计：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孔庙十哲之次的政治史发覆
  ——兼论钱穆、葛兆光先生有关康熙时代思想专制的诠释
  赵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颁旨，下令把朱熹在孔庙祭祀的位置从诸儒群贤提升到十哲之次。钱穆、葛兆光等学者视之为清代以理学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思想文化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导致民间思想的萎缩和士大夫自由空间的丧失。根据中国台湾地区方志中保存的有关一手文献，重新考辨解剖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来龙去脉及其政治背景，可以发现此案实际上是康熙对当时权倾一时的朝臣李光地拉拢和打击并行以图有效驾驭的步骤之一。要研究18世纪国家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不应将前者等同于20世纪才出现的全能型国家体制，而应具体地分析其文化思想宣示背后的政治思想脉络，才能对此关系给出具有解释力的分析。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而非基础主义的
  黄勇 崔雅琴 《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形上学有两种类型：基础主义的和解释性的。持后形上学立场的学者对形上学的批判大部分指向前者而非后者。朱熹的形上学，特别是其关于人性的形上学，是解释性的而非基础主义的，因此，它可以避免来自后形上学思想家所提出的批评。它从以下两方面的经验事实出发并试图对这样的经验事实做出解释：存在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等人类情感；人禽之辨，前者可以在道德上臻于完善而后者不可能。朱熹的人性形上学对我们的道德修养起到一种重要的规范作用。
  简论朱熹的训诂原则
  贾璐《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不仅是理学大师，而且在训诂学上亦颇有建树。朱熹采取由训诂以通义理的做法，既注重义理也绝不偏废训诂，其训诂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重视旧注，博采群说；实事求是，阙疑处不强作解；不墨守成说，自创新解。这些原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朱熹对待训诂的态度，几乎贯穿于朱熹的整个训诂过程中。朱熹的训诂在汉语史上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他的兼采汉宋、注重训诂考证的思想，为清代小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他反对传统解经的泥守成说，在训诂实践中常多新解，创获颇丰，在中国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简论宋儒“一体之仁”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以张载、二程、朱子的“一体之仁”思想为例
  吴根友PengPing《孔学堂》2015年第2期
  宋儒提出的“一体之仁”的命题，是对先秦原始儒家仁学思想的一次新发展，张载、二程、朱子等人对于“一体之仁”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认同这一命题，体现了宋儒在仁学思想方面的一致性。宋儒“一体之仁”的思想经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发展，再经过王门后学的一支“泰州学派”王艮的发展，中经李贽，再穿过清代，到晚清谭嗣同的解释，发展出“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新命题，从而与近现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发生了内在的关联。这一命题在当代仍然可以与生态主义思想发生联系，并且可以为生态主义提供中国式的哲学根据。
  从朱熹到王阳明：宋明儒学本体论的转向及其基本路径
  朱晓鹏《哲学研究》2015年第2期
  传统儒学本体论和其他传统本体论一样都具有两个基本维度即其认知维度和价值维度。从朱熹到王阳明的形上学演进，在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实现了一个重大的本体论转向，即向本体论的认知维度和价值维度相统一的转向。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不但深化了其本体论的认知维度，而且塑造了良知本体的意义世界，实际上重建了儒家形上学的价值之维，最终实现了本体论的认知之维与价值之维的统一，使阳明心学在融摄三教的基础上不仅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形而上的世界图景，而且展示了其所蕴含的昂扬的主体性精神和丰沛的意义世界，表现了一种不同于宋儒的本体论取向，达到了宋明儒学的形上学高峰。
  “义”·“人情”·“礼乐器数”
  ——朱熹论“礼”的传承与修订
  冯兵《哲学动态》2015年第2期
