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众所周知，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是儒家自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宗师。作为其思想之承载，朱子著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是全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朱子与吕祖谦合辑的《近思录》最受后世关注，被誉为“六经、四子之阶梯”“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在中国以至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历代学者或注解研习，或订补递修，创作过数量庞大的“后近思录”，这些文献是《近思录》学术史的载体，也是朱子学发展、传播史的一个缩影，在古籍版本、历史传承和文化积累各方面都具有巨大价值。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分设“《近思录》后续研究著述”子课题，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后近思录”凡二十一种，细致校勘，精心标点，是为《朱子学文献大系·历代朱子学研究著述丛刊·近思录专辑》。
  作为《朱子学文献大系·历代朱子学研究著述丛刊》第一个专辑，交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思录专辑》，不惟内容精优，形制典丽，更将为《近思录》学术史专题研究提供最基本、可采信、成系列的文献资料库，对朱子后学思想、宋明理学乃至泛中华文化圈历史文化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近思录专辑》总目
  第一册［宋］杨伯嵒泳斋近思录衍注
  ［宋］叶采近思录集解
  南宋衢州学宫刻本杨伯嵒《泳斋近思录衍注》十四卷，注解语录六百二十二条，是《近思录》注本中现存最早的宋刊本。半叶九行十八字，注文小字双行十七字，左右双栏，有界行，白口，顺鱼尾。杨伯嵒衍注时，拟定了十四卷卷名，注文多引用孔子、孟子、伊川、南轩、朱子、吕东莱等诸子之语要以及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来注释，与历史上南宋叶采《集解》同中有异，具有很好的文献价值。本次校点整理以北京大学藏本为底本。
  南宋朱熹再传弟子叶采《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注解语录六百二十二条，成书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现存元刻本三种，或残缺或补修或抄配。明清时叶采《近思录集解》刻本繁多，盛行于世。本次校点整理以清初邵仁泓校刊本为底本，以元刻明修本为校本。叶采集解《近思录》时，根据各卷的主旨拟定了篇名，为后世《近思录》注释者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纲领，叶采所拟篇目几乎成为一种范式，也成为后世续编、仿编者重要的参考纲目。叶氏注本具有很好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是历史上东亚学界非常尊崇的文本，影响久远。
  第二册［宋］陈埴 近思杂问
  ［宋］蔡模 近思续录
  ［宋］蔡模 近思别录
  ［宋］佚名 近思后录
  ［明］江起鹏 近思录补
  南宋朱熹再传弟子蔡模《近思续录》十四卷，是蔡模编纂朱熹语录四百三十八条而成，主要选自朱熹《文集》《语录》《易本义》《书传》《论语或问》《太极图》《论语集注》等。本次校点整理以国内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底本，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清柯崇朴校订，天盖楼藏版，嘉兴图书馆藏。以日本宽文八年（1668）刻本为校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该仿编本对后世东亚《近思录》续编、仿编者影响很大，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
  南宋无名氏《近思别录》十四卷，据校点者考证认为是蔡模所为。蔡模此编采集朱子两挚友张栻与吕祖谦的语录共计一百零八条编纂而成。现存最早的藏本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宽文八年（1668）刻本《近思别录》，本次校点以此本为底本。它具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
  第三册［清］张习孔 近思录传
  ［清］李文炤 近思录集解
