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曹端的《辨戾》及其内蕴理学问题之探究
  张立文 耿子洁《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经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阐发，“太极”成为宋明理学的最高范畴，然而“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仅这两句就衍生出了无数派系论争。其中明初理学家曹端著《辨戾》一文，针对“太极自会动静”与否的阐发，提出了“死理活理”“理气关系”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明代理气关系问题的走向，还影响到韩国李退溪的理学思想，从而在韩国展开了性理学三百年的“理气四端七情之辨”。论文通过明晰《辨戾》内蕴的朱熹的《太极图说解》注解与其《语录》是否真的“自相龃龉”；朱熹的注解是否符合周敦颐《太极图说》本旨；曹端是否如实地解读了朱熹对于《太极图说》的注解，如果存在偏差，造成这些误读背后的缘由何在等理学问题，厘清曹端《辨戾》一文的得失，进而探究曹端思想对明代理学及退溪理学的影响，以确定《辨戾》在明初理学的合理位置。
  “致曲”进程中质的提升与量的扩充的相互关系
  ——朱子对《孟子》“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章的诠释
  陈荣开《哲学动态》2018年第1期
  朱子环绕“致曲”所提出的复性工夫，除了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深刻的形上依据外，还有具体的对象、阶段、方法与指标。论文聚焦于朱子为达至圣人“至诚尽性”与“全体著见”的修养进程所揭示的质、量两指标——由未诚而臻于至诚的质的向上提升与自一偏而及于全体的量的纵横扩充，目的在于论证朱子不仅在两者之间以质的提升为量的扩充之前提与归宿，且在质的提升方面特别讲求深细周密的内在充实之工夫。
  工夫论与做工夫
  ——论王阳明编定《朱子晚年
  定论》的理论合理性杜保瑞《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王阳明编撰的《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将朱熹与朋友通信中的一些话语抽出，认为这些思想是朱子晚年痛切悔悟、直下工夫之作，可视为朱子晚年之定论，而与其早岁“析心与理为二”“理在心外”“知而不行”诸说有所不同。朱熹的理论，一是由形上学普遍原理而论“理气”论、“心性情”论，一是由工夫次第而论“先知后行”，阳明的理论，核心是“本体工夫”一路，因不解朱熹的哲学问题，故而有了错误的批评。至于晚年编选的朱熹文字，是朱熹与朋友往来反省责己之文，正是阳明喜谈之本体工夫类型，故引为同道。实际上，编选之文中无一语言及对“先知后行”“理气”论、“心性情”论诸说的否定，朱熹只是认为自己学问做得多，却没有在心上实践，这样不是真正的儒者，所以深切自责而已。阳明还了朱熹有本体工夫的一半公道，却没有还朱熹哲学的全部公道。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
  ——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张品端《孔子研究》2018年第1期
  朝鲜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
  
  朱熹易学“例推”方法及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启示
  郎需瑞 张晓芒《孔子研究》2018年第1期
  朱熹易学推理的主导推理方法是“推类”，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推类”的基本规则，并进一步按照爻变的数量将此规则分为七种具体情况，其中，“二爻变”与“四爻变”的推类规则是通过“形式化”的“例推”方法而得出的。借助西方传统演绎逻辑方法对朱熹的“例推”方法进行辨析，能够对其有更加明确的理解。朱熹的易学“例推”方法所展现出的“公理意识”与“演绎精神”被运用到其“推策数一法”及理学思想当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朱熹易学“例推”方法为探究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殊性”，发掘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祖宗、变法与道学
  ——试论朱子的本朝史观
  赵金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文章从祖宗、变法、道学等多个角度出发，论述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哲学家朱熹如何观察他所处的时代，探讨朱熹的“本朝史观”。朱熹希望本朝能够从道学出发回复三代，他对本朝祖宗的认识、对庆历和熙宁两次变法的认识均与此有关，在他看来，只有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学术的基础上，只有通过道学知识分子格君心之非、“得君行道”的努力，才有可能在本朝重新回复三代。
  理学视域中的
  道统与政教
  ——以朱子《论语集注》为中心的考察
