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纵然美国有关朱子学的研究在数量上无法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等量齐观,但当中亦不乏创见者。以下将分别述之。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为当今美国朱子学之领军人物之一。他于去年与武汉大学陈曦一同撰写《鬼、神、与宋代地方官员的礼仪实践:以朱熹于南康军为中心》(Ghosts, Gods, and the Ritual Practice of Local Officials during the Song: With a Focus on Zhu Xi in Nankang Prefecture) 一文并刊登于《宋元研究学刊》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中。[1]该文运用了很多明清时期的材料,特别是地方志来讨论南宋时期地方的宗教祭祀。虽然陈曦与田浩承认朱熹有时候否定地方鬼神,他们认为朱熹对于鬼神存在与否的态度也有相对开明的方面。而在罗列多条朱熹在地方如何推广国家礼仪标准的例子后,两人指出朱熹亦接纳民间的宗教以及祭祀ー些儒家传统所不认同的神祀,并试图为这些宗教赢得政府的认可。而作为沟通朝廷与民间的重要桥梁,作为地方官的朱熹对于民间宗教的开放态度使他得到地方人民的支持。结果在明代开始,他成为南康地方祭祀系统中被祭祀的其中一员。尽管朱熹这种态度与儒家的思想有些冲突，但两人认为,这正好显示了儒家的正统思想远比现代学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两人亦相信有关研究能对北美学界认为儒家正统思想与民间宗教截然划分这种观点做出挑战。
  又,田浩于2015年11月应台湾政治大学的邀请,主持了三场王梦鸥学术讲座。而其中两场涉及他过去有关朱熹的研究，它们分别名为:《朱熹“淫祠”祈祷文的分析及其意义》和《朱熹对“夷”的看法及其价值观的普世意义》。由于前者与上文所提及之论文的内容多有重复,故此处不再做描述。至于后者则把关于朱熹夷狄观的研究和现代中国针对普世价值的讨论结合在ー起,试图对今天各种价值观提供ー个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它们的普世意义。
  其次,《东西哲学》(Philosophy Easf and West)于2015年亦刊登了两篇涉及朱熹的研究,包括:Asher Walden《朱熹、四七辩论、以及维根斯坦的窘境》(Zhu Xi, the Four-Seven Debate, and Wittgenstein's Dilemma )[2] 以及 Gregory Aisemberg《拯救诺斯•怀海德有关创造力的思想及通过朱熹拯救诺斯•怀海德》 (Saving Creativity in Whitehead and Saving Whitehead through Zhu Xi)[3]。AsherWalden的文章以韩国的四七辩论为中心,说明韩国哲学家李滉和李珥如何解释朱熹的道德形而上学,即“理”为使人向善的基础。作者认为两者的解释虽互有不同,但却有互补性,并指出两人均与理学家一样,同意心运作的基准隐藏于其正常的运作之中,而“敬”与“诚”只是说明心运作正常的现象性指标(phenomenal indication )或说明其时有何发生的ー种本体论的描述(ontological description ).作者相信这能很好地解释朱熹的道德哲学,盖他认为其哲学乃建基于通过静坐与格物而培养“敬”与“诚”的工夫之上。虽然如此,这些说明心运作正常的指标却不等同于“理”。
  至于Gregory Aisemberg的文章则以分析阿尔弗雷德•诺斯・怀海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I〜1947)有关创造力的思想为主,而对朱熹思想的论述则多用于说明前者的哲学思想。此文以白诗朗(John Berthrong )对于诺斯•怀海德与朱熹的分析为开端,认为朱熹的思想可用于解决诺斯・怀海德 有关创造力的思想中不连贯的地方。作者认为南乐山(Robert C. Neville)误解了周惇颐的《太极图说》,连带他有关诺斯•怀海德思想的理解或批评都因而出现了误差。在说明朱熹有关“理”“无极”“太极”等的理解后,作者便将有关思想应用到分析诺斯・怀海德的思想之上。例如,诺斯・怀海德认为上帝是ー终极原则(Limiting Principle ),以及其所谓之永恒的事物(Eternal Objects )可与“太极”和“无极”的无限可能性相关联。
  就学位论文而言,张晓宇(Cheung Hiuyu )于去年亦以《权力的顺序:宋 代(960～1279 )有关祭祖仪式中昭穆制度的礼法争议》(Seq"e"ce(ザPower: Ritual Controversy over the Zhaomu Sequence in Imperial Ancestral Rites in Song china( 960〜1279))[4]一文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得到历史学博士学位。 此文试图从有宋一代关于昭穆制度的讨论,对于宋代思想史,以及礼制研究的ー些问题提出新的解释。[5]此文第五章讨论了南宋时期道学群体对于北宋的礼法争论所做之回应,以及他们的礼学研究如何受到新学的影响,更分析了朱熹有关昭穆的看法。张氏于文中指出,朱熹十分遵守“昭常为昭穆常为穆”的坚定原则 ( constancy principle),但面对其他有关太庙布置的记录，以至新学学者关于昭穆制度的论述时,他又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另外,此文又指出朱熹主 张昭与穆的神主牌的摆放是由西至东的。张氏更强调,朱熹的礼书成就虽高,但由于“古制不可晓”,且朱熹本人亦明言自己未能全面掌握古礼的部分内容, 如周代神主牌的排序等,故学者亦不应过分夸大其中所记礼仪的仔细度。
  最后,宋在伦(Song Jaeyoon )《太平之迹:经典与中华帝国时期的国家行动主义》(Traces of Grand Peace: Classics and State Activism in Imperial China)[6]ー书于2015年由哈佛燕京出版社出版。传统经学与帝国政府的关系向来都是研治中国经学史者所关注的其中一个重要课题,此书亦是在这种学术关怀下撰写而成的。该书以王安石手撰的《周礼义》的残篇为中心,间及李靓《周礼致太平论》和王昭禹的《周礼详解》,考察了《周礼》这部从成书年代以至作者等问题都成疑的儒家经典如何在北宋时期被王安石转变成一部“章程”(Constitution ),即构成一个政体基本组成原理的政策与常规的主体[7],作为支持其变法的合理依据。尽管此书所讨论的内容没有涉及朱熹的思想,然其第十四章所论者亦不可谓与朱子学全无关系。作者于该章中以王与之《周礼订义》这部以更正王安石《周礼新义》为主的书籍为起点，追溯了南宋时期学者对于《周礼》的讨论,以及他们对于王安石的批评。该章提到ー些与朱熹关系较为密切者有关《周礼》的著作,如叶时的《礼经会元》、项安世的《周礼丘乘图说》等。这对于我们理解朱熹所处之学术环境,以至其身边的学者对于某个学术问题的态度都有一定帮助,故附记于此。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