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第二届鹅湖会讲：朱陆之辩与理学重构”会议综述
  周接兵
  八百多年前，在今江西上饶铅山县鹅湖书院发生的被誉为“千古一辩”的“鹅湖之会”，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巅峰对决，堪称中国思想史上一大盛事。“鹅湖之会”所呈现出来的朱陆学术异同之争推动了南宋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学术格局。朱熹、陆九渊在交流中坚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抱持宏阔的学术视野，为真理忘我探寻；在论辩中坚持犯而不校、和而不同，这种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与君子风范，无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当今学术界学习、传承与借鉴。鹅湖之会后，朱熹集历代儒学之大成，逐步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建立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思想体系。而陆九渊也在鹅湖之会后，更加坚定自身的思想自信，创立了以“心即理”“先立其大者”“自作主宰”为核心的、能与朱熹理学相抗衡的独树一帜的“心学”思想体系。自此之后，朱陆及其后学在为学之方、无极太极之辩、儒释之辩、早晚异同等领域的异同之辩成为学术史上聚讼不已的一大学术公案，影响了中国八百年学术思想发展史进程，至今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弘扬朱陆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推动宋明理学研究走向深入，2018年6月8～9日，由上饶师范学院、中国朱子学会、上海古籍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共同举办，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铅山县委宣传部、上饶市鹅湖书院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婺源紫阳书院等单位承办的第二届鹅湖会讲：朱陆之辩与理学重构暨历代“朱陆异同”专题文献首发赠书仪式在江西上饶师范学院隆重举行。近40位来自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赴会，就“朱陆异同”哲学思想、“朱陆异同”学术流变、“朱陆异同”历代文献整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一、“朱陆异同”哲学思想研究
  哲学领域的朱陆异同主要体现为朱陆及其后学在为学之方、无极太极之辩、儒释之辩、早晚异同等领域的异同之辩，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台湾大学哲学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杜保瑞教授从朱陆哲学创作的意义入手，对朱陆之辩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他认为，朱陆哲学均是对孟子学的发展，不同之处在于做工夫上的差异。朱子讲究工夫次第，从格物认知到知行工夫，到主体性价值自觉，再到主敬的本体工夫，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工夫次第；而象山讲先立其大者，要求直接做工夫，这与禅宗有类似之处。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二人区别不大，均容纳有对方的思想，特别是对儒家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二人实际上是一致的。后世学者在阐发朱陆之辩的时候，更多的是把自己的哲学观点介入到对朱陆思想的诠释当中，扭曲了朱陆二人哲学体系的原貌。因此朱陆之争本质上是意气之争，而非理论之争。南京大学哲学系李承贵教授从诠释范式和本体构建的角度谈了对理学建构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实际上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生活，哲学家较少关注具体的文献。事实上，西方哲学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我认识范式。中国哲学自我认识范式的建构，必须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回到包括文献研究在内的中国哲学自身的话语体系中去，这是建构理学、心学，乃至马哲的前提和基础。从宋明理学的建构与佛学的关系看，三教合一并非严谨的表述，不符合宋明理学家始终批判、拒斥佛老的历史真实。李教授援引朱熹、王安石等人的有关思想，从本体论建构的角度详细论证了儒学与佛学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刘强教授从心学工夫论的角度阐发了对朱陆异同的看法，他认为，古人之学，气象浑朴，虽有异同，而未必定分轩轾，若断章取义，挂一漏万，极易南辕北辙，入宝山而空手回。此其一。其二，即便各家各派，确有义理之差异，观点之分歧，亦未尝不可调和之，折中之。汉末儒释道各家并峙，衢路分明，而后有魏晋玄学出，折中弥缝，辩异玄同，乃成一代之学。唐代佛老禅宗盛行，儒门淡泊，而后有宋明理学出，吐故纳新，夺胎换骨，又成一代之学。是故，程朱理学也好，陆王心学也罢，亦只是后人大体言之，未可定于一是，更不必执一而论。即便哲学史上聚讼不已的“朱陆异同”说，亦未可以“朱理陆心”视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子既未尝外心而论理，而象山又何尝外理而论心？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求流论述了朱子的性情之辨及其对人性实在性的论证。他指出，为了回应佛教性空论的挑战，朱子对人性的实在性展开了论证。这一论证是通过性情之辨来达成的。在朱子那里，人性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内容，与之相应的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之情。然而，性与情之间非如牟宗三所言是“异质的两物”，因为仁义礼智之性是主体内在的感通能力，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则是这种能力在特定经验情境下的发用，其实质是仁义礼智之性的经验性显现。而四端之情在“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下总是不由自主地呈现出来，这表明仁义礼智之性具有实在性。不难发现，朱子是通过四端之情的呈现来论证人性的实在性的，这一论证思路被他的学生称为“因情以知性”。
  厦门大学国学院朱人求教授阐述了象山教化理论与实践。他认为，教化意味着人的精神的转变，它表示人的精神意识和行为方式从个别性状态向普遍性状态的跃迁，从而获得一种普遍性的本质。象山先生十分关注教化对人格塑造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与其心学旨趣相仿，象山把教化的本质规定为自我教化，尤其强调教化的主体性。虽然通过讲明与践履，教化的最终目标是“一致于道”，但它又有着民众社会教化和士君子自我教化的分野，社会教化不过是自我教化向外推衍的结果。正是在这讲明与践履、民与十、社会教化和自我教化的张力中，象山先生开始了自己的教化理论与实践。
