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8年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大概可分为“经学研究”“概念范畴研究”“研究方法”“比较哲学”等领域。其中，探讨原始儒家思想与朱子哲学关系的“经学研究”的论文比较突出。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关于＜论语＞：“吾与回言”章的朝鲜朱子学的接近》（姜卿显，《泰东古典研究》Vol.40,2018）；《儒家之乐的含义（一）》（林明熙，《孔子学》Vol.0 No.34,2018）；《＜中庸＞篇与＜孟子＞篇的次序所构成的＜朱子言论同异考＞的体系》（Jung Yeon-soo，《儒学研究》Vol.43,2018）；《朴世堂在＜大学思辨录＞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解释及其批判朱熹的特色》（韩在壎，《哲学探求》Vol.51,2018）；《对仁义礼智的认识的比较研究——以朱子、茶山、戴震为主》（Kim Jo-young，《汉文古典研究》Vo1.37,2018）；《在朱子＜论语集注＞中的仁概念的解释》（Lim Heong-yu，《温知论丛》Vol.54,2018）；《孟子思想中的道德内在的问题——以朱子对孟子义内说的解释为主》（洪性敏，《东洋哲学研究》Vol.0 No.94,2018）；《从16世纪到17世纪朝鲜经学对朱子中和说的继承与批判——以赵翼与朴世堂的中和说为主》（Lim Jae-kyu，《大同哲学》Vo1.83,2018）；《＜朱子读书法＞的编纂体例及其限制》（Kim Dong-hyun，《中国语文学》Vol.79,2018）等。
  在经学研究的论文中，我注意到林明熙教授的《儒家之乐的含义（一）》和韩在壎教授的《朴世堂在＜大学思辨录＞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解释及其批判朱熹的特色》论文。
  首先，林明熙教授的《儒家之乐的含义（一）》是关于孔子说的“吾与点也”的论述。作者在第一章中介绍古代中国思想家对“吾与点也”的解释。王充、何晏、邢昺、朱熹的解释各有不同，其中朱熹把“吾与点也”看作尧舜气象。作者认为还需要探讨曾点气象与尧舜气象是否一脉相承的关系。
  作者在第三章中专门介绍北宋儒家的看法。正如陈来先生所讲，在宋明理学史上，周敦颐鼓励程颢寻找孔颜乐处的故事给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某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以及“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行状）等都显示程明道受周濂溪的影响。程明道认为曾点气象与圣人之志同，正是尧舜气象。作者在这里特别指出，尧舜是圣王，他们兼备圣人之学与政治之王，也成就了明道与行道的两面。程明道所理解的曾点气象，其重点不是在于外王，而是在于内圣方面。这可说是为己之学。在程明道门人中，谢良佐继承了明道所强调的自由自在的和乐气象，所以说：“季路、冉求之言，不得人才做不得，然常怀此意在胸中，在曾点看著正可笑耳，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皆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近于忘。”但是谢良佐的看法，过度强调坐忘等内容，后来受到朱熹等后学严厉的批评。不过谢良佐另一方面讲过：“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无皆私意，上下察，以明道体无不在，非指鸢鱼而言也。若指鸢鱼为言，则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曾点之意。”作者认为，大部分的南宋儒家基于程明道和谢良佐的解释理解了曾点和尧舜的气象。
  作者在第四章中介绍朱熹对曾点气象的解释。作者引用田智忠的看法说朱熹最晚48岁已经具有与程门弟子不同的道学观点。朱熹正面批判谢良佐倾向于老庄的思想特色。关于曾点气象的看法，朱熹逐渐脱离道南学派所强调的洒落及和乐的境界，转向认识天理、格物穷理及下学工夫的程伊川的思想。朱熹70岁之际完成的《论语集注》中言：“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在作者看来，《论语集注》的解释是朱子从天理流行的角度讲明曾点气象的。这些天理流行的说法是晚年的朱熹把二程的学问做了综合，而且在不超越其理论范畴的前提下，对曾点气象做出的最理想的解释。由此可说，就朱熹而言，曾点气象不仅仅是体认洒落境界，而且是通过认识及保存天理的工夫后才能达到的一种性理学的气象。
