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知识与人格成就：朱熹格物致知论研究
  赵阳（西北大学2018年，导师：张岂之教授；张茂泽教授）
  朱熹是中国古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论述的居敬与格致诚正工夫相结合的一整套格物致知修养工夫，总结了儒学历史上提出的修养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在朱熹看来，格物主体以其本具“明德”展现为修养的根据和修养的能力，以其“理一分殊”思想统一了修养对象与修养主体。修养的结果是对抽象的明德根据的充实与发展，因此修养过程必然将认知因素纳入其中。这就要求修养者从知和行两方面获得修养的实效，也即“真知必能行”。朱熹的“格物致知”修养论的思想意义，就是修养主体以明德为根据，从现实人心上升为“圣人之心”的过程。它的逻辑基础就是由体到用，最后回复到“体”，从而实现“心与理一”。可以说，格物致知修养论的实质就是“天理”自己展示自己、发展自己、丰富自己的过程。在具体的修养过程中，主敬工夫展现为三个环节：立志、主敬以持志、立诚以至敬，并以“圣人之道”与“为己之学”为方向，不断地实现修养主体的自觉。同时，从现实人心出发进行一系列“格致诚正”工夫，对治现实人心存在的种种偏向。《大学》所讲格致诚正是工夫，物格知至等是效验。对于效验而言，各个工夫条目互为充要条件，必须同时达到至极，才能彼此证明彼此达到了至极；对于工夫而言，则是具有共时性，必须同时进行。格物致知修养工夫的结果就是“真知”，真知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不仅具有认知性因素，还包括情感、意识等因素。因此，修养上达到“真知必能行”不仅可能，而且其可能正是以天理的绝对性为依据。朱熹的格物致知修养论突出了认识活动在理想人格实现中的重要性，把认识活动与德性修养相结合，肯定了经验知识对于主体自觉、修养的作用。然而，朱熹的格物致知修养论也存在其弊端。一方面，在具体修养中并没有形成科学的认识方法，因此对经验知识的应用还不到位；另一方面，没能在理论上说明“气禀”的现实依据和学者彻底摆脱气禀干扰的必然性，由此导致，似乎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实现格物致知。如果能重视朱熹格物致知修养论的科学环节和理论框架，抛弃其中的形而上因素，朱熹的格物致知修养论也可以具有科学性。
  格物致知与道德实践
  ——从牟宗三、康德到朱子
  孟少杰（山东大学2018年，导师：沈顺福教授）
  朱子认为，格物致知是道德实践的关键，是明善之要。而从王阳明到牟宗三，都质疑朱子的格物说对道德实践的必要性。尤其是牟先生，通过哲学化的分析，从本体和工夫的角度，质疑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判其为“别子为宗”，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朱子强调格物致知，没有“心即理”以及道德情感的自发义。全文分三章：第一章，是对朱子学中的心、性、道德情感等问题的简单说明，同时也是对牟先生质疑的回应。认为，心即理、心具理，是道学家的共有表述，朱子对心的定位是通上下、统性情，存心与性善是一回事，强调在情感问题上要因情见性，情感自发只是本体之流行发用，要即用见体，要“全体大用”，道德情感之自发有时会受到遮蔽，因此需要格物致知。第二章，从正面论述格物致知的内涵及其对道德实践的意义。首先，借助康德道德哲学的思考方式，认为，康德所讲的从道德世俗智慧到道德形上学的过渡，就是格物致知的一个重要面向，而在朱子这里，主要体现在对“思”的论述。其次，是对格物致知的过程性分析，认为格物和致知是同一个过程，无时间先后，致知是推及吾心本有之知；格物指出，推及良知的过程不是固守己心，因为本源上万物同体，所以即物是自然性的，格物是必然性的。最后，对于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朱子是讲真知必能行，这意味着，经思辨格物后，知行，真正为一本。第三章，是对格物致知与道德实践的关系进行形上学根源的说明，同时以“至善”为线索指出了格物致知的“一本”所在。
  朱子与《资治通鉴》
  赵聪（南昌大学2018年，导师：王德保教授）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史学史上的恢宏之作。后南宋朱熹依据《资治通鉴》改编而作《资治通鉴纲目》，创“纲目体”，对“通鉴学”的研究大有裨益。但两书又不尽相同。以此为线，论文就司马光与朱熹的诸多方面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司马光受传统儒学影响，一生志在官场；而朱熹则发展儒学为新儒学，一生志在著书立说，普化教育。对于影响了宋一代的王安石变法，司马光秉持传统观念，主张保守政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朱熹以其自身经历以及其“义理”思想既不认同王安石变法也不赞成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两人又都欣赏王安石的为人。对于宋朝一直遭受的外族入侵问题，司马光秉持儒家的“中庸”思想，主张怀柔政策；而朱熹或因自身家庭或师承的缘故，面对比北宋更加严峻的边境问题，他坚决反对议和，是主战派的坚定分子，所以对司马光的观点自然是不赞成的。