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宫下和大⑴:《朱熹修养论的研究》,丽泽大学出版会,2016年1月。
学界长久以来多从哲学角度来研究朱熹的思想。然而,宫下在这部专著中却从工夫论的“实效性”的角度详论朱熹的思想。
关于“实效性”这个词,作者有如下说明:“实效性”有三个含义:第一是工夫的“确实性”;第二是“实证性”;第三是“有效性”。此外,作者使用的“修养”这个词对应于古代汉语“工夫”。这部书提倡的“工夫的实效性”的观点是非常新鲜的,但书中的内容却是十分坚实的。
全书除了《序言》《结语》之外,共有九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朱熹的“知”的修养》;第二部《朱熹的“心”的修养》;第三部《从修养论角度再论朱熹思想》。
朱熹的工夫论的宗旨,常常概括为“主敬穷理”,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主敬”或者“涵养”是ー种修养内心的工夫;“穷理”或者“格物”是ー种积累知识与追求真理的工夫。第一部论述“主敬”的工夫,第二部则论述“穷理”的工夫。
这部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关于朱熹与程颐的工夫论的差异的部分。因为朱熹本人说他釆用程颐学说来建立自己的工夫论,所以我们容易认为程颐的工夫论与朱熹的工夫论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作者通过分析朱熹取舍程颐“敬”说的情况来考察程颐和朱熹的“敬”说的差异,得出如下认识:
程颐认为,“存诚”不是工夫,而是作为“闲邪”工夫的结果的心理状态。程颐不说直接使心“诚”,而说排除心里的“邪”的要素来使心“诚”的状态这样“间接”的方法。作者指出程颐并非执着于“主一”之说。程颐“主一”说ー般被看作是程朱“敬”说的核心内容。宫下调査《二程语录》中的“主一”这个词的用例的分布情况,发现“主一”的用例集中在卷十五(伊川语,公元1080年左右的记录),其他只有卷十八(伊川语,公元1095年左右的记录)ー处。作者认为程颐壮年多用“主一”的说法,晚年较多用“闲邪”与“整齐严肃”的说法,在此可见其学说的变化。对程颐而言,“主一”说不必是他的定论。
在第七章,作者论及朱熹和程颐对于“涵养”的看法的差异,认为:程颐是将“理义”或者“义理”进行“涵养”,而朱熹则是将“敬”进行“涵养”。朱熹采用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理论来建立自己的工夫论。但是,其实二程著作中,这样将“敬”和“涵养”一起说的例子只有两个,应该说属于例外。其他有关“涵养”的说法,是说将픂义”或者“义理”进行“涵养”。从朱熹工夫论来看“理义”“义理”这些概念,则是与格物穷理这样的“知”的工夫有关的概念。朱熹只采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说法,而不采用程颐以“理义”与“义理”说明涵养的部分来建立自己的工夫论。这意味着朱熹是有意识地构建将“知”和“行”加以区别的工夫论。
朱熹“存养”的解释以《孟子·告子上》뾵则存,舍则亡”的“操存”的概念为依据,二程却对《孟子·告子上》这句话的评价很低,并且看作“非夫子之言”。朱熹有“以静为本”的看法,程颐则认为“静”的工夫颇涉老佛,更加重视“动”的观点。[2]因而,作者认为,朱熹不予采用程颐的发言,正与湖湘学重视“动”工夫论的观点思想上有接近的地方。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将程顕、胡宏列为一系,将程颐、朱熹列为一系。[3]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也有ー样的看法。[4]作者认为,湖湘学派重视“动”的观点也可说是渊源于程颐,湖湘学派与朱熹的思想差异是对程颐的解释的差异。
在《结语》中,作者通过回顾本论的内容来说明他再三使用“实效性”这个词的意义,认为“实效性”这个词有二个含义:
第一,朱熹的“敬”与湖湘学的察识端倪说不一样,不直接以“心”为对象,而是以认识作为“主体”的“心”所进行的工夫。因为朱熹认为“心”是别扭的东西,是无法直接捕捉的。此即“确实性”的观点。
第二,关于朱熹的“知”的修养,朱熹总是比照经书的内容或者日常生活的感觉来检证,确认不存在问题,然后采用此理论。此即“实证性”的观点。
第三,朱熹认为“静坐”是ー种工夫,这一点与程颐不一样。虽然“静坐”是和禅宗有关的工夫,可是因为朱熹重视“静坐”作为工夫的效果,所以朱熹釆用“静坐”。此即“有效性”的观点。
如此,作者指出,朱熹是从“实效性”的观点来建立自己的工夫论的。
2.田中秀树:《朱子学的时代——统治者的“主体”形成的思想》,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5年3月。
全书八章,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朱熹的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后半部分是对日本江户时代的儒者石川香山和《陆宣公奏议》的出版情况的研究。
