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ー、朱子学研究
  2015年度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大体上可分为朱子哲学、比较哲学、教育学、工夫论和文学等五个领域。
  首先,在朱子哲学及朱子学的研究方面,各种核心概念的研究、深入探讨及解释朱子哲学的领域较突出。其中,朱子仁学与朱子对仁的理解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这显示仁学是儒学中永久不变的核心思想。李致亿:《关于宋代性理学者“仁思想”的研究》、李天承:《从朱子仁说看以自然为基础的道德规范》、辛正根:《朱子对仁与知关系之解析》、成贤昌:《朱熹对颜回的理解》等研究都探讨了仁学及仁者方面的内容。
  另外,田炳郁的论文值得详细介绍及讨论。田教授专门探讨了繫矩之道与忠恕的异同及繋矩之道的解释问题。他在《从禁矩之道的解释看朱子的共同体伦理》中深入探讨了《大学》的“繋矩之道”的多种解释以及“繫矩之道”“忠恕”等概念的应用问题。朝鲜时代的韩国儒家对朱子“禁矩之道”的解释有几种,他们以这几种解释更深入探讨了“繋矩之道”的应用问题。大体上,“禁矩之道”有“以矩繫之”和“繁而矩之”的两种解释。其中,“繫而矩之”的解释得到星湖李漢(1681〜1763)和茶山丁若镭(1762〜1836)的支持。贞山李秉体(1710〜1776)更明确地主张“繋矩之道”不是指“度物以矩”而是指“度物得方”。在田炳郁看来,朱熹对“紫矩之道”的解释可能都包含“以矩繫之”和“繫而矩之”的两种解释。但更重要的是从“以矩繋之”到“繫而矩之”的实践过程。因此从实际成果的意义上说我们更需看重“繫而矩之”的解释。而且我们还要注意“恕”与“繫矩之道”的差异。田炳郁主张“恕”侧重于说明《大学》传的“齐家治国”的概念，是强调为政者为提高百姓之道德观念时具有的一种大格态度;而“繁矩之道”则是“治国平天下”的中心概念，是涉及如何实现已具备道德心的老百姓的道德要求等内容。换言之,“恕”是比较注重于说明以自我之道德心推己及人的次序过程,而“禁矩之道”则是要说明已经处于国家的共同体的人们都要实现某种道德的要求的预设环境。因此,为了实现“繫矩之道”,需要两种条件:ー是“以恕己之心以恕人”，另ー是得具有以公正的心实行公正的政策的能力。此“紫矩之道”可运用于许多政策方面,例如“财政”“恒产”“用人”等项目。我认为田教授的论文给我们提供朱子学及韩国儒学关于“繋矩之道”的多种解释具有的意义,同时提供共同体伦理及运用之学的视角。
  除此之外,还有黄志源:《汉代训诂学与宋代朱子学对〈孟子〉的解释的差 异及其哲学史的意义》、Chen Yuan:《湛若水吸收朱子小学论的研究》、李相惇:《从理一分殊看朱子的格物致知说》、李贤仙：《程颍哲学与明代儒学的脱离朱子学的倾向》、Kim Dong-Min:《朱子的〈春秋〉解释方法论的研究》及卢映实:《从 朱熹鬼神论看知与行的背离问题》等论文。
  第二,朱子学与其他哲学的比较研究也不少,这些比较哲学研究可说为韩国学术界开拓了新的领域。他们的研究有卞熙郁:《大慧的看话与朱熹的格物 的差异研究》、申春浩：《德治的目的与难题——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争论》、Chin Hyung-Jun:《二元论与一元论——西方的二元论与朱子学的一元论的比较》、lee Gwang-ju:《朱子学与大巡思想的修养论比较研究》、权相佑:《朱子学与伊斯兰教的互相文化哲学的探讨:以儒诠回、以回补儒、回儒共明》和金京秀:《从天 人论比较崔汉绮与朱熹的普遍性》等。
