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部朱子学研究的必备书籍
  ——读张立文先生主编的《朱熹大辞典》
  段海宝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曾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而影响至巨，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培育起了重大作用。今天，我们面对朱熹的思想，仍叹服其体大思精、宏博绵密，其人文睿智透过时空的距离，从历史深处蜿蜒而来，启人良多。
  朱熹的思想是丰富而富有层次的，天理是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但由于理作为净洁空阔的世界，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必须落实在一个“实体”上，这个“实体”便是气。从天理出发，朱熹融合儒、释、道三教，建构了理（太极、道、天理）→气→物（五行、事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在化生万物以后，如何由物而体认形而上的理，即由物返归理，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知觉、心思、知行等范畴，开展其哲学逻辑结构的体认活动。格物的目标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致知”即推致我心的知识，以达到全知。格物致知，蕴含着知与行的关系。朱熹承继前人对知行关系做了综合性的解释，认为论先后则知为先，论轻重则行为重，又主张知行“常相须”。以此哲学认知为基础，朱熹将其目光投射到社会领域，从天理至公、君民一体的观点出发，他认为君主在政治上一方面应为政以德，修德感人，另一方面则要任贤使能，远嬖近直。经济上则批评夺民之财而富其君的行为，制止君主对百姓的厚敛。朱熹的这些思想都需借助传统的资源和文本以诠释出来，他在“五经”之外，格外重视更能表现其思想的“四书”。他越出汉唐“家法”“师法”的藩篱，而义理训诂并重，给传统经典以新的诠释。
  以上所言，只是对朱熹思想挂一漏万的略说，要真正进入如迷宫般的朱学之堂奥，无论对初学者还是研究者而言，都需要一部详备而又清晰凝练的书籍作为引导和辅助。近来，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朱熹大辞典》一书，可谓恰逢其时。
  《朱熹大辞典》是由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朱熹研究权威张立文先生任主编，由国内近百位相关研究专家学者历时四年多，几经商讨、精心打磨而成。全书以条目的形式，对朱熹的生平、思想、后学及其影响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评述与研究。除朱熹综述外，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其生平事迹；第二部分介绍其同道及弟子后学；第三部分从不同方面论述其思想内容；第四部分介绍其传播与研究状况。该书在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精细考证、反复思索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可以说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和标志性的成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从内容看，笔者觉得它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必要性。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有朱子后学以传其薪，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有朱子学以广其流，其学磅礴遒劲，流深播远，蔚然成风。对朱熹思想和对朱子学的研究向来是学界的热门，未尝衰歇。但面对这样一个盛产而又深邃的思想家，研究者往往如面对海之浩浩，不知津梁。朝鲜古代学者奇大升就《朱文公文集》的“闳博无涯”、卷帙浩繁，指出“学者观之，有惶然骇然之叹”。因此，李朝朱子学大家李退溪编纂《朱子书节要》，“以资讲论玩绎之益”，选取其切要、精粹，便于学习者学习和领会其要义。这不过是就《朱文公文集》而言，若再加《朱子语类》、补遗及其后学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等，那更是无有边际，难以入手了。这正是《朱熹大辞典》出版的必要性，学界呼唤类似书籍的出现。该书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不仅对朱熹的核心思想做了言约旨远的介绍，也对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范畴与命题做了精练的概括和阐释，同时对朱熹后学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精心筛选，对其思想进行了抽绎。这不仅可以使初学者对朱熹及其后学有一个梗概的了解，也可以使研究者对朱熹及朱学的规模了然于胸。
