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认为，格物致知是道德实践的关键，是明善之要。而从王阳明到牟宗三，都质疑朱子的格物说对道德实践的必要性。尤其是牟先生，通过哲学化的分析，从本体和工夫的角度，质疑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判其为“别子为宗”，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朱子强调格物致知，没有“心即理”以及道德情感的自发义。全文分三章：第一章，是对朱子学中的心、性、道德情感等问题的简单说明，同时也是对牟先生质疑的回应。认为，心即理、心具理，是道学家的共有表述，朱子对心的定位是通上下、统性情，存心与性善是一回事，强调在情感问题上要因情见性，情感自发只是本体之流行发用，要即用见体，要“全体大用”，道德情感之自发有时会受到遮蔽，因此需要格物致知。第二章，从正面论述格物致知的内涵及其对道德实践的意义。首先，借助康德道德哲学的思考方式，认为，康德所讲的从道德世俗智慧到道德形上学的过渡，就是格物致知的一个重要面向，而在朱子这里，主要体现在对“思”的论述。其次，是对格物致知的过程性分析，认为格物和致知是同一个过程，无时间先后，致知是推及吾心本有之知；格物指出，推及良知的过程不是固守己心，因为本源上万物同体，所以即物是自然性的，格物是必然性的。最后，对于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朱子是讲真知必能行，这意味着，经思辨格物后，知行，真正为一本。第三章，是对格物致知与道德实践的关系进行形上学根源的说明，同时以“至善”为线索指出了格物致知的“一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