  上饶师范学院周接兵博士探讨了朱陆在“心”学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对“心”的关切与阐发不仅是朱子理学思想体系本身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朱子学区别于与之同时的其他学派（如婺学、湖湘学、浙学等）尤其是陆王心学的重要标志。因此，深入梳理和阐发朱陆二人“心”学之构建及其异同，是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朱陆各自的思想体系的题中之义，也是理解朱陆其他异同的关键所在。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郭美华教授论述了朱熹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诠释。他认为，朱熹之解孟子，有他自身一个完整的系统作为框架，此框架系统无疑逸出孟子哲学的范围。朱熹解孟子，有一个鲜明的强认知倾向，从认知立场为孟子道德哲学做了深一步的廓清；同时，基于认知立场，他将性的普遍确定性加以空前凸显，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有一个客观、普遍、超越的性质，而非个体任性；由此，对于善的理解，也就主要显现为某种脱离现实过程的抽象性质。朱熹认知主义立场上的普遍与超越取向，就孟子哲学的心学色彩而言，无疑有许多彼此榫枘不合之处，与性和善的动态生成义也不吻合。朱熹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诠释，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存在论实情，即人之先行存在与先行理解的源初浑一，在此意义上，朱熹似乎呈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告子之学，而非孟子之学。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粟品孝教授阐发了朱熹“正君心”的思想。他认为，宋代理学家十分重视帝王的“方寸之间”，主张君主克己正心、修身进德，把内在的心性修养与外在的治国安邦有机结合。这种“正君心”的主张在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得到了充分展示，他明确提出了“正君心是大本”的思想。这一思想既是宋代理学心性论发展在政治思想上的自然结果，更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强化的重要表现。
  二、“朱陆异同”学术流变与思想比较研究
  朱陆异同对后世学术的影响也是本次会讲重点讨论的焦点。中国朱子学会顾问、中华朱子学会副会长朱杰人教授从历史真实的角度阐述了对朱陆异同的看法。他认为，朱陆之辩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儒家文化转型的时期，朱子是这一时期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者、继承者和捍卫者。在当时佛教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朱子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突出表现在他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儒家文化有着足够的信心，对承担起重构理学的历史重任有着足够的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使他完成了理学哲学体系经典的基本结构。但他仍然面临两个巨大的挑战：一是以陈亮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二是以象山为代表的心学。可以说，朱子对理学的重构是在与不同学派的争论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鹅湖之会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从历史真实看，鹅湖之会实际上是不欢而散的，而且鹅湖之会后，争论又演化成门户斗争。后世朱陆异同之争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不断被放大。因此，我们今天在研究朱陆异同，重构理学的过程中，必须追问如下问题：朱陆之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究竟有没有同，有没有异，有无会通的可能；朱子本人是如何阐述这一问题的；与朱子同时代的宋人，以及后世明清学者对这一问题持何看法；等等。朱教授还认为，明朝灭亡是亡于学术，朱子是源对而流错，陆王是源错流也错。如果说朱陆之间有同，只能是为学目的相同，即都是为了成德成圣。
  天津工会管理干部学院陈寒鸣教授围绕朱陆之辩对明代学术的影响展开论述。他指出：明代学者程敏政在其著作《道一篇》中所持有的朱陆早异晚同论以及为此做出的和会朱陆的努力，开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先河。事实上，朱陆之辩并非水火不容，因为朱陆首先都是伟大的儒者，而儒者之学本质上就是成人之学，程敏政正是从这一点上揭示了朱陆早异晚同的历史事实，并深刻影响了阳明等学者，形成了和会朱陆的学术思潮。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体系结构的角度看，要澄清朱陆之辩，首先要还原历史的原貌。今天我们倡导复兴儒学，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复兴，最首要的是如何做人，要把出发点和归宿落实到成人这样一个根源上，这无疑是朱陆之辩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王耐刚博士以明代孔庙从祀为中心考察了朱陆异同对明代的影响。他指出，陆九渊、王守仁二人从祀孔庙，是学术与政治相互纠合的一个缩影，反映出理学史上朱陆（朱王）异同及其相关问题的影响力。论文旨在分析陆、王二人从祀的庙堂争议及其学术影响。陆九渊的从祀，由王门学子薛侃提出，得到了嘉靖皇帝的支持，反映出嘉靖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王守仁的从祀，虽过程波折，但由于王门学子的种种工作，最终获得成功。但一般士大夫在朱学、陆学上的矛盾心态，反映出了陆王之学在政治合法性与道统合法性上的张力，也反映出从祀孔庙问题的复杂性。
  台湾华梵大学哲学系陈振崑教授阐发了劳思光论对陆异同的当代道德义涵相关论述。他认为，劳先生认为程朱理学以建立形上理论为主，希望由智性来使意志纯化；因此，朱熹的“心”就属于“气”，成为被治的对象。陆王心学则肯定理性意志的主宰性，以磨炼、透现理性意志为工夫，而坚认意志纯化时即成为理性意志。顺陆王心学的方向看，“道德境界”才是道德哲学的真归宿，“道德理论”只是附属的部分而已。陆王所谓“心即理”，都应从这条线索来了解。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张宏敏副研究员论述了明儒黄绾对朱熹学术的评判。他指出，中晚年时期的黄绾对朱熹及其学说颇多“微词”，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朱陆之辩”持中立态度。在黄绾看来，无论朱学抑或陆学，两者任何一方，只要有益于“变化气质”、合乎圣贤之道，均可归之于“圣人之学”。二是对“涵养须用敬”工夫的批评。在黄绾看来，朱熹继承程颐而有的“主敬”“致知”的“修道”哲学皆非“圣人之学”。三是对《大学·格物补传》的非议。四是对“分戒慎、恐惧为静存，分隐微、慎独为动察”的不满。
  华侨大学冯兵教授对宋学形成路径进行了思想史考察。他认为，宋学的形成主要基于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对儒学思想表现力的重视与解放、疑经惑传思潮中儒学生命力的自我激发，以及儒释道三家相激相长过程中儒家义理学的兴盛三大主要的思想发展过程。而这三者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古文运动、疑经惑传思潮以及儒学对佛老思想的批判与借鉴代表着儒学内部的自我革新，释道两家思想对儒学的刺激和促进则部分体现了外部力量的作用。如此数种思想运动的内外交错互动，在唐宋之际的重大社会变革这一社会史背景下，最终构成了宋学得以产生的思想合力。
