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言
  北宋的周惇颐（1017～1073）是近世东亚思想史上大放光彩的人物。他的揭示宇宙生成与构造的《太极图·图说》，不拘泥于俗务的“胸中洒落”的高雅精神，以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成圣的“圣人可学论”等等，都无不因其蕴含深刻的思想和崭新的内容，而被南宋的朱熹（1130～1200）吸收从而构成朱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朱子学的广泛传播，周惇颐的思想与品格对其后的中国以及韩国、越南、日本等所谓“儒教文化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笔者在旧作中已有论及。［1］
  笔者于2011年10月19日至20日参加了一次国际朱子会议并发表了论文［2］，这次会议是在与朱熹渊源极深的，位于江西庐山山麓的白鹿洞书院召开的。会议结束后的10月21日，笔者得以拜访了周惇颐墓。［3］
  周惇颐的墓位于庐山北部的九江市南郊。在历尽沧桑之后，如今已经整修得气势恢宏。本文即欲对其曲折的历史以及现状进行考察。它近来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儒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情况。
  另外还须交代的是，本文使用的周惇颐文集是十二卷的南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的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八八，书目文献出版社），以下简称“南宋版《文集》”。
  一、周惇颐墓
  周惇颐，字茂叔，号濂溪，北宋天禧元年（1017）出生于道州营道县（今湖南省）。他因恩荫入仕，但始终与权力中枢无缘，而是作为地方行政官迁转于江西、湖南、四川和广东等地，并取得政绩。这期间，在南安军（今江西南部）他教授了少年时代的程颢、程颐两兄弟，并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熙宁四年（1071）八月初，已经五十五岁，步入迟暮之年的周惇颐出任位于庐山东面的南康军的知事，但他随即隐退，住进建于庐山北部莲花峰山麓的“濂溪书堂”，并在那里度过了晚年。熙宁六年（1073），周惇颐去世，享年五十七岁。［4］
  周惇颐的墓建于“江州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的三起山。［5］如后所述，这个墓区是由清末光绪年间所扩大和整修而来，清代当时的地名是“九江郡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栗树岭”（栗树岭即三起山），位于庐山莲花峰以北20里，即现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周家湾。
  饶有趣味的是，埋葬于此的除了周惇颐以外，还有他的母亲郑氏、他的原配陆氏以及继室蒲氏，为四人的合葬墓。接下来本文就考察他们四人先后埋葬于此的经过。
  1．母亲郑氏（仙居县太君）。周惇颐的母亲郑氏是郑璨的女儿，郑向的妹妹，她嫁给了周惇颐的父亲周辅成。周辅成是特奏名赐进士出身，天圣九年（1031）卒于贺州桂岭（今广东北部）令任上，葬于家乡道州营道县。十五岁便成为孤儿的周惇颐，跟随母亲寄身于舅舅郑向门下。郑向是大中祥符年间的进士，任过知制诰，后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成为杭州知事的高官，周惇颐入仕也是受其恩荫。不过在周惇颐母子投靠五年之后的景祐三年（1036），郑向便在知杭州的任上去世，死后葬于润州丹徒县（今江苏镇江）。接着，次年景祐四年（1037）七月郑氏于五十五岁之际去世，死后葬于郑向的墓旁。
  然而后来润州的墓因为水害而损毁，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十六日，刚刚就任南康军知事的周惇颐特意将母亲郑氏的遗骸移至庐山，将其改葬于现在的墓地。潘兴嗣在《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南宋版《文集》卷八）中详细记载了此事。
  此外，关于母亲郑氏的改葬，度正在其《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南宋版《文集》卷首，以下简称《年表》）的“熙宁四年”条目中有如下的记载：