  朱熹几乎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宋代新礼学的建构与实践，而“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则是其中的核心命题。在朱熹看来，“礼”“理”一体，然亦需“义”作为“礼”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和实践天理的枢机与准则，因此，“以义起”便构成了“礼”的传承与修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此外，强调礼乐实践主体的情感元素在“礼”的传承与修订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礼乐器数”的物质化传承功能的重视，亦同样构成了朱熹对“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的基本认识。在宋学背景下，朱熹在“礼”的传承与修订实践及相关的理论探讨中，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性和务实的理论面向，对传统礼学的现代转换与传播也有较高的理论借鉴价值。
  朱子所谓“四子”何指
  ——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石立善《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从朱子本人对“四子”一词的用法，从朱子对“四子”与“六经”的关系的认识与阐发，从记录者陈淳对“四子”一词的理解，从朱子这段话的内在逻辑结构，从后世儒者对朱子这段话的理解等5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四子”无疑就是指《四书》，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将“四子”解作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看似合理，其实是非常荒谬可笑的。读书要从记载了北宋理学家周、张、二程的话语的《近思录》入手，《近思录》是通往《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的阶梯，而《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又是通往《周易》《尚书》《毛诗》《三礼》《春秋》等六经的阶梯。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
  ——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米文科《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2期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唯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李二曲“心体”论诸说
  ——从对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融摄说起
  常新《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2期
  “心体”系宋明理学一重要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它直接肯定道德主体与道德法则之同一性。在李二曲哲学中，对“心体”问题的辨析是其建立道德形而上和道德主体论的拱心石，也是二曲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切入点。其“心体”之意大致指心的本然性质、面貌、状态；心之“体”即性之理。二曲“心体”论既像朱子那样重视其认知之义涵，强调心体之“虚明”，又继承王阳明重视“心体”作为道德本体之传统，强调心体之“至善”。李二曲“心体”论体系所涉及概念较多，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蕴含着主体意识、道德本体、修养工夫等内容。其“心体”论逻辑终点为“人心”，它有可善、可恶之可能性，当人心与世运发生冲突之时，李二曲主张“明心”与“体理”，使“心体”能明善复初，葆有其性。
  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李栗谷的最终定论吗？
  谢晓东《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2期
  韩国大儒李栗谷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一种独特的人心道心论。但是，该学说存在明显的内部矛盾，故而是一种不稳定的观点。明确意识到人心的普遍性之后，栗谷实际上就放弃了该观点。他的晚年定论是道心人心统一论，即道心为主人心听命，从而相当程度上向朱熹的观点回归。
  朱熹对待扬雄与《反离骚》态度及其原因探析
  徐涓《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朱熹注释《楚辞》时对扬雄及《反离骚》极尽讽刺。其实在现实中，朱熹对扬雄的态度比较复杂，他对扬雄学问有批评也有肯定。究其原因，有现实政治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朱熹持道文统一并以道为本的道文观念。朱熹认为文从道中流出，道之形体便是性，性乃心之本体，包含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心之用为情感、意志。在评价作家作品上，他并不是追求文字背后所蕴含的道理，而是通过对文章作者道德之考察，来评判其作品优劣。朱熹因不满扬雄失节，便批评其人及其作品，但对扬雄学问却也不得不肯定，显得有些勉强。
  朱熹《大学章句》“诚意”注解定本辨析
  陈林《孔子研究》2015年第2期
  朱熹晚年对《大学章句》“诚意”章多有修订。他放弃了原来把“毋自欺”理解为要人在几微毫厘处做工夫，以求达到十分为善的思想，而最终把“自欺”理解为人知道应该为善以去恶，但内心所发之意念有所不诚的心理状态。朱熹对“诚意”章的修订，理顺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之间的关系，使“诚意”章全篇文义通畅无碍。朱熹最终把《大学》经文“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中的“诚意”注解为“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