  我认为，林教授的论文不但是在韩国学术界梳理了关于曾点气象的思想史，也突显了曾点气象在道统论脉络中具有的意义。韩国儒家以往很重视自北宋南宋儒学传来的道学，然而却忽略了孔颜乐处及曾点气象等原始儒家所含有的骨干传统。孔子说的仁，实然很重视和乐、洒落、喜悦等思想境界。我想孔颜乐处和曾点气象是当代儒家应当重新思考及解释的最要紧的领域之一。
  另外，韩在壎教授写了《朴世堂在＜大学思辨录＞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解释及其批判朱熹的特色》。朴世堂（号西溪，1629～1703）是朝鲜时代的儒者。他晚年75岁因为写了《思辨录》之故，被弹劾为“斯文乱贼”，“朴世堂为先削夺官爵，门外黜送，仍令儒臣，逐段辨破后，碑文、册子一时投火”。以往韩国学者大部分视他为“反朱子学者”或是“脱朱子学者”。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局限于他的《思辨录》，对他的评价有可能会产生分歧。不少学者认为朴世堂明显是一位反朱子学者。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他的《大学思辨录》未足以显示反朱子学的思想特色，或是认为《大学思辨录》隐含着反朱子学与朱子学的双重视角。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朴世堂的思想，作者选择了《大学思辨录》中的“格物致知”概念进行研究。朴世堂在《大学思辨录序》中说：“六经之书，皆记尧舜以来群圣之言，其理精而其义备，其意深而其旨远。盖论其精也，毫忽之不可乱；语其备也，纤微之无或阙；欲测其深，莫得其所底；欲穷其远，不见其所极，固非世之曲士拘儒浅量陋识所可明也。是以上自秦汉下逮隋唐，分门割户，断肢裂幅，卒以破毁乎大体者，不可胜数。其陷溺异端者，多假借近似，以饰其邪遁之辞；其抱持前籍者，又胶滞迂僻，全昧夫坦夷之涂。呜呼此岂圣贤所以勤勤恳恳为此书记此言，以明乎此法，而庶几有望于天下后世之意哉？”又说“故及宋之时，程、朱两夫子兴，乃磨日月之镜，掉雷霆之鼓，声之所及者远，光之所被者普。六经之旨，于是而烂然复明于世”。此文表示朴世堂完全认同儒家的道统论及程朱学的正统性。那么，他为什么写了《思辨录》呢？他说：“然经之所言，其统虽一，而其绪千万，是所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故虽绝知独识、渊览玄造，犹有未能尽极其趣，而无失细微，必待乎博集众长，不废小善，然后粗略无所遗，浅迩无所漏，深远精备之体乃得以全。是以辄忘僭汰，概述其蠡测管窥之所得，裒以成编，名曰《思辨录》。”“倘于先儒牖世相民之意，不无有尘露之助，故非出于喜为异同，立此一说。”又说“然唯以识疑，兼自便诵习，不敢烦诸他人，以取狂妄悖谬之罪，然究其大本，终不失朱子之旨云”。此文表示朴世堂始终没有反对朱子之旨，只是考虑“诚见语意之有所不畅，脉络之有所不贯故耳”，要补充及修改之。
  韩教授认为，朴世堂的格物致知说有两种含义。一是“格物”和“致知”要考虑它们与“诚意”的关系，然后才能明白。二是我们应该把“事”与“物”分开来理解，故说：“且物之与事，固当有辨，不容混合。”其具体内容是说：“物者，如下文曰天下、曰国、曰家、曰身、曰心、曰意、曰知、曰物，是也；事者，如其曰平、曰治、曰齐、曰修、曰正、曰诚、曰致、曰格，是也。”“如天下、国、家，是为物，不得为事；平、治、齐，是为事，不得为物。”朴世堂这么区分事与物的两个范畴是他对《大学》原典的理解所产生的。在《大学》里要做“格物致知”工夫的重要理由，不是在于天下、国、家等的“物”本身，而是在于如何实践物的问题，即如何辨别平、治、齐等“事”的适当性来实践。在此意义上，朴世堂讲格物致知的定义。“求以至曰致。格，则也，正也。有物必有则，物之有格，所以求其则而期得乎正也，盖言欲使吾之知，能至乎是事之所当，而处之无不尽，则其要唯在乎寻索是物之则而得其正也。”
  另一方面，作者介绍朴世堂强调《大学》的教学对象是15岁左右的初学者，而不是成年人。因此他在《大学思辨录》中说：“《中庸》阐明蕴奥，其视《大学》，固有深浅之殊。然其示人，初未尝不亲近切当，使之易晓，故若‘行远自迩，升高自卑’及‘柯则不远’之喻，皆童孺之知所可及焉者。况此《大学》，乃为初学入德之门，则其所言当有以益加亲切。”在此意义上他批判朱熹的学说。他说：“注言：‘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若如此旨，其所谓诚者，乃尽性尽物，可以赞化育而与天地参矣。夫理无不到、知无不尽，而诚能尽性尽物赞化育参天地，则此圣人之极功，而学之能事毕矣，又何事乎正心、修身？