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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
  杨得煜
  2018年中国台湾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综述。第一部分，期刊论文。第二部分，硕博士论文。在期刊论文方面，笔者从中国台湾2018年的期刊论文当中，分别摘录数篇来进行详细说明［1］，所摘录论文以中国台湾重要期刊、重要学者或对朱子义理有新意的学者为主要依据。所选择的论文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宋明理学当代诠释（心性论与工夫论）。第二，韩国朱子学。第三，经学。为了让读者快速掌握到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以论文问题意识、论文架构、论文摘要等三大项作为架构。这样的架构分类可以帮助读者清楚掌握到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证成的程序与结论。另在硕博士论文方面，相关论文笔者则以摘要的方式呈现，让读者可以快速地掌握作者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研究方向。
  一、期刊论文
  （一）宋明理学当代诠释（心性论与工夫论）
  杨祖汉，《程朱、陆王二系的会通》，《当代儒学研究》，2018年第24期。
  （1）问题意识
  作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关注朱陆异同。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章学诚认为程朱陆王是千古不能没有的争论。作者认为章学诚虽然似乎同时承认两者的说法，但是让人有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感觉，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余英时提出一种“内在理路”的说法，认为宋明理学到清代考证学的学术转向是由于朱陆异同的争辩。唐君毅认为朱陆异同不能从“尊德行”与“道问学”的不同来理解。牟宗三认为朱子是“继别为宗”。基于上述，作者欲透过引入康德自由意志与无条件的实践法则为互相涵蕴，说明程朱、陆王其实可以会通。
  （2）论文架构
  第一节，朱陆异同与学风转向。第二节，朱陆之异是儒学第一义抑或第二义的不同。第三节，儒学的第一义应如何规定。第四节，从常知到真知。第五节，伊川朱子致知穷理之说的合理性及二系之会通。
  （3）论文摘要
  在第一节中，作者指出朱陆异同问题如何解决，是不可回避的。余英时提出了“内在理路”的说法，认为宋明到明清学术的转向在于：朱陆异同的争辩。在形上学层面，到了明代中叶，已经是山穷水尽，即是再也无法对二系的是非对错给出新的合理的答案，于是想要将原始典籍的考订，作为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作者认为余英时的说法很有参考价值。在第二节中，作者指出，牟宗三以是否“符合道德之本性而做实践”作为儒学的正宗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象山言心即理完全合乎这样的标准，也就是行动所依之法则即为本心良知自己提供。这是所谓的直贯创生系统。牟宗三对于此二系之不同给出直贯与横列的差异，不是同一层次上的对立，实属于一系统的两层，并非两系统的对立。依照唐君毅之意，对于儒学所言之“本体”，朱陆并无差异；两者的不同处来自于“工夫”论上的差异。对于唐君毅的说法，作者的质疑在于工夫论上的差异，应也是朱陆两人对于“本体”的理解的不同所造成，并认为唐君毅主张朱子言“心”也有心体义，心与理为一，此一说法应该不合朱子的原义。在第三节中，作者指出儒学第一义应规定为：所为成德，是人能依义利之辨而生出的，为义而行义的想法来自我要求。此即是康德所谓的道德行动是无条件的实践，或是由法则直接决定意志之行动。依照康德的分析，自由与无条件的实践法则是互相涵蕴的。作者欲透过此一进路，来证明程朱、陆王二系是可以相涵的，两者分别由法则始或由自由始以了解无条件之形态。第四节中，作者证明朱子肯定人对理本有所知，要将此本知之理抽出来做进一步了解，而且在穷理的过程中，逐步肯定此理是人本有之理，然后要求自己必须按理而行。格物穷理的目的在于，对理做真切的了解，使人依理而行，并非是要人了解事物的形构之理或经验之理。
  （二）韩国朱子学
  陈绘宇，《从牟宗三与李华西对朱子“明德注”的诠释见“心说论争”的意义》，《鹅湖学志》，2018年第61期。
  （1）问题意识
