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黄榦（1152～1221）在《朱文公行状》中写道：“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道统”即“道之正统”。这样一来，朱熹道统说必然建于两个基点之上：何为“道之正”，何为“道之统”？“道之正”主要回答什么是道之本体的问题，而每一种新的道统观论说的出现，都是因为对道之本体的认识发生了突变，遂根据新的认知对道统谱系进行新的厘定和判教。“道之统”，则指道在历史时空中呈现的传承脉络，这一脉络表现为由学者组成的谱系，即黄榦所谓“待人而后传”。
  但是，“道之统”与“道之正”是什么关系呢？陈荣捷教授认为：“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进一步言之，即道统之观念，乃起自新儒学发展之哲学内在需要。”［1］“道统”的确立，并不以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人际关系，或者文献记载为根据，而是根据构建道统者本人的哲学思想，选取历史上的人物组成道统谱系的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必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延续性，道统谱系本身也是为了论证一个自洽的哲学逻辑系统而成立的。
  1982年，刘述先先生发表了《朱子建立道统的理据问题之省察》［2］，比较系统地发挥了陈荣捷先生关于朱子学道统的哲学性本质的论说，指出道统成立的真正基础在于此心此理之体认，具体论证了程朱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确有一种本质性的关联：“我们至少可以说，宋儒是在不违背孔孟的基本精神之下，受到佛老的冲击，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新儒家的思想。”根据这套思想标准，宋儒把某一些思想包含在道统的范围内，或排拒在道统之外：“这一个标准即是宋儒体证得最真切的内圣之学。”这样一来，“从纯考据的观点看，道统的观念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不过，只要认识到“道统”“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知识信仰的对象”，那么道统自然可以成立：
  而且，在这样的精神的主导之下，客观的学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道统与学统本原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若由纯道统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够问，生生之仁的体证反映了生命的真理，其余有关考古、历史、考据的问题，都不是十分相干的问题。［3］
  刘先生所谓“客观的学统”当指学者之间的授受关系，诚然，朱熹所提出的道统谱系中，有多个环节是断裂的、跳跃的，特别是从孟子到北宋二程之间，长达千余年的空缺。那么是否可以说道统的“道之正”并不需要任何文献的依据呢？刘述先先生对此做了一个很谨慎的分辨：
  如果以宋学为标准，则内在中心的体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章句的解释其余事耳。学问的目的是在见道，其目的本不在词章记诵，更不在客观的饾饤考据的工作。始于文字的解释，一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此对文义的引申，不只不当作一种错误或过失，反而被当作一种慧解的印证看待。……这样的解释可能越出了古典的原义，正如海德格所谓的doingviolence to the text，但却不一定违反原典的精神。而慧识的传递，比章句的解释，对宋儒来说，显然是有更重要的价值。［4］
  宋儒面对先秦的文本，一开始由文字的解释而入，接着又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所引申出来的见解可能不符合文本的“原义”，但这是“慧解的印证”，不应该被当作是一种（历史考据意义上的）错误或过失。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写道：“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5］“心传道统”一语正反映了“慧解的印证”。
  《文化权力》在处理朱熹的“道统”思想时，对陈、刘两位教授的解释框架提出了基于历史考据立场的质疑，即从历史考据的角度看，《中庸》是否是一部“真正的”儒家经典？子思是否是《中庸》的作者？子思是否是曾子的弟子？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朱熹以《中庸》为核心的道统论是否就不能成立？该书第二章详细讨论了欧阳修、苏轼、叶适、王柏对《中庸》的怀疑，其中不少内容仍然属于哲学思辨的范畴（“慧解的印证”），可谓见仁见智，这里不做评判。但作者基于历史考证的角度，梳理了两宋学者对《中庸》作者的怀疑，论证了子思是否是《中庸》作者、子思与曾子的师徒关系这两个先秦时期的“历史真相”的可靠性，得出结论是《中庸》很可能不是子思所撰［6］，子思与曾子也很可能没有师徒关系［7］。由此，《文化权力》质疑了朱熹的学术严谨性。那么，朱熹是不是像陈、刘两位先生和《文化权力》所指出的那样，完全无视“道统”的客观性，从而回避了历史考据学的难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