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8年，对于近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门学科而言，有几件大事值得一提：如果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中国哲学”的诞生，那么，屈指而数，自该书于1918年出版至今，“中国哲学”恰好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进程；如果说1978年“三中全会”的召开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那么与此进程相伴而行的“中国哲学”的重建与发展正好经历了四十年的历程；如果说1518年，《传习录》上卷、《朱子晚年定论》以及《大学古本》的刊刻出版意味着阳明心学的问世，那么，今年正是“阳明学诞生五百年”这一值得纪念的一年。
  回顾历史，既有欢欣也伴着沉痛的记忆，这是为了激发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目的在于使人直面现实去迎接未来。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宋明理学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即便我们将审视的目光限定在朱子学和阳明学这两大领域，也可以如是说。本文的任务是对近十年来宋明理学研究特别是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研究成果做一历史的回顾，目的既在于回访这段研究史的“传统”，更在于展望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
  “朱子学”和“阳明学”各有广狭两义：从狭义上说，是指朱子和阳明本人所建构的一套思想学说；从广义上看，朱子和阳明门人以及后世学者对朱子和阳明思想的继承和拓展都可归属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研究对象。若从跨文化或跨地域的角度看，那么，朱子学和阳明学更是构成“东亚儒学文明”（余英时语）的核心内容，至少就1200年至1900年的东亚儒学发展历史来看，充分表明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既是东亚地域的地方性知识，同时又具有跨地域的普遍性价值，所以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议题深化与视野拓展：近十年来的朱子学研究回顾
  在宋明理学研究中，文献材料的新发现无疑具有基础性意义。近十年来的朱子学研究更注重朱子生平研究及其庞大的文献群的整理工作，自朱杰人主持的27册《朱子全书》（2002）出版以后，2010年又有修订版以及《朱子全书外编》4册的出版，为朱子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目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持的大型丛书《朱子学文献大系》正在不断出版，必将为学界提供更为全面和丰富的朱子学研究系列文献。这里仅以《朱子语类》以及朱子书信的研究为例，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朱子语类》的文献研究，已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三部重要成果：胡秀娟《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研究》（2013）、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汇校》（2014）以及“池录”《朱子语录》（2016）；其次在朱子书信研究方面，顾宏义主编的《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017）从现存宋人文集中汇集了大量朱子与师友往来的各种书信，对于全面了解朱子思想的形成及其在当时的动态活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在朱子生平方面，束景南相继推出了《朱子大传》增订本（2016）和《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2014），其学术重要性自毋庸赘言。高令印、高秀华《朱子事迹考》（2016）的研究则别具一格，他们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式，对朱子行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收集到不少朱子画像等珍贵资料，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当然，朱子哲学研究历来是朱子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十年来，在大陆学者如张立文、金春峰、陈来等，港台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刘述先等，海外学者如陈荣捷、余英时、田浩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更有新发展和新收获。值得一提的是，陈来自早年完成《朱熹哲学研究》（1988）后，近年又推出了《仁学本体论》（2014）这部“造论”之作，力图突破宇宙论、理气论、心性论等固定研究模式，重新挖掘仁体思想对于重建儒学义理系统的哲学意义，以哲学史为视野，运用以史带论的方法，通过对“仁体”的概念化论述和理论化重建，以回应“情本体”哲学的各种理论问题，深化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哲学性探讨，故而具有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特意义。
  高令印、高秀华《朱子学通论》（2007）侧重于探讨朱子学的渊源、传播及影响，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2010）对以往朱子学研究中未能充分关注的如“敬”“生”等哲学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义理探讨。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2017）中译本的出版对大陆学者而言也别具意义，该书对朱子圣人观、理气观、鬼神思想等问题皆有细致的考察和独到的分析。吴震有关朱子学的系列研究即将以《朱子思想再读》为题公开出版，该书从工夫论视域对朱子哲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力图重建朱子学的系统工夫论，并对朱子学的经典诠释、心性理论、政治关怀以及宗教意识等问题展开多层次的考察，以重新揭示朱子文本的思想意义。