  《近思录传》十四卷，清张习孔撰。张习孔（1606～？），字念难，号黄岳，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生于江都。父张正茂，善诗古文，有《元晨诗集》。习孔十一岁丧父，家道中落，无资求学，“然性好书，史、鉴、百家暨诗赋、稗野间有所觏”（《宗雅集叙》）。为诸生十年，于顺治六年（1649）中进士，官刑部郎中，九年（1652），官山东提学佥事，仅数月即丁母忧，“见世途崄巇，绝意仕进，家食十余年”（《家训》）。晚年侨居扬州，筑诒清堂。据本书自序，康熙十七年（1678）仍在世。习孔学术通博，贯于四部，著有《大易辨志》二十四卷，《檀弓问》四卷，《云谷卧余》二十卷、续八卷，《诒清堂集》十三卷、补遗四卷，另有《家训》一卷，《系辞字训》一卷，《七劝口号》一卷，《使蜀纪事》一卷。其中《云谷卧余》《诒清堂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据《近思录传》自序的落款可知，本书的最后编定时间为康熙十七年（1678）二月。然序中自述作者少时便受读《近思录》，“喜其约而备，微而显，昕夕玩诵，意有所会，辄不自揆，敬为传数行，附缀本文之下，以相发明，序次篇章悉本朱子之旧，日诠月徙，积成篇集”，可见本书的编纂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又据序中所云“自甲寅编定以来，又已数易其稿”，则初稿编成于康熙十三年（1674），后又经修订，方成定稿。关于本书的编纂目的，作者在自序和凡说中皆有交代，一是不满于明人周公恕“取叶氏本参错离析之，先后倒乱，且有删逸”“创为二百余类，全失朱子之意”，欲恢复《近思录》一书的原貌，所谓“保其故物，无使紊轶”；二是作者也想将其长期阅读近思录的体悟记录下来，传之后世，所谓“微志窃同夫朱子”。故而，作者编纂本书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无论我们对其内容做何评价，本书都是后世研究张习孔学术思想与近思录诠释史的一部重要文献。本书对《近思录》的诠释，主要着眼于义理的阐发，而非文字的训释，作者时常表露自己对于近思录所涉议题的种种看法，如云“善风俗，正人心者，全在上耳”（卷七《出处篇》），这是对当权者提出要求；又云：“国家之坏，由官邪也。今方能饰治而振起，则尊高洁之志，以励天下之廉耻，使不至于复坏。”（同上）这则是为治理腐败提供药方了。应当说，这些论述对后世颇有启迪。本书的版本，目前所知的仅有上海图书馆藏清诒清堂刻本十四卷，此本黑口，单鱼尾，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每卷首署作者名外，并署“男潮、渐同校”，为张习孔家刻本。末卷“殆亦与此意近”以下阙，故为残本。今以此本为底本加以校点整理，正文校以上海图书馆藏明吴邦模刻《近思录》白文本。由于本书为孤本，因此整理出版对于研究理学史和清代学术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册［清］张伯行近 思录集解
  《近思录集解》注家很多，此书注解颇遵叶采，偏于义理发微，且用语明白晓畅，疏解务于精细，令人难生歧义，一向受到清代理学家和各地学堂、书院学子的推崇，故有清一代，屡有刊刻，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张伯行《近思录集解》的版本众多，学界多以乾隆元年（1736）尹会一重刻本最为嘉善，学者也多以此书为整理和研究对象，如张京华的《近思录集释》等书。但据各种著录，与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尚存天壤之间，最后几经周折，从日本东京大学获得初刻本。经认真比对和研读，发现初刻本较尹会一重刻本多出40余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次整理，第一次以东京大学所藏初刻本为底本，校以尹会一重刻本和马氏存心堂刻本。因底本和校本的完备，最终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定本意义，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
  第五册［清］张伯行 续近思录
  ［清］张伯行 广近思录
  《续近思录》十四卷、《广近思录》十四卷，清张伯行辑。张伯行（1652～1725），字孝先，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学者称“仪封先生”。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历官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后入值南书房，由户部侍郎擢礼部尚书。雍正三年（1725）卒于官，赐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张伯行学宗程朱，笃信谨守，躬行实践，居官清廉刚直，清圣祖称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世宗曾钦赐“礼乐名臣”四字褒之。
  自《近思录》编订行世以来，由于其作为理学经典文本和入德之门的重要地位，备受后世儒者的推崇和重视，历代注解诠释之作层出不穷，而依仿续编之作亦蔚为大观，张伯行所辑《续近思录》《广近思录》即为其中较为重要的两种。张氏于《近思录》极为服膺，以为其书“体用兼该，义理条贯”，学者由此问途，方可望见先圣门墙，进而深入堂奥，故对其详加诠释疏解，撰成《近思录集解》，后又相继纂成《续近思录》《广近思录》。《续近思录》十四卷，凡六百三十九条，皆采辑朱子之语，并为之疏解。《广近思录》十四卷，凡一千二百十七条，每卷依次采择宋张栻、吕祖谦、黄榦，元许衡，明薛瑄、胡居仁、罗钦顺七家之言。二书分卷门目仿诸《近思录》之例，所采录条目皆依据“关于大体，切于日用”之标准。据张氏自言：“余于《近思录》所为既诠释之而又续之，既续之而又广之，冀有以章明义蕴，引进后人，而且以辅翼儒书于不堕也”，“学者诚由《近思录》而并及夫《续》与《广》二录，寻绎玩味，沉潜反复，万殊一理，悠然会心，然后六经四子之书不为日耳，当必有身体而心验之者，入圣之阶梯无逾斯矣”。是为其所以纂集此二书之意。从《近思录集解》到《续近思录》《广近思录》，构成一个脉络相承的经典体系，体现了张伯行对程朱理学渊源统绪和论学要旨的认识、提炼和阐扬，对《近思录》的流传和理学的发展皆有积极意义。