  其中，我想以往韩国学术界比较少谈到权相佑的研究方向。他的《朱子学与伊斯兰教的互相文化哲学的探讨:以儒诠回、以回补儒、回儒共明》是关于儒家与回教的比较研究。权教授在序论中介绍在唐朝时期伊斯兰教首次传入中国。宋代和元代在中国的伊斯兰教都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和支持,而到明末清初,由于穆斯林受到中国官方和儒家的镇压,穆斯林学者从此开始进行以儒诠回、回儒共明的解释工作。其代表人物有王岱与、马注、马新德和刘智等。他们都精通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并致力于经典的翻译和两者间的融合。权相佑介绍王岱与根据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来理解伊斯兰教,同时以伊斯兰教的奥义重新解释儒家思想。这可说是以儒诠回、以回补儒的思想工作。王岱与还主张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与伊斯兰教的五性是一脉相通的道理。但儒家以父子的道理为根本,而伊斯兰教以夫妇的关系为根本。而且从政教一致的伊斯兰教看,对君主的忠诚就意味着对神的忠诚。但另一方面王岱与批判儒家未尽讲述万物与人类的根源和来世等思想。相反的,伊斯兰教主张宇宙万物的创造思想和回归安拉神（真主）的思想。因此中国穆斯林都重视真数体的思想。真是安拉神的属性，数是神创造宇宙的过程,体是体认神的意思。刘智试图将伊斯兰教的“五功”与儒家的“五伦”相结合,主张“五功修完,天道尽矣;教守五典（五伦），人道尽矣”，“尽人道,即是尽天道,未有尽天道，不始于人道者也”。我认为以往韩国的学术界对朱子学与伊斯兰教的比较研究非常少。权相佑的论文不但系统地梳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而且详细论述以儒诠回、以回补儒、回儒共明的内容，给韩国学术界提供比较研究的新视角。
  第三,其他在朱子的教育学、工夫论及文学方面的研究有李愚辰:《新儒学的儿童教育以朱子与王阳明为主》、Lee Seung-Yeon:《朱子教育思想的现 代解释》、安永晳:《朱子与阳明的道德教育论研究》、Lee Jung-Sang, Kim Jong-Du:《养生的呼吸法考察——以胎息法与吸收朱子“调息箴”说为主》、Lee Seung-Yeon:《李侗工夫论的时代含义》、邓庆平:《朱子涵养论初探》及郑羽洛: 《文学界对朱子诗的吸收与应用——以〈观书有感〉为主》等。韩国学者每年都做出朱子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这都表示儒学和朱子学一向给韩国社会和教育界提供参考及运用的资源。当然还有很多朱子学的研究论文,在这里仅择取这些论文作为介绍和参考。
  二、韩国儒学研究
  2015年度韩国儒学的研究大体上（栗谷学是另外谈）在退溪哲学与退溪学、退溪政治学、朝鲜时代的朱子学及儒学、星湖李滇学及书院学等领域上比较突出。
  第一,退溪哲学与退溪学的研究成果相当多。其中，关于退溪《圣学十图》的研究有吴知奂:《退溪〈圣学十图〉的道德哲学基础》、姜保承:《〈圣学十图〉 的退溪修养论及其实践含义》、安琉镜:《天命图说的精华——〈心通性情图〉》等。在退溪“理发”的解释方面,有梁明洙:《在退溪思想中的理之能动性含义》、姜卿显：《退溪李滉对“理发”与“理自到”的联想理解》、金应鹤:《从书法美学探讨退溪的“理发气随”》等。在退溪心性论及工夫论方面，有李相益:《退溪学派的“以心使心”的解释》、尹天根:《退溪李滉的“感性哲学”ーー以天观念为主》、Jeong Weon-Jae:《李滉对七情的理解——从〈ネ［运〉到〈中庸〉》、李致亿:《退溪的心工夫》、Lee Jeong-Hwa:《在退溪诗中的心的含义》和 Im Sik, Ju Dong-Jin:《从人文学的养生试论退溪〈活人心方〉》等。还有金美荣: 《在传统婚礼中的传统性和外来性——退溪〈婚礼笏记〉与〈朱子家礼〉比较》的研究。