  第二，权威性。一部好著作的出现，必要性只是前提，还需要有此一方面的权威学者肯干才能使事情落到实处。《朱熹大辞典》的编纂很幸运地满足了这个条件。主编张立文先生，是我国传统文化领域内的著名学者，是朱熹及朱子学研究的权威，其《朱熹思想研究》是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一部朱熹研究专著，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张先生又完成了《朱熹评传》和《宋明理学研究》等专著，对朱熹各方面的思想成果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分析。在朱熹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他把研究目光投向海外朱子学，对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家李退溪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刻分析，完成出版了《李退溪思想研究》《退溪书节要》及《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等专著。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取得了重要共识，而且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使朱子学的研究走向更为宽广的境地。《朱熹大辞典》涉猎广泛，不仅涉及朱子的思想大旨，而且涉及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及其后学和在海外的传播，如果没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长期的学术积累，是难以胜任主编这一角色的。张立文先生精湛的学术造诣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使他可以为该书坐镇掌舵，保障该书的学术质量。同时，该书的几位副主编、编委会成员及主要撰稿人如徐刚、朱杰人、向世陵、方国根、蔡方鹿、李甦平、彭永捷、李方泽、潘立勇、韩钟文、吴长庚、汤勤福、徐公喜、朱人求、陈代湘等人，也都各有所长，在朱熹及朱子学研究领域有深厚的造诣。他们不仅熟知朱熹的思想及朱子学的沿革流变，而且对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了然于胸，这使该书的编纂有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从而也保证了该书的学术水准。
  第三，全面系统性。该书“凡例”言：“本辞典所收词目，涉及朱熹生平事迹，同道及其弟子后学，思想学说如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文学、经学、史学、法律、心理、科技、子学、佛道思想，以及朱熹思想在国内外的传播和研究等方面，包括名词术语、人物、学派、组织、会议、著作、刊物等约1900条。”［1］这段话道出了该书的一个特点，它全面而系统。该书以朱熹和其思想为核心，上溯其源，下探其流，旁搜其枝叶。从生平事迹上来讲，不仅对其生平重大关节点进行了提要式的概括，也介绍了其先祖和后人，同时兼采一些传说，以使读者了解到一个更为全面的朱熹。从学术上来讲，不仅对其思想进行了综合式的论述，而且以现代学科制和古代学术分类相结合的方法，将其思想从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文学、经学、史学、法律、心理、科技、子学、佛道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条分缕析式的论述。从学术渊源和传播上来讲，不仅追溯了朱熹学术的师承脉络，也叙述了朱熹思想的影响以及后来朱子学的传承发展。从对朱熹及其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不仅介绍了朱子之后的重要代表著作，也介绍了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同时兼顾了一些对朱熹及其思想研究起过推动作用的学会等等。这些头绪繁多而又不可不介绍的方面，需要编者有一定系统的思维，以使其繁而不乱，能够纲举目张。从实质内容来看，该书词条的编排并未采用按照拼音或者笔画的顺序，而是按照朱熹思想本来面目进行逻辑展开，只是在附录的部分按照词目笔画做了索引以便读者查阅，这使读者更容易走进朱熹的思想世界。例如，由“理”范畴展开，而有理气、道器、心理的关系，进而有认识论上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问题，再由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由所以然之故进入所当然之则，从而有知行关系的论述等等。这些条目的安排，体现了作者的缜密思维和对朱熹哲学思想的精深把握。这可以看作该书的实质性系统，即条目的安排有内在的逻辑结构。