  陈畅《现代哲学》2018年第1期
  朱子的道统论思想蕴含丰富，既包含对道（中华文明）之发端及其内容的根源理解，也包含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难题的总体思考以及解决方案。朱子道统论不仅是儒佛竞争的产物，更主要是儒家源远流长的回归“三代之治”政教理想的产物。其作用机制表现在：1．经由性理思想的奠基，三代礼乐从封建制中分离出来，礼乐重建的主体从贵族阶层转移到平民群体；2．以道心人心之辨重构日常生活的公共性（神圣性），每一个个体内在本性的实现，也是礼乐生活之神圣性的实现。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存世本考论
  潘牧天《文献》2018年第1期
  宋李道传编《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又称《池录》，是最早的朱熹讲学语录汇编本，现存宋刻本7卷及明抄本11卷，共14家录文，约2275条，27万余字。据其避讳、编排方式、抄写笔迹以及注文错乱、阙版等，可证明抄本《池录》据宋刻本抄录，而黄士毅编纂《朱子语类》所参考的《池录》版本即现存宋刻本。朱子语录在历代刊刻中形成语录和语类两大系统，《池录》按时序编排，确立了《饶录》《饶后录》《建别录》等语录汇编本的体例范式，与黄士毅、黎靖德《朱子语类》的编排方式不同，存朱子讲学语录的原生态状貌，保留了大量不见于后世语录诸本的佚文及近万条异文。从中可探语录到语类的发展及门人后学传播与接受朱子学的价值取向，不仅具有历史文物价值，而且作为至今仅存的宋椠，在文献学、语言学、朱子学、理学乃至思想史、宋史研究等方面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牟宗三先生哲学之贡献
  与朱子思想新诠
  杨祖汉《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牟宗三先生对中国儒道佛三教哲学的诠释，及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消化给出了中西哲学会通的途径，贡献是非常大的。除了遵从牟先生的研究，对以上有关的哲学见解做进一步深化诠释之外，还试图对牟先生在宋明理学中的诠释做出反省，在对朱子学义理形态的衡定上，参考韩国朝鲜朝主理与主气两系对朱子学的理解，又借用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提出的人性中自然的辩证的问题，来对伊川与朱子的格物穷理的理论进行一些新的诠释，试图证明朱子学也可以是成德之教中一套可行的工夫理论。“朱陆异同”历史文献与
  “朱陆异同之辨”
  历史衍变
  严佐之《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2期
  自“鹅湖之会”以来绵历七八百年的“朱陆异同之辨”，是考察理学史、朱子学史的一条最“原生态”的发展脉络。留存至今的“朱陆异同”历史文献，数量宏富，弥布四部，是研究“朱陆异同之辨”历史衍变的基础。这些专门或主要讨论“朱陆”“朱王异同”议题的文献，以专书与单篇两大类型存在。通过集聚文献而形成“云数据”平台，来俯瞰历史上的“朱陆异同之辨”，必会获得诸多新的认识和有益的启示。
  从“未发无不中”到“未发或有不中”
  ——论理学对“未发之中”的
  讨论
  田智忠《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2期
  “中和问题”是我们审视理学发展脉络的绝佳视角。程颐、吕大临、朱子、王阳明论“未发之中”，或基于直觉的立场，或基于理性主义的立场，但都注意把区分儒释之别放在优先地位，强调通过修养工夫实现学以成圣。通过对诸贤论“未发之中”问题的梳理，可以揭示出理学在论“未发之中”问题意识上的变化及其原因。
  理学生死论辩中的性、形与气
  ——以朱熹对张载“水冰”比喻的批评为中心
  张清江《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
  张载以水冰凝释的意象解释人的生死，受到朱熹的严厉批评。在朱熹看来，水冰比喻中“形溃反原”和“死而不亡”的说法，都会陷入佛教“神识不灭”和“轮回”的错误观念之中。朱子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基于他性气二分的理论架构，以及对于“作用是性”的警惕，认为气散归于太虚这样的表达混淆了本体与作用，会让已经消散的气重新参与到宇宙造化之中，这与儒家的生生之说相矛盾。但对张载来说，只有即体即用的性气架构才能真正反驳佛教的虚妄世界观。这种架构下水冰凝释的“反原”和“不亡”，表达的是与本体相通的天性的永恒，以此驳斥佛教的寂灭之说。在理学的共同场域下，张载和朱熹都试图以性、形、气等观念要素构建儒家的价值体系，反对佛老，但对这些要素及其关系看法的差异，导致他们对水冰意象的不同理解。
  朱子诚意论及其对明中晚期主意学者的影响
  张锦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朱子意论存在多层次的两重性。首先，朱子认为意是心之所发，有善有恶，同时其思想上“心—情—意”的结构又潜在地表明意之纯善无恶的特质，表现出其意论在善、恶的讨论上的两重性。其次，《语类》的材料揭示其意论在未发和已发方面的两重性。再次，敬的工夫体现其意论在主宰与被主宰规定上的两重性。阳明关于意的学说受到朱子意论的直接影响，并同样表现出意论的多层次两重性特征。虽然朱子因没有将意之纯善无恶的层面与心之虚明知觉联系起来，最终没有直接提出主意论，但明中晚期主意学者关于意之主宰、作为心之所存和纯善的讨论皆可由朱子所开出的“心—情—意”结构或敬论两个路径推出。夏尚朴发展了朱子的“心—情—意”结构并明确提出意之纯善和主宰性，李经纶和王栋则可谓从敬论出发讨论作为心之所存的意的形而上的特征，分别从本体和工夫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诚意学说的内容。