  第二,退溪政治学的研究也相当多。这方面的论文有全世营:《退溪的人物评价研究》、成海俊:《退溪的对・日观具有的和平思想》、金容宪:《政治同伴的李滉与奇大升》及金彦钟:《退溪的行政与逸事的一些例子》等。其中,全世营的《退溪的人物评价研究》特别突出,他介绍了退溪在《退溪全书》中所直接评估的人物中抽出133人作为代表人物之例,通过11个评价的标准,得出退溪所重视的标准比率和顺序等统计结果。在全教授看来,退溪的评估标准和次序是学问及学问态度（26.1%）、生活态度（23.0%）、品性（16.3%）、政治态度及倾向（13.9%）、聪明性（6.5%）、行政能力（4.0%）等。此研究不但大量分析《退溪全书》的人物,而且用统计来显示评估的客观标准,是值得参考的。
  第三,朝鲜时代的朱子学及儒学的研究成果颇多,有禹贞任:《从“言行录”类的书籍输入与理解过程看16世纪道统成立的过程》、李东熙:《高桥亨的朝鲜朱子学研究的虚实》、崔真德:《隐藏在朱子学中的阳明学——卢守慎的朱子学及其人心道心的解释》、林熙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士大夫或儒者出身的基督教徒的信仰范畴研究》、宋赫基:《朝鲜朱子学与〈朱子大全答疑辑补〉》、金容载:《在朝鲜时代反阳明学的文献调查,批判阳明学的内容与反阳明学的思潮研究》、金东熙:《关于至善之中的牛溪与栗谷之论辩及其同实异指的哲学立场》及金基柱:《寒洲李震相的理气说——“理发一途说”为主》等。
  其中,我特别注意到林熙国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士大夫或儒者出身的基督教徒的信仰范畴研究為林教授的论文是关于20世纪初韩国的首尔士大夫与地方儒林接受基督教的政治社会背景、生平、宗教信仰等的研究。他从介绍首尔士大夫的代表人物李商在（1850〜I927）的著作《共鸣散吟》出发,专门探讨这批士大夫如何改信基督教的整个过程,以及介绍了退溪后裔李源永（1886〜1958）等地方儒者如何成为基督教徒和他们的宗教活动。李商在曾经是1896年设立的韩国独立运动组织“独立协会”的成员。1898年他因积极参加独立运动而被收监,协会也被解散了。该协会的成员们在监狱里接触基督教书籍,也接受西方传教士的访问,后来改信基督教。这些改信者大部分是当时的士大夫,也是朝鲜的政府官僚。1904年,他们被释放出来之后,是在韩国首座教会莲洞教会开始活动的。他们的入教象征着当时官僚阶层的上流人士的入教,也打破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束缚,以及带来了儒家士大夫改信基督教之后,主导国民启蒙运动和圣经翻译运动等结果。1904年在莲洞教会活动的前独立协会人士又主导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活动。1906年,活动于莲洞教会的汉学家李昌植（1866-1936）等人完成了新约圣经的韩译工作,1911年出刊了旧约圣经的韩译本。1909年在首尔的北村设立了安洞教会。当时许多两班阶层的人士和政府官员入教了。后来他们积极参加抗日独立运动,而且设立了新式学校。林教授接着介绍李退溪的14代孙李源永的生平。李源永因在1919年参加“3•1”独立运动而被收监一年,在监狱改信了基督教。他以朱子学者的态度攻读《圣经》。1921年受洗后,1926年入平壤神学院。20世纪30年代,他全力传教、担任牧师,而由于他极力反对日本的黄民政策,被免职而收监。1945年光复之后,他致力于解决日本统治时代参拜神社的问题和教团分裂等问题,被世人称为“活着的殉教者”。以往韩国儒学的研究很少注意到韩国儒学家与基督教的关系。这篇论文重新探讨了韩国儒者如何改信基督教及他们的宗教学术活动,可谓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还有李东熙对日本学者高桥亨的朝鲜朱子学研究进行批判的思考也值得讨论。