  不过，从近年宋明理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来看，在通论式著作已相对成熟的背景下，研究取向逐渐转向以问题为导向。具体到朱子学中呈现为两种倾向。
  第一是以问题为线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开始出现。这些著作试图从不同角度切入，进而重新审视朱子哲学思想，比如丁为祥《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2012），从朱子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后世评价两方面分析了朱子哲学维度和历史维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藤井伦明《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2011）则试图修正牟宗三以朱子的“理”为静态不活动的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理解朱子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人物赵金刚的新著《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2018）也有许多理论性创新，该书旨在打破理气、心性的传统分析架构，从历史哲学的维度重新审视朱子哲学思想，补充了以往有关朱子历史哲学研究的不足。
  第二是以某一问题、某部经典为中心，对朱子哲学思想某个局部进行了专题性考察。例如以问题为中心的成果有田智忠《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2007）、刘贡南《道的传承：朱熹对孔子门人言行的诠释》（2011）、乐爱国《朱熹格物致知论》（2010）、《朱熹＜中庸＞学阐释》（2016）等。吴启超《朱子的穷理工夫论》（2017）对朱子工夫系统的研究，美国学者田浩《旁观朱子学：略论宋代与现代的经济、教育、文化、哲学》（2011），美国学者艾周思《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运用》（2014），德国学者苏费翔和美国学者田浩《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中庸＞与道统问题》（2018）对朱子道统观的研究等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朱子学新研究。不过，在这些文本阐释、义理分析的中国哲学传统研究方法之外，中西比较哲学正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新的哲学视野也为传统朱子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局面，这些研究往往也以问题为导向。如有学者尝试从诠释学的角度对朱子思想加以考察，如中国台湾学者林维杰《朱熹与经典诠释》（2008），主要用比较哲学来探讨朱子思想。又如美国学者白诗朗《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与南乐山之比较》（2012）比较了朱子宇宙观与怀特海、南乐山的异同，还有黄勇关于朱熹与美德伦理学比较的相关论文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传统，朱子学研究还开辟了新的阵地，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一是朱子经学研究不断趋热，尤其以朱子礼学、家礼学和易学为代表。在朱子礼学方面，朱熹的重要著作《仪礼经传通解》在其生前并未完成，后由弟子黄榦续撰《丧礼》《祭礼》，不过黄榦撰《祭礼》仅成草稿，后由杨复整理草稿为十三卷，稿本仅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桥本秀美和叶纯芳整理出版了《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2011），为研究朱子礼学提供了重要的版本。另外，在朱子家礼方面，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2012）详细考察了朱子《家礼》流传的各版本源流以及《家礼》的内容来源，不仅证明了朱子《家礼》并非伪书，而且通过宋元各种善本的严密校勘，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全面也最可靠的《家礼》定本。田世民《近世日本儒礼实践的研究》（2012）是在京都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经修订，对江户日本接受朱子《家礼》的学术史、思想史等问题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二是以朱子易学研究为代表，朱子融图书、象数与义理为一体，融会了北宋易学的传统，其易学思想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克宾《朱熹易学思想研究》（2015）、唐琳《朱熹易学研究》（2016）、王风《朱熹易学散论》（2017）对朱子易学思想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此外，陈逢源《“镕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是关于朱子“四书”学的研究，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2013）是第一本有关朱子《尚书》学研究的专著。