  俄得疾，闻水啮仙居县太君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军。十二月十六日改葬于江州德化县清泉社三起山。葬毕曰：“强疾而来者，为
  葬耳。今犹欲以病污麾绂耶？”上南康印，分司南京。
  另外潘兴嗣的《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在叙述郑氏葬于润州之后接着记载道：
  后二十年，水坏墓道。惇颐以虞部郎中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乞知南康军。遂迁夫人之衬窆于江州德化县庐阜清泉社三起山，熙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也。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周惇颐乞知南康军不外乎是为了将母亲改葬到庐山。尤其是《年表》中所说“强疾而来者，为葬耳”，可以让我们强烈意识到这一点。
  而《仙居县太君墓志铭》的说法则略有不同，患病、乞知南康和改葬母亲这一连串的事情具有密切的联系。此外，《年表》最后“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说的是周惇颐辞去南康军的职务，转而担任南京应天府的分司官。分司官即便不担任实际职务也可获得一定俸禄，乃是官员将要引退之际担任的闲职官。［6］这也意味着周惇颐就任南康军仅仅四月有余。由此可推知，患病后的周惇颐考虑在自己所酷爱的庐山隐居下来［7］，安静地度过余生，并希望将母亲的墓安置在其旁边。母亲郑氏在丈夫去世之后艰难地将周惇颐抚养成人则已如前所述。
  而郑氏在去世后获赠“仙居县太君”的称号，依照的则是北宋当时对文武百官的母亲以及妻子实行的叙封制度。［8］
  2．妻子陆氏（缙云县君）。正室陆氏是职方郎中陆参的女儿，在景祐三年（1036）周惇颐二十岁时嫁给他。陆参的生平已无从考证，职方郎中是相当于从六品的小官，他的其他传记资料也没有留下，由此或可推知他的一生并不显赫。陆氏为周惇颐生下长子周寿，于嘉祐三年（1058）周惇颐四十二岁的时候去世。［9]
  3．妻子蒲氏（德清县君）。继室蒲氏是蒲宗孟的妹妹。蒲宗孟比周惇颐年少十岁左右，是皇祐五年（1053）的进士，后任翰林学士，并于元丰五年（1082）高升至相当于副宰相的尚书左丞，但仅仅一年后就左迁汝州知事，在辗转担任多地知事之后，卒于知大名府（今河北南部）任上。嘉祐四年（1059），由于景仰周惇颐的品行，蒲宗孟将妹妹嫁给了他。其时周惇颐四十三岁。蒲氏为他生下次子周焘。蒲氏于何时去世并不清楚，从蒲宗孟《先生墓碣铭》［10］称“德清县君”可知她在周惇颐之前去世。
  我们并不清楚周惇颐的两位妻子是何时被合葬在一起的。不过就陆氏而言，她去世时，周惇颐正以合州（今四川）签曹判官厅公事的身份赴任四川。她可能被暂时埋葬于某处，熙宁四年（1071）以后再移葬于此。
  4．周惇颐。如上所述，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惇颐五十七岁时去世。随后十一月二十一日按其遗言，他被葬于母亲郑氏墓左侧，一如潘兴嗣《先生墓志铭》所记载的：“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母大人之墓左，从遗命也。”葬于母亲墓侧的遗言较为罕见，由此也可看出周惇颐对于母亲的深情。
  二、对周惇颐的表彰及其墓的修复
  1．南宋
  南宋建立后不久，周惇颐便受到了朱熹、张栻（1133～1180）等以道学士人为中心的群体的推崇，对其的某种“表彰运动”也由此开始了，尤其是淳熙年间以降更为显著。道学家们竞相在与周惇颐渊源颇深的地方的州县学或书院里奉祀他，借此为自己的学说寻求正当性的根据。这些从南宋版《文集》和《濂溪志》为数众多的《祠记》《祠堂记》中便可窥知。以下举出其中几个显著的例子。
  如淳熙二年（1175）冬，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詹仪之在韶州曲江县（今广东省）建立周惇颐祠之际，张栻为其撰写了《祠堂记》。［11］同年，静江府知事张某在府学的明伦堂之侧建立“三先生祠”，张栻也为其撰写了《祠记》。［12］“三先生”即周惇颐和二程。上述祠堂均供奉有周惇颐的画像。淳熙五年（1178），张栻还为周惇颐出生地道州营道县（舂陵）重修的祠堂撰写了《祠堂记》。这所祠堂是在南宋初绍兴年间兴建的祠堂基础上重修、扩建而成，据称达到了“堂四楹”的规模，堂中央供奉有周惇颐和二程的画像。［13］
  而在江州（九江）的庐山山麓，江州知事潘慈明与通守吕胜己于淳熙三年（1176）重建了濂溪书堂。濂溪书堂原为周惇颐的住处，当时已经荒废。重建的翌年即淳熙四年（1177）二月，朱熹为此写了《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文中写道：