  《续近思录》《广近思录》今存刻本两种，分别为康熙年间苏州正谊堂刻本（康熙初刻本）和同治年间福州正谊堂全书本（同治重刊本），其中康熙初刻本较为稀见，而同治重刊本流传较广。但同治重刊本其所据之原本内容已有残缺，且校勘不甚精审，故其版本价值远不及康熙初刻本。此次校点整理，我们利用康熙初刻本作为底本，以同治重刊本作为校本，同时广泛参校所引诸家之书，严格遵循古籍整理规范，认真进行文字校勘，准确施加标点符号，精心撰写校勘记，力求形成精审准确的现代通行本，从而为广大读者带来方便。这也是此二书首次系统整理出版，因此该整理本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具有极大出版价值。
  第六册［清］黄叔璥 近思录集朱
  清代黄叔璥《近思录集朱》十四卷，稿本，现仅存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成书于1754年，作者将散见于《或问》《语类》《大全》《文集》内的朱子言论，裒辑荟萃，附于《近思录》正文下。此外，还汇集了先贤，朱子的好友、门人、后学等著述中可发明《近思录》的言语，堪称续、广《近思录》诸书中“以朱释朱”一巅峰之作。此书因为是未竟稿，堪称稿本信息著录之集大成者，是从事版本、校勘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可不研读的精品。目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子海珍本编》据国图所藏稿本影印收录此书。迄今为止，还未见有关此书的校点整理本问世。整理出版此书，应该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第七册［清］茅星来 近思录集注
  朱熹《近思录》是一部指导初学入门的理学启蒙书。《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是对《近思录》的详细注释，清茅星来撰。茅星来（1678～1748）字岂宿，浙江归安人。他极其推崇朱子的学说，因对于当时坊间流行的叶采、杨伯嵒《近思录》注释不满意，“病其粗率肤浅，解所不必解，而稍费拟议者则阙，又多彼此错乱，字句讹舛”。故此，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有以下特点：一：博采众说，参以己见。“取四先生全书及宋、元来《近思录》本，为之校正其异同得失”。二：名物训诂，考证尤详。“其名物训诂，虽非是书所重，亦必详其本末。”后人以为，开清人以考据方式注解《近思录》之风尚，并为乾嘉时期江永的集注《近思录》导乎先路者，即茅星来。其《近思录集注》亦为清中期以来最为流行的《近思录》注本之一。
  第八册［清］施璜 五子近思录发明
  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是朱熹、吕祖谦合辑的《近思录》的一个重要衍生品。《四库提要》介绍朱熹、吕祖谦合辑的《近思录》云：
  臣等谨案：《近思录》十四卷，宋朱子与吕祖谦所共辑。盖周、张、二程之书，宏深奥衍，承学之士，莫由得其涯涘。朱子虑其不知所择，因与祖谦分类辑纂，以成是书。书以“近思”名，盖取“切问近思”之义，俾学者致力于日用之实而不使骛于高远，论者谓为《五经》之阶梯，信不诬欤！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其后因有续而广之者，亦堪辅翼，而权舆之精，无过是编云。
  由此可知，在朱、吕合辑的《近思录》中只有四子，没有朱熹。《近思录》由四子变为五子，肇始于清初的汪佑。汪佑也是休宁人，学者称为星溪先生。施璜在《五子近思录发明序》中记此事云：
  （朱子）尝谓学者曰：“《四书》者，《五经》之阶梯；《近思录》者，《四书》之阶梯。”夫阶梯也者，言所由以从入之序也。然则《五经》以《四书》为阶梯，读《四书》无入处，则不可以言《五经》；《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读《近思录》无入处，则不可以言《四书》也明矣。虽然，孔子之道自孟子后失传者一千四百余年，至周子、二程子、张子而始着，至朱子而始大着。夫既集周、程、张四先生之言为阶梯，若不得朱子精粹切要之言合观之，则学者终有所缺憾。故星溪汪子（按：即汪佑）将琼山先生所著《朱子学的》，与梁溪先生所著《朱子节要》合编之，以续于周、程、张之后，《近思》于是为完书，而阶梯之说亦于是为详备矣。
  实事求是地说，汪佑《五子近思录》超过了朱、吕合辑的《近思录》。为什么？因为讲宋明理学而没有朱熹，缺了主帅，那是不可思议的事。从数量上来说，朱、吕合辑的《近思录》原共六百二十二条，汪佑分门别类予以增补，共增补朱子语录五百四十八条，合计一千一百七十条。
  朱、吕合辑的《近思录》，注者多家。而汪佑《五子近思录》尚未有注家。施璜是《五子近思录》唯一的注家。施璜的注释不叫注释，而叫“发明”。之所以叫“发明”，是因为施璜的注释主要是采用明代理学家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高攀龙四家著作中的原话来发明五子的真谛，故曰“发明”。这样的注释方法，近乎清人所说的“以经解经”，说服力更强。