司马光与朱熹政治态度上的不同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与新儒学思想的碰撞。司马光与朱熹在治史时都秉持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坚持参校群书的治史方法。但两人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治史时也会有所不同。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借鉴，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内容以及思想上会有所偏向和筛选，而朱熹则主张直录历史，不加删改。司马光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坚持保守甚至是有些落后的历史观，而朱熹以“义理”贯穿着自己的史学思想，以“理”来解释历史。两人的史学代表作《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集中呈现了两人不同的史学思想。两书在内容、体例以及正统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异同之处。
  朱熹《知言疑义》研究
  杨志峰（湘潭大学2018年，导师：陈代湘教授）
  《知言疑义》的完成在朱熹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朱熹思想成熟后对自己早年思想的一次反思与批判，而这种反思与批判又是以对胡宏《知言》的质疑表现出来的，其中充分显示了朱熹与湖湘学派思想的差异。论文内容如下：第一，对朱熹早年思想的发展以及在胡宏思想影响下发生转折的过程做出探究，认为朱熹丙戌之悟后所确立的中和旧说与胡宏的思想只是表面上的相合，其实质相差很远，反而其己丑之悟确立新说后虽然对胡宏采取激烈的批评态度，但这种批评主要是基于其之前对胡宏思想的误解，其思想的实质有相合之处，二人思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心性关系的理解不同。第二，对《知言疑义》的成书过程做了简单的考证，认为此书最初版本整理完成于辛卯年春，最终定本完成于同一年的冬季。第三，对《知言疑义》文本中体现的朱熹的思想及其与胡宏的差异做出分析，认为朱熹与胡宏思想差异的根基在于胡宏在性体的作用处言心，把心收归于性，同时，胡宏又在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以及人与物的生机的层面上讲“性”；而朱熹思想中“心”的概念只是性与气之间的一个中介，是一个功能性实体，更注重其道德理则的意义。在朱熹思想中“心”把理和气绾合起来，理和气的区分只在分析中有意义，在实际的宇宙生化与心体流行中，二者是绾合无间的，朱熹和胡宏思想的其他相异之处皆可由此而合逻辑地推出。
  朱熹《杂学辨》研究
  肖湘（湖南大学2018年，导师：陈仁仁副教授）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1160年至1170年是朱熹理学思想走向成熟和系统化的关键时期，《杂学辨》就是他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论文以《杂学辨》为研究对象，试图弥补学术界在《杂学辨》研究方面的不足。《杂学辨》一书包含了朱熹所作的四篇批判性文章，是在其“中和旧说”时期写作的。《杂学辨》各篇分别体现了朱熹与苏轼、苏辙、张九成和吕本中等人在本体论、工夫论和知行观等方面的具体分歧。首先，在本体论方面，朱熹通过批评诸家对于“性命之原”问题的观点，辨析了道德本原问题；通过批评诸家的“鬼神观”，辨析了宇宙之自然与理的关系问题。其次，在工夫论方面，朱熹主要在心性修养上的“中和”与“已发未发”问题和道德实践的“诚与行诚”两个方面对诸家的观点做出了批评。最后，在知行观方面，主要涉及朱熹对于诸家“格物致知”观点的批评。这些思想上的差异既体现了儒家与佛、道之间的分歧，同时也反映了儒学内部“心学”和“理学”之间的分歧。从《杂学辨》所涉及的论域来看，宇宙本体论、工夫论、心性论、知行观和天人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几乎可以体现朱熹此时思想的全貌。《杂学辨》体现了朱熹道学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朱熹道学思想走向成熟与系统化的重要节点之一，在朱熹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朱熹《孟子集注》中的理学思想
  张启磊（安徽师范大学2018年，导师：彭启福教授）