  先生姓周氏，讳惇颐，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于庐山之下，因取故里之号以名其川曰濂渓，而筑书堂于其上。今其遗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则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与其通守吕侯胜已始复作堂其处，揭以旧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又以书来，属熹记之。［14］
  此后，朱熹每当读到周惇颐之书便想要拜访江州和庐山，对周惇颐的为人仰慕备至。
  两年后的淳熙六年（1179）三月，他成为周惇颐曾担任过的南康军知事，由此得以前往江西，实现上述愿望。四月，朱熹在南康军学建立周濂溪祠，供奉他的画像，并以二程配享。朱熹《文集》中的《奉安濂溪先生祠文》即为那时所读的祭文。［15］张栻也为此寄来了《祠记》。［16］此外，据记载朱熹在此期间踏访了周惇颐的遗迹，由此可推断他应该也到过周惇颐墓。［17］五月，朱熹在南康军学刊行了周惇颐的《太极通书》［18］，十月，复兴了白鹿洞书院。［19］
  这样，南宋中期道学家们的表彰运动极大地突出了周惇颐的存在。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嘉定十三年（1220）应魏了翁等人的请求，周惇颐被朝廷赐予“元”的谥号。［20淳祐元年（1241），南宋朝廷将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并追封周惇颐为汝南伯。［21］不用说，这意味着始于周惇颐的朱子学（道学）的系谱亦即“道统”的确立，周惇颐在传统中国的地位也由此确立。
  在这前后，嘉定十四年（1221），朱熹门人度正收集周惇颐的遗文编成《文集》。［22］至于墓，则在端平元年（1234）得到修复，并设置了祭田。［23］宝祐元年（1253），在墓右侧筑室，并置周惇颐像于其内。［24]
  2．从元明清
  对周惇颐表彰的势头在元代以降依然持续。元代延佑六年（1319），加封周惇颐为道国公，明代正统元年（1436），修复其祠堂和墓地，并给予其后人以恩惠。［25］
  弘治三年（1490），九江府知事童潮修复杂草覆盖的墓地，在墓前修建三间祠堂，安置周惇颐的像，并挂上“宋元公濂溪先生祠”的匾额。另外设立“爱莲室”三间，在其前面开凿池塘，种植莲花，并设立了祭田。［26］弘治十六年（1503），江西督学副使邵宝将祭田扩大，并将周惇颐后代周纶从道州迁来管理祭祀。［27］正德六年（1511），傅楫修复了墓地和祠堂，并增置祭田。［28］紧接着正德七年（1512），廖纪拨出“公廪陶甓数万”，用了两个月时间修葺了墓区。［29］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修复中，则刻上了“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的文字。［30］
  清代咸丰五年（1855）二月，罗泽南与李续宾修葺了墓地。［31］罗泽南（1807～1856）是湖南湘乡县人，在太平天国军兴之际，他组织的乡勇成为曾国藩湘军的主力部队，他也以此闻名。在九江附近激战之余，他拜访了周惇颐的墓地，并命人将其修复。他虽然身为武将，但朱子学的修养却很深，而且著述颇丰。李续宾是其部下和同乡。［32］他们同为湖南的出身，无疑有意表彰乡土先贤周惇颐。
  总而言之，自南宋至清代，历代王朝和士人乡绅对于周惇颐墓的维护和修复，始终在持续不断地进行。
  三、清末光绪年间的整修
  周惇颐墓的整修，以彭玉麟及其部下在光绪九年（1883）完成的大规模扩建为标志，达到了顶峰。彭玉麟编辑的《希贤录》对此进行了记载，本文以下主要据此进行叙述。
  《希贤录》刊本共上下二卷，上卷二十二叶，下卷十四叶，内题下有“衡阳后学彭玉麟谨辑”，并有光绪九年（1883）春三月彭玉麟的序文。在卷首《濂溪墓图》所附的《说》中，写着“光绪癸未秋八月益阳丁义方谨撰”，可见该书是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秋天到冬天期间刊刻而成的。各卷末写着“桐城存之方宗诚／善化麓樵胡传钊分校”“正江与吾李成谋／益阳燕山丁义方合刊”。［33］另外毋庸赘言，《希贤录》这个名字来源于周惇颐《通书》中“士希贤”一语。