  作者的问题意识在于，中国台湾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与韩儒李华西二者对明德的诠释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两人不约而同地主张“明德”是性理，也同样地指出“明德”必须关联着心而言，但却对朱子有正反两极的评价。作者指出依照牟宗三的看法，朱子始终凑泊不上正统儒学；而李华西认为朱子的学问是真正地继承了孔孟的道统。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结论，追根究底是因为两者对于朱子言“心”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如何关连着心”以言明德，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此篇论文分述牟宗三与李华西对朱子“明德注”诠释上的差异，透过此一比较，提供一条当代朱子学研究中新的视角。
  （2）论文架构
  第一节，牟宗三对朱子“明德注”的诠释。第二节，李华西对朱子“明德注”的诠释。第三节，“明德主理”在牟宗三及李华西之间的异同。
  （3）论文摘要
  在第一节中，作者首先分析了牟宗三如何理解朱子言明德。牟宗三认为明德是偏重性而说，但是必须是关联着心来说，否则很难说清楚明德之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明德便存在性与心两者面向。再者，明德之明如何安顿？依牟宗三的看法，“明”义可以就“客观之性”与“主观之心”来说。就前者而言，指的是“性”的“光明正大”义。就后者而言，则指的是“心”的“虚灵不昧”义。最后，牟宗三对于“明明德”的理解是：心之虚灵不昧而发挥认识作用，故能令光明正大的性理彰显而出。在第二节中，作者首先指出出李华西主张明德是“心性情之合”，即，明德是心中之理。再者，分析李华西言“明德主理”的意涵。虽然李华西认为明德是心，但是明德主理所要强调的是性理之明是我所固有的，表达出朱子对于治私欲工夫上的重视。在第三节中，作者指出，在“明德”意义上，牟宗三与李华西在诠释上的差异。此一差异将导致二人对于朱子的工夫论有不同的说法，进而对朱子产生不同的评价。除此之外，“明明德”之“明”，两人也有不同的理解。牟宗三与李华西虽然以“明德主理”作为朱子“明德注”的结论，但是两人在哲学诠释上是有差异的，牟宗三将“明德主理”诠释为“明德即是性理”；李华西认为“明德主理”是指“心中之理本是明朗而为我所知”。牟宗三认为朱子学属他律伦理学，而就李华西来言，朱子固然不属陆王一系，但仍属于另一形态之正宗儒学。
  （三）经学方面
  杨治平，《由＜仪礼经传通解＞学礼编探讨朱子格物工夫的理论与实践》，《台大中文学报》，2018年第61期。
  （1）问题意识
  作者以朱子所编著的《仪礼经传通解》为依据，指出《仪礼经传通解》与《大学章句》教学目的有所不同。前者是汇编古礼以待后世制作参考之用；后者是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为目的。此篇论文目的就在于通过考察作为礼乐制度的“大学之道”与明德新民的“大学之道”，来掌握“五经”之学在格物工夫中的目的。
  （2）论文架构
  第一节，《仪礼经传通解》之性质及编辑原则；第二节，《仪礼经传通解》学礼编中的古代学制；第三节，学文以明伦立教；第四节，经学在格物之教中的意涵；第五节，明体达用的文统。
  （3）论文摘要
  在第一节中，作者认为《仪礼经传通解》的目的在于呈现古礼，并且对于礼学上诸多难题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不加以论断、并列诸说的方式。在第二节中，作者指出，朱子认为大学对于“道”的学习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延续小学阶段对“事之当然”即六艺之学的习行，一是事物所以当然之理，乃是通过诗、书、礼、乐的“时教”来传授。以“德、行、道、艺”的为学进程论之，六艺与诗、书、礼、乐是学校中的具体教育，习熟其事则为“艺”，讲明其事之理则为“道”，在学习的过程中“德”与“行”也随之精熟。在第三节中，作者指出由幼仪到居学、时教的学习进程，是以孝悌忠信的培养为本，一步步展开“事”的习行与“道”的启发，由“所当然”到“所以当然之故”，最后达到明伦立教之大成。第四节，作者说明格物说的内涵，认为格物理论成立的基础在于“心本具理”，也就是“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万物莫不有理”。因此在工夫论上的入手处可以是人伦日用、念虑性情、文字讲论。由“所当然”而“所以然”循循累进，进而豁然贯通。第五节，作者指出在厘清《仪礼经传通解》学礼编与格物工夫的关系后，可进一步探问的是朱子如何继承“五经”传统？“五经”和“四书”的差异在于：“五经”中的名物度数探询“所以然之理”是古今不变的；而“四书”主要以道德主张为主。“五经”是圣人立教的凭借，研读经书以明体达用，是格物工夫的终点，因此无法被以道德主张为主的“四书”所取代，也就是说“五经”中的“体”与“文”是“四书”所无法取代的部分。