  东南大学李娴博士从知行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王阳明对朱熹知行思想的解构与重建。她认为，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本论思想，最终把天理彻底收摄于一心，消解了朱熹哲学的内在矛盾，建立了系统完备的儒家心性论思想体系。他对朱熹“格外物以穷理”的修养工夫产生了怀疑。但直至“龙场悟道”，王阳明才真正寻找到朱熹哲学的矛盾症结所在。即朱熹哲学的矛盾症结就在于其天理的客观外在性。在王阳明看来，朱熹哲学之所以产生诸多弊端，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在于朱熹承认客观外在之理存在，把理既规定为性理，又规定为物理，并把性理与物理等同，导致“格外物
  以穷理”。二在于朱熹“析心与理为二”，使天理具有了超验品格。因此，他在对朱熹哲学进行扬弃时，对理的内涵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造：一是剔除朱熹之理中的物理成分，把理仅仅规定为内在德性。二是把理收摄于一心，彻底否定客观外在之理的存在。王阳明还认为朱熹割裂了知与行的联系，从而造成知行二分，也正是这种知行二分的思想才导致当时士大夫言行不一的风气，根源就是“只因知、行分作两件”。
  中国矿业大学胡可涛博士梳理了20世纪中叶以来港台朱子学研究状况，他认为，港台的朱子学半个多世纪来呈现了稳中有进、蓬勃发展的势头，不论是文章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蔚为大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台湾的朱子学研究较早就放在世界的视野展开，这非常有利于朱子学的研究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未来朱子学研究学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应紧密结合港台现代社会在工业化社会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深入发掘朱子思想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重点侧重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其二，应紧密结合西方哲学思想的资源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可以说，朱子的人性论、教化论和基督教的形上学、原罪说，卢梭、霍布斯的性恶论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人性论、修养论都有可比较处，通过比较以深化对朱子思想的理解并彰显其理论价值；第三，应加强基础性研究，借鉴古今中外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同时，紧密结合朱子思想的体系脉络，正确、客观地分析朱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天理、欲等规范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从而推进朱子学的研究。
  三、“朱陆异同”历代文献整理及其学术影响研究
  朱陆异同的历史演变主要依靠文献来记载和传承，朱陆之辩的哲学精神也体现在文献的集结之中，因此，有关朱陆之辩的文献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陆异同》专题文献主编严佐之教授从朱陆文献集结的角度阐发了他对朱陆异同的看法。他指出，无论是朱陆之辩还是理学重构，都是哲学史、理学史、学术史、思想史领域中专业学者大有可为的领地。而朱陆文献，本质上是反映朱陆异同历史演变的证据所在，也是我们研究朱陆异同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料。从文献集结的角度看，朱陆之后七百年中，朱陆之辩始终没有断流过，始终是与中国理学史纠缠不清的一个重要脉络，甚至在理学衰落的乾嘉考据时代，仍然有人在研究朱陆异同。今天，我们重构理学，无论是接着讲还是照着讲，首先要尊重我们的历史，尊重历史就绕不开对朱陆异同历史演变轨迹的客观考察，就必须避免出现类似于“是朱子之所非，非朱子之所是”那样的脱离文献真实的主观臆断。而历史文献的集结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文献的发掘、辨别、研究和运用，无疑是保持朱陆异同研究客观性、真实性的重要保障。朱陆会通，不仅反映了历代学人在差异中求共通的努力，而且应该是今天理学重构的创作选项，文献整理和编纂无疑能为此提供便利的平台，这也是我们这次“朱陆异同”文献集结的出发点。
  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顾宏义教授在考证梳理朱陆佚缺的往来书信之后认为，这些未被《晦庵集》收载的朱熹书信，其内容大抵属于表彰陆九渊或符合、赞成陆氏学术观点者，陆九渊致朱熹书信也存在相似现象。此类佚缺书信，其部分内容、文句，皆含有表彰、服膺对方学说，或观照对方观点而反思、反省己说的文字。当然其中有仅属礼貌性的客套话语，但更多的当出于其真实的想法。通过分析朱熹、陆九渊往来书信的佚缺现象以及形成原因，可知此类现象往往是因为编纂其文集、著述之后学的有意作为，以便能与其坚持之学说相符合。此当引起今日阅读、研究者的充分注意。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戴扬本教授以《朱子圣学考略》为中心考察了清初的朱陆异同之辨。他指出，《朱子圣学考略》是一部朱熹的学术思想史。从体例的编排设计上体现出了清初时期学界就朱陆之辩的争论中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朱泽沄在《朱子圣学考略》一书中，就自己探究朱子学学理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向来关于朱陆之学有所谓“尊德性”和“道问学”之分，故谓朱子偏于道问学，宗陆氏之学者遂以支离批评朱子；谓陆氏偏于尊德性，宗朱子之学者便有以虚无来批评陆学。然在朱泽沄看来，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命题，因为朱子之学原本讲的就是尊德性和道问学齐头并进的工夫，他认为朱熹学术的核心便是“尊德性以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本，道问学以尽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功”，类似的思想，在文集和语类中多处出现，通过寻绎其前后用功次第，脉络线索历历可见。
  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方笑一教授在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整理弁言中指出，守仁编纂《朱子晚年定论》的目的，据其自序所云，盖因贬谪龙场期间，于圣人之道忽有所悟，然“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后为官南京，“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在他看来，《四书集注》和《四书或问》之类，皆朱子“中年未定之说”，“思改正而未及”，《朱子语类》之属又因“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与朱子真实意见相乖。他以为己说“不缪于朱子”，而“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遂将朱子书信“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王守仁认为，《定论》中采录的文字，才是朱子的“晚年既悟之论”，能真正代表其最后的学术观点。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李慧玲副教授在《朱子晚年全论》点校卮言一文中指出，《朱子晚年全论》作者李绂治学领域广泛，在理学、史学、文学、方志学等方面均成绩卓著，尤以理学最为世人瞩目。其学主陆王，对二人心学极为推崇，尝谓“朱子道问学之功居多，陆子尊德性之见为卓”。李绂对朱子书信内容的选择原则，主要侧重于朱、陆观点相符部分，而与此无关者均不收录。