又何论乎齐家、治国？”朴世堂认为朱熹格物致知说要求的是圣人最高的境界，也是“吾心之所知无不尽”的水平，结果似乎导致大学的条目都毫无意义。他继续说：“今传文缺落，其所以为格致之说者，固已无所可考矣。且据所发明诚、正之义以参之，则亦有审其不然者矣。诚意之说，曰‘欺’，‘慎其独”言‘毋欺’也，则以‘恶恶臭、好好色’为证；言‘慎独’也，则以‘小人闲居为不善，见君子而厌然掩之，则人如见其肺肝’为证，此之为义不已坦易切近乎？此又岂是指晓‘理无不到、知无不尽’以上人语耶？且只此便可谓之‘尽性尽物’乎？若由此而致其功，虽尽性尽物，可也；若以此为已到尽性尽物之地，则诚恐不可。其正心之说，则曰‘心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则皆不得其正’，又曰‘心不在焉，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其味’，此皆初学之所能识者，其非所以语夫能‘尽性尽物，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以上人者，亦已明矣。何独于格物，而曰‘物理极处必须无不尽也，不然则不足谓之格’，于知至，而曰‘吾心之所知必须无不尽也，不然则不足谓之至也’？”
  作者主张，在格物致知说方面，朴世堂对朱子的批判只是要补充或是指出“实有不能无疑于一毫者”。因此，作者不同意一些韩国学者主张朴世堂全面批判以“理”为主的朱熹性理学的见解。
  我认为韩教授的论文，一方面让我们反思当时朝鲜社会的意识形态太强，可能无法接受朱子学的正统思想以外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可假设在韩儒的文章中，可能有许多理学与心学之折中，或是无法命名为反朱子学或是朱子学派的独立的思想领域。朴世堂的思想可能存有整体与部分的异质性，同时也存有思考的实验性。我认为异质和实验等思考也需要挖掘及保存。
  第二，韩国学者对朱子学的“概念范畴研究”的论文大概有《在＜太极图说＞的解释中突显的朱子与张南轩的工夫论》（田炳郁，《儒学研究》Vol.44,2018）；《朱子哲学的“义”概念具有的多层含义——以“处物为义”的解释为主》（洪性敏，《儒学研究》Vol.45,2018）；《朱子虚心读书的“明”的认识论》(Kim Ki-ho，《国学研究论丛》Vol.22,2018）；《朱子君权牵制的思想》（ParkSung-kyu，《东洋学》Vo1.73,2018）；《以居敬与审美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朱子大全＞的人性涵养论》（Kim Beom-soo，《儒学研究》Vo1.45,2018）；《朱子圣学的实现工夫研究》（Go,Jae-Suk，《东洋哲学》Vo1.49,2018）；《朱熹的气论和气象的美学——以＜朱子语类＞为主》（Jeong Suk-do，《东方研究》Vol.42,2018）；《朱子易学的“理一分殊”研究》（Kim Jung-kak，《哲学》Vol.134,2018）；《朱熹的理是本体吗？》（安载晧，《儒教思想文化研究》，Vol.71,2018）；《体用论及朱熹哲学的太极概念的考察》（Kim Han-sang，《儒教思想文化研究》Vol.74,2018）；《折中陆九渊与朱熹、吕祖谦的修养工夫论》（LeeYeon-jung，《中国学论丛》Vol.0 No.57,2018）等。
  其中，我注意到洪性敏教授的《朱子哲学的“义”概念具有的多层含义——以“处物为义”的解释为主》论文。为了考察朱子说的“义”，洪教授先探讨原始儒家多层意义的“义”以及北宋程伊川“处物为义”等思想。作者介绍，孔子说的“义”是指人要坚持的生活准则，也是指政治行为的第一原则。孟子和荀子则把孔子的“义”范畴更加深化并扩大了。孟子认为“义”是个体都具有的先天的自律道德，荀子认为“义”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及其理想的状态。换言之，孟子把“义”当作一种道德判断和道德意志；荀子则把“义”当作群体生活的秩序及提高社会群体力量的社会规范。作者特别指出，荀子的“义”是社会性的外在的规范。个体把它作为准则，遵行社会上的名分。这里说的“义”可说是他律规范。孟子的“义”主要是个体的彻底的道德意志和纯粹的道德本心；荀子的“义”是要走向客观的普遍的道德价值的实现。因此荀子的“义”不仅仅是士大夫的道德准则，而且是君主的道德政治的要目。