  《孟子集注》是朱熹通过经典诠释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代表作品。中唐至宋的儒学复兴和孟子升格运动是《孟子集注》产生的最为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而朱熹对时代问题的自觉，对文化传承的担当以及主观上付出的努力也是《孟子集注》产生的关键条件。在《孟子集注》当中，朱熹全面阐发了他的理学思想。在理气之论中，朱熹利用对“理”“道”“天”三个概念的诠释从全体之理、事理、伦理、性理四个方面建构了他的理本体；利用对“不忍人之心”与“博学详说”的诠释阐发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利用对“浩然之气”论和孟子关于“性”“命”讨论的诠释阐发了“理气二分”思想。在心性之说中，朱熹发挥孟子的“性善”论，在理气论的框架下讨论人性问题，并对“性”做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区分；朱熹从天命之性来理解仁、义、礼、智，对四者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确立了“仁”在四者中的最高地位；与此相关，朱熹揭示了“心”“性”“情”之间的关系，进而发挥和完善了张载提出的“心统性情”说；从心的发动的角度来论心性，朱熹利用对《孟子》文本中“四端之心”“赤子之心”“性善”论等方面的诠释阐发了“未发已发”的思想。在知行之辩中，朱熹区分了认识的性质与阶段、讨论了知行关系并详细论述了“格物穷理”这一关于认识的核心观念；朱熹强调认识过程中主体涵养工夫的重要意义，他将孟子的“存心”转化为“主敬”，并从“省察此心”“精一其心”“寡欲养心”三个方面来概括主敬涵养之道。在格物穷理和主敬涵养的基础之上，朱熹以“天理”“人欲”对言，提出了“天理人欲，同形异情”“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观点，并最终主张“遏人欲”“存天理”，为人在现实社会的行为方式提供根本的依据。《孟子集注》是朱熹诠释《孟子》的集大成之作，不仅全方位地阐发了朱熹理学各个部分的深刻内涵，而且建构起了其理学思想的逻辑框架，清晰地呈现了朱熹理学的思想图景。
  朱熹报怨观及其理学意蕴探究
  苏冬雪（安徽大学2018年，导师：刘伯山研究员）
  在中国传统伦理哲学思想中，报怨观有三种，即以德报怨、以怨报怨、以直报怨。朱熹的报怨思想渊源于孔子“以直报怨”的观点，他认为公正、无私是消除怨恨的根本途径；“以德报怨”是宽身之仁，本质是自私、伪善；“以怨报怨”是违反礼制，应受到惩处。朱子“以直报怨”的内涵并不拘囿于传统意义上的公正无私，他赋予“直”丰富的理学意蕴，其报怨观所蕴含的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朱熹的政治理想“三代直道而行”，朱熹作为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缩影，始终处在政海波澜的中心，其念慈在慈，毕生追求的是“内圣外王”的实现。当然，朱熹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回到“三代”政治运行的轨道，机械地照本宣科，而是敷陈一种“托古改制”的理想，“直道而行”即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去“为政以德”。二是朱熹的孝亲人伦观“父子相隐，直在其中”，“直在其中”的合理性是孝亲人伦皆是天理，只有先顺应了这种先天之“直”，后天之“直”便会自在其中。三是朱熹克己修身“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朱熹毕生以主敬涵养工夫贯通知行，“敬以直内”之“直”是朱熹对于“人之为人”的自觉预设，天理、人欲由个体的自觉来界定，顺理持敬，在道德践履中，为修德与天理相合找到了简易的途径。朱熹对于“直”的多重界定中，“直”就是“直”本身，其本源思想来自于孟子的“直养而无害”，朱熹的“直”不是悬置的，而是人之为人在世俗生活中的一种界定，是“理”的本质的一种抵达，更是彰显“理”的内涵的最佳途径。
  朱熹“持敬”思想探究
  陈月（沈阳师范大学2018年，导师：贾玉明教授）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兼采佛、道两家思想，形成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在其哲学思想之中，他特别注重“敬”的修养工夫，把“敬”提到了极高的地位。论文首先梳理了“敬”思想的历史渊源。早在西周时期“敬”就用来表示人们由“天命靡常”而引发的忧患意识。到春秋时期，孔子把“敬”扩展到日常行为之中以及家庭伦理领域，具有了道德规范的意义。总体来说，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敬”的探讨内涵较为宽泛，而且大多向外。到宋明时期二程开始把“敬”上升到心性修养领域。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整合湖湘学派的动察路线与道南学派的主静路线，发展“敬”的修养工夫，形成了集理学之大成的“持敬”说。其次，论文对朱熹“持敬”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概括。朱熹的“持敬”思想是在发展了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其他程门弟子的观点，融汇各家之长。以“畏”释“敬”是朱熹“持敬”思想的一大特色，“持敬”还表现在内在的“主一无适”“收敛其心不容一物”和“常惺惺”，以及外在的“整齐严肃”。此外，论文还分析了“敬”与“义”“诚”等其他范畴的关系。再次，在对朱熹“持敬”的作用考察方面，主要从涵养致知两个角度进行论述。