  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五中说：“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由此可知《五子近思录》在宋明理学研究中所占的地位。而要透彻理解《五子近思录》的内容，则《五子近思录发明》是当仁不让的首选。此书不仅反映了宋明理学的精华，其注释水平亦非今日之今注今译所能遽然企及。考虑到宋明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学术中所占的地位，为了满足研究宋明理学的需要，则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的出版价值不言而喻。
  第九册［清］江永 近思录集注
  ［清］汪绂 读近思录
  《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清江永撰。江永（1681～1762），字慎修，号慎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康熙四十年（1701）岁试，补婺源学弟子员；雍正八年（1730）檄升太学，因家计艰难而未赴；乾隆十五年（1750）特诏荐举经明行修之士，婺源县令特往起之，称病且老而谢之；乾隆二十七年（1762）卒，终年八十有二。江永邃于经学，尤精三礼，兼擅音韵、钟律、步算之学。不止发挥汉学，精擅考据，且能深入宋儒奥窔，研悦而羽翼之，卓然为当世大儒。
  《近思录集注》的特点：一是仍《朱子遗书》原本《近思录》次第，恢复旧貌；二是“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集注》既出传世，即为编修四库全书收入，馆臣称其“引据颇为详洽”，“亦具有体例，与空谈尊朱者异也”。儒林学界，并多赞誉，谓之“辑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至为精切”，“比类发明，条理精密，不特不敢轻下己见，并不敢杂以他儒之议论，俾后之学者一意遵朱而不惑于多歧”云云，以为“自叶仲圭集解以下注释者数家，惟此最为善本”。是以，后世屡屡重刻再造，成为清中期以降最为流行的近思录注本。
  第十册［清］刘源渌 近思续录
  钱穆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宋代理学三书随札》）正是由于《近思录》这种特殊的意义和影响，后世出现了不少与其相关的书。其中清初理学家刘源渌的《近思续录》，便是颇有特色的一部著作。此书因朱熹《近思录》篇目，采辑朱熹《文集》《语类》《或问》精粹分门编辑，分内外两篇，以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己为修己之本，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异端、圣贤为治人之事。据刘源渌门人陈舜锡、马恒谦所作序，为编此书，刘源渌沥尽心血二十余年，意在以此书为《近思录》之阶梯。
  第十一册［清］陈沆 近思录补注
  ［清］郭嵩焘 近思录注
  ［清］吕永辉 国朝近思录
  《近思录补注》十四卷，清陈沆撰。陈沆（1785～1825），原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今湖北浠水）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年四十一卒。陈沆以诗文饮誉当时，《近思录补注》是其唯一的学术著作。
  自《近思录》问世以来，历代注释之作层出不穷，其中以江永《近思录集注》最为著名。《近思录补注》则基于江永《近思录集注》而作，全书对江永《集注》多有因袭取舍。其注解之特色，是略于训诂考证，亦不重诠解文义，而重在采辑后儒之说，借以阐明本文旨意。注文所引以朱子之说为主，与江永《集注》性质相似，具有“辑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的特点。此外还广泛采择自宋至清诸儒之说，间亦附有陈氏本人的案断发明。
  《近思录补注》是比较重要的《近思录》注本，自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相较而言，江永《近思录集注》很多条目的注解比较简略，有些甚至没有注文，而《近思录补注》则广征博引，荟萃众说，补入大量注文，注解更为详密。作为晚出之《近思录》注本，《近思录补注》充分汇集前人成果，对叶采《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等，亦皆有借鉴参考，而其所引据诸儒论说，总数不下七八十家，其中不乏具有重要价值者。如所引魏源之说十一条，魏源文集中均不见记载，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又引秦氏别隐之说三十八条，其姓氏著作皆隐而不彰，录存秘逸，洵属可贵。《近思录补注》之价值意义，即此可见一斑。
  《近思录补注》今存钞本一种，系陈氏原稿，现藏湖北省图书馆，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刻本有多部，藏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图书馆等处。迄今为止，《近思录补注》尚未经校点整理，对其流传和研究是重大缺憾。因稿本多有增删修改和墨笔勾画之迹，很多字迹难以识别，而刻本数部庋藏于图书馆，流传亦不甚广，对普通读者而言实不便于阅读。此次校点整理，我们严格遵循古籍整理规范，精心选择底本和校本，认真进行标点和文字校勘，力求提供一部精审准确的现代通行本，从而为读者带来方便。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