  中韩朱子学发展模式的比较
  邓庆平《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2018年第29辑
  中韩朱子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存在两种模式：一是韩国朱子学与作为本源朱子学的朱熹及其弟子所创立学问之间的纵向比较，二是韩国朱子学与同时期的中国朱子学之间的横向比较。在第二种比较的意义上，一方面考察中国宋元明清朱子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相应的义理展开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韩国朱子学从引进到20世纪初朝鲜王朝灭亡之间的发展历程以及相应的义理论争。可以看出，中国朱子学的发展模式可以称为多元思想资源并存格局中的三起三落式，韩国朱子学则是单一思想资源下的一起一落式。这一发展模式上的差异，需要综合政治环境、思想文化背景、以身体道的推动力量、学术思想成果以及学派立场等多方面因素，才可以得到恰当的理解。
  因情以知性：朱子的性情之辨及其对人性实在性的论证
  江求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为了回应佛教性空论的挑战，朱子对人性的实在性展开了论证。这一论证是通过性情之辨来达成的。在朱子那里，人性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内容，与之相应的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之情。然而，性与情之间非如牟宗三所言是“异质的两物”，因为仁义礼智之性是主体内在的感通能力，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则是这种能力在特定经验情境下的发用，其实质是仁义礼智之性的经验性显现。而四端之情在“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下总是不由自主地呈现出来，这表明仁义礼智之性具有实在性。不难发现，朱子是通过四端之情的呈现来论证人性的实在性的，这一论证思路被他的学生称为“因情以知性”。
  20卷本《诗集传》朱熹自创音切考辨
  李子君 朱光鑫《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第2期
  利用历代经籍音释、佛经音义资料研究汉语语音史，部分成果未尽如人意，其主要症结是忽略研究对象音切的复杂性，将同质、异质成分等而视之。采用剥离法和比较法，对20卷本《诗集传》2490个非叶音音切穷尽式的考察发现，仅有22个反映宋代时音嬗变的音切是朱熹自创的，约占总数的0.88％。令人遗憾的是，这22个自创音切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特征，在宋代其他音韵文献或诗文用韵中均有体现。另外2468个音切，则完全承袭或脱胎于以《经典释文》为主的前代音注和韵书、字书。因此，20卷本《诗集传》在宋代语音史研究中的价值，很值得重新评估。经籍音释、佛经音义资料的研究方法及其对汉语语音史研究的价值，也需要深刻的反思和审慎的考量。
  朱熹《周易》研究得失论
  周山《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宋代学者朱熹的易学研究不囿前人之见，认为孔子的《易传》是“孔子之易”，程颐的《易传》是“程氏之易”，均有别于“文王之易”。他不迷信权威，读易务循正经，所著易学著作，也取名《周易本义》；在给学生讲易时，详析前贤解易之弊，要求先从读《周易》原典开始。他治学态度诚实，虽然对《周易》本义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但是面对学生的提问，常作“不可晓”的回应。他执着于《周易》本是占筮书、卦爻辞本为占筮所用的观念，在释读有些爻辞时难免为其牵累，反而有违文王本意。这是朱熹在《周易》研究中的一个失误。
  单子论的逻辑中断与朱熹理气论的现象学重建
  ——兼论一门气的现象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方向红《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莱布尼茨不允许主动的力参与到物质的创建中并成为其构成性的要素，这造成了其单子论体系的第一个逻辑中断；而从有机的自然直接跳跃到力学与几何学的自然，则构成了其体系的第二个逻辑中断。胡塞尔通过意向性理论和类型学概念，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莱布尼茨式的两次中断；但在讨论“原自我”和“原非我”间类似于呼吸的关系时，却依然陷入了逻辑中断。通过现象学重建，朱熹的理气论可以很好地弥合以莱布尼茨和胡塞尔为代表的西方单子论体系中的逻辑中断，并由此提出，建立一门气的现象学，不仅在学理上是必要的，而且完全有可能成立。
  理学视域下的《吕氏乡约》