  洪教授认为，朱子的义概念具有孟子和荀子的两种义概念的特色。因为朱子一方面强调主体的道德本性和个体的道德意志，另一方面主张义是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的社会政治上的价值根源。在孟子的义方面，朱子接受孟子“义内”的说法。但是在朱子思想中，“义内”似乎处于十分复杂的定位。因为陆象山的心即理说较容易说明所谓义内说，相对的，朱子既然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性，因此他得提出与象山不同的义内说。作者特别注意了象山和朱子对告子的看法。在象山看来，孟子属于道德内在主义，告子则属于道德外在主义。因此象山主张本心之发现，而批判讲学。“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流浪展转，戕贼陷溺之端不可胜穷。最大害事，名为讲学，其实乃物欲之大者，所谓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作者认为朱子的解释与象山恰好相反，告子的不动心拒绝针对外在世界的探求，只追求内面的世界，即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只固守自我心里的安定。按朱熹的理解，孟子批判告子的原因不是告子否认主体的真理性，而是因他困在自我的内面，断绝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之故。
  作者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朱子的义概念，继续探讨程伊川“在物为理，处物为义”的思想。朱子根据程伊川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义概念。朱子根据“在物为理”的思想，不让义的实践陷入主观化的陷阱，而是让它成为普遍妥当的道德实践。而且朱子认为事之宜并不是根据主体之主观性，而是根据事物固有之理，因而主张人们在实践义的过程中应当探索理，即要格物。由此可说，朱子的义内说不仅包括克服道德主观化的意义，也包括探索外部世界的理，随着被理解之理，成就外部的事之宜的意思。
  我认为，以往韩国学者不太会主张朱子的义概念具有孟子和荀子的两种义概念的特色。但是洪教授为了说明朱熹与象山的思想根源，引进程伊川“在物为理，处物为义”的思想，突显了其中的区别。我尚未完全明白此论文的前后脉络，但是作者介绍孟子和荀子的义概念，又把朱熹与象山的思想做比较，同时以程伊川的思想作为一个媒介等论述方式，是值得参考及考虑的一种格式。
  第三，在“朱子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姜卿显教授的《韩国朱子学研究的两种视角》论文比较突出。作者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了从1979年到2018年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状况及其论点等。作者不仅分析了在韩国提交的朱子学博士论文的内容，而且还找出在海外以朱子学获得博士学位者的论点，同时分析了韩国学者对当今韩国朱子学研究状况的论点。姜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近代”的意义，一是“传统与现代的持续性”的问题。“近代”表示以制度化的分科学问解释朱子学的研究倾向，由此产生旧学与新学或是经学、文史哲等的区分。“传统与现代的持续性”的问题就涉及一直以来“朝鲜”（朝鲜时代的国名）成为韩国传统文化的骨干的历史背景。就韩国而言，朝鲜（朝鲜时代的国名）既是历史上的对象，又是过去的自我，也是现在的一部分。因此，自近代以来，韩国的朱子学研究很难超越这些错综复杂的范畴。这种困境显示朱子学既可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但又不可能把它作为完整的他者。基于此，作者重新探索当今韩国学者要走的朱子学研究的方向。
  姜教授在第二章“近代与传统的错综”中，提出研究方法的另一种类型。第一是以“近代—哲学”为基础的朱子学研究；第二是在“传统—儒学”层面上进行的朱子学研究。前者具有朱子学是否含有“近代—哲学”成分的问题；后者是注重探讨在“传统—儒学”的脉络上能否寻找新的意义的问题。作者发现，大部分的博士论文都兼用“近代—哲学”和“传统—儒学”来探讨朱子学。但这两种方法若是各自代表西方知识传统的“哲学”和东亚知识传统的“经学”的话，作者认为还需要弄清这两种区分具有的丰富含义。