在人的一生中，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敬”，不仅注重已发时的“持敬”，更强调未发时的“持敬”。未发时的持敬涵养是为已发时穷理致知做准备，奠定基础。没有未发时的“持敬”，会妨碍人对事物之理的认识，同时，格物致知的过程也离不开“敬”的作用。保持“敬”的精神才可以实现“穷天理”的目的，以此到人们格物、致知、涵养、知行的方方面面。最后，论文分析了朱熹“持敬”思想的影响及当代价值。它不仅影响了南宋以后的其他思想家，而且随着朱熹思想的传播，对日本和朝鲜哲学的发展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现代社会来看，朱熹的“持敬”思想彰显了人的道德自觉，告诫人们随时随事保持敬畏精神，其中蕴含的丰富哲理对当代社会弘扬传统文化，实现民族复兴很有借鉴意义。
  论朱熹诗的家国情怀
  甘秋月（贵州师范大学2018年，导师：郝永教授）
  朱熹为众人所知的身份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但他的诗人身份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朱熹诗数量繁多，《全宋诗》所收录的就有一千四百余首。他展示给世人的形象多是正襟危坐的道学家模样，而对生活情感上的流露却不多见。对家、国的爱与忠，是每个人内心都拥有的情怀，他也不例外。基于此，这篇论文以朱熹诗的家国情怀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他的生活情感，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论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前三章主要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为底本，以《全宋诗》为参考，从朱熹一千四百余首诗中将其家国情怀相关的诗分类整理出来，分别列为亲情伦常诗、爱国爱民诗、感怀不遇诗三个部分加以论述。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对亲情伦常诗创作概况的论述，包括孝悌及敬诸长辈和勉励诸弟子侄的作品。文章通过具体解读亲情伦常诗，结合朱熹诗论及孝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对其天伦观进行论述，发现其中以“敬”为本而表现出的“畏”“爱”与“诚”的道德伦理情怀。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对爱国爱民诗的论述，包括爱国忧时及同民忧乐的作品。文章通过具体解读爱国爱民诗，突出其丰富而深广的社会写实性，反映了朱熹勤于王事、寄身国运、关心百姓疾苦的忧国忧民思想意识，以及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第三章论述感怀不遇诗，主要从其生命易逝的感怀、政事不济的幽愤、超越不遇的达观三个方面来论述。通过对感怀不遇诗的探究，发现朱熹面对命运遭际时，幽愤之余，依然对国家寄予了深厚的关切，仍充满“世间无处不阳春”的达观心态，从而突显其现实教育意义。第四章从美学角度出发，简论朱熹诗的审美意蕴，发现其诗具有意韵生动、豪放雄健、冲淡养志的艺术特征，并结合其诗和诗论分别阐述。第五章论述其忠孝观的形成原因，主要从历史渊源、时代背景以及家学师承几方面来探究，并发现忠孝观直接影响其家国情怀相关诗的创作。论文通过参考相关史籍文献，对朱熹家国情怀相关诗进行分类整编，通过对比朱熹诗与同时代及前人诗作在风格上的差异，并结合诗论分析其艺术特色。文章对朱熹家国情怀类诗的研究，旨在将他置于一个诗人的位置，挖掘其内心的情感世界及人文情怀。
  
  《朱子家礼》伦理思想研究
  何咪（贵州大学2018年，导师：王进教授）
  朱熹作《朱子家礼》，既注重“尊古”又强调“革新”，旨在通过形上的思想构建，现实的关切实践，力求建立起以儒家礼制为范导的家庭礼仪准则，达到典章昌明、礼乐祥和的“理想化境”。《朱子家礼》的重要价值在于，其不仅反映出朱熹本人对于家礼和儒家伦理的思想，而且也折射出儒家传统家礼和伦理思想。《朱子家礼》作为家礼著述的典范，对后世家庭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朱子家礼》的形成展开说明，梳理出其产生的几重因由，明确其家庭礼仪建构的构成来源，从而对《朱子家礼》的形成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把握；第二部分，通过对《朱子家礼》的思想原理进行辨析，从孝、礼、制、情四个方面，剖析其形上的思想架构，明确《朱子家礼》背后的精神实质和思想原则；第三部分，从《朱子家礼》的实践原则着眼，就朱熹本人在家礼的具体实施与规制方面，分析其所表现的异同，尤其是朱熹在礼制传统与风俗时变的抉择、调和上，进行区分和辨识，以期明辨其思想大义；第四部分，解读《朱子家礼》的现实意义，积极汲取其中的精华，为实现对传统家礼精神的承继以及给现代家庭礼仪新的价值启发，应持续、深入地进行文化探索和挖掘，充分发挥其价值，从而构筑起良好的家庭礼仪与社会道德。
  《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
  刘金（湖南大学2018年，导师：邓洪波教授）