  刘学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与以往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吕氏乡约》不同，将《吕氏乡约》置于宋明理学学术史视域下加以考察，《吕氏乡约》是关学学人在张载以礼为教、笃行践履的关学精神熏陶下的产物和表现。南宋朱熹对乡约进行增损所成《增损吕氏乡约》，或隐或显地体现了性理学的某些特征；明代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则是在《吕氏乡约》的基础上，将阳明心学与明代乡村治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乡约创制和实践中，道德教化和乡村自治的文化精神则一以贯之。
  论戴震对朱熹的传承与礼敬
  徐道彬《学术界》2018年第3期
  朱熹与戴震同出于徽州，为各自时代的学术最高峰。戴氏以“遂情达欲”商兑于朱子“存理灭欲”之说，成为乾嘉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无法绕过的话题，也成为后世注目朱、戴关系的单一焦点。事实上，戴震对朱熹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的诸多传承，及其对朱子个人的始终礼敬，也应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与反思。
  论张洽“得程遗意”而非“补朱未备”
  ——从《春秋集注》学术宗属看宋明经学分野
  李晓明《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3期
  张洽作为朱熹的重要弟子，于《春秋》学颇有建树。学界一般视其《春秋集注》为“补朱未备”之书。然亦有学者认为张洽《春秋》学当归入程颐门下。事实上，在宋代《春秋》学程、朱两大流派中，张洽《春秋集注》在具体经说、诠释理路上对朱学少有承袭，反而“得程遗意”，实为宗程之作。其继承的“程学”是宋代《春秋》学宗主；由朱熹开创，经吕大圭、程端学等人发展成熟的《春秋》朱学则到明代中期才成为学术主流。张洽《春秋集注》体现的程、朱学术差异，是朱子毕生不作《春秋》传注的重要原因，也是宋、明经学分野所在。
  朱子思想中的“实体”与“本体”概念
  赵玫《学术交流》2018年第3期
  朱子思想中“实体”与“本体”两词都具有双重意义：“实体”既指形而上的“实的本体”，又指事物、体段，为形而下者；“本体”既指形而上的终极存在，又指形而下的“本然的体段”。因此，当“实体”作为“实的本体”这一用法使用时，完全等同于“本体”。然而，作为形而下者的“实体”与作为形而上者的“本体”，也是朱子的惯常表述，二者绝不能等同，混用二者会陷入朱子思想之大讳，即视四端为四德、视本体为发用、视形上为形下。
  朱熹道德理论的构成体系
  唐梵凌 蔡方鹿《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4期
  道德理论是朱熹道学的核心内容，它从认知、思想、规范三个维度建构起相对自洽的体系。朱熹道德理论的存在论依据，是以理为纲、以太极和气为目、以“理一分殊”为涵摄方式的宇宙本体论；其生存论基础，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心统性情”的有机统一；二者的统一，就是道心人心的合生。朱熹道德理论的精髓，是天理统摄人欲，或曰道心引导人心。由此形成以“仁、爱、恕”为核心的道德系统：由仁而爱至恕，蕴含一体用认知模式，生成以信为聚合力的实践规范和方式，前者以义、礼、智为指南，后者以诚、忠、敬为导向。
  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
  ——兼论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
  丁为祥《文史哲》2018年第4期
  在中国哲学中，宇宙论与本体论代表着人们对生存世界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一般来说，宇宙论是从实然存在及其时空形式的角度指谓生存世界；本体论则以超越时空、超越聚散存亡的角度来概括这个生存世界。至于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则指宇宙论与本体论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所谓宇宙本体论是指沿宇宙论进路所形成的本体，但却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由已知推及未知的弊端；而所谓本体宇宙论，则是通过先确立本体，从而形成在本体之观照、统摄下的宇宙论。在从汉唐到宋明的思想演变中，有无本体论视角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朱子关于理气关系的规定，则既上承孔子对仁礼关系的思考，从而使其哲学成为一种标准的本体宇宙论；同时，他又通过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之本体宇宙论的定性与诠释，从而使其哲学带上了宇宙本体论的特色，朱子由此成为汉宋学术之集大成者。但朱子本体宇宙论与宇宙本体论的矛盾，又为人们提出了一个本体论究竟应当如何确立的重大问题。
  理学对人生的塑造与规范
  ——以朱熹辞赋为中心
