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根据朱熹的道统论述，道统的上一环节与下一环节可以相距一千余年（譬如周敦颐与孟子），道统的传承显然并不单纯依赖师徒授受的关系，孟子即便没有见过子思，但他通过《中庸》一书发现了子思之道，从而接续了道统。故《中庸章句序》云：“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13］“言语”和“文字”各具意蕴：“言语”显然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即师徒之间亲相授受；“文字”无疑就是经典文本，《中庸》就是“吾道之所寄”的“言语文字之间”的“文字”。根据《中庸章句序》，子思撰《中庸》时，并未预见哪位后学能发现《中庸》所蕴含的“道”，但文献一经形成，便具有了公开性，故子思试图通过《中庸》“以诏后之学者”。同理，孟子也许未曾亲受业于子思，但由于《中庸》等经典文本是向所有潜在的读者敞开的，因此孟子仍可通过《中庸》的语言，得“子思之心”“孔子之心”乃至“上古圣神之心”。故《中庸章句序》说，孟子的功劳在于“推明是书（《中庸》）”，二程的功劳在于“因其语而得其心”，即通过《中庸》的文本而得到了上一个传道者孟子之“心”。
  由于师徒遇合不易，道经常无法以“言语”的形式传承，但经典文本较易存留，只要《中庸》存在于历史时空之中，道就有可能被重新发现，因此“言语、文字”二者之中，“文字”是更可靠的传道中介，曾子见过子思或者只是见过子思之门人，并不能损害其所传之道的价值。在朱熹的道统观中，“道统是由老师传授给学生的谱系这一方面的色彩”，并非如《文化权力》所说的那样得到了“强化”［14］，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了。该书所引用的李流谦《上张和公书》中所云：“至于列圣之道统……盖未可以笔舌授而闻得也。”［15恰恰主张“言语文字”是不可靠的，不足以传道，这与朱熹《中庸章句序》中的主张并无任何相似性，更不能由此推导出“朱熹有可能从张氏家族成员那里听到过‘道统’一词”的结论［16］。
  在论及那些跨越时空的传道环节时，正如陈荣捷、刘述先两位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朱熹主要根据哲学意义的“慧解的印证”来建立道统传承的谱系。但即使是“慧解的印证”，朱熹仍接续道统之传必须有文献（“文字”）的依据，传道者是通过阐释上一代传道者所撰写的经典而得到领悟。于是，上一个传道者与下一个传道者之间虽然存在千余年历史间隔，但通过文献依据或师承渊源，历代传道者都被纳入了一种历史时间的序列或“经籍”的序列之中，从而使道统在获得了一个历史的、客观的论证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历史的、客观的约束。
  因此，《文化权力》尝试从历史考证的角度质疑朱熹道统谱系的努力虽然未臻完善，但其学术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提醒我们，在研究朱熹的道统思想时，“客观的学统”并不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道统与学统”并非“本原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不可调和；相反，朱熹在肯定“心传道统”的前提下，形成了“因其语而得其心”的道统论述；而这一论述正是由客观性（历史性）与主观性（哲学性）两者有机统合而成的，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