  《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朱子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作，是其思想的高度概括与总结。13世纪初期伴随着朱子学的东传，《揭示》也被传入日本。然而当时日本的统治者重视禅学，因此，《揭示》也隐没在儒学文集之中没有得到重视。13世纪末期，朱子学传入朝鲜，获得了极尊的地位。在这期间，朝鲜朱子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朝鲜大儒李退溪有关《揭示》的著作传入日本后，日本儒学家山崎闇斋开始关注到《揭示》，并著有《白鹿洞学规注解》对其进行表彰和宣扬。在山崎闇斋的影响下，日本崎门学派的弟子纷纷投入到《揭示》的讲解中，使《揭示》的解说在崎门学派中一脉相承，成为其学派的特色。在日本，除了以崎门学派为代表的朱子学派重视《揭示》的讲解与传承，其他各门各派的学者也极为重视《揭示》的价值。日本的阳明学派、考证学派以及其他民间学者都投入《揭示》的研究中。据不完全调查，日本各派学者留下的与《揭示》有关的著述达到50多种。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出，不同学派对《揭示》内容的理解呈现出不同的门派特色。朱子学派强调五教为知，修身、处事、接物为行，注重先知后行；阳明学派强调知行合一，五教不分体用；而考证学派则聚焦于朱子制定《揭示》的背景及其内容出处的考察。通过日本各派学者对《揭示》内容的讲解，儒家伦理思想逐渐渗透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日本的教育界，不管是官学昌平黉，还是藩校、乡学，随处可见《揭示》的身影；在对平民的管理过程中，地方官员也利用讲解《揭示》的方式教化地方百姓，遵守行为规范。明治时期，日本教育家在适应本国国情与教学特点的基础上对《揭示》加以活用，制定出了适应日本社会发展的教育文件，使《揭示》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日本的近现代。
  朱熹启发式教学思想研究
  姜晓洁（东北师范大学2018年，导师：王凌皓教授）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在长达4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在汲取先贤优秀教学传统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将理学思想与其小学和书院教学实践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以理学思想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启发式教学思想，时至今日，其思想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具有取之不竭的内在活力。论文包括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简要阐明了论文的研究问题、相关研究综述、基本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等问题。第二部分，主要从南宋当时的学术思想改革、理学理论、心理学思想以及朱熹教学实践四个层次，分析支撑其启发式教学思想体系产生的基础，并深入探究了朱熹启发式教学思想最终的目标指向，即“明人伦”的相关问题。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朱熹启发式教学思想体系的丰富内涵，论文从朱熹“四书”“五经”为主的启发式教学内容，“立志、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启发式教学过程，“自学究索”与“启发指引”相结合的启发式教学原则，“讲、疑、论”结合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四个方面阐释了朱熹启发式教学思想的精髓。最后，通过整体把握，总结朱熹启发式教学思想的特点：重视学生自主性的培养、师生互助、教学相长、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等评析朱熹启发式教学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影响，以期对当前的教育教学方法改革提供一定的启发借鉴。
  南宋训蒙诗理学教育思想研究
  ——以《训蒙绝句》为中心的考察
  潘云果（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导师：刘韶军教授）