  刘培《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南宋最受人关注的文化事件是理学的兴起与发展，理学立足于道德与秩序，追寻存在本然以及一切知识的源头，确立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与人类的绝对真理。理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规范是在性与理的范畴之内进行的。在朱熹等理学家看来，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君子的使命是接续道统，践行道德人生，由人性而臻于天理。理学同样指出了成就君子的门径，居敬穷理是造就君子人格的实践工夫，格物致知则是其认知工夫。在理学精心设计的人生历程中，通过不断的修养、磨砺，祛除人心之蔽，领略天理流行，可以上升到曾点气象的精神境界。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形成了平实、渊雅的美学风格，但这一时期的辞赋缺少灵动的情思与勃勃的生气也是不争的事实。
  从文学指引到审美教化：朱熹《论语》诠释的二维向度
  李春强《理论月刊》
  2018年第4期
  处处体察，以一位阐幽探赜的文学指引者或者是一位审美教化者的视角，时不时地运用文学直觉、美学之思解悟夫子之言。前者包括循序渐进、晓其文势，熟读玩味、得其语脉，可概括为“文学指引”；后者包括浃洽不分、身心体认，涵泳优游、贵在境界，可概括为“审美教化”。从“文学指引”到“审美教化”，这一转化无疑包含着一种“跳跃”——从文学致知层面到道德审美层面的跳跃。朱熹的确是一位高明的促使士大夫阶层为寻求精神超越与心灵自由而走向自我生成、自我充实、自我完满的“审美教化大师”。朱熹的《论语》诠释无疑为我们今天在文学、美学层面传承、创新以儒家为主干的德行教化传统提供了宝贵的诠释经验。
  政、道、教一体视野中的《朱子家礼》
  周天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朱子家礼》的撰制，是儒家学派发展的历史必然，体现了朱子对儒家之教的深刻思考。《朱子家礼》以家庭、家族生活为中心，以礼仪实践为主导，通过祠堂设施、宗法原则、祖先信仰及祭田等，使儒家之教获得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明清以来，《朱子家礼》的实践有力地深化了儒家政、道、教之间的关系，深刻地塑造了明清以来传统社会的面貌，使儒家学派真正成为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朱子家礼》的撰制与实践，是儒学整体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理解理学对于汉唐儒学整体超越的重要维度。
  论朱熹别具一格的题画诗创作
  ——兼与其山水诗进行比较
  杨万里《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朱熹将其即物穷理的格物精神贯注于诗画游艺之中，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其题画诗往往是与画面融合一体的佳作，既描绘出了画中之景，又能昭示并进而延展画外之意，从而使所题画作之品格更为超妙高逸。他的题山水画诗与其山水诗之写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令人读之如见其画，如临其境；或抒发胸臆，或开展议论，可谓情理兼备而意趣丰盈。朱熹在观画中天地生物气象与自我写真时，又流露出对自己生命状态与心性修养的凝视与叩问，使其题画诗与画作之间实现了完美的互文。在诗歌创作与绘画品题中，朱熹的哲人风采和理学身份遮蔽下的文人情怀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
  朱子《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
  王凯立《天府新论》2018年第4期
  通过将“人”确立为道德世界的中心，“明明德”的工夫打开了朱子《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在共时性层面上，道德世界具有天人合一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最终在“尽天理之极”的“止于至善”中实现为道德世界的全息图模式。在历时性层面上，从“明明德”到“新民”内含着一个范导现实工夫践行从主体走向主体间的时间结构，其中，“新德及民”的内涵架构起了教化客体向教化主体转变的运作机制，并使道德世界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世界。朱子道德世界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官僚制支配结构存在着断裂，这一断裂揭示出儒学传统在当代复兴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如果朱子的道德世界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可以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那么官僚制之外的社会教化活动将是一个真正可能的现实方案。
  朱陆之学论战与《朱子晚年定论》的诞生
  ——一桩五百年来“陆化朱学”理学公案的破解
  束景南 姜美爱《孔子研究》2018年第5期