  近年来，朱子学研究还逐步拓展到广义的朱子学，即朱子后学乃至明清朱子学，这是第二个新领域。杨柱才主持的“朱子门人后学”国家重大项目将在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两个方面为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提供全面的文献和思想研究，值得期待。王锟《朱学正传：北山四先生理学》（2010）、陈支平《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2016）开拓了何基、王柏、陈淳、黄榦、真德秀等朱子后学的研究。由于朱子学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化特征，特别是在宗族、地域社会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数学者综合运用区域史、思想史、社会史、经学史等方法，试图全面呈现朱子学的传承和发展。例如史甄陶《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2013）和刘成群《元代徽州理学家群体与新安理学的传承发展》（2015）对元代朱子学的多元复杂面向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思想研究。有关朱子学的地域性发展，傅小凡《朱子与闽学》（2010）、周茶仙和胡荣明《宋元明江西朱子后学群体研究》（2013）、方遥《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2016）等著作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学术意义。至于清末民初朱子学，也开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正在陆续涌现。
  三是向东亚朱子学的拓展，朱子学传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后，朝鲜性理学和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皆以朱子学为基础，并且长期作为主导思想而存在。近年来在黄俊杰“东亚儒学”项目的推动下，中日韩三国学界也加紧合作，成果有蔡振丰编《东亚朱子学的诠释和发展》（2009）、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2010）、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证》（2005）及《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证续编》（2017）等。自2013年开始，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东亚朱子学研究的一些成果，代表作有陈来《近世东亚儒学研究》（2018），该书在《东亚儒学九论》的基础上，新增四篇朱子学的专题论文而成，将中国朱子学纳入东亚儒学研究的视野，对于打破东亚儒学研究单纯以日韩儒学为主的格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吴震《东亚儒学问题新探》（2018）主要涉及国内学界关注不够的“东亚”问题及其相关的东亚儒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于向来研究比较薄弱的江户日本儒学，特别是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近代阳明学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专题性考察，对于拓展国内东亚儒学研究以及日本儒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二、新文献与新方法的融合：近十年来的阳明学研究回顾
  近十年来，出现了一股“阳明热”。从学术角度看，主要表现为阳明学的哲学研究、文献整理以及阳明后学研究的深入拓展等几个方面，使得阳明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我们先从文献整理说起。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努力之后，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体现在《王阳明全集》（新编本，2011）之中，共收录了三十余万字的佚文；而束景南以一人之力，完成了《阳明先生佚文编年》（2012、2015修订版）一书，对佚文收集和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关阳明生平研究，束景南完成了《王阳明年谱长编》4册（2017），该书是目前关于阳明生平和年谱最具权威性的力著。关于阳明学的重要思想文本《传习录》的研究，以吴震《＜传习录＞精读》（2011）为代表，该书透过严密的文本解读，对阳明思想做了系统性的哲学史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除了邓艾民《传习录注疏》（2012）这部早已成为经典的文本以外，值得一提的是由黎业明整理的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2018）的出版，该书以收集《传习录》佚文而著称，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掌握《传习录》的各种文本价值。当然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些文献整理的成果来深化阳明学研究，这才是今后不得不努力的一个方向。
  关于阳明哲学思想研究，也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现象。首先是将阳明学置于中西比较哲学的视域来加以重新解读和考察，出现了可喜的新成果，例如瑞士哲学家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2014）便成功地将阳明学与现象学进行了有趣而有理论深度的比较考察，作者一方面能够深入阳明思想文本的内部，注重阳明思想的“事实本身”，与此同时，又能开阔理论视野，从意识现象学甚至从佛教唯识学的多元视角出发，对阳明学“良知”概念的意涵做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良知具有“本原能力”“本原意识”和“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等多层意义，进而令人信服地指出“良知自知”才是阳明良知学的一项重要特质，提出了诸多阳明学研究的创见，也引发了中文学界接连不断的讨论。此外，陈清春《七情之理：王阳明道德哲学的现象学诠释》（2016）将阳明学与舍勒的价值感受现象学做了比较研究，也是这一领域的一项开创性成果。