  在作者看来，以“近代—哲学”为主的最典型的分类法是“理气”论、“心性”论、“修养”论。另一种分类法是“存在”论、“价值”论等。这些分类法大部分都难以解明朱子学本身具有的多层次又互相交融的范畴特色，也会忽略鬼神、祭祀、礼制、道统等重要内容。“近代—哲学”的传统随着西方哲学的人道主义、合理性、主体性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等两大信仰，寻找朱子哲学的意义，正面突显“人的主体”“道德的自律性”“道德形上学”“形上学”“道德哲学”等概念。这些研究倾向，一部分是针对牟宗三的朱子学解释的一种回应。博士论文就此产生赞成与反对此研究法的两种倾向。作者认为，这些“近代—哲学”的分析法会导致把朱子学的一部分当作朱子学全体的倾向。换言之，这是“哲学家的朱熹”与“儒学家的朱熹”或是“新儒家的朱熹”与“儒学家的朱熹”之间的问题。这不是意味着我们应当把朱熹当作儒学家，而是说我们至少要读解朱子学真正具有的儒学理想，深入探讨其意义和局限。
  照作者的统计看，在韩国学者的博士论文中，采用“传统—儒学”的研究方法占三分之二。这统计反映朱子学虽然具有近代性（现代性）的面貌，但也反映出它本身涵盖超越近代性格式的一种思维。“传统—儒学”的第一种类型是从“和谐性、和谐理念”探讨朱子学研究。他们以朱熹修己治人和经世论的指向为主，探讨理气论、心性论等思想。第二种类型是在剖析朱子学诞生的脉络中，注重探讨朱熹批判佛教的思想内容。这些研究涉及朱子学与佛教工夫论的差异、体用论的差异等内容。第三种类型是就朱熹终生所要守护的价值方面的研究，如“道统”“礼”“人伦”等思想。作者认为，当时朱子最关心的问题是儒教之道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实现。在此前提下，朱熹展开了批判异端、经学的转化、修养论以及树立礼秩序等思想。另一种类型是从朱子“小学论”看东亚社会的论文。
  总之，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在东亚知识的传统或是儒学原本的问题意识的前提上去理解朱子学的特色。同时注意儒学本身的价值、其核心价值即经典及儒家文化。
  我认为姜教授的论文，一方面检阅了分量庞大的资料，借以梳理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的趋向和内容，另一方面提出“近代—哲学”与“传统—儒学”的格式来说明朱子学研究论文的内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他得出的结论是朱子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传统—儒学”领域的儒家经典及儒家文化。我们很乐意赞同姜教授的说法，但是我想所谓“传统一儒学”的领域也需要一种现代性的思考，这样才是温故而知新。
  第四，在“比较哲学”方面的论文有《山鹿素行的＜孟子＞解释（一）——以与朱子的解释比较为主》（Lim Ok-Kyun，《东洋哲学研究》Vol.96,2018），《在朱子心性论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跨学科的嫁接中探索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的关系》（Ko Hee-sun，《东西哲学研究》Vol.88,2018）；《从朱子学的读法看崔汉奇哲学的特色》（Baek Min-jeong，《大同文化研究》Vol.102,2018）；《茶山对＜论语＞的仁的定义及解释——与朱子学比较》（Lim Heon-gyu，《东方学》Vo1.38,2018）；《在朱子与阳明哲学上的心与其认识的差异》（Hwang Kap-Youn，《GunJi人文学》Vol.23,2018）
  除了朱子学的研究以外，2018年韩国学者对退溪学的研究论文有《退溪性理学中的敬的含义及其实践法——以敬的四条说的认识为主》（Hwang Gum-chung，《退溪学报》Vol.0 No.144,2018）；《退溪李滉与栗谷李珥的两次相逢》（崔英成，《退溪学论集》Vo1.23,2018）；《退溪如何解读“理到”？——从“理到”看“活物之理”》（Lee Won-Jun，《退溪学论集》Vo1.23,2018）；《退溪的虚心逊志》（姜保承，《儒教思想文化研究》Vo1.74,2018）；《退溪李滉的＜活人心方＞说的心身修养论》（Kim Boo-chan，《儒学研究》Vol.45,2018）；《从主理解释四端——以退溪与农岩为主》（Kim Jieun，《栗谷学研究》Vol.37,2018）；《退溪李滉与高峰奇大升的礼学讨论》（韩在壎，《韩国东洋政治思想史研究》Vol.17No.2,2018）；《在四端七情论争中退溪学派初期弟子们的四端七情的理解》（LeeSang-ho，《宗教文化研究》Vol.0 No.31,2018）；《稣斋卢守慎的人心道心思想》（田炳郁，《退溪学论丛》Vol.0 No.32,2018）；《退溪李滉的道德教育论——以＜圣学十图＞的体系和内容为主》（池俊镐，《韩国哲学论集》Vo1.59,20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