  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与两京程朱派进行朱陆之学异同论战的产物。此书在借用程敏政的“朱子晚年定论”说的掩盖下以陆学攻朱学，以陆化朱学消解朱学。要彻底解开《朱子晚年定论》这一以陆化朱学消解朱学的秘密，必须把《朱子晚年定论》同王阳明与两京程朱派的朱陆之学论战的大背景结合起来考察。这场论战，是正德以来重新崛起的心学派向官方程朱理学发起的第一次挑战，王阳明用“朱子晚年定论”的反讽武器对官方程朱理学的挑战虽然失败，却为他后来用“良知”说挑战官方程朱理学准备了条件。
  康有为视界中的朱熹：地位、影响与贡献
  魏义霞《河北学刊》2018年第5期
  如果说被抨击、贬损是朱熹在近代的宿命的话，那么，朱熹在康有为那里的际遇则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康有为对朱熹的推崇与对其地位、影响和贡献的认定互为表里，“孔子后学一小教王”，“二千年来皆朱学”是康有为对朱学势力的集中概括。无论是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之广还是评价之高，都在近代哲学家中独树一帜，也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宋人书信传递方式与用时
  ——以朱熹与师友门人往来书札为例
  顾宏义《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宋代私人书札的传递方式，大体可分为利用官府途径传递与通过民间途径传递两大类，而后者又大致可分为专人送递、托人转交两种方式。以朱熹与朝中公卿、师友故旧、乡亲门人等的往还书札为例，探讨上述三种传递方式在私人书信传递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不足，并据以讨论宋人完成传递所需用的时间以及私信传递中的泄密情况等问题。
  宋代礼、理融合视野下的《中庸》诠释
  殷慧《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
  《中庸》为阐发礼义而作。在汉唐经学中，“中和”一直属于礼学诠释的范畴，主要着眼于圣王如何用中、执中，强调自上而下的礼乐教化。宋代以降，随着理学话语的形成与发展，“致中和”的群体从圣王向士大夫扩展，强调从下而上的自我培养。宋代理学家吸收佛道思想，进一步发明了“中庸之道”“中和之理”，强调体认天理，发明本心，主敬涵养，克制私欲。程朱的《中庸》诠释继承性与创新性并重，既有沿袭以往重视社会秩序、节制情欲的一面，又拓展出重视个人修养工夫的一面，强调礼乐刑政与道德性命的融会贯通。程朱并非舍礼言理，而是强调礼与理的有机统一。
  文物：朱熹对石刻的
  文化利用与转化
  程章灿《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自金石之学兴起于宋代，讥议之声不绝于耳，欧阳修、赵明诚等人都从补史传、益多闻等角度为之辩护。治宋学者甚至讥金石学为玩物丧志，不知真正的宋儒也研求金石，朱熹即是其杰出代表。朱熹受家世收藏玩赏金石刻的传统影响，一生致力于石刻的文化利用与创造转化，其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撰作《韩集考异》，利用石刻而不迷信石刻；二是上承韩文公，精心结撰碑志铭文，使石刻由文玩之物转化为文本（书本）之物；三是下启后世，通过风景名胜之地的大量摩崖题刻，展示并宣扬自己的学术思想，塑造朱文公的形象。朱熹对石刻文化功能的创造性转化，是理解“朱文公”这一谥号的重要角度。
  祈祷之“公”与“私”
  ——以真德秀为例
  陈晓杰《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身为臣子为君父的健康而祈祷，此为人之常情。朱熹曾对此提出了一些看法：就“理”而言，人的寿夭祸福为命定，不会因为祈祷而改变；就“事”的层面而言，则需要以“公私”断之。若臣子为君或者弟子为恩师祈祷是出于“天理之公”的至情，便值得肯定；但若只是为一己之幸福，则完全是出于“一己之私”。真德秀作为朱熹的私淑弟子，其为家人或者自己的安康而撰写了青词，此文体本身固然属于道教，但考察其内容即可发现，真德秀依然恪守了朱子学的公私观。
  迈蒙尼德与朱熹论礼法对于实现人之完善的作用
  董修元《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5期
  在12世纪文化危机与政治危机交织的复杂局势下，迈蒙尼德和朱熹作为中世纪犹太教与儒教思想的集大成者，试图通过重新解释和系统整理礼法的方式来提供解困之道。两人共通的思路是运用哲学思辨揭示礼法的宗旨，在某种泛质形论的人性观基础上论证礼法对于实现人类完善的普遍价值。同时，在这一框架下，两位思想者各自所采取的整合经典传统与哲学资源的模式（协调互补与择取熔铸）也呈现出极具类型学意义的差异。
  宋代理学鬼神论的形成
  ——以朱子“阴阳之灵”的观念为中心
  傅锡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朱子《中庸章句》里的“阴阳之灵”，集中体现了理学家解释“鬼神”的思路。一方面，“阴阳”构成了限定，意味着不存在阴阳之气以外的鬼神，由此理学家否定了佛教和世俗所谓能够轮回转世的鬼神。另一方面，“阴阳”又构成指点，即理学家借由事物运动变化的现象，指点使其所以如此的力量。“灵”既指凡是阴阳之气都具有的能动性，又指唯有固定形质以外的气才具有的能动性。“灵”指属性的同时，也指具此属性的气或具体物。作为祭祀对象的鬼神，包含在上述“灵”的含义当中。理学家以“灵”的观念说明祭祀的合理性。