  论文以南宋时期的训蒙诗文献为研究对象，将南宋训蒙诗放在宋代理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窥探其理学教育思想。绪论部分主要对训蒙诗与诗教、理学与理学教育等相关概念做简要阐述，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训蒙诗朱熹《训蒙绝句》作为研究重点，进而分析南宋训蒙诗的内容、时代特点及思想价值与影响。《训蒙绝句》为朱熹早期著作，共5卷，98首，成于隆兴元年（1163）末，有自序，江西丰城沇江人黄季清为之作注。朱熹训蒙诗以阐述儒家经典所含道理为主要任务，并以发明圣贤道理为主要特征，蕴含丰富的理学教育思想。全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南宋理学发展的教育背景，将理学教育放在宋代社会背景中去分析，揭示训蒙诗蕴含的理学教育思想及价值；第二、三部分则是从理学教育思想的视角展开，对《训蒙绝句》创作背景、主要内容、思想内涵等方面做详细解析；第四部分则是总体分析南宋训蒙诗的主要特征、教育价值与影响。论文重点放在对朱熹《训蒙绝句》的分析和研究上，从南宋理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出发，对南宋训蒙诗中蕴含的理学教育思想做具体诠释与研究。南宋训蒙诗中的童蒙教育主要以德育为主，南宋训蒙诗的研究与现实社会中的启蒙教育有着紧密关联。诗教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教育范式，它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契合，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成熟，南宋训蒙诗教对当前基础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正统意识形态中政治
  人物形象的建构与解构
  ——以南宋“严蕊案”中的朱熹为个案
  张永林（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导师：黄勇军副教授）
  论文以南宋“严蕊案”（即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中的朱熹为个案，旨在探索正统意识形态中政治人物形象变迁的原因。根据时间顺序，将朱熹形象的变迁分为：“严蕊案”“庆元党禁”、反理学时期以及理学不再作为官方哲学的当代四个时期，其中主要分析、还原“严蕊案”前后的人物斗争关系，探讨“庆元党禁”前后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的过程以及此时朱熹“圣人”形象的建构，分析明清反理学之际朱熹人物形象的再次变迁和对“圣人”的解构，直至当今朱熹被塑造为一个追求爱情的普通教师，“圣人”形象不复存在。首先，在“严蕊案”中，通过朱熹《按唐仲友六状》、陆九渊《象山集》等还原朱熹按劾唐仲友始末，还原“严蕊案”中朱熹真实的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秉公办事的诤臣、理学家形象，本章主要侧重于历史古籍方面的考证。其次，在“严蕊案”引发的“庆元党禁”之中，既有丞相韩侂胄指使御史大夫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奏章中表现出来的结党营私、不忠不孝、欺世盗名、伤风败俗的伪君子；同时从宋理宗开始逐渐将“理学”确定为官方正统哲学，朱熹形象也随之水涨船高，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形象逐渐被构建起来。再次，在明清反理学之际，明末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在《齐东野语》《夷坚志》的基础上加以杜撰，塑造了一个小肚鸡肠、睚眦必报、以权谋私、阴狠毒辣的小人形象；黄宗羲《宋元学案》延续了《齐东野语》的说法，塑造了一个因学术冲突、以权压人、有污点的贤人形象，二者初步完成了对朱熹“圣人”形象的解构。最后，在当代理学不再作为正统意识形态之后，以当代黄梅戏连续剧《朱熹与丽娘》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描绘了一个渴望爱情、渴望人性解放、渴望突破封建秩序桎梏的拥有七情六欲的普通教师形象。同时，论文还参考了朱熹在其任所漳州时民间描绘的四种朱熹的人物形象，以印证上述分析的准确性。
  荀子与朱子心论比较研究
  肖艳歌（华侨大学2018年，导师：杨少涵教授）
  “心”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论语》中，孔子所言之心主要有两种内涵：良知之心和认知之心。后至孟子以“四心”言性情，其心则是良知之心。再至宋明时期，陆九渊、王阳明也是多侧重于发挥良知之心。这可以说是儒家良知之心的传统。与此相对，荀子和朱子分别作为先秦儒家和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两人并未走儒家良知之心这一传统，而是着重发挥了孔子认知之心的内涵。这是他们在义理上的遥契，论文写作正由此而发。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总体上对荀、朱两人心与性情的关系展开论述，以此突出心在各自哲学体系中的作用和特征。荀子就人作为生物的自然本能言性，性在不加约束的前提下自然会流于恶，而荀子把救治性恶之可能落于心上，即通过心所认知的外在礼义来导化性情。很显然荀子的整个哲学义理架构是“以心治性”，此认知礼义之心自然是认知之心。在讨论朱子的心性论之前，需要阐述其理气论。在宇宙界朱子是理气两分，在现实的人生界朱子是心性情三分，即性为形而上之至善，情为形而下之气，而心既非理也非气。为达到性情中和的最高境界或说心与理一的境界，朱子认为需要对心做内外两套工夫，才能使心能够知觉性理之全然，这样性所发之情才能无不中节。显然朱子的知觉性理之心是认知之心，而非良知之心。其次，对荀、朱的心之特性进行分析比较，荀、朱论心的共同之处在于其心都具有一种主宰特性，其不同之处在于荀子之心是“大清明”之心，而朱子之心则是一种“虚明心体”。最后，对荀、朱的心之工夫进行比较，根据各自心之特性之不同，荀子相应的工夫是“虚一而静”，而朱子的工夫则重在“持敬”，当然两人的工夫论都结穴于“诚论”，这是他们在工夫论上的相同之处。