  第四，实用性。任何工具书的编纂最重要的就在于其准确性和实用性。该书“凡例”第一条明示：“本辞典的编写，是为国内外宋明理学和朱熹的爱好者和学者提供知识和研究的方便。”该书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而能为爱好者和学者提供方便。其一，该书的词条众多且凝练精准，能通过有限的篇幅提炼出最想要传达出的意思，这使初学者能够一目了然，通过最短的时间对朱熹及其思想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其二，对于研究朱熹及其后学的人而言，该书更具切实的作用。朱熹本身就是一个盛产的思想家，关于他的资料已使后学者惶然骇然，再加上他的弟子后学及历代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在海外的传播，更是让人茫然不知端绪。该书条分缕析、繁而不乱，从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提炼出最重要的范畴和命题，使研究者能对朱熹思想的核心精神有快速的了解。同时，该书不仅将朱熹的弟子一一梳理出来，而且对其学术特点和思想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这对研究者有提示的作用。对研究者更有实际作用的是，该书对朱熹以后的重要研究著作和代表性人物进行了仔细搜集和研究，并对这些重要著作主要内容和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精准的概括。对于研究朱熹思想的人而言，搜集这些资料并对其进行整理、消化是必修功课，如果拥有此书，研究者可以在其指引下省去许多功夫。这是事半功倍的事情。此外，该书后面的词目笔画索引，有助于读者查阅。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哲学与社会编辑室）
  深入理脉悠游义理
  ——读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
  许春伟
  杨立华老师的《宋明理学十五讲》是一部充满乐趣的书。读起来令人欢欣愉悦，急不可待。
  《宋明理学十五讲》属于“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2015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关于宋明理学的著作。看到这本书我们会不自觉地将其与钱穆先生的《宋明理学概述》、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相比对，因为他们都是通识教育的典范、大学课堂的教本，对于了解宋学和理学可谓必不可少。前者文风典雅、朴实规整，并将宋学分为初期宋学、中期宋学和南渡宋学，将明学分为初期明学、中期明学和晚期明学，在论述宋明诸儒时更是明确区分与佛老的界限，可以说是其绝大特色。后者则以考据精审，诠解精当为特点，成为研究宋明理学的入门读物。与二者相比，杨立华先生的《宋明理学十五讲》更加通俗易懂、满腹情怀、妙趣横生、创见时新。兹从三方面略加论述，以阐心得。
  一、以问题为中心、以理论承续为主线
  全书以“如何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基础”这个问题为核心，以“宋明儒学”的复兴为脉络而展开。中晚唐时期，无论政俗，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宗教迷狂，真正的儒者越来越少，在佛老充斥的氛围中，如何延续华夏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成为当时最大的问题。一批知识分子如韩愈、李翱、宋初三先生，感于时事，奋然而发，举起了理性主义的大旗；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倡导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时代担当精神，人格的高洁清新之风兴起，由此儒学的复兴大幕开启。
  从整本书或者某个儒者而言，作者的论述很像一篇记叙文，对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都交代得很清楚。整本书有起承转合、有过程和高潮，带领读者重新穿越了两宋。韩愈、三先生等始有自觉，周惇颐奠定着宋儒的哲学框架，邵雍、程颢进行着道学话语建构的努力，张载、程颐愈发精微宏达，到朱子成为集大成者，理学也致广大、尽精微，当然这也是故事的高潮部分。至陆九渊、王阳明、罗钦顺则显得是故事的余绪，处处透露着朱子的痕迹与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当作朱子思想的流连与演化。
  儒家哲学是一种生活式的哲学，是人伦日用间的思考。人们不断去探索一种好的、善的生活安排，也需要感知有意义的人生路向，让自我在最生活化的安排中觉醒到真实。这种安排背后肯定有其价值选择和哲学依托。宋明诸儒尤其是两宋儒者做的便是这一工作，通过对天地自然的观察和体会，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对合道理的儒家生活方式进行了思考和论证。经过诸儒的努力，他们成功了，“哲学是从根源上谈道理的方式”，他们返之以儒家经典，对时代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重新思考和把握，对佛老思想积极面对，迎接挑战。诸儒开始批判，这种批判贯穿整个时代，也贯穿着诸多大儒的一生。批判是划清界限，是确立自我的主体性，开始建立自己思想的起点。作者认为：“宋明理学的诞生是中国固有文化对自己文化、文明的主体性的又一次自觉。”当面临佛老思想的冲击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过分地包容，过度的包容则意味着诸般文化界限的模糊，意味着自我主体性的丧失。找不到自我存在的文化形式，就缺乏自我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儒学有界限，儒学是最理性主义、最人文主义、最符合人的本质的学问。经过努力，宋儒身上处处焕发出伟大的活力和创造精神，找到了人们日常生活背后的哲学奠基和价值依托。