  二、硕博士论文［2］
  （一）硕士论文
  1．叶若洁，《论朱熹为学之道》，台北市立大学，教育学系。
  作者以《近思录》卷二中“为学大要”作为文献依据，指出，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1）了解朱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思想观点的可能影响；（2）立起朱子为学之道的架构；（3）分析朱子为学之道的精神与内涵，并探讨朱子为学之道对教育的启示。此篇论文的研究成果为，第一，朱子思想受到国家政策与社会背景的影响，为了匡扶社会风气而积极著书立说、劝世化民；第二，朱子为学之道的形上思想与《中庸》相契合，而为学之道的架构符合《大学》三纲领、八德目的次第；第三，为学之道是知识与德性的结合与提升。主要内容有：由“性气无二”说明人人皆当为学、以修德来转化气质之性、内圣之德是把握根本持续的修持、外王之功是由个人推向全体的自主行为、止于至善就是做到“存天理、去人欲”等。
  2．何盈莹，《试论朱熹的读书方法》，成功大学，历史学系。
  作者的研究动机在于，朱熹对于《精骑》一书的不满。作者为了了解朱熹批评此书的理由，进而将朱熹的读书方法作为研究进路，讨论朱熹如何将阅读视为一种手段，在书籍中追求圣人之道。论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阅读作为一种行动，是如何产生与被朱熹所实践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朱熹进行阅读后，对阅读的见解。特别是对朱熹读书方法的讨论。
  3．孙悦，《关于朱熹和盛世佐对＜仪礼＞“经、记”文处理的探讨——以＜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为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作者研究动机在于《仪礼》的原经文、记文内容，在宋代与清代分别被朱熹与盛世佐两人更改与复位。作者想要讨论的是：第一，两人所做的更改与复位是否合理？具体的原因为何？第二，盛世佐是否有受到朱熹的影响？第三，比较两者更改与复位的异同。论文采用《礼记》十七篇中的《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作为文献依据。
  （二）博士论文
  张莞苓，《内圣外王的重整与贯彻——论朱熹哲学思想与道德事功之学的联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作者的研究动机有三：第一，建立动态的“内圣外王”概念与思维；第二，进行历史环境与哲学思想兼具的研究；第三，刻画朱熹“内圣外王”的新形态。论文主要有五个章节，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章节分别讨论：第一，确立此论文“内圣外王”概念的使用方式，建立朱熹之前的儒家“内圣外王”模式，探寻宋代历史环境对朱熹的影响。第二，讨论朱熹个人的思想内涵，发现其对内外关系的界定，建立其崭新的“内圣外王”形态。第三，透过观察朱熹实际的文教作为，凸显其以思想为基础而具体落实的文教事业，并进一步刻画其“内圣外王”形态与政治互动平衡的关系。
  2018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及韩国儒学的研究综述
  〔韩〕姜真硕
  2018年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大概可分为“经学研究”“概念范畴研究”“研究方法”“比较哲学”等领域。其中，探讨原始儒家思想与朱子哲学关系的“经学研究”的论文比较突出。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关于＜论语＞：“吾与回言”章的朝鲜朱子学的接近》（姜卿显，《泰东古典研究》Vol.40,2018）；《儒家之乐的含义（一）》（林明熙，《孔子学》Vol.0 No.34,2018）；《＜中庸＞篇与＜孟子＞篇的次序所构成的＜朱子言论同异考＞的体系》（Jung Yeon-soo，《儒学研究》Vol.43,2018）；《朴世堂在＜大学思辨录＞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解释及其批判朱熹的特色》（韩在壎，《哲学探求》Vol.51,2018）；《对仁义礼智的认识的比较研究——以朱子、茶山、戴震为主》（Kim Jo-young，《汉文古典研究》Vo1.37,2018）；《在朱子＜论语集注＞中的仁概念的解释》（Lim Heong-yu，《温知论丛》Vol.54,2018）；《孟子思想中的道