  宋元时期四明朱子学研究
  徐璐莹（宁波大学2018年，导师：张伟教授）
  北宋期间，四明地区出现了“庆历五先生”，他们将“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的思想引入四明地区，为四明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成为四明地区理学的开创者。从南宋后期开始，朱学在四明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涌现出黄震、王应麟、史蒙卿等为代表的一批朱学后学，四明朱子学进入鼎盛时期。作为朱子后学，黄震的理学思想很大部分直接继承了朱熹，他努力维护着朱熹理学的地位，即使对朱熹理论有过一些批评或者修正，比如重视求实致用，反对空谈议理，但主要目的也是完善朱子学说，从而发扬光大朱熹理学。王应麟师从多门，其思想形态呈现出兼取诸家之势。他的朱学倾向更多的是体现在他注重考证的学术态度和立场上；同时由于吕祖谦与陆九渊之学的影响，其总体学术上又呈现出博览文献、通晓典制以及兼取朱、陆、吕各家之学的特点。史蒙卿推崇朱子之学，可以说是以朱熹为宗，不过他对于“理”的解释和朱熹的“即物穷理”不同，是穷“浑然于吾心”的天理，体现了史蒙卿融汇朱陆之学以丰富其思想。戴表元、王厚孙、袁桷、程端礼、程端学等作为元代四明朱子学代表，在坚持朱学立场的同时，融合陆学、吕学等其他思想，丰富并完善朱子思想理论，对朱熹理学在四明地区传承有很大贡献。相较于被称为“朱学嫡脉、理学正宗”的金华朱子学，四明朱子学在对朱熹学说传承上体现出特有的地方特色与学术风格。四明朱子学具有“宗朱学融百学”“重实践不空谈”“重‘文’‘理’结合”等特点。四明朱子学从兴起到繁盛促使四明地区由陆学转为朱学，进而成为浙江朱子学的中心地之一。从另一方面而言，四明朱子学也推动了陆学的完善与发展，对阳明心学的产生也可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四明朱子学的传承对四明地区的学风倡导、学统重建具有推动意义。
  真与善的双向纠结——罗钦顺哲学思想的评价与反思
  彭欣欣（陕西师范大学2018年，导师：丁为祥教授）
  真与善（事实与价值、知识与道德）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哲学中的关节性问题。历史上的古圣先贤都将实现仁知合一、圣智双修作为人生的理想追求，这实质上就是在试图将真与善统一起来。罗钦顺作为明中叶程朱理学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在追求道德之善的同时也关注客观之真的问题，并试图实现真与善的统一。但在具体的哲学探讨中，罗钦顺不仅以善裹挟真，同时又试图以真论证善，这实质上就构成了真与善的相互纠结。程朱理学自元代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到明代已经发展到了高峰。伴随着程朱理学的普及以及影响范围的扩大，其自身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另外，程朱理学与政治权威的结合，也使其自身的思想活力和创造力被限定。以罗钦顺为代表的气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程朱理学进行了修正。罗钦顺认为心学给主体之心以极高的地位，忽视了认知之真，极容易使人依己之心，随意造作，遂与阳明心学展开了一系列的论辩。罗钦顺对阳明心学的批判正是由其作为程朱理学正宗传人的身份决定的。但罗钦顺在对朱子思想继承的同时，又以发展的方式与朱子的思想发生了分歧，从朱子的“理本”论逐渐走向“气本”论。而正是这种走向使罗钦顺将朱子思想中的超越向度消解掉了，而仅仅表现出对宇宙万物客观认知的兴趣。罗钦顺气学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经验认知、客观求真的精神从朱子理学中孕育，并在与心学的相互论辩中愈益突显。罗钦顺哲学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心性问题，成德成善是其最终追求。超越的道德之善并非是高悬虚空的，而是可以发用落实于客观的求真领域。在罗钦顺思想的形成中，其将善落实为真，对客观世界进行求真的探索并无不可。这不仅对于关注主体道德提升而忽视客观之真的阳明心学有补偏和纠弊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科学认知。但作为维护儒家正统的理学家，罗钦顺从不认为自己是自然认知论者。这样一来在道德追求的裹挟下，其求真之路也就不能真正地展开，真本身所具有的认知价值也难以发挥。另一方面，罗钦顺又直接以真证善，真属于客观认知领域，而善则属于价值判断领域，因此他事实上表现出来的客观求真的探索也不能实现成善这一价值目标。同时他用“真”的标准来否定关注主体道德之善的阳明心学，批评其求之于心的为学方法是局内遗外，并断定其为禅学，这无疑是真对善的僭越。从这点来看，罗钦顺对心学的批评确实难以成立。罗钦顺在追求真善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却以善规范真，并以真证善，这种真与善的双向纠结不仅是其哲学思想的困境，同时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具有借鉴和反思的价值。