李东熙的《高桥亨的朝鲜朱子学研究的虚实》是从现代儒学的观点批判地理解近代以高桥亨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对韩国儒学的见解。首先李教授从宏观的角度介绍高桥亨对朝鲜朱子学的梳理和解释的整个内容。然后他从现代哲学的视角批判地探讨高桥亨所发挥的概念和论点的恰当性。李东熙认为高桥亨不正确地使用ー些概念。例如,高桥亨把朱子的理当作条理，又把李退溪的理与气当作理性与感性或氧气与氢的关系是不太合理的。高桥亨总结地说朝鲜时代的四端七情论辩的整个过程是不合理的。但这可说他过度地使用西方哲学的模式来贬低韩国儒学思想。此外,高桥亨把金昌协的哲学思想当作退溪与栗谷的折中的见解也是不正确的，应当把它看作朝鲜儒学深化发展的过程。总之,高桥亨不但对整个朱子学的理解,特别是对有机宇宙论的理解相当不够,而且对概念的说明和错综复杂的逻辑思考也露出弱点。但是他有些部分善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对韩国儒学进行先进的解释是值得学习的地方。这篇论文综合地介绍日本 学者高桥亨对韩国儒学的解释具有的正确的论点和逻辑上的漏洞,给当代韩国学术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
  第四，在星湖李漢学的研究方面,有Seo Geun-Sik:《星湖李灑的〈大学疾书〉研究》、Seo Geun-Sik:《星湖李灑的〈论语疾书〉研究》、辛炫承:《星湖李滇的公共性理念与政治哲学研究》、元在麟:《星湖李灑对朱子的理解与讲学活动》及秋制协:《李漠的四端七情说与星湖学派的思想分歧》等论文。其中,我想介绍秋制协的《李漢的四端七情说与星湖学派的思想分歧》。这是 关于被称为近畿退溪学派的星湖李漠(1681〜1763)的四端七情说与星湖学派的思想分歧的研究。秋教授梳理了从李漠到星湖学派对四端七情说的解释过程,以及详细探讨了星湖学派的分歧具有的思想内涵。李漢虽然主张他继承了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说,但实际提出的内容是“四端不因形气而直发，故属之理发;七情理因形气发,则属之气发。……余故曰,理发气随,四七同然”。他又主张四端是公,七情是私。因此李灑试图ー边维护退溪的学说,一 边反驳李栗谷的学说,以补充自己学说的弱点,但是结果得出了与退溪不同的论点。后来,李i翼思想本身具有的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引起了星湖学派的思想分歧。该思想分歧有三种类型。第一是以李漢思想再解释李退溪的立场,第二是以李退溪的思想补充李漠思想的立场,第三是把李退溪与李栗谷的思想折中的立场。我认为这篇论文充分提供了退溪之后在星湖学派内进行的四段七情说的演变过程和思想内容。
  以上我综合地介绍了2015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及韩国儒学的研究。在我看来,2015年韩国学者的研究在比较哲学方面比较突出,他们无论是在中国哲学、韩国儒学、西方哲学或宗教学等范围,都进行了与朱子学比较的研究。还有，他们对朱子学、退溪学、退溪学派、朝鲜时代的儒学也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给韩国学术界提供新的视角。他们所涉及的领域很广。其中,退溪政治学（人物学）、韩国儒者的基督教化、综合地探讨星湖李漢学等研究是以往韩国学者较少深入研究的领域，是需要继续思考和讨论的。
  （作者单位: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