  不仅整本书的问题意识鲜明，作者在论述宋明诸儒时，每个哲学家也有自己的问题指向和时代要求。比如在讲到程颢的重要性时，程颢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哲学建构，他的哲学贡献是什么？程颐与程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杨立华先生在书中还深情地记录了与学生读《二程集》的场景。这样的问题意识也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史思互辩为视域
  哲学史展现的就是高尚心灵的更迭，思想英雄的较量。能写出哲学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能生动形象、趣味横生地写出一本哲学史更是不易。作者以史与思的统一为视域，重构儒学的演化形态。在论述宋明儒对儒家合理生活方式的哲学追问和求索时，运用史与思相互动，承传与发展相递接的呼应手法，这是构成本书具有内在张力的一个方面。
  《宋明理学十五讲》处处洋溢着作者热情的思考和独特的创见，在介绍具体哲学家的思想时，总离不开对具体历史时空的考察和前后思想逻辑演变的思考，以历史为基础，以分析为手段，准确揭示出思想的嬗变。比如在分析北宋前期时，作者认为北宋开国基础薄弱，以弱势得天下，其政权与君主在最初便被注入了谨小慎微的特征，“畏”的心态贯穿始终。由“畏”带来了两个效果，一是宽容，一是疑忌。因为有“畏”，所以下不敢残虐百姓，上不敢苛待士大夫，所以宽容，所以形成了宋代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因为疑忌，所以防范；因为防范，所以管制；因为管制，所以牵绊制衡，所以细化，所以冗官、冗政。这是具有历史见地的思考。在解读程颢、张载的哲学思想时，特别重视概念、范畴、道学话语的分析与建构，并联系时代之前后，指出其承上启下之功绩。
  钱穆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1］作为《宋明理学十五讲》里的高潮部分，作者对朱子的解读也是细致精微，精彩万分。不仅描绘了一个真性情、生活化的朱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化、空间化的朱子。在介绍朱子的思想时，不仅有朱子对北宋五子的承续与思考，作者也说明了其与吕陆的交游，与阳明心学的差别，处处流淌着作者在大时代背景下对朱子思想的把握。
  杨立华先生认为“我们始终要以理性的态度，现代人的自觉去看待儒家的思想”。作者不仅将当时的哲学思想与当时的时代问题相关联，更用现代人的视角去解读，求证。儒家的学问是生活的学问、生命的学问，作者在阐解宋明儒学时也把自己的现实关怀放在人的心性修养和人生境界的提升上，找出其现代价值，也使得本书更具情怀。
  三、文风生动，现场感强；如临其境，如其欢笑
  《宋明理学十五讲》是一部充满激情、生命力、现实关怀、活泼泼的一本著作。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儒学首先是哲学思想，是对宇宙、道德、知识的知性探究，也是对人心、人生、人性的内在体验，又是对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追寻与实践。”［2］在书中，杨立华老师始终在践行着自己讲道理的方式，追寻美好的人生境界（虽然作者一直在强调自己更注重工夫论）。可以看到，杨老师与学生之间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关系，如文中数处都谈到学生陈睿超在阅读经典文本时的独特认识和创见。杨先生的真性情也时有表露，严肃而又活泼，在引入某个哲学家时娓娓道来，充满趣味，仿佛自家邻居一般。解读哲学家的思想时也融通着自己的读经感受，并谈到自己不同的年龄段所焕发出来的不同精神状态和道德觉醒。“山脚下的人不说山顶上的风景”杨先生在书中也打趣道：自己可能已经站在半山腰上了，但即使这样仍然不能去讲山顶上的事，这是在讲明境界和工夫的问题。
  “旧学商量”“新知培养”，杨先生在践行着这样的修养和学术历程。
  四、结语
  “我常常在想，如果在未来儒学有第三期的发展，那么它一定指向一种中国式的现代生活——不是复古的生活——的形上学基础的确立。这种精神的确立，须有孔孟思想的内在渊源，同时要接续儒学的第二期发展。”［3］生活在转换，传统文化在焕发着时代性的光彩。人在变化，自然、社会、心理都在变化，而这都是下期儒学发展的内在资源和伟大力量；面对这些，儒学也必将做出新的回应和论证。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一部渗透道德教育精神的文学研究专著
  ——读《朱熹文学思想研究》
  时名早
  一、简介
  李士金教授以十年之功所著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3年11月出版。细细阅读全文，我们能够感受到书中渗透的浓厚的道德教育精神。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大家，他的文学思想与理学精神息息相关，研究他文学思想的专著透出浓浓的道德教育气息也许并不奇怪，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能够在阐述朱熹文学思想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既显示了朱熹文学思想的真实面目，也使得朱熹的道德教育精神更容易被读者感知和接受。
  二、内容概述