  从朱熹的诠释思想展望中国现代诠释学
  李清良 夏亚平《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朱熹的诠释思想是整个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的理论高峰和典型代表，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现代诠释学的建立和发展极有启发。综合考察朱熹的诠释思想，可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古典的“仁学诠释学”，即以儒家仁学为基本原则对诠释活动加以全面系统的反思、解释和规定，从而将诠释之道从本质上视为在意义世界中修身成己、安人成物的仁道，并将诠释活动从根本上视为在意义世界中践行仁道而修己安人的工夫。进一步看，作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主流与大宗的儒家诠释传统，其理论思考其实也可以说是古典“仁学诠释学”。中国现代诠释学乃是中华文明基于其诠释传统而自觉建立的现代诠释之道，其主要发展方向应是力求将古典“仁学诠释学”转化为现代“仁学诠释学”。
  论理雅各对朱熹《诗》学的接受
  董娟《孔子研究》2015年第2期
  理雅各英译《诗经》与朱熹《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不仅赞同朱熹“自然的”批评风格，而且在废《序》言《诗》、比兴标定等具体问题上亦与朱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使得英文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诗经》自面世以来就带着浓厚的宋学色彩。当然，理雅各对朱熹的推崇并不是毫无判断的盲从，而是批判性的欣赏。理雅各对朱熹批评方式和批评能力的张扬呈现出宋学于传教士汉学研究中不断上升的趋势，也体现出该时期有别于前汉学和现代汉学时期独特的“耶儒互动”与中西比较风格。
  朱子对程门后学心性论思想的批判和总结
  李敬峰《孔子研究》
  2015年第2期
  心性论是洛学建构的核心内容。程朱之间的程门后学接续二程，阐释和深化洛学的核心话语，使心性论思想上的分歧和共性更加显豁地展示出来。朱子为重塑道统，采取扬弃的态度审视程门后学的心性论思想，从气质之性、工夫论、仁学三方面对程门后学的心性论思想进行反思、批判、总结和开新，最终建构了集大成的闽学体系。
  《近思录》的“教学之道”与朱熹的教育思想
  秦月 程水龙《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朱熹的教育思想与《近思录》“教学之道”的语录文字连接紧密，二者存在相当的一致性；《近思录》语录文字是朱熹辑录与发明，是有意张扬四子思想，并借以表达自己教育思想之取向。程朱理学，注重人之禀赋的开掘，达成圣贤；强调早期教育，“以豫为先”，养成“圣贤坯璞”；对传统教学内容的继承与拓展，尤重洒扫应对；对教法阐释透彻，继承而推新。这些在当下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
  人格的不完满性及其先天根源
  ——论朱子气质之性的核心内涵
  江求流《船山学刊》2015年第2期
  朱子的仁义礼智之性是主体的内在本性，而气质之性则是主体的现实品格，即人格。人的现实品格总是表现为种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相对于圣贤那种理想人格而言则是不完满性。气质之性形成是由于每个人生来所禀之气的品质不那么清明纯粹，从而使得主体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的功能受到抑制，因而是气禀这种先天因素造成的。因此，气质之性与人格在内涵上的等价性，也就意味着现实人格的不完满性并非简单地是由家庭环境、社会风俗、学校教育等后天因素造成的，而是存在着其先天的根源。
  “反朱”思想研究：发展历程与内在逻辑
  ——以宋明清理学为中心
  李山河《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反朱”思想是指称理学思想内部反对朱子思想或与朱子思想路向不相契合、存在内在强烈冲突的个别思想家或某个思想流派的总的汇称。这不仅是对反朱历史现象总特征的一个概括，而且为理学在宋明清三代的理论发展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总体来说，“反朱”思想经历了宋明时期“心性义理”层面的“反朱”、明末清初“实事实行”层面的“反朱”和清代中期社会伦理层面的“反朱”。“反朱”思想的历史展开尽管不同时期不同面貌，但其遵循了共同的内在逻辑，表现为都以朱子作为潜意识的对话客体，都是建立在曲解或错解朱子思想的基础上，都在反朱过程中无形助推了朱子学的不断发展。
  历史世界是如何可能的
  ——环绕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之思考
  徐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余英时先生对宋代政治文化史潜心研究的结晶。正如康德以回答“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从而在哲学史上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余英时则在描绘朱熹及其所处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上，推动了学界对于相关领域研究进路的一次“哥白尼式的回转”。全书架构及其行文逻辑都有着鲜明的余氏风格，而其留有余地而锋芒毕露的风格亦引起了一些争议，书中提及的内圣外王、道统等重要概念的辨析和相关史料的考证值得进一步探讨。哲学与历史的进路须要兼顾彼此，不能人为“搁置”任何一方，而朱熹的历史世界也只有在这两者“体用一源的显微无间”之中才可能得到较为公允的认识。
  朱子论“命”