  其次，将阳明思想置于阳明的生活世界来加以考察，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如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2009）和杨正显《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2015）力图结合阳明的生活实践来具体考察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轨迹，为后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如何将阳明学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加以紧密的结合而不是将两者割裂开来，或许是阳明学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相对于狭义的阳明学思想研究，对于广义阳明学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阳明后学研究，近几年来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在吴震、钱明、彭国翔、林月惠等学者的早期研究的基础上，随着阳明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展，“阳明后学”已然成为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立领域。特别是随着《四库全书》丛书系列的影印出版，有关这一领域的相关资料文献的逐步完备，推动了阳明后学研究的发展，出现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学术研究的推进和积累反过来促进了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例如《阳明后学文献》丛书自2007年至2017年底为止，已出版两编共14种20册，其中包括了阳明第一代、第二代大弟子的重量级人物的文集资料，目前第三编和第四编也已接近完成，这就为未来的阳明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也为进一步开拓阳明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在阳明后学中，学派研究历来是一大重点。众所周知，关于阳明后学的分类，黄宗羲《明儒学案》按照地域分类的方法成为后世研究的基本依据，受此影响，纷纷出现了有关王门各学派的思想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2009）不仅考辨了王阳明家世、生活经历等史实，还结合大量明清文献对阳明弟子的地域分布和发展进行了仔细梳理；王传龙《阳明心学流衍考》（2015）亦属此类。在学派研究中，泰州学派、浙中王门以及江右王门的研究较受关注，如吴震《泰州学派研究》（2009）、钱明《浙中王学研究》（2009）、何俊和尹晓宁《刘宗周与蕺山学派》（2009）、李伏明《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2017），等等。近年来，由于黔本《阳明文录续编》以及黔中王门文献的相继发现，黔中王门的思想也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如陆永胜《心·学·政——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2017）、赵平略《王阳明居黔思想及活动研究》（2017）等相关研究，为了解阳明学在地方的思想活动以及思想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特别是阳明重要弟子蒋信、孙应鳌等人的思想被重新发现，无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由于阳明后学新文献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改变了阳明学研究的面貌，同时也有学者尝试突破《学案》体的研究方式，尝试从整体上来展现阳明后学的义理发展，例如张昭炜《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2017）便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以“传心”模式为主线，勾勒了阳明后学各派的发展线索。
  除了学派研究，有关阳明后学人物的个案研究也有所突破，在学界基本完成阳明第一代主要弟子如王畿、欧阳德、罗洪先、罗汝芳、聂豹的研究基础上，对于这些第一代弟子中的重要人物，其实仍然存在不少探索余地。如邹守益研究在文献、生平和思想方面均有新突破，张卫红《邹东廓年谱》（2013）和钟治国《邹东廓哲学思想研究》（2013）分别考察了邹守益的生平和思想；如王畿研究，则有高玮谦《王龙溪哲学系统之建构——以“见在良知”说为中心》（2009）以“见在良知”为线索探讨了王畿哲学思想本体论、工夫论等方面的建构，李丕洋《心学巨擘：王龙溪哲学思想研究》（2016）亦是近来有关王畿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再如黄绾研究，张宏敏《黄绾生平学术编年》（2013）具有代表性；关于罗洪先，张卫红《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2009）对罗的思想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考察。
  继阳明第一代弟子的相关研究之后，阳明后学研究更扩展到阳明第二、三代再传弟子的个案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侯洁之《晚明王学由心转性的本体诠释》（2012）以阳明心学再传弟子刘师泉、王塘南、李见罗、杨晋庵四人为中心，探讨了晚明王学由以心为宗转向以性为宗的思想脉络，揭示了王学内部对于“以心为宗”的理论反省；吴孟谦《融贯与批判——管东溟的思想及其时代》（2017）对学界历来关注不够的重要人物管东溟的思想，从三教合一、悟修关系、政教问题等关键问题着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陈仪《王塘南思想研究——明代中晚期良知学的辩证》（2017）重点探讨了王时槐的本体论和工夫论，试图揭示明中晚期良知学的理论特色；张斯珉《卫道之学：明儒耿定向思想研究》（2018）则是学界有关耿定向思想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除了学派研究和个案研究以外，阳明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也得到了拓展，有些学者开始关注阳明后学发展中的某些内在问题，例如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2008）从“身体观”的角度出发，对阳明学做出了崭新的思想考察；张卫红《由凡至圣：阳明心学功夫散论》（2016）从工夫论角度来重新审视阳明后学的历史与思想的展开；朱承《信念与教化——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2018）则将视角拓展至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领域，揭示了阳明后学在推动社会教化、实现“万物一体”等方面的思想贡献。