  编者彭玉麟（1816～1890）是湖南衡阳人，又名玉麐。他与前述的罗泽南都是湘军武将，他在曾国藩领导下创建湘军水师，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屡建战功，官至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并制定了湘军水师营制。光绪九年（1883）编辑《希贤录》之际他已是任职兵部尚书的高官。
  丁义方是湖南益阳人，李成谋是湖南芷江人，两人均是彭玉麟麾下的武将。光绪九年（1883）丁义方是湖口镇总兵，李成谋是长江水师提督［34］，胡传钊是江西新昌县知县［35］。方宗诚是安徽桐城人，《汉学商兑》作者方东树的族弟，后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与朱子学有着共鸣的学者。［36］
  卷首的《濂溪墓图》如图1所示。
  附于其后的丁义方的《说》，叙述了此次修复的详情。在此全文引用如下：
  濂溪周元公墓在九江郡南十里许，系隶德化县属之德化乡清泉社，地名栗树岭，亦名三起山，即庐阜了髻山西北之分支也。墓虽面莲花峰，而相去二十余里，《廖记》所称窆于清泉社莲花之岑，《罗记》所称墓在浔城东南莲花峰下，皆误。义方始闻德化知县刘君长景之言，得确知元公墓所。暨于光绪辛巳，随侍彭大司马率同正任新昌知县胡君传钊，往谒之，乃定集赀修墓之举，自壬午夏经始，洎癸未春蒇事。计拓垣围长八十余丈，高视旧加倍，深其址，而石累以甓而增厚焉。宰木数十株，周环于内，墓之〓磈原罅也，则规石而封之。前有祠，明季已毁于兵。今且濂溪祠与书院遍天下，复可不亟。遂度祠基，建舍于左右，俾奉守者有栖息，展礼者有斋沐之处。崇高其门，而坊表之，自门至墓，级石为道。旧有碑仍之，新立碑四，中为元公母仙居县郑太君墓，左为元公墓，右为元公配缙云陆县君，继配德清蒲县君墓，皆彭公所敬题。义方则谨摹元公遗像，兼图所爱莲花于石，以表洁而遗芳，庶俾过墓则式者有所宗仰乎。工竣以告彭公，为之记。彭公复以征考文献有系于元公最要者，辑为《希贤录》，命胡君传钊继方存之先生分校督刊。义方亦遵命绘锲《墓图》，且为《说》以附于后。抑更有说者，圣贤道大原无不包，以墓为元公体魄所藏，则任修毋嫌越俎。况有京兆赵将军重修濂溪祠宇之例，在责何敢辞。但不为希贤君子所讥，斯为幸耳。时光绪癸未秋八月，益阳丁义方谨撰。
  上文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1．厘清了周惇颐墓的正确位置，并指出了廖纪《廖纪重修濂溪先生墓记》和罗泽南《罗泽南修濂溪先生墓记》里记述的错误。
  2．“光绪辛巳”亦即光绪七年（1881）彭玉麟率江西新昌县知县胡传钊等前往墓地，并制订对其进行修复的计划。
  3．“壬午夏”亦即光绪八年（1882）夏修复工作开始，“癸未春”亦即次年光绪九年（1883）春竣工。
  4．围墙长度达八十余丈，高度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一倍，墙基也挖得更深，并在墙顶盖上了瓦，墙体也进行了加厚。
  5．种植几十株树木，将周围围起来。
  6．在出现了裂缝的坟墓土堆上盖上了切割整齐的石块。
  7．墓前原有的祠堂毁于明末的战火，在其左右建立屋舍，以供守墓者休息和祭祀者斋戒沐浴之用。
  8．将门加高，且竖立牌坊。
  9．铺设从门到坟墓的石板路。
  10．在原有石碑的基础上，新建了四块石碑。中央是周惇颐之母郑氏的墓碑，左侧是周惇颐的墓碑，右侧是周惇颐妻子陆氏和蒲氏的墓碑。墓碑表面均由彭玉麟题字。
  11．石碑上刻有丁义方描摹的周惇颐遗像以及莲花。
  12．彭玉麟将有关周惇颐的主要文献整理成《希贤录》，并命胡传钊、方宗诚等校勘之后将其出版。
  13．《希贤录》中，由丁义方画了墓区示意图，并附以解说。
  14．在上述引文之外，根据彭玉麟的《重修周子墓碑记》还可了解到，他在原有墓碑题词“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中加上“元公”二字。
  由上可见，这是一次规模极大的修复。在竣工后的光绪九年（1883）六月四日，彭玉麟率文武宾客幕僚数十人前往拜谒，并进行了祭祀。［37］
  四、常盘大定的调查
  彭玉麟整修之后,周惇颐墓的面貌维持了很长时间。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在彭玉麟整修后的三十九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査。他拍摄的照片收入《支那文化史迹》,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情形。
  常盘做了如下的记录:
  周濂溪墓
  江西省九江市南十里铺，有周濂溪墓,其位置在十里铺往左转走大约五里处。穿过横梁上写着“元公周夫子墓”的石门，就是墓地的大门。墓非常气派,在儒家学者的墓中能有如此雄伟规模的,恐怕非常罕见。其缘由或许在于周夫子的后人就住在这里。登上大门内的石阶,就是周濂溪的墓。周围环绕着石墙，墓前有三块碑,左右有两块碑,周子墓上所刻的内容如下:
  濂溪先生像赞
  道脉
  先贤宋元公濂溪周子墓 光绪癸未
  宋赠仙居县太君周子母郑太君墓
  宋赠缙云县周子元配陆夫人
  德清县周子继配蒲夫人 墓
  在将这个墓围起来的石墙的中央,有如下三块碑:
  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 嘉靖甲寅
  重修濂溪周子墓碑 咸丰甲寅
  太极图
  笔者是在大正十一年（1922）十一月二十八日访问此地的。
  常盘当时拍摄的照片如图2、图3所示。
  若将这两幅图与图1的《濂溪墓图》及其解说对比，可以看出常盘当时所见的墓地，与后者所记载的光绪时代的情形非常吻合。高大的门以及围墙，覆盖在坟墓上的石块，刻在石碑上的周惇颐像等，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此外，墓前并立着的三块碑，中间是母亲郑氏的墓碑，左边是周惇颐的墓碑，右边是两位妻子的墓碑。周惇颐墓碑上“元公”二字也是彭玉麟整修后的样子。丁义方描摹的周惇颐遗像也在他墓碑左边（从前面看则在右侧）的碑上。如丁义方解说里提到的，遗像旁边刻着《濂溪先生像赞》，这些都延续了光绪时代的光景。
  此外，常盘还提到围墙中央的三块碑，写着“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嘉靖甲寅”和“重修濂溪周子墓碑咸丰甲寅”的两块不外乎就是前述明嘉靖和清光绪时所立的两块碑。这两块碑就是图2左后方嵌入墙体的碑。常盘说周惇颐墓“非常气派”，“在儒家学者的墓中能有如此雄伟规模的，恐怕非常罕见”，但原因并不在于他说的“周夫子的后人就住在这里”，而是清末声名显赫的彭玉麟对其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整修，才有了这样的规模。
  结语：鲁迅、周树人、周恩来及“文革”以后
  本文追溯了周惇颐墓漫长的历史，最后对从“文化大革命”至今的情况做一考察。
  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彻底破坏。笔者留学北京大学期间的1983年5月14日到访了此地。那次漫长的独自旅行的路线是：北京—南京—镇江—扬州—镇江—无锡—苏州—上海—九江—庐山—九江（周惇颐墓）—汉口—北京。根据笔者当时的日记，在从九江市内前往墓地的巴士上，向旅客询问周惇颐墓的情况，得到了“现在就算去的话，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找都找不到”之类的回答，由此引来大家纷纷议论。下了车以后沿着田间小路，朝着像是墓地的方向走去，在洼地中心人工堆放的土就是周惇颐的墓地。周围杂树丛生，建筑物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满地的残垣断瓦。如果不向当地人请教，根本不知道这就是周惇颐墓。展现在眼前的风景，与随身带来的常盘著作复印件上的截然不同。询问当地人，他们均说墓是在“文革”中被毁坏殆尽的，笔者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不过从墓地往南远眺庐山的风景，确实非常美丽，当地人对此也都如是说。
  不过正如开篇所述，在那以后墓被修复一新。就其经过，以下根据墓地中的碑文《盛世修文颂濂溪——濂溪墓重修记》（资料1）加以说明。
  周惇颐墓在195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在“文革”中被破坏，只剩下墓穴而已。不过“文革”结束后周氏后裔便为修复而奔走，1998年香港周氏宗亲会从政府和民间募集到20万元，首先复原了墓冢和围墙等。2004年由其后人出资举办“周氏后裔祭祀先祖暨濂溪墓修复规划研讨会”，会上设立了“修墓委员会”，委员会向海内外的周氏后人募集约200万元的捐助，在九江市政府支持下，对墓进行了全面的修复，从而恢复了往昔的盛况，整个墓区面积达四千余平方米。（图4、图5）
  宗亲会尽可能将墓地复原回彭玉麟当时整修的样子。但也存在着不同之处。周惇颐母亲和两位妻子的墓碑上都有“公元一九九九年九月日重立”的字样，在母亲的碑左侧的那块碑上，虽然刻着周惇颐的像，但没有了常盘大定照片上“濂溪先生像赞”的文字。只有周惇颐的墓碑上刻着“后学衡阳彭玉麟敬题”的文字，可见这应是光绪时代的原样。此外，背后的石墙上确实嵌入了三块石碑，上面是《太极图·图说》《通书》和《爱莲说》。本来这里嵌入的应是嘉靖年间“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和咸丰年间“重修濂溪周子墓碑”，但都已经荡然无存了。