  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张文博士在陈建《＜学蔀通辨＞考论》一文中指出，在留存至今的朱陆异同专书文献中，明人陈建所撰《学蔀通辨》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因朱陆异同之辩议题的重要性质，《学蔀通辨》自问世以来就备受关注。就其内容主旨而言，《学蔀通辨》比较朱子与象山的思想发展轨迹，揭示他们存在的分歧和差异，从而彻底否定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其价值主要在于：因为朱陆异同在学术史上客观存在，通过《学蔀通辨》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认识其分歧和差异之所在；《学蔀通辨》主要阐发朱子之说，并对其多有精要的总结阐发，因此有助于深入认识朱子的理学思想；《学蔀通辨》对儒学与禅佛的历史渊源有细致考索，对儒佛之学的区别也有详密辨析，对于认识宋代理学与禅宗，乃至儒学与佛学之关系都颇有助益。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
  首届全国“东南三贤”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周接兵 徐公喜
  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弘扬“东南三贤”（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朱熹、张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推动宋明理学研究走向深入，2018年5月18～19日，由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重构与创新：首届全国‘东南三贤’学术研讨会”在江西上饶师范学院隆重召开，近70位来自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赴会。大会围绕“东南三贤”比较研究、“东南三贤”与南宋学术研究、闽学浙学湘学研究等核心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兹将大会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东南三贤”的学术
  思想研究
  “四书”是儒家道统的精华，对三贤思想发展影响甚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认为，朱熹通过结集“四书”并分别为之作序，从经典文本、人物谱系、思想内涵三个方面，重新建构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谱系，全面而系统地完成了新儒家道统论的重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肖永明论述了朱子对孟子“夜气”思想的阐发，朱子在继承孟子重人禽之辩的前提下，通过对“心”的持守，进一步实现对“夜气”的引导和主宰，借此反过来以加强“夜气”对心与性的涵存功能。考察朱子对“夜气”范畴的诠释，有助于重新审视学界关于朱子重“理”的观点，了解“气”在朱熹心性修养论体系中的地位。长沙理工大学王琦通过对朱熹封事与奏札的梳理，认为贯穿朱熹帝学思想始终的主题，就是通过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立纪纲，规范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政治治理，从而贯通学术与政治，成就君德帝业，实现政治社会秩序重构与儒家王道理想。陕西师范大学李敬峰通过对吕大临《中庸解》的分析，探讨了朱子《中庸》学尤其是“中和新说”形成的思想背景，认为吕大临作《中庸解》，舍弃汉唐经学注疏，建构了以“中”为核心的圆融的《中庸》哲学体系，深深影响了朱子《中庸》学，促成了“中和新说”的形成。中华书局何然讨论了朱子对《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注解，认为朱熹构建起了一个以“学”为核心，以人性善为基础，并以明善复初为理想的人生图景。
  三贤的“五经”之学也得到与会者的关注，浙江海洋大学程继红考察了傅寅《禹贡说断》征引吕祖谦《尚书》说的文献价值和思想史意义。中山大学哲学系吕欣对朱子“《易》本卜筮之书”说进行了考议。他认为，朱子“《易》本卜筮之书”观念引领其易学体系的整体思路。通过整理朱子的易学著作、书信往来、语录等文献中相关的内容，可以看到这一观念是如何影响朱子易学的演进，如何回应象数与义理之间的鸿沟，又何以配合其学术体系中经典系统的完成。
  “心”在三贤理学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浙江工商大学蒋伟胜指出，与朱陆相比，吕祖谦心学更侧重心的工夫论意义。价值自觉的良心是吕祖谦心学的基础，心的工夫对象是主体自身之内的气质之性与情感意气，以及外在于主体的事与物，其根据则是心、性、天、帝同一的形上学，这是吕祖谦心学可以与理学贯通的理论基础。中国台湾中华吕祖谦学术研究协会温俊富以《东莱博议》与《定性书》为文本，考察了吕祖谦的治心之术。他认为，《东莱博议》蕴含着身心修养的道理，着重于“以内外为二本”的凡人世界。基于此，其治心之道较具可操作性。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赖尚清从“仁”的角度研究了朱子哲学中的“心”“理”关系。他认为，在朱子追求的豁然贯通的境界中，此心不是气心，而是天理本体、仁心本体之全体大用之流行，也是一种心即理之心。
  另外，还有学者考察了吕祖谦的学术活动与影响。如中国台湾鹅湖书院山长吕荣海讨论了吕祖谦理学与鹅湖会的现代意义与功能。他认为，近代以来学人的论证或主张均与12世纪鹅湖会之精神相通，足见鹅湖会之精神经得起历史考验，深具现代意义与功能。铅山鹅湖书院王立斌考察了吕祖谦与丽泽书院的关系。他认为，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是当时国内主要学派常驻切磋问学之所。同时代诸多大儒纷纷前来探讨商榷学问。吕氏倡导实体达用之学，为后世中国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学者从理欲、义利之辨的视角考察了张栻的理学思想。同济大学路鹏飞指出，张栻以“无所为”和“有所为”统合义与利、天理与人欲、为人者与为己者、王者之政与霸者之政等的划分。主张明天理，遏人欲；赞成举仁义，行仁政；反对功利之学与霸政，对传统儒家义利之辩提出了新见解。上饶师范学院周接兵从义利公私之辩的角度，考察了张栻对理想君子人格的建构。他认为，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中心问题之一。张栻将义利之辩提升到判别君子、小人、王道、霸道的“第一义”的高度，并赋予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的诠释，使得义利之辩既具备了体现形而上天道的价值根源，又具备了指导士大夫洒扫应对乃至修齐治平的现实功用。
  二、“东南三贤”学术交往与思想比较研究
  “东南三贤”之间的学术关系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浙江师范大学王锟以朱熹历史哲学为比较对象，对吕祖谦的历史哲学进行了探讨，认为吕、朱都是基于理学家的立场来诠释历史。二者最大的不同是：其一，朱熹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兼及历史哲学，而吕祖谦的学问根基是史学的、文献的，故吕祖谦是历史学家的身份而兼及历史哲学。其二，朱熹是理学史观，而吕祖谦是心学史观。吕祖谦的历史哲学，既吸收朱、陆二人之长克服其短而形成自己的心学，又吸收了永康、永嘉事功之学，形成内涵丰富的历史哲学。浙江师范大学黄灵庚、宋清秀则以朱熹、吕祖谦的往返书简为材料，讨论了他们在学思、气禀、出处以及处世待物等方面的异同。性格上，朱比较褊躁，争强好胜，言辞犀利；而吕相对收敛，宽缓谦和，言语周详。二人在交往中，得以相互警醒、制约、弥补，相得益彰。学术上，朱倾向于分离、切割，壁立千仞，多苛责于人；吕则主张协调、包容，海纳百川，专内省于己。湖南大学徐艳兰考察了吕祖谦在书信中对朱子《太极图说》《西铭解》等著述的质疑，并对其思想差异以及他们对二程之学的贡献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从吕对朱子的质疑中可窥见：他们在体用观、道器观、太极、阴阳、动静观、理欲观、义利观、道统观等各方面存在着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学术渊源所致；另一方面是个性气质使然。浙江师大彭荣则更为细致地梳理了吕祖谦与朱熹围绕《太极图说》所展开的书信论辩，认为朱子充分尊重吕祖谦所提质疑，并根据其意见做了较大修改。浙江师大曾礼军对吕祖谦《家范》与朱熹《家礼》进行了比较，认为对于新型家族制度和家族礼仪的重建与重构，宋代司马光《书仪》、吕祖谦《家范》与朱熹《家礼》三部著作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司马光《书仪》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吕祖谦《家范》和朱熹《家礼》都对该书有所继承，但吕氏和朱氏又各有自己的开拓之功。