  赵金刚《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3期
  朱子对于“命”的讨论首先在于对与“命”有关的相关范畴的界定与厘清，尤其是分析这些概念之间的异同。在朱子那里，命、性、天、理等范畴是“即同又异”的。在朱子思想中，命是一个综合性范畴，“命”可以从理气、天命流行的角度来讲，与此同时，朱子对命的讨论也容纳了传统“命”说当中的诸多含义，如前定、所遇、所值等等，朱子将这些内容都综合进一个自然造化的命的流行过程之中，通过流行中固有的理与气去容纳传统所讲之“受命”“遭命”“随命”等内容。朱子之命更偏向理，单独的“气命”的言说在朱子那里不可能成立，而一旦要谈所谓的“理命”时，气也必然在其中。气在命中的地位更多的是解释性的，而命之于理则更强调后天的人的实践性。
  “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
  ——论朱熹鬼神观兼及江户儒者的质疑
  傅锡洪《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在朱子学的理论构造中，有关鬼神的论述涉及“鬼神主乎气而言”和“鬼神以祭祀而言”两大论题。朱熹极力主张“两样鬼神”“不是二事”，而这一命题与儒家天人合一之学有密切的理论关联。那么“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呢？首先，从《乐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的观点出发，“鬼神即是礼乐道理”，此点结合《礼记》《易传》的相关论述，可以窥看天道与人道是如何沟通的；其次，就朱熹“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之说，祭祀之时求阴求阳、诚报气通，人神“合莫”而绝非假设；最后，从东亚儒学视域出发，日本江户儒者对“两样鬼神”“不是二事”之说有所解构。在中国传统儒学中，人道本于天道，人伦基于自然，故“神道设教”被诠释为神妙之道，即礼乐之道，即天地自然之道。然而对于这一观念，自江户中期以来如荻生徂徕，则将其理解为绝对的宗教信仰，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
  朱熹“诗”学通论
  郝永《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对朱熹《阴符经考异》的再考察
  王宗昱《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
  清代初年开始以朱熹的名义行世的《阴符经考异》实际上是一个被逐渐改造成的本子。它的注解文字出于蔡元定之手。其他文字则是黄瑞节从朱熹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中汇编成的，而且是作为附录。能够揭开历史真面目的是元代黄瑞节编辑的《朱子成书》。但是，在《朱子成书》以前就出现了朱熹注解《阴符经》的说法。《朱子成书》本也在明代被作为“崆峒道士邹诉注”的名义进入了《正统道藏》，抹杀了蔡元定的著作权。本文描述了《朱子成书》本被改编改名的过程，指出被四库全书收录的《阴符经考异》文本来自吕留良刻印的《朱子遗书》。朱熹撰写《阴符经考异》的说法定型于清初甚至更早。这个著作权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一段朱熹神话。
  易学视域下之朱熹“理”“气”关系探微
  吕相国李美玲《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朱熹“理”“气”关系贯穿其思想之始终，“是整个朱子哲学的生发之源”，而其对“理”“气”关系问题的回答亦主要来源于《周易》。就“理”“气”关系在朱熹易学中的地位而言，他是以“理”“气”关系为框架来融摄“象数”和“义理”两派，从而能终成其“集大成者”的学术地位。他主要沿着如下逻辑脉络进行论述：首先，在朱熹看来“易即道”，且“易即理”，从而实现易学与“理”“气”思想的沟通；其次，朱熹基于《周易》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比较稳当的“理”“气”划分方式，即“形上形下”的划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划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划分；再次，他认为“阴阳”二气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形式，“流行底”和“对待底”；最后，他得出“易只是个阴阳”的命题结论。
  从伊藤仁斋“道论”的重构来看德川儒学“反朱子学”之特色
  吴震《河北学刊》2015年第4期
  伊藤仁斋为17世纪日本“古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德川早期“反朱子学”思潮的重要推手。他以复原儒学古义为方法，通过批判宋儒形上学，以重建儒学“道论”，形成了独特的仁斋学。他认为“理本死字”而“道本活字”，提出了“一乎生故也之理”“一乎生故也之道”的命题，将理和道视作宇宙生生化化之过程本身，其道论思想的特质在于：道在事中、俗中，强调“道”的人伦日用性、平常可行性，反对宋儒将“理”或“道”解释为“来历根原”的形上存在。仁斋学之“反朱子学”的案例表明，近世日本儒学已开启了“日本化”进程，仁斋学便是儒学日本化的典型形态；而这一形态又充分说明，儒学在东亚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转化。
  气质以言性：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分析
  张锦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15年第9期转载