  第一章研究朱熹《诗经》学，揭示了朱熹文学思想的核心：对国家、民族、社会健康发展之高度关注。［1］这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和心胸，让读者理解了大贤关注国家民生的思想。这种自然的道德思想渗透要比单纯的道德说教更有效果。“淫诗说”是朱熹诗学中一个很敏感的关于男女关系的道德问题，800年来，许多研究者为此争论不休。本书作者独辟蹊径，深刻理解朱熹“淫诗说”的道德规范意义，洞察朱熹“淫诗说”的深远用心。［2］确实，对于情感关系，决不能单单从个体的欲望来判断是非，应该从社会整体的和谐关系来考虑其合理性。一般人以为朱熹是道学家，是道德说教者，他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阅读本书，我们会发现朱熹反对官员腐败，甚至勇敢地揭发腐败官员唐仲友的贪赃淫乱不法行为，而对于正常的男女之情是理解和支持的。［3］本书许多辩证分析使得朱熹的道德教育更容易被年轻人所理解接受。
  第二章研究朱熹的楚辞学所渗透的道德教育观念主要与屈原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有关。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核心课题。如何更好地让青年学生理解爱国与爱家、爱国与爱己的关系是难题之一。因为个体利益不可忽略，否定个体利益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很难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但说到底，人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本书在阐述朱熹《楚辞集注》的时候，对这一课题有着十分精辟的理解。［4］青少年阅读这样的书显然既能增长文学知识，又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科学的爱国道德的熏陶。道德教育的本质在于使人趋向美善。封建社会中悲剧不断正因为善人少而恶人当权。道德教育的意义在于使得人人追求做君子，行正道。显然，每个人的道德教育应该受到重视，这既关系到国家社会管理人员的素质修养，同时也关系到整个国家人民的文化素养水平，关系到各个阶层的沟通交流协调能力。
  第三章论述朱熹通过研究历代作家作品来探究文学的时代变化［5］，从中可知文学作品必然反映一个时代的道德风气。而一般的文学研究专家则很难像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家如此关注国家社会道德问题。朱熹批评韩愈、苏轼诸大家，往往多从义理出发，批评他们的做人道德问题，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即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大作家，如果用理想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在道德上也是有缺陷的，并会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去。朱熹对欧阳修评价很高，但对欧阳修晚年的颓废表示不满；对曾巩这样的大作家很偏爱，却照样批评他“无根本功夫”，其缘由也多因深层次道德问题；对大文豪苏轼的批评更是尖锐。［6］本书阐述朱熹对于大作家道德深层次的批评很有价值，对于提高读者的道德水准和审美能力极为有益。在朱熹看来，德者，得也，义理得之于心者也。倘若不能得之于心，将混淆义利关系，影响世道人心。朱熹批评历代作家作品特别关注其品行道德，当他把欧阳修与范仲淹加以比较的时候，显然更欣赏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好处，欧不及。”可见，他对范仲淹文章的“和气”的赞赏，渗透着对作家的道德评价，本书在这方面的阐述细致入微，读者从中能够获得很多启发。
  本书后三章是研究朱熹文学思想理论体系，在具体论述中仍然渗透着社会人生哲理之道德气息。比如第四章论及《伯夷颂》思想内容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武王的“万世标准”，一方面是伯夷、叔齐的“特立独行”。从人生价值取向看究竟谁是谁非呢？这是个复杂的高层次道德规范问题，朱熹认为二者都是对的。本书阐述认为，圣人经天纬地，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其思想行为很难被大多数人理解。武王革命救民于水火实在是天理自然，伯夷叔齐特立不顾，也是天之所命为后世做光辉的榜样。君臣之义既不能不顾，天理流行又不可逆转，所以只能各行其是，各遵良知，各成其仁。［7］王救民于水火之中是现实政治之大德，伯夷叔齐忠心不改、始终如一是忠臣信义之真理，都是人生行为最高的道德楷模。从这一对于道德规范的深层次理解，可知程朱道德哲学绝非空洞的说教，而是蕴含无穷义理的思想宝库，值得后学认真考察研究。本书第五章论述朱熹广义创作思想，其中同样自然流露出很强的道德意味，比如剖析韩愈写作心态亦体现朱熹重视道德人品。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影响极大，但在朱熹看来，他的写作仍然受到其道德涵养的局限，在上宰相书中出现了差错。本书作者对此做出了深刻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个人道德涵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呈现出复杂的心理变量，道德修养在关键时刻会受到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本章论述朱熹对于时文的批评实际上关涉整个时代道德风气，知识分子为名利所牵扯，使得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世风日下。