  本次会议对张栻的学术地位也有了新的认识。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对南宋初年（1130年）出生的朱熹、吕祖谦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人的学术交游进行了考察，认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张栻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三先生之中的核心人物当为张栻，而主动撰写著作、提出问题且引发友人们共同讨论最多的则是朱熹。湖南大学殷慧通过对1163年至1180年间朱张论礼的考察，发现这一时期张栻礼学的影响力高于朱熹，而朱熹在礼义的突破、礼学文本的整理以及礼仪的践履等方面的努力，使其在学术圈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她从两个向度考察了朱张论礼：一方面是礼之哲学；另一方面是礼学之文献、礼教之主张的讨论。湘潭大学陈代湘梳理了张栻与陆九渊兄弟的关系，认为湖湘学派与江西学派在学派渊源和学术思想上有密切联系和较为复杂的关系。他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是相通互融的，但二者又有差别。湖湘学派既有心学的倾向，又注重理的外在客观性，在重视体认本心的同时，也强调向外的格物穷理。
  另外，不少学者对三贤与同时代其他学人的互动进行了研究。中国台湾“中央”大学刘德明以“救邢”“伐楚”与“五公子求立”三事为例，比较了吕祖谦与赵鹏飞对齐桓公评价的差异，丰富了学界对南宋“王霸之辩”的了解。上饶师范学院夏时华讨论了吕祖谦与汪应辰的交往，认为吕正式师事汪之后，师生俩人基于共同的政治理想、理学思想旨向，围绕当时政治、理学、学术等展开了密切的交往可谓肝膈洞照，泯然相投。汪在政治、理学思想、践履、重史学等诸多方面对吕开创婺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上饶师院梁从峨探讨了李光易学在浙东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有着承上启下的经学示范意义，认为李在《读易详说》中大量使用“参证史事”的经学方法，寄托了李对南宋政治的忧患之思，推崇为易学“史事宗”的开创之作。上饶师院周茶仙对南宋理学学派关系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南宋理学学派的竞合关系研究思路。指出对南宋理学学派关系研究常用范式、相关研究文献以及相应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反思，不仅可以通过粗略地梳理与扼要的评述，辨析其中的相关问题，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同时可以促进研究范式的不断创新，重构未来的研究取向。
  三、“东南三贤”后学及其学术影响研究
  “三贤”推动了南宋学术的发展，其后学更是薪火相传，赓续不已。上饶师院徐公喜对婺州朱子门人进行了全面考辨，认为宋代婺州学派鼎立，朱子学术传播甚猛，婺州已经成为朱子学的重要阵地，朱子门人后学有着巨大贡献。对于婺州朱子门人的考辨有助于厘清浙江朱子学的发展脉络。上饶师院冯会明则对朱熹晚年门人陈文蔚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认为陈的思想深得朱子理学之精髓。其学说“以求诚为本，以仁义为宗，以学问思辨为反躬力践之地”，在传承、传播朱子学术方面，居功甚伟。浙江师范大学崔小敬通过为南宋淳熙至绍熙之际的理学士人孙应时撰写年谱，彰显了其与陆九渊、吕祖谦、朱熹、张栻等人的学术渊源和学术交游关系。江西师范大学邓庆平对饶鲁师承黄榦之说进行了考辨，认为饶鲁是黄榦晚年的重要弟子。浙江师范大学刘玉敏认为南宋思想家钱时的《融堂四书管见》与杨简的“五经”注解一起构成了心学的“四书”“五经”诠解体系，是浙江心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现了浙江心学的发展路径和特点，之后的宋濂、王阳明就是沿着这条路径进一步发展心学的。
  三贤之学在明清之际的影响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关于船山学，湖南大学陈力祥指出，作为宋明理学的总结者，船山的性情论框架承宋明性情论而来，在“四端性情”“性情体用”“心统性情”等层面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创见，呈现出与朱子、阳明有异的鲜明特色。宁波大学彭传华则指出，王船山在反思批判传统儒家正统论、道统论的基础上，对于政权合法性的来源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他认为，船山的“正统”论至少要包含两个原则：汉族自己统治中国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道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道统的继任者不应局限于韩愈、朱熹等大儒所列举的圣人，任何自觉践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和存续中华文化的人都是道统的继任者。船山反传统儒家正统论和道统论的思想分别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聊城大学唐明贵以《论语学案》为中心，讨论了刘宗周融通朱王的思想特点。他认为，刘宗周为了扭转明末学风之弊，一方面承袭和修正王学；另一方面袭用和辩驳朱学，力图不拘门户，博采众长，融通朱王，以维学脉于不坠。这也确立了刘宗周在理学史和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广西财经学院陈林对李绂《朱子晚年全论》中的“朱陆异同”说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李绂主张朱子与陆九渊的思想乃是“早异晚同”的关系，朱子晚年转向了陆学，亦如陆九渊那样强调为学首在挺立求放心一类之本心工夫，而不再讲格物致知、读书讲学之工夫。朱子晚年强调求放心一类之尊德性工夫，并不表示他不再讲格物穷理、读书讲学一类之道问学工夫，也不同于陆学所理解的求放心。朱子强调求放心一类之立大本工夫，乃是因材施教之举，并不是否定自己建构起来的思想体系。浙江大学金晓刚讨论了黄宗羲后裔对《宋元学案》的补修工作及其对宋元儒学史的阐释。他指出，两种《宋元学案》黄璋校补本的发现有助于钩沉被隐没的黄宗羲后裔在书稿流传及成书过程中的作用。从学案设置、命名、人物评价等角度来看，黄璋父子的续补，并非此前所认为的回到梨洲原本，否定全氏补本，而是在综合梨洲、谢山两家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清代浙东史学思想的继承与转向。