  “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并非朱熹首创，但朱熹在他理学思想的语境下对它重新进行了理解、使用和讨论。文章从“气质之性”这一表达本身入手，从“性”“气质”两个角度来考察朱熹的“气质之性”概念。通过对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朱熹以“气质”言“性”，在其理学视域下突出“性”之本义（“生”），并使他关于“性”的诸问题的思考在上贯形上层面的同时也始终着落于现实世界，着落于实处，这彰显出理学家关于“性”的思考始终葆有对现实世界的现实关怀，也体现了朱熹理学思想的实践品格和迥异于佛老人性论的理论特质。
  朱熹与王淮交游考略
  顾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对于朱熹与丞相王淮之关系，因淳熙九年（1182）朱熹弹劾唐仲友及此后王淮反“道学”之事，故世人多着眼于两人间之交恶纷争，而对朱、王两人此前的密切交往却甚少关注。依据朱熹致王淮的书信以及相关史料，可以探考两人的交游始末。据朱熹《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朱、王初识于乾道四年（1168），此后两人关系亦颇为融洽。直至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后，两人再无往来。
  朱子之仁：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
  赖尚清《孔子研究》2015年第4期
  当代新儒家之一的牟宗三以朱子道德为他律道德而判定朱子哲学是别子为宗，其核心理据是心是气心，理是但理，性只存有不活动，心具理是当具而不是本具。因此，朱子道德哲学没有道德主体，只能成就他律道德。其实，朱子之仁，作为仁心则是善良意志，是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是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统一，仁作为心之德本身即具有实现道德法则的力量；作为仁理，则是仁心所颁布的道德法则；作为仁情，则是具有先验性的道德情感，乃是道德主体对道德法则的一种表象，即四端；作为仁境则实现了意志之自由，即意志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其结果是康德自律道德之证成，自由意志之实现。
  日本接纳《易经》的一个侧面
  ——以伊藤仁斋的《易经》解释为中心
  土田健次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伊藤仁斋是日本江户时代最著名的儒者之一。他在批判朱子学的同时，主张直接回到孔子和孟子。此外，他否认了朱熹将《易经》视为卜筮之书的看法。仁斋认为卜筮的存在本身是与儒家的原则相悖的，因此他坚持，根据卜筮的结果比如“吉”或者“凶”来改变未来的行动是一种功利主义。因为孟子主张行为应当以从利中彻底区分出来的义为依据，因此他认为卜筮是与义相对立的。然而，朱熹在仁斋的批判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应当无视卜筮的结果，道理不当为，自是不可做。但是另一方面，朱熹认为只有在无法抉择何为道德上的当为之时，卜筮才能被允许。仁斋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认为道是易知的。他否认朱熹，但是实际上却极大地延展了朱熹已经注意到的问题。如前所述，仁斋拓宽了朱熹之学，同时批判了整个朱子学。在江户时代有许多的反理学，它们以朱熹之学为基础却反过来否定朱子学。总之，受益于朱熹之学的存在，日本的古学（以回归古代儒学为主旨的学派）开始发轫。此外，如对卜筮的观点一样，仁斋表示出了对动机纯粹性的尊崇，这恰是日本理性思维中一贯流动的特征之一。
  体验主义视域下对朱熹道德理论家庭模型的探析
  张寿《东疆学刊》2015年第4期
  在体验主义视域下，朱熹的理学乃至道德理论具有“理是道德的权威”“理是道德的力量”“理是道德的秩序”等核心隐喻，这意味着朱熹的道德理论主要是以由上述三个核心隐喻所决定的“严格的父亲”家庭模型作为基础和根据建构起来的。这种经验诠释，一方面印证了体验主义相关主张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初步探索了朱熹道德理论被建构成符合当今新的认知科学知识的，即“以经验为主地负责任”的道德理论的可能性。
  论朱熹的题咏、题画诗
  胡迎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第4期
  朱熹有两类相关的诗——题咏、题画诗。一是赠给主人的诗，是为其建筑（如堂、屋、轩、藏书阁、园林）而题咏。这类诗既写出了建筑的特点、建筑本身的美，又根据建筑物命名之意进行阐发，兼写主人的胸怀、志节。通过题咏此物，见出对主人的劝勉、叮嘱。二是题画诗，此类诗多采取前两句写画中景，后两句展开议论的章法，议论以补充画作未有之意。从中可见，朱熹深明诗画同源之理，具有很高的艺术品鉴能力，诗中情感深厚，爱憎分明。这两类诗均充溢情趣景趣，见其真性情。
  朱熹陆九渊无极太极之辩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孔令宏《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辩论是宋代以来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无极与太极的关系是双方辩论的问题之一。文章将其放到儒道关系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并阐明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形而上哲理的一个侧面，即无极与太极关系所代表的道与物的关系的两种解释方向：本源论与本体论。道家、道教讲无极而太极，多是就本源论而言，阐明道生万物的关系。朱熹把无极解释为无形，是想把太极解释为理，凸显理的本体地位，阐述“无形而有理”的观点。
  论曹南冥的“主敬”工夫及其特色
  ——兼论曹南冥“主敬”工夫的横渠学渊源