  陈文蔚理学思想研究田宾华（南昌大学2018年，导师：杨柱才教授）
  陈文蔚是朱子的亲传弟子，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之一，其思想来源于二程与朱子。论文以陈文蔚《克斋集》为依据，从陈文蔚的学术背景与《克斋集》入手，从理气论、心性论、境界论与工夫论四个方面对其理学思想做具体分析。在理气论方面，陈文蔚认为太极即理，而理就在阴阳二气之中。在本原层面，理在气先，有理然后有气。在构成层面，理随气具，二者不可分开各为一处，理气两者既没有先后之别，也没有因果之分。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解上，陈文蔚认为此一句兼理与气而言，阴阳是运行往来的气，是形而下者，非道。而所以一阴一阳者才是道。在心性论方面，陈文蔚认为人心道心为一心，只是因为知觉不同才言人心、道心。人心是血气之心，道心是义理之心。必须用道心主宰人心，才能“危者安、微者著”。陈文蔚继承了朱子心统性情与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思想，在与朋友讨论心性问题时，其问答贯穿着对朱子心性思想的真切理解。在境界论方面，陈文蔚十分强调境界与工夫的密切联系，认为中庸之道贯穿于人伦日用之中，学者于生活之中修养身性，践履道德即可成中庸之道。曾点气象也是境界论与工夫论的统一。以境界作为追求，并注重修身工夫，才能修身成圣。在工夫论方面，陈文蔚以主敬涵养为核心，并继承了理学辟异端弘圣道的传统。陈文蔚的理学思想来源于程朱一脉。其理学体系立足于南宋理学大背景之下，以承继朱子为理论特征，以持敬为工夫进路，以修身成圣为最终目标，并根据时代做出了自己的发展，其理学思想丰富了宋明理学的内容，对朱子学的发展有较大的贡献。
  李栗谷动静观研究
  严烁（宁夏大学2018年，导师：滕海滨副教授）
  李栗谷是朝鲜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李朝时期的朝鲜朱子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对朱熹的哲学思想做了较为准确的诠释，并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对朝鲜朱子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论文以李栗谷的动静思想为主要论述内容，追溯其动静观的理论来源和逻辑结构，探讨其动静观的主要内容和在其哲学范畴体系中的作用，分析其特征和意义。文中对李栗谷动静观的阐述，围绕着理、气及其关系而展开，与朱熹、退溪等人的动静思想进行比较，得出理本体无动静，气现象有动静，理气浑融，气发理乘的结论。动静作为一对功能型范畴，要放在本体论、宇宙论及心性论中去讨论，李栗谷在坚持理为本体的前提下充分肯定气的活跃性，并以“理气妙合”作为理气的基本方式，对朱熹理气动静、理气先后等思想所产生的学术困境做出见解独到的回答，回归了朱熹思想的本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动静思想。论文还对李栗谷动静观中所体现的东亚哲学，尤其是东亚儒学的思想特质进行探讨，并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主导的运动观进行比较，探讨其动静思想的现实意义。
  陈埴《木钟集》研究
  崔丛华（温州大学2018年，导师：程水龙教授）
  陈埴是南宋理学家，先后从学于叶适和朱熹，学术研究领域颇为广泛，涉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开创了“木钟学派”。陈埴著述较多，现《木钟集》十一卷存世，内容分别是关于《论语》《孟子》《六经总论》《周易》《尚书》《诗》《周礼》《礼记》《春秋》《近思杂问》、汉唐制度的问答，集中反映了陈埴的主要学术思想，是后人研究陈埴的重要文献，也是传扬朱子学思想的重要典籍。全文分为绪论、陈埴生平及交游情况、《木钟集》的内容与编撰、《木钟集》版本考、《木钟集》的学术价值及其影响五个部分。指出，陈埴延续儒家用语录体传扬圣学思想的传统，采用语录体方式编撰《木钟集》，但又不同于一般朱子门人及后学所编理学著述，另辟蹊径地按照“十一经”的内容来进行编排，使得《木钟集》独具特色。陈埴的答语既是一种师承行为，又是传承朱子学术思想的一种有效方式。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木钟集》中保留了很多朱子、二程、朱门后学及其他理学大师的语录文献。从文献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木钟集》中大多是学生向老师请教儒家经典作品中的词语或者句子的意义，老师在解答学生问题的同时，就是在为这个词语或句子重新下定义，或者可以说是重新注释经典的行为，这种解经方式在思想史上是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