  最后，三贤之学对东亚地区的学术影响也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上海师大石立善考察了朝鲜儒者李栗谷编的朱子学文本《小学诸家集注》，从编纂、蓝本、按语、性质及英祖朝儒臣所撰宣政殿训义的内容等方面展开研究，彰显了朝鲜朱子学文本注释的特色。韩国成均馆大学权锋女对19世纪末期朝鲜儒者河谦镇所著的《东儒学案》进行了研究。她认为该书是朝鲜的道学者们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下，为了重新认识道学的基本精神而编纂的韩国儒学通史。武夷学院张品端认为，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林罗山创立的日本林家学对日本近古的思想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日本朱子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他对朱子理学的接受、传播、新诠与反思，标志着17世纪以后的朱子学中心开始由朝鲜向日本转移。朱子学在日本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日本当时的显学，林罗山由此被誉为日本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传统儒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如湖南科技大学张晚林研究了儒家的慎独之学，认为儒家的慎独之学，通过孔子、子思与孟子三个阶段的发展，彻底完成了其宗教形态。孔子证会了慎独之学的宗教内涵；子思开启了慎独之学的宗教境界；孟子为慎独之学的宗教境界进行了形上奠基，从而最后完成了宗教动力学。至此，慎独之学作为一种理性宗教彻底证成。山东社会科学院涂可国则分析了儒家责任伦理主体指向的二元结构。他指出，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历代儒家既讲责人又讲责己，但更重视责己；同时，儒家并不否定责人，而是主张敢于责君、敢于劝谏，提出了以责成人之道的思想范式。在儒家看来，责己也好，责人也好，均不是纯粹正面的，更不是绝对善的，有时可能是消极的，因而不能一味责己和责人，而应遵循中庸适度的原则。
  （原载《船山学刊》2018年第5期，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
  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里程碑
  ——“日本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何浩
  2018年6月26日，“日本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顺利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朱子学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学哲学系、厦门大学国学院主办。共有26位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系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从多个角度对日本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展开讨论。
  一、东亚视域下的朱子学
  朱子学对中国，甚至是对整个东亚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以东亚的视角来看待朱子学的流传与发展，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多元地研究与继承朱子学。
  思想史的研究重要的是要对思想变动的源流脉络进行分析和厘清。日本立命馆大学桂岛宣弘教授从17世纪到18世纪具有世界意义的“近世帝国”概念出发，引导出18世纪末期东亚变貌与德川思想的新动向。从国民民族主义的生发、会泽安《新论》的成立、尊王攘夷思想的流传等等方面可以得出，在思想史上，儒教·朱子学的理念（“近世帝国”的理念）在东亚内部仍然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因此，从东亚诸王朝的视角来看，特别是对于儒教系统的多数知识分子而言，自此以降的日本无疑就是一个单方面且暴力地破坏“近世帝国”理念的东夷。在帝国主义的暴力这一层面，尽管日本与西方诸国无异，但是上述看待日本（与西方各国不同）的视角一直持续至今，其缘由就在于上述历史背景的存在。
  在研究哲学与思想史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概念的一致性。这就要求研究须以概念的确立为前提，而这一工作无疑是重要且困难的。厦门大学哲学系朱人求教授认为，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东亚朱子学，顾名思义，指朱子学在东亚。在时间的向度上，它指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学；在空间的向度上，它又具体表现为中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实存形态。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提出，一方面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朱子学内在发展的需要。今后东亚朱子学研究宜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展开：东亚朱子学的总体性研究，中、日、韩东亚朱子学的相互交涉，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的承传与创新，东亚朱子学话语的同调与异趣，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话语分析方法是东亚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个崭新的方法论，话语分析是指对话语的语境、语义、语法、产生、发展、实践以及话语与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方法。
  思想史的研究必然涉及具体的研究领域。东亚视域下的乡约研究可以体现出其研究的完整性、补充性的特点与优势。日本立命馆大学研究员殷晓星认为在中国和朝鲜王朝，以朱子学者、阳明学者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民众教化事业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的实践及学说逐渐衍生出一套相对完善的乡治理论——乡约。当今，中韩学者已就本国的乡约施行情况做了详细考证，而同一时期日本对乡约的受容研究则属空白。在对乡约流入日本社会这一事件进行考证的基础上，通过对幕末名代官早川正纪在日本推行《吕氏乡约》和闇斋学派朱子学者稻叶默斋讲解乡约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分析，可以填补这一空缺，证明朱子学道德伦理在前近代东亚这一广域之内的流通，从而审视前近代东亚在民众教化史上所表现出的异同。
  二、中国视域下的朱子学
  中国视域下的朱子学是朱子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日本朱子学的源头。因此对中国视域下的朱子学的研究之价值不言而喻。
  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延续了他对宋明理学“人心道心”问题的研究。谢教授向大会报告了王船山人心道心思想中的“互藏交发”说，并分析了该说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谢教授指出，王船山对“人心道心”问题的思考存在着“互藏交发”的前说与“人心通孔”的后说，而从前说向后说的转变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原因在于，“互藏交发”说以“体用交互”说为基础，二者在理论上存在着推演关系，而“体用交互”说所具有的理论缺陷使得“互藏交发”说的“人心道心”思想也陷入了理论困境。正是为了走出这一困境，王船山的“人心道心”思想不得不转向了与朱熹相接近的“人心通孔”说。谢教授最后强调，王船山的“人心通孔”说与朱熹仍有些不同，如王船山以性情分道心人心，而朱熹则将人心道心皆视为己发。