  同中有异：陈淳对朱熹思想的继承与发明
  曾振宇《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
  陈淳师事朱子二十余载，但并非一味墨守师说，而是有着自己深沉的思考和独到的发明。在理气关系上，朱子晚年主张“理在气先”，陈淳则强调“理不外乎气”、理气合一；在天理与四德、五常关系上，朱子提出“仁包四德”，陈淳则别出心裁地论证“五常一体”、五常互包。值得注意的是，在证明仁是“天理自然流行”的基础上，朱子和陈淳又异口同声论证仁属于人的“自然权利”。仁是天理“自然本有之理”，内在先验自足。自然权利属于自由思想范畴，由此可以发掘与梳理宋明理学内在的自由思想资源。
  朱子晚年“木晦于根，春容晔敷”的精神旨趣
  张昭炜《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晦”平衡“熹”，“晦”之意如启蒙老师刘子翚的祝词：“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这影响了朱子一生的审美趣味与精神旨趣。朱子主静的思想资源丰富，如道南指诀的观未发之中、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无欲主静、《易传》的寂然不动等。朱子晚年对道教丹道经典《周易参同契》颇用功，著有《周易参同契考异》，深受其中主静功夫的影响，如朱子视“三光陆沉，温养子珠”为其中之“要切之要切者”，效验是“黄中渐通理，润泽达肌肤”；在晚年的《楚辞集注》中，朱子通过屈原的《远游》来寄托超脱的情怀，以“壹气”为要诀之要诀，涵盖“毋滑魂”“与泰初而为邻”。另外，主静还表现为专一的持守，如《调息箴》中所言守鼻端之白，由此而至“静极而嘘，如春沼鱼”。诸多主静思想资源汇聚于朱子，他既能入之深，又能转得出，以持敬平衡主静。
  朱子的“格物游艺”之学与“中和”之美
  张毅《文学遗产》2018年第6期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文艺创作和评论中亦成绩斐然，他将即物穷理的格物精神贯彻于“游艺”活动中，诗文创作之外，于琴乐和书画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致事理之广大而尽艺术之精微。其寓格物于“游艺”是为了“致知”，追求尽心、知性而知天的“自得”境界，对循性而发的重才情、尚气韵的文艺亦持中肯态度。他以“心统性情”说折中性理与才情，以为理在气中，性因情显，性情无论“已发”或“未发”，只要无所偏倚、无所乖戾，就能达至“中和”之美。这种文从道出、美在心性的文艺观，在朱熹的题画诗和书画题跋里有形象生动的叙说。庆元以后朱熹学风转变析论
  ——以《仪礼经传通解》为视角
  李少鹏《孔子研究》2018年第6期
  朱熹在庆元以后至殁前的五六年的时间内，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撰写《仪礼经传通解》，此中体现了一种与中年不尽一致的学术风气，可见其庆元以后学风渐向“汉儒之学”转变。在《通解》中，朱熹尊重经典，推服郑玄，广采子史典籍以佐证礼经；对经典的态度也更趋慎重，尽量在保证底本原状的基础上通过小注来提示异文；正定经文之音读，从情境、体验等角度补充前人训诂之未备，并详细考订经典中前人失考的名物制度。这些新的学术风气已开清儒考据之先河，当属在传统语境下性理学遭遇理论困境之后的必然发展方向。
  朱子“中和旧说”探析
  高海波《哲学研究》2018年第7期
  朱子在40岁之前有两次关于中和问题的契悟。其内容学界一般称为“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有关朱子的“中和新说”，学界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对于朱子“中和旧说”产生的时间、过程、内容以及“中和旧说”与延平思想的关系，学界却未获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对于朱子“中和旧说”与其早期思想的关联，学界尚缺乏充分讨论。本文在详细参考《延平答问》及朱子其他书信、文本的基础上，指出朱子在早年从学延平时，接受了延平在日用处下功夫的教导，但对延平所说的体验未发并没有真正切入。延平去世后，朱子谨记延平的这一教导，持续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终于在乾道丙戌获得了第一次重要契悟。从《延平答问》到“中和旧说”，朱子始终关注如何通过日用功夫去追求延平所谓的“未发之中”，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探索，才导致了“中和旧说”的产生。
  朱、张思想异同及理学演变
  ——《癸巳论语说》之辩与《四库提要》之误
  许家星《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
  张栻《论语解》是在与朱熹的切磋中反复修改而成，由此形成了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四库馆臣无见于此而得出的朱张意气之争、朱子之辩未足为据等观点不合事实。朱、张《论语》之辩反映出二者为学之别：南轩尚固守谢、杨之矩步，囿于以理学解经；朱子则突破洛学，会通汉学，着手建立融理学与经学、汉学与宋学为一体的经学新典范。朱、张之辩启示我们，应以历时动态的眼光来理解学者的思想演变，对理学思想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持有相应的认识，如朱张学术理念的差异即直接影响了理学思潮之消长演变，且于今日儒学之述作仍具有参照意义。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李春颖《中州学刊》2018年第8期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还是朱熹？