  从历史上看，阳明学在中晚明的发展不仅是思想义理的拓展，更是一场社会思想运动，所以有必要从社会史、思想史、宗教学等多重维度审视其丰富面向。比如讲学活动是阳明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是我们了解阳明学发展的重要窗口，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2007）、刘勇《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2016）综合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等方法对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做了专题性研究。阳明学在思想建构和讲学以外，甚至还参与了中下层的地方实践，张艺曦《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2013）勾勒了阳明学的社会事业，并论证了这些实践与阳明学思想的关系。
  阳明学在中晚明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即阳明学与晚明儒学宗教化趋向的展开，以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2009、2016）和《颜茂猷思想研究——17世纪晚明劝善运动的一项个案考察》（2015）两部专著为代表，探讨了心学发展与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动向等问题，揭示了明清思想转型中的多元面向。另外，有关晚明心学研究还有刘增光《晚明＜孝经＞学研究》（2015）别具一格，该论著关注杨起元、虞德熙等人的《孝经》学，揭示出晚明社会有一股孝经学思潮，而这股思潮反映了晚明三教合流的思想动向。
  最后提一下东亚阳明学研究，张崑将《阳明学在东亚》（2011）、韩国学者崔在穆《东亚阳明学的展开》（2011）具有开拓性意义。近两三年来，韩国学者金吉洛《韩国象山学与阳明学》（2016）的翻译出版和邓红《日本的阳明学和中国研究》（2017）则分别探讨了韩国阳明学和日本阳明学研究的基本特色。很显然，东亚阳明学研究仍有进一步开展的空间。
  三、宋明理学研究的反省与展望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哲学研究刚刚踏上正轨，当时明显存在重两头而轻中间的现象——即先秦与近现代思想受到重视，而中间一块宋明理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与此相比，在当今中国哲学领域，宋明理学所占据的分量显然越来越重。其中，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研究又几乎各自占据了半壁江山，换言之，两者相加便构成了宋明理学研究的整幅画卷。这样说，似有夸张的意味，但是若从宋明新儒学运动的全局性视野来看，那么即便说朱子学和阳明学在整个宋明理学史上具有绝对的笼罩性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对于近十年来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研究进行深刻反省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宋明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这也应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在这里，我们谈几点粗浅的想法。
  第一，加强哲学性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的主流是哲学史进路，深入的哲学义理研究仍然是宋明理学研究的基础。尽管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并不完全是抽象的哲学义理，更涉及政治、历史、经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内容，但是朱子学和阳明学对于宇宙、人生、社会、伦理等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无疑是构成宋明理学的理论根基。因此，注重理论探讨和概念分析的哲学研究仍然是未来取得新突破的重要门径。具体来说，需要加强对理学传统自身的问题、概念的哲学探讨和解释，如理气、心性、太极、天命、气质等这些基本的哲学概念，在不同的理学家那里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因此更有必要加以哲学化和理论化，需要注意这些理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内在联系。西方哲学中的大多数哲学概念都有清晰的定义和详细的来源，而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宋明理学而言，哲学化、理论化的表达有助于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