  中国儒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其内部入手，还可以从其外延切入，通过域外对儒学的认识的研究，引发对儒学自身的新思考。厦门理工学院日语系讲师陈其松认为对19世纪的西方人而言，儒教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报章中引用传教士、外交官、学者的说法，向读者介绍这个神秘国度的根本思想。面对这样一种缺乏宗教性的宗教，缺乏内在更新能力的体系，西方人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当我们检视西方的新闻，可以发现中国的好坏优缺似乎总被归结为“儒教”所造成的影响。今日观之，这无疑是过度简略化的主观评判。但从文化交涉层面的角度来说，这种偏见，或者化约又是非常必须的。对异文化的贬抑或者嘲弄，其实是缓解文化冲突所产生焦虑的重要策略。化约与化减则是对异文化的概念性的归纳。在此原则之下，西方报纸中对儒教的解读讨论，呈现出“宗教性”与“文明性”，彼此存在互文关系的两个层面。儒教在宗教层面上与基督教相对照，文明性则与西方的科学与哲学相互冲撞。但不论哪一个视角，都存在对中国文化本质主义式的论述倾向，都是对“中国”及其文化文明的实质上的解读与锚定。
  三、日本视域下的朱子学
  日本视域下的朱子学研究，一方面要学习日本学界研究的框架，另一方面不能机械地搬运，而是要批判性地接受，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
  朱子学家林罗山对日本前近代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龚颖研究员从“四端七情”论的角度论述林罗山对朱子的承传。她认为，林罗山的心性论在“性即理”“心统性情”方面，采用了与朱熹心性论相同的表述方式，可以认为他理解并接受了朱子学心性论的这一学说。然而，朱熹认为情出于性（理）、“情＝四端＋七情”，而林罗山则有所不同，他尤其注重七情，几乎是把情等同于七情来把握的。林氏还把李退溪学说中的某一部分片面地加以强调、放大，认为七情全出自气，所以有很强的向恶发展的倾向，严重时能导致整个人的毁灭。林罗山的心性论思想在对情（尤其是七情）的理解和定位问题上，与朱熹和李退溪都存在重要差异。在当时江户政权由初创到确立的时期，林罗山充分认识到了战后道德秩序的重建和让饱经战乱的武士们遵守道德秩序之艰难。朱熹针对中国的士人阶层提出的“明心见性”“居敬穷理”等方法显然不能高效地应付江户初期的局面。从这种现实出发，林罗山抓住“七情”这个容易流于恶的人性弱点，强调控制情欲的重要性。
  林罗山之后，荻生徂徕成为承上启下的重要思想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青研究员全面且详细地论述了徂徕学的发展与中国思想之间的关系。她从荻生徂徕的生平出发，以徂徕学以前的日本近世儒学为背景，将荻生徂徕的语言哲学作为切入点，勾勒出徂徕学的内部逻辑进路。她提出，从荻生徂徕的角度看，朱子学认为唯一的“天理”贯穿于自然、社会的所有事项当中，所以通过“居敬”“穷理”等主观的道德修养和对客观事物的考察，人有能力发现事物的本质——“天理”。在认识论上，徂徕更倾向于不可知论和反理性主义。他认为事物是无穷无尽的，是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的，可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认识、掌握所有的事物的。他对“不可如之何”的“天命”的畏惧反映了在封建身份制社会里，人被自己无法掌握的命运所限制，对人类自身能力局限性消极妥协，这使徂徕学比朱子学更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徂徕认为礼乐刑政因为是圣人“法天”而立，所以是权威，先王之道（当然包括五伦常等道德规范）先验地与“天命”是一致的，而且唯一的媒介物就是圣人，就这样徂徕对朱子学的“合理主义”展开了批判。
  稍早于荻生徂徕的伊藤仁斋，不仅在哲学学说上有很大成就，同时在政治思想与道德伦理思想上也有重大影响。武汉大学国学院助理教授陈晓杰认为，仁斋依据孟子之主张，以“同民之好恶”作为王道论之基本原则。但是，“同民之好恶”的说法本来就存在多义性与暧昧性，仁斋对其理解也存在模糊之处。在仁斋眼中，“化民成俗”或者“风教”论之主体理所当然应当是君主，除此以外的人试图改变民风或者修订礼乐等都是僭越之举。反观中国，通过科举考试之选拔而参与政治的儒者士大夫阶层，大都秉承着“与陛下共理天下”的信念，积极地介入地方社会，实践“化民成俗”。他们并非完全超越于社会，而是作为地方社会全体构成中一个有力的参与者，因而即便要“化民成俗”也未必能实现，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实践与努力并不能算是“僭越”——因为就身份而言他们都属于统治集团而并非一介匹夫。由此可见，仁斋所考虑的“君主—庶民”之政治构造过于平板化，完全忽视了既非天子，也非匹夫的中间阶层，亦即士大夫之存在，当然也就无法理解朱熹、王阳明等儒家努力改善民风方面的意义所在。
  儒学的教化意义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吴光辉教授认为，明治时代可谓是儒学真正走向“日本化”的时代，最为直接的体现之一，就是形成了“儒教的国家体制”。不过，这一体制的形成经历了幕府末期以来的儒学教育批判，经历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西学转向，也经历了明治维新改革滞后的重大挫折，而后在汉学家的推动下得以复活，与日本天皇制的国家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日本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大羽翼。以日本固有的道德教育为核心，依据儒教主义来树立近代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可以说也是明治时期日本的一个必然选择。这一思想，不仅标志着日本式的儒教主义的复兴，也标志了明治初期的启蒙开化主义业已达到了“临界”状态，同时也预示了无论是儒教主义还是启蒙开化主义，皆必然归结为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发展趋势。
  除了对思想本身的研究，文献学、考证学的研究同样十分重要。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认为，江户时代的儒学，在考证学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类似中国本土的朴学学风。校勘学就是江户时代日本考证学的重要领域及贡献之一，明治时代岛田翰（1879～1915，字彦桢）所提出的“明治校勘学”也是在此之上发展形成的概念。遗憾的是，日本儒学家的贡献却大多不为人所知。《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二书则是日本《论语》学成就的代表，这两部新疏不仅总结了中国历代注释及本国前人儒学家的学说，折中论断，在校勘上亦持有审慎细致的态度，运用本国所藏诸古本及古注，自出手眼，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国的《论语》研究者，长期以来几乎不知《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二书的存在，包括近代以来的主要的汇注本对两者的学说及校勘成果也未能加以利用。我国对于江户日本儒学家的汉籍校勘，除了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安井息轩《管子纂诂》等极少数书籍外，了解与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充分了解江户日本儒学家的贡献，利用其成果，则是当前《论语》研究者的责任之一。
  日本儒学不仅体现在儒者的哲学性论述中，还能够渗透进入文学之中，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毅立、李桐提出，“汉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深入，“汉诗”进入日本并发扬光大。江户时期，以儒学为奠基的“汉诗”创作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当幕府的余晖消失殆尽，封建与维新、旧道德与新思想交错之际，涌现出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吉田松阴正是其中的代表。历来研究多把松阴塑造为“革命家”“教育家”“兵学家”，对其文学（诗歌）思想的考察却门庭冷落。松阴在诗中对道义之咏叹及对时局之批判不仅充分体现了其“拳头观宇宙，大道到处随”的经世济民情怀，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川幕末的悸动与波澜。