  林乐昌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6世纪朝鲜大儒曹南冥倡导和实践的“主敬”工夫，在其以“敬义”标宗的性理学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并展现了笃学力行、修道进德和博求经传、敛繁就简、反躬造约的特色。其“主敬”工夫有不同于前哲时贤的特色为：“以主敬为求放心之功”；“整齐严肃”，心肃容敬；佩铃自警、书壁为铭；“存心”“穷理”“以制事变”的思想脉络和“下学上达”的进学之序。曹南冥“主敬”工夫来源于《易》《论》《孟》《学》《庸》以及二程与朱子之学，同时也受到横梁学的深刻影响。
  朱熹辞赋通论
  郝永《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穿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对朱熹“罕言命”的思考
  史少博《兰州学刊》2015年第5期
  朱熹认为死生有定命，是宿命论者，但是朱熹又主张“罕言命”，其原因是他认为“人欲避祸，终不能避”；“气之命”无法操控、“理之命”人可以把握；“若尽言命，恐人皆委之于命，而人事废矣”。朱熹“罕言命”虽然存在瑕疵，但是当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朱熹的“罕言命”启示我们不畏命，把握“理之命”，相信自己，只要我们有上进心，有勇气、有信心、有恒心，就会不断战胜困难，不断进步，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另外，朱熹“罕言命”对当今破除迷信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论朱熹基于先天学的卦变说
  张克宾《周易研究》2015年第6期
  卦变说是揭示卦之所自来的有着独特理论内涵和功用的象数义例，与变卦说不同。朱熹认为，卦变说非画卦作为《易》之本旨，属于后天之学。但细究其《卦变图》则不难发现，他是以先天卦序作为其卦变图建构原则的。这是朱熹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思想的一种运用和落实。考诸《周易本义》注文，朱熹卦变有其突出的特点。据此，不少学者指出朱熹《卦变图》与《周易本义》注文不合。然详考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理论冲突，朱熹《卦变图》是一个纵横互通的系统，其施用原则非常灵活。朱熹卦变说是对程颐卦变说的批评，也是对李之才卦变说的发展，无论是在卦变理论特性的根本定位问题上，还是在具体卦变系统的建构和施用问题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同时也失去了或者说舍弃了卦变说中一些原有的理论意义和内涵。
  朱熹《四书集注》语言诠释方法论的建构与运用
  周光庆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6期
  与300年来一些学者的估计不足相反，朱熹确实建构起了新的《四书》语言诠释方法论，成为其《四书》诠释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在创立语言诠释方法论时，既有对语言诠释的根本性即“义理从文字中迸出”、指向性即“正欲以语道”等理论性问题的探讨，又有对语言诠释的详密有序法即“循序而渐进焉”、立足语境法即“各随本文意看”、循环反复法即“终而复始，通贯浃洽”等具体性方法的建构，并努力使这两方面融合成为语言诠释方法论的整体，以应用于《四书》诠释的实际，获得了《四书》诠释史上开创性成果，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古典诠释学的发展。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乐爱国《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6期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做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新道统”理念下的偏见
  ——朱熹讨伐“苏学”的文化诉求
  沈松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在朱熹的心目中，风行于朝野的“苏学”既使广大士人“被其毒者沦肌浃髓而不自知”，又严重地阻碍自己“新道统”的创构与张扬，因此展开全面深入地讨伐与清算。朱熹创构与张扬以“心性”为内核的“新道统”是对高宗的“道统”传承权与掌控权的公然否定，目的在于以“道统”传承者的身份，劝君行道，以“新道统”的理念引领君王治天下，具有强烈的政治儒学化的文化诉求。“新道统”是朱熹处理文道关系的思想基础，形成道主宰文、“文便是道”的文道观，忽略文学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他对“苏学”的讨伐一样存在明显的偏见。对此须联系朱熹勇于挑战君权，张扬“新道统”的历史场域及其文化诉求加以认识。
  朱熹易学的诠释特色
  ——兼论朱熹对程颐的批评
  唐琳 《孔子研究》2015年第6期
  朱熹认定《周易》为卜筮之书的性质，并结合卜筮之书的特点，开创性地阐发了卜筮、象数和义理的关系，形成了他以卜筮为基础，由象数入于义理，经“悟象”入于“修德”的易学特色。朱熹以《易》为卜筮之书绝不是泛泛之言，而是关联着他对《易》文本自身特点的认识。其在具体阐发中不乏新见。尤其是基于卜筮之书的这种定性，对卜筮和道理的内在关系的分析，以及通过假托说以弥缝《易》教“洁净精微”的诠释，均极富特色和新意，值得关注。
  朱陆异同论的历史形态考察
  徐公喜《江淮论坛》2015年第6期
  “朱陆异同”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讨论课题，从南宋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至绵延今八百多年，其间研究者不乏其人。朱陆异同不仅是难解的论题，而且围绕朱陆异同所衍生的学术问题与思索，可以说是理解南宋以来学术发展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诚如清代章学诚所言：“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异同，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对朱陆异同论这一学术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仅将朱陆之异或朱陆之同作为一个孤立的观念系统，而应与时空、个体与学派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结合起来看待。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朱陆异同论的发展轨迹概括为发轫、异化、消融、流变、鉴证等五个演进历程，并将其在不同进程中所呈现的历史形态总结概括为朱（朱子）陆（象山）之辩、门户之见、朱陆之和、早晚之争、方法之变等五种。
  论程端蒙对朱子学的体认与阐扬
  周茶仙《江淮论坛》2015年第6期
  朱子学的鼎盛，其门人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们对朱熹学说的承继、发扬、传播，实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历代学者的学术思想，绝非凭空乍起，必是前有所承，后有所启，若是忽略师承的部分，便无法得知其人对师说的阐扬与省思，会造成学术史研究的断裂甚至空阀。程端蒙作为朱子门人，对朱子学的追求虽不是对学说的高深探究，而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的选择，而且尽管在朱熹看来，程端蒙对义理之体悟未精，“于所谓亭亭当当恰好处，未免不子细也”，但他始终能够以朱子为依归，承学、吸收了不少朱熹的思想主张，有很多唱和、鼓吹朱子学之处，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路，所以其思想仍有可观。
  理学美学视域下朱熹的文艺批评观探究
  刘桂荣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朱熹不仅哲思渊深，且广涉博览，其文艺批评思想丰富而独步。“文从道出”成为其文艺批评的本体建构；“心统性情”倡言以“心”为主体；“法度即自然”的创作观尊崇法度也推崇自然；提出“得意妙神，以寄真赏”的鉴赏观；强调“观乎德性”的价值观，其文艺批评思想彰显出对自身生命及艺术精神的独到理解，主张文艺创作“未必要人看”，文艺生命的存在不是以外在为最终目的。
  20世纪以来朱熹经学与文学研究综述
  赵聃《文艺评论》2015年第6期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为数众多的经学家兼治文学，文学家亦擅长经学，而经典本身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朱熹就是这样一位经学与文学皆擅长的学者，其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蔡方鹿教授所说：“朱熹的经学思想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根基。”朱熹的一切思想，“都是建立在他的经学思想基础上”。因此，在经学史与文学史的交叉视野中来研究朱熹经学与文学的重叠、共生状态，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朱熹经学与文学的动态关系。
  朱熹对书法与诗文贯通一气的审美追求
  ——以劲健雄浑之笔力为中心
  杨万里《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
  朱熹提出“字随年长”的书论观念，以为随着功力的加深与真气的充盈，文艺笔力亦逐渐走向老健。他在诗文、书法创作与批评实践中极力推崇雄健笔力，认为文艺作品劲健雄浑的笔力是对主体君子人格与高逸胸次的彰显，如此也便可以借推崇雄健笔力之机振起当时萎靡世风，此正是其功利文艺观的体现。从根源上说，朱熹对雄健美学的推崇亦有其扶阳抑阴的哲学思想与追慕君子人格的道德理想为支撑。最后，除雄健笔力外，他对书法与诗文贯通一气的审美追求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如萧散风神，中正体势和古雅气韵等，这些共同诠释了他意在“中和”的文艺美学追求。
  程门学派对朱子学的挑战及与王学之遥契
  ——以黎立武的《大学》诠释为中心
  许家星《哲学研究》2015年第8期
  朱子对《四书》所做的创造性诠释，奠定了理学话语体系，其中尤以对《大学》的诠释影响深远。如何面对朱子的《大学》，成为“后朱子时代”学者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朱子学的发展壮大是在与诸多学派的论辩、竞争、统合中完成的，一方面是对象山学派、浙东功利学派的“攘外”，另一方面是对程门内部各分支学派的“安内”整合，即把二程思想“系统化”与“格式化”，最终形成了以朱子学为主干的新的经典体系与道学认同。但就学术史来看，即便在已为“世所宗尚”的宋元之际，朱子学仍然遭到了来自程门分支“兼山学派”的有力竞争，黎立武即是其代表人物。就宋元明这一广阔思想背景来看，黎立武率先扛起《大学》古本的大旗，力主格致传并无缺失，倡导《易》与《大学》融通互诠，视“知止”为《大学》枢纽，其思想独到而富有开创性，并与明代王学具有某种程度的遥感与呼应。
  从孟子到朱熹、戴震
  ——试析孟学发展的心路
  张允熠《哲学研究》2015年第8期
  孟子之学在先秦属儒家八派之一，秦灭之后，其徒被灭。西汉时司马迁始为孟子作传，至东汉列《孟子》为传记博士，不及五经博士。有赵岐其人推崇孟子，始得“亚圣”之称。唐代韩愈为抗衡佛教而矢志接续儒家道统，提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子之学才发扬光大。至宋代朱熹“始著”，继承了孟子的心性之学和王道仁政思想，并将其纳入理学的逻辑框架，从而真正奠定了孟子在儒家道统上的历史地位。清代是“古学复兴”的时代，戴震致力于解蔽被朱熹理学化了的《孟子》一书，试图恢复原始儒学的本真面貌。但戴震的研究也并没有真正回到孟子的始点，而是完成了对孟子原典的“否定之否定”历程。