  第二，加强整体性研究，突出问题史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目前面临的一个局面是往往缺乏通观性的理论视野和整体性的理论勇气，出现了以完成科研项目为目标而导致的研究课题碎片化倾向。例如偏重于人物个案的研究，这类研究虽具有一定的基础意义，然而倘若缺乏整体性的视野，则有可能导致研究格局的狭隘化，故而有关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综合性研究则有待加强，特别是明清朱子学的研究有待拓展。朱子学自南宋以后被定为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依据，这导致朱子学在思想义理的开拓方面显得后劲不足，尽管如此，朱子学作为明清时代的知识典范，在社会各个方面仍然具有十分强大的统摄力，形成了明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价值观念体系，而朱子学的思想面向又是多元的，既有政治层面，又有文化层面。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学的发展不是单一面向的，它在整个宋明时代无疑具有整体意义。同样，阳明学在中晚明时代是一场社会思想运动，不仅有地域性的思想展开，更是一场跨地域的普遍性运动，推动了阳明学在整个社会的全域性发展，表现出儒学社会化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阳明心学的哲学意涵非常丰富，不断引发晚明思想界的义理论辩，其中涉及某些重要的哲学问题，也值得深入挖掘和开拓。总之，我们既要对阳明学的义理体系做更为深入的整体性把握，同时，也要关注阳明心学的思想发展动向，将阳明学置于整个宋明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中加以立体考察，这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我们所面临的一项研究课题。
  第三，深入反省当代新儒学。毫无疑问，当代新儒学的三期四代发展在某种程度已是宋明理学的“创造性转化”，当代新儒学的重要人物冯友兰、熊十力、马一浮、牟宗三、刘述先、杜维明等都有深厚的宋明理学基础。当代新儒学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也成为近几十年来宋明理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但是近几十年来丰富的宋明理学研究成果并不意味着就要固步自封，严格遵守当代新儒学的立场，或站在其对立面排斥当代新儒学，从而绕开宋明理学或当代新儒学而导向儒家原教旨主义。事实上，应在深入研究宋明理学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心态汲取当代新儒学的长处，同时又对其局限加以反思，由此才能在当代新儒学的基础上“接着讲”，从而实现宋明理学的当代转化。
  第四，进一步开展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将中国传统儒学置于“东亚儒学文明”的视域中来重新考察，为儒学研究走向世界开辟新途径。比如，在朱子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宗教思想等传统问题上，有必要从中西哲学比较视野的角度加以关照，狄百瑞、秦家懿、白诗朗等当代学者已有开拓，但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朱子工夫论，西方伦理学的理论资源或许可以为朱子学研究注入新动力。在阳明哲学思想研究中，运用中西比较哲学的方法已成为潮流，如何利用西哲概念及其问题方法，来重新审视阳明学的思想价值，对于阳明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因为正是在中西哲学对话的基础上，我们更能全面揭示阳明学作为中国哲学的独特意义。与此同时，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地区的积极推动下，已成为宋明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其意义不仅是厘清朝鲜（韩国）、日本对朱子学的接受和历史发展，更应该透过朱子学和阳明学在异域的流变和历史命运来反省中国本土的宋明理学研究以及儒学研究，这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
  第五，助推中国哲学研究。作为儒学发展第二期的宋明新儒学，如何为儒学未来发展、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提供思想资源，在当今是值得深思的课题。因为宋明理学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以来的新儒学运动，所以在当代中国哲学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宋明理学占有重要地位，或者说这些研究都无法绕开宋明理学，或多或少皆有朱子学或阳明学的影子。因此，未来宋明理学研究就有必要打通上下，既要上溯至儒学源头——先秦时代的原典儒学，又要连接近现代儒学的思想发展，在继承和发掘宋明理学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以实现中国哲学的全面发展，这是宋明理学研究者的职责所在。
  第六，拓展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多元性。在开辟哲学研究、思想研究、历史研究的前提下，在当今文化多元的全球化新时代、新背景下，如何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宋明理学的历史形态和发展本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纯哲学或纯历史的问题，在当前学科分工加剧的形势下，需要综合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以及文献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重学科的研究手法彰显宋明理学的丰富面向，对于经学传统、经典诠释、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礼学思潮、经世思潮以及儒学社会化、世俗化等各种转化形态也有必要加以整体考察，由此才能使未来的宋明理学研究更上一层楼。
  总而言之，以朱子学与阳明学为核心内容的宋明理学研究，近十年来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新起点上，我们更应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开拓研究视野、运用各种研究手法，全面展示具有国际视野和现实关怀的宋明理学研究新成果，进而为推动中国哲学发展、弘扬儒家传统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