  本次会议首次使用了“日本朱子学”的概念作为会议主题，可以说是日本朱子学发展的里程碑。与会学者集中而有效的讨论，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不仅对日本朱子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同时还对日本朱子学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拓展。会议的圆满召开无疑为日本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提供了强大助力！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气象
  ——“宋明理学国际论坛”综述
  何益鑫
  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儒学院主办的“宋明理学国际论坛暨上海儒学院第二届年会”日前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80余位学者提交了论文。上海儒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陈来在大会总结中指出，宋明理学研究正逐渐展露出一种新的气象。
  理学、道学及新儒学关于宋明时代的思潮，向来有“理学”“道学”“新儒学”等不同的称谓。陈来通过对朱子《太极解义》各主要文本的详细考察，指出《太极解义》的理论贡献在于，为乾道后期道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田浩则力图澄清“道学”等术语在历史上的不同用法，认为应当更加具体地审视儒学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杨国荣认为，“新理学”是就其作为儒学新形态而言，“道学”是性与天道之学的简称，“理学”则从普遍之理与特殊之理的统一来讨论性与天道之学。
  理学与士大夫历史上的理学，兴起于士大夫的改革活动，源于士大夫的思想创造，表达了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李存山认为，宋学的兴起与范仲淹及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初三先生”是广义的宋代“新儒学”的发端，周张二程则是“新儒中之新儒”。包弼德指出，理学家为士人教育建立了全面的计划，并以一套完善的理论解释了政治与文化如何帮助士人完善其道德本性，故而受到了士人群体的广泛认同。朱汉民认为，宋儒通过诠释“四书”学而建构的道统论，表达了宋代儒家士大夫的主体意识。鹤成久章考察了王守仁从祀孔庙的问题，指出其背后不仅有浙江舆论对乡贤从祀的强烈期望，还有地方官员及王门士人的努力。
  道德哲学与工夫修养 道德哲学与工夫修养是理学之为理学的核心关切。关于理学的伦理学形态，黄勇认为，美德伦理学肯定美德在其伦理体系中的首要性，故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不是真正的美德伦理学，朱熹的伦理学才是纯粹、彻底的美德伦理学。杨祖汉借用康德道德法则与自由意志互涵的讲法会通朱陆，认为朱陆都合于儒门第一义的成德之教，且都属于意志自律的伦理学。关于理学的工夫问题，林宏星考察了朱子对《孟子》“推恩”问题的诠释，认为朱子在政治和道德问题上对孟子“推恩”思想的脉络进行了义理上的重要“扭转”。郭晓东认为，朱子的“小学”工夫对理解其《大学》工夫具有重要意义，《大学》工夫始于格物致知，而小学工夫为之培养“端绪”、提供“下手处”，知的问题与工夫修养直接相关。向世陵辨析了朱子、阳明的知论，指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主要争议在于可否经由闻见知识进入到内在德性的自我觉醒和彰显，从而打破自然生理与至善伦理之间的障壁。高海波认为，刘宗周反对阳明将“格物”的“物”解释为“有善有恶”的意念，而将物向内收缩到内心深处成为良知的真条理，从而避免了朱子泛然穷外物之理的趋向。
  理学的社会政治关怀 许多人认为，理学只是心性之学，而不关心现实事务。这是对理学的极大误解。理学家不但亲身参与社会政治实践，其思想也有经世的意义。土田健次郎认为，朱熹区分了道统论与正统论，进而要求皇帝致力于学问修养，实践《大学》八条目，以促使皇帝实现理想的用人之道。辛正根认为，周濂溪“窗前草不除”作为儒家万物一体思想的象征事件具有生态学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类不是世界的中心，人类和自然同呼吸共命运。朱承指出，阳明后学的道德信念体现在对阳明个人、对良知、对“万物一体”“三代之治”的信念，其伦理实践则表现为讲学和乡村社会教化活动。理学家从存有论、宇宙论的高度，表达对世界的整体关切。唐文明分析了朱熹关于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指出《太极图》第四圈是指以八卦命名的家庭人伦，每相邻两层都有天地之心的作用，天地之心的理论功能是统合理气。
  思想史的视角 理学是儒学史的一部分，自身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故理学研究应当有思想史的视角。张学智考察了《周易》诠释路向的演进过程，指出王弼注《周易》是灵动的诠释性活动，程颐着重具体事物道理的阐发，朱熹则使《周易》返回卜筮之书的性质，王夫之看重学易用易过程中人格修养对解释的决定作用。何俊由《童溪易传》对《伊川易传》的延异，考察了洛学向心学转化的内在逻辑，以此重新审视理学的核心精神及理学自身的思想边界。
  现代新儒学 今年是《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合撰）发表60周年。朱建民指出，《宣言》的原意是要纠正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与研究中国文化的路数，但中国文化的兴衰要靠中国人自己，应该把中国哲学当成活的哲学，把自己当作这个哲学创造与具体实践的参与者。干春松认为，《宣言》力图唤醒人们对儒家生命力的认可，但一来受制于“五四”以来民主和科学的强势话语，将儒学发展的方向收束于民主建国和科学思维，二来以心性之学的超越性取代了儒家其他经典在确立儒家价值时的基础地位。倪培民对《宣言》做出了批判性反思，认为儒学的复兴应该从工夫的角度来重新诠释儒家文化中的心性论问题，而不是简单重复宋明儒的说法。杨泽波认为，《宣言》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牟宗三的心性理论在活动问题、流弊问题、存有问题等方面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钟彩钧梳理了唐君毅对宋明心性之学的理解，从周、张、二程到朱子，再从朱子的心理为二到陆王的心理为一，最后由刘蕺山完成了体用合一的理论建构。郑宗义讨论了唐君毅和牟宗三在朱子的成学历程与存在困惑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力图突显唐君毅朱子诠释不同于牟宗三的重要理论特色。
  本次会议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的支持。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吴震主持了开幕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在致辞中指出，宋明理学是儒学思想发展的高峰，历来是复旦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重点，今后更要加大力度推动宋明理学的研究。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8年9月8日11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