  不过，更让人意外的是，墓区的展览馆里竟然陈列着本文多次提到的潘兴嗣《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并且是刻在石板上的原物。从带领我们参观的许家星那里得知，这是近年从田里发掘出来的。墓志铭原来埋在墓前，可见北宋周惇颐将母亲从润州改葬到这里时，也将墓志铭一起移过来埋藏于此了。这几乎就是周惇颐墓唯一遗留至今的原物，无比珍贵。假如没有“文革”的破坏，这块墓志铭一直埋在地里的话，人们就连它的存在本身都不知道吧。这也许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还有一点，参观了展览馆才知道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以及周恩来均是周惇颐的子孙。挂着“周氏家谱展”匾额的展览馆里，与新的周惇颐坐像摆在一起的有《周氏后裔名人介绍》，其中就包含了上述几人的展区。展出的还有几种《周氏宗谱》。另一个展馆挂着周恩来亲笔写的“爱莲堂”匾额。现在笔者无暇考证他们的家系，但是他们作为周惇颐子孙的事实应该没有错吧。
  因为向来鲜为人知，所以在此提及，希望引起世人的注意。
  笔者在此再次惊叹于“文革”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可怕破坏。方宗诚在光绪年间修复周惇颐墓之际提到，咸丰以后战乱频仍，庐山的很多名胜以及佛寺都遭到破坏，而周惇颐墓的树木、石碑以及坟堆等都并未受损，即便是盗贼，也不敢破坏墓地。［39］就算在清末大乱期也保存下来的墓，却在“文革”期间遭到了真正的毁灭。不得不说，即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像“文革”这样无情破坏文化的例子也是非常少见的。
  不过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也在深入推进对传统文化包括儒教的再评价，周惇颐墓的修复也得到了海外华人的支持。靠近墓的南边的崭新的道路，还被命名为“濂溪大道”。附近还有“九江濂溪宾馆”“濂溪农贸市场”。墓的西边近处有一座于2000年兴办的九江学院，在这所大学偌大的校园里挖掘了一座很大的爱莲池，还立了周惇颐的像。登录九江学院的网站就能看到，这所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71年建立的“濂溪书院”（准确说应是“濂溪书堂”），濂溪书院在清末1902年改称九江中学，成为现在九江学院的前身。以上所述，可以说都在诉说着中国正致力于再度“盛世修文”的动向。
  资料1《盛世修文颂濂溪——濂溪墓重修记》
  盛世修文颂濂溪
  ——濂溪墓重修记
  盛世修文，古今皆然。今重修濂溪墓，以承先人之遗风，夙后世子孙之愿，供仰慕者以瞻。
  濂溪墓历千年沧桑，195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毁于“文革”、仅存墓穴。“文革”后，族裔周观源奔走四方，呼吁修复。1998年香港周氏宗亲总会周国枚、国材、楚阶、汉明等来浔谒祖，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与之连手，以政府拨款和民间募捐计20万元，完成了一期墓冢、围墙、照壁的复原。2004年苏州鸿利机电设备公司董事长周斌炎出资召开“周氏后裔祭祀先祖暨濂溪墓修复规划研讨会”，会上成立修墓委员会，由香港周氏宗亲总会理事长周楚阶担任委员会主任。他广结善缘于海内外，联同美国侨领周谦益、苏州周斌炎、重庆周厚勇等，共筹款200万元左右，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主任吴宜先积极支持，组织全面修复，终使墓园焕然于世。
  濂溪先生，理学鼻祖，图说太极，诠释周易；胸中洒落，光风霁月；道德文章，千古流芳。后世凭吊者络绎不绝。今景观已复，而道脉重传，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特为之记以志其盛。
  周氏宗亲重修濂溪祖墓委员会
  顾 问:吴锦萍 郭建林 周仪 周谦益 周炎沐 周汉彬 周国枚 周国材 周汉明 周振基 周炳树 周国屏 周朝宜 叶伟平
  主任委员:周楚阶
  常务副主任委员:周斌炎 吴宜先 周厚勇
  副主任委员:周黄丽英 周厚立 周开泉 周志峰 叶筱慧 周桂洪 周日新 周镇隆 周锡强
  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立
  （作者单位：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