本书认为的“朱熹批评时人形式主义写作风气，意在国家社会”［8］，是很符合实际的结论。从本书的研究可见，朱熹批评时文的胸怀境界、思想深度超过了清代的著名小说《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本书的阐述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进行道德反思内省具有促进意义。本书第六章是朱熹文学理论专题研究，自然流露出对于人类生命的终极道德关怀，比如本书认为朱熹文气论深刻意蕴的本质在于提倡文章文学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服务，他赞扬和欣赏丰富多彩的诗文风格，尤其重视文章文学的和气，目的也是为了文章文学能够更好地提高一个国家和民族、人民的整体道德素质与文化水平。［9］这些崇高的境界不是作为政治道德的传声筒故意表达出来，而是在阐述朱熹文学思想过程中自然流露的道德境界和高尚情操，正因此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更容易感染读者的心灵。
  三、内容评析
  当然本书也存在美中不足之处，比如作者于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多做正面的同情和理解，其意义和价值已如上述，但是本书对朱熹道德教育价值的封建思想局限未做任何分析，似有不妥；再如朱熹理学有特定的时代思想背景，本书对朱熹理学思想赞扬备至，究其本质而言固然有深刻意义，但对于其时代局限性理应做出阐释或者说明，而本书作者无条件地崇尚理学，难免有溢美之嫌。总体看，阅读《朱熹文学思想研究》能够使读者在愉悦的文学审美活动中自然受到道德精神的熏陶，这也许是此一文学研究专著与许多著述的最大不同，却是本书具有普遍教育意义和价值的特性。这一特征与朱熹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如孔子云：“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子解释说：“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10］在解释《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时，朱子云：“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11］这与本书所阐述的“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的观点完全一致。一个人首先必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仁义礼智信缺一不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朋友有信，仁民及物，这是立身之本，在这样躬行而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广泛阅读研究思考“诗书六艺之文”。［12］换句话说，倘若根本的道德问题不解决，不能修“行”正道，而却奢谈诗书六艺文章，显然是弃本逐末、背道而驰。《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一书中自然流露出来的道德教育思想与《四书章句集注》完全吻合，不但值得爱好文学的青少年阅读，也可以作为一般道德教育的参考书。
  （原载《教育观察》，第4卷第19期，2015年7月，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文通学院）

注释： ［1］张立文主编：《朱熹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注释： ［1］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页。 ［2］同上。 ［3］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5页。 参考文献： ［1］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3］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4］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注释： ［1］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2］同上书，第17～18页。 ［3］同上书，第30页。 ［4］同上书，第72页。 ［5］同上书，第113页。 ［6］同上书，第150～151页。 ［7］同上书，第183页。 ［8］同上书，第238页。 ［9］同上书，第330页。 ［10］朱熹：《论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页。 ［11］朱熹：《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页。 ［12］朱熹：《论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