  朱熹是泛认知主义吗？
  ——兼论牟宗三对朱熹“知论”的诠释
  陈永杰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
  牟宗三先生认为朱熹是泛认知主义，判定其学理没有活动性，不能产生道德实践。我们不是从道德形上学，而是从道德动机结构的角度来展开讨论。一方面，有足够的文本证据证明朱熹晚年与心学并非格格不通，同样重视“即存有即活动”；另一方面，朱熹所论之“知”尤其是“真知”包含了发动道德行为所需要的情意欲等要素，与行的工夫并非割裂对立。因此，视其为喜爱分解、横摄静涵的泛认知主义系统显然有欠妥当。
  朱子《孝经》学评议
  陈壁生《哲学研究》2015年第10期
  朱子的《孝经》学为《孝经》学史上的一大转折。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代替《孝经》成为五经的基础。正是由于朱子的理学立场，他不像汉代人那样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来思考《孝经》。这样，《孝经》中讲“孝”也不再是孔子立法的基础，而成为个人修身的格言。在这一基础上，《孝经》的一些内容也被认为是“害理”而受到朱熹的批判。朱子对《孝经》的这种理解，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孝经》学。
  李滉与朱熹的辩证思维方法之比较
  张品端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0期
  李滉、朱熹的分合论和动静观在其辩证思维方法中独具特色。在分合论上，朱熹提出了“一生两”“一个包两个”的思想，并通过一切事物都有对和事物的相反相成，说明对立统一是普遍现象；李滉提出“分而为二”和“合二为一”的结合是周悉而无偏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四端七情”说中。在动静观上，朱熹提出：动静无端始，不可分先后；动静相为对待，不能相无；动静互为其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极复静，静极复动等动静思想。李滉进一步指出：理有动静、太极有动静，并运用体用关系，进一步解释动静论。但他们受历史的限制，其辩证思维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唐君毅论朱子学中的“人心与道心”
  蔡家和 《宜宾学院学报》第15卷第11期
  唐君毅先生对朱子学的态度，与牟宗三先生有别，虽二者都见识到朱子学的援引外学，但牟先生判其别子为宗，而唐先生却赞朱子学的伟大。人心、道心，乃朱子《中庸章句序》所关心的问题，颇受韩国朝鲜学者关心，如李栗谷有“人心道心说”，韩元震曾认为朱子人心、道心之见解前后四变。而唐先生以一心、二心、三心言之，视朱子言人心道心，虽有不同的前后变化，但可以相合：一心者，“虚灵知觉一而已矣”；二心者，心之知觉于“道”与“形气之私”之不同；三心者，乃在于人心处又可分为二，一种是已成的自私之心，而另一种是人心、饮食等，能不违于道心者之心。唐先生对于朱子学的前后期看法之合会，是唐先生的圆融个性之表现，其中对于恶的产生，也有细心体会。
  从对“致知在格物”的不同诠释看新儒学的问题意识：从朱熹和王阳明到熊十力
  张庆熊 《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致知在格物”是中国儒家古代经典《大学》中的名句。宋明时期，朱熹和王阳明对于这句话中“致知”“格物”及其关系的含义做了不同的诠释，反映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的重大差异。到了现代，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讲解《大学》时主张把王阳明对“致知”的诠释与朱熹对“格物”的诠释结合起来，表现出他所意识到的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各自的问题，以及他所发觉的以“良知”为基础的道德和以“认知”为基础的科学之间的张力。熊十力的这种综合工作标志着中国现代新儒家从致良知的内圣中开出科学民主的外王努力。
  朱熹“中和新说”与关学关系探微
  刘学智《哲学研究》2015年第12期
  朱熹心分体用的“中和新说”直接受到程颐的启发。而程颐先是力主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后在与关学学者吕大临论“中”的讨论中，了悟到心也有未发、已发的不同；前者为心体，后者为心用。朱熹受此影响，遂有“己丑之悟”，实现了从“中和旧说”向“中和新说”的转变。朱熹后在解释张载“心统性情”说时，以“中和新说”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使这一观点更为鲜明。
  《大学·首章》发微
  ——立足于对朱熹注解的批判继承
  王新水《人文杂志》2015年第12期
  朱熹以《大学》为孔孟儒学入门的纲要，但是他对其首章的注解不但有不少支离和自相矛盾之处，而且与他自己也无法否认的诸多孔孟要旨相疏离。他对“亲民”“止于至善”和“明明德于天下”的解释，完全忽视了孔孟养民先于教民、以德取位和以“修己以安百姓”或“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最高境界等要旨。他没有阐明“止于至善”“明明德于天下”与“平天下”三者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解释修身与正心的关系时，他没有对心之三用——道德心、认知心和情欲心——做出必要的分疏。他对“致知”的范围做了超出“诚意”所需的扩大，进而导致他对“格物”也做出了完全越出《大学》首章语境和旨在建构其自己理论体系的诠释。八条目中各相邻条目之间的逻辑关系有两种：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