正如朱子学常常被称作是“修己治人之学”,朱子学的目的不止于个人自我的修养,而是要进ー步实现天下国家的安宁。长久以来学界多从士大夫角度探讨朱子的政治思想,该书则是从帝王学的角度讨论朱熹的政治思想,书中后半论及《陆宣公奏议》正体现作者关注帝王学这ー课题。
第二章《朱子学的君主论一作为主宰的“心”》为该书的中心论考。作者把君臣或者军民关系比喻为人身体的“国家有机体说”,通过分析中国的“国家有机体说”,指出朱熹以前的“国家有机体说”将君主比喻为“元首”,朱熹则比喻为“心”。朱熹将君主比喻为“心”的理由是他试图将君主论与工夫论结合考虑。一直以来,朱熹说的君主的“诚意正心”,与一般的工夫论ー样,被认为是内心的修养。然而,作者通过朱熹的《封事》《奏札》的内容分析其“国家有机体说”,指出朱熹所说的君主的“诚意正心”(身体的“心”),实际上包含了职务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官僚制度(身体“手足”)的正常化的意义。
3.垣内景子⑶:《朱子学入门》,ミネルヴァ文庫,2015年8月。
该书是面向一般读者的入门书,并非研究专著。但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该书又是脱胎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心”と“理”をめぐる朱熹思想構造の研究》(汲古书院,2005年),是该博士论文的“普及版”。因而,该书虽然是针对那些只知“朱子学”之名,尚不知其实的普通读者介绍朱子学的内容和意义,却也不是一般的概说书,而有其独自的观点和认识。
作者认为:阳明学是狭义的“心学”,朱子学是广义的“心学”;主张“心”的问题是朱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心”就是宋明理学共有的思想核心。
在第一章《打破佛教!》中,论述到朱子学对于佛教的对抗意识。作者指出,佛教的最重要的关注点是“心”的安宁的问题,对于“心”的问题,用“理”的概念来说明的就是朱子学的观点。
第二章讨论“气”,第三章讨论“理”,分析朱子学与佛教思想的对于“心”的看法。
第五章、第六章作者论及“居敬”与“穷理”这两个朱子学最重要的工夫。作者强调,与佛教的“以心观心”的工夫不同,朱熹的工夫论是用“敬”来涵养。作者对于朱子学的“敬”这个概念,用“模仿”这个词来说明。作者认为,“敬”是用心模仿心的。模仿什么心呢?模仿经典中记录的行为中表现的心。作者进而认为,朱子学的“敬”是在“小学”基础上继续的“习惯化⑹”的工夫。还有,“格物致知”的主要对象也是经书。研究经书的内容,然后发现“心”和“理”融合起来的心理状态,此即所谓“脱然贯通”。
如此,作者从朱子对佛教思想的批判与反击的角度来梳理和说明朱子学的特征。
4.三浦秀一⑺:《科举与性理学——明代思想史新探》,研文出版,2016年2月。全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大全〉与程策》,论述《性理大全书》的成立与影响,其中第一章《〈性理大全书〉的书志学的考察》尤为重要,讨论了从《集览》到《补注》与《集释》等《大全书》的注释的成立与展开。
第二部《考试与督学》、第三部《举业与德业》,论述有明一代的考官与提学官的实相与其活动。
总述
最近几年来,除垣内景子《朱子学入门》以外,小岛毅《朱子学と陽明学》(筑摩学艺文库,2013年)、小仓纪藏《入門朱子学と陽明学》(筑摩书房,2012年)、木下铁矢《朱子:「はたらき」と「っとめ」の哲学》(岩波书店,2009)、《朱子学》(讲谈社,2013年)等朱子学的入门书,在日本相继出版,而岛田虔次《朱子学と阳明学》(岩波书店)则是导夫先路的标志性著作。
岛田氏《朱子学と阳明学》自1967年问世以来,至2013年已经是第41次印刷,可见其影响力之一斑。该书上起宋儒,下迄明末李卓吾,描述了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日本的初学者提供了一部简要的入门书[8]。岛田氏对朱子学以及阳明学的理解,以及他对《大学》《中庸》的解读,在日本至今被认为具有权威性。不过,此书初版在半个世纪以前,现在看来并非没有瑕疵。其中比较大的问题是岛田氏的观点太偏于朱子学的“哲学”方面。他常常用西方式的概念,将朱熹的思想放在“存在论”或者“伦理说”的框架下进行解释。近年出版的新著入门书都存在与他不一样的观点。
2015年的研究,如关注工夫论的“有效性”的宫下和大《朱熹修养论的研究》、把朱子学看作“心学”的垣内景子《朱子学入门》等等,从比较新的角度对朱子学进行考察的论考比较多。朱子经学的研究虽未有专著,但相关论文也提示了研究者最近关心的重点[9]。
此外,研究者们也致力于朱子学文献的日语翻译和注释[10],为年轻一代积极参与到朱子学的学习和研究中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期待今后有更多新生力量的加入。
以上,就日本2015年的朱子学研究和学界概况做了简单介绍。由于笔者的学识和汉语能力的不足,难免挂一漏万,敬请谅解为感。
(作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