  黄勇《哲学动态》2018年第9期
  随着美德伦理学最近几十年在英语世界的复兴，从事比较哲学的学者纷纷在自己的哲学传统中挖掘美德伦理学的资源。但是这样的比较研究大多以西方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历史形态，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为范例，通过观察这样的美德伦理有哪些主要特征，再来看研究者所关心的传统是否有这些特征，进而断定此传统是否是一种美德伦理。与此相反，论文先说明什么是美德伦理学的理想形态，然后以此为标准分别考察亚里士多德和朱熹的伦理学，进而指出：真正符合理想形态的美德伦理学的伦理学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坤道：女性伦理在工夫过程中的形成
  ——朱熹女性伦理导论
  王堃《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9期
  朱熹的工夫论使德性映现在主体的内在体验过程当中，因此有别于主张超验主体的心学。工夫论的这个特征可概括为敬义夹持、涵养而致知的“坤道”，在以坤道为特征的工夫过程中，由终之进于知至而映现的“明德”的唯一性赋予男女以履行义务的平等地位；从而在“坤道”主导“乾道”的过程论基础上，可以发展出“坤德”服从“乾德”的伦理话语，前者之于后者有着元语言给出对象语言的层次关系。
  
  朱熹礼学诠释思想的两个特征
  冯兵《中州学刊》2018年第10期
  以理释礼，理、礼双彰是朱熹礼学诠释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朱熹关于礼学经典的诠释还体现出了另外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是朱熹在两宋疑经惑传的解经思潮下，其礼学诠释对章句训诂的重视与坚持；其二是朱熹将礼学经典诠释视作批判佛老的重要武器，换言之，朱熹也是在与佛老之学相颉颃的视域中开展礼学诠释的。而朱熹的礼学诠释可以说是其经学诠释思想的代表，对其特点展开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礼学和理学思想。
  林罗山理气论的思想特色
  龚颖《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4期
  全文通过与朱熹理气论进行对比考察，确认了林罗山理气论的思想特色，即元和六年（1620）以前林罗山曾在朱子学式的思想和阳明学式的思想之间摇摆不定，自元和七年、元和八年以后，林氏在原理层面上接受了朱熹的理气学说并大力加以宣扬，而在应对现实问题即在应用层面上林罗山没有充分贯彻朱子学的理气论。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的一种“日本化”模式
  ——以安东省庵为例
  王青《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4期
  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儒学作为相对于“虚学”佛教的“实学”逐渐获得独立的发展，尤其在朱舜水实学思想和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论的影响下，朱子学者安东省庵和他的同门贝原益轩等人把朱子学的“理”从先验的理转化为经验的理，主张“理气合一”论，其后学新井白石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重视实用性、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们在近世日本传播和普及朱子学的过程中，推动了朱子学从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义向经验合理主义的转变，为实证科学和经验科学在日本社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试论朱子文化的时代新价值
  黎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朱熹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朱子继往开来，用毕生精力对“四书”进行了集结与诠释，对古代文化做了全面整理，朱子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历史根系”之一。朱子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有益的启迪，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的滋养。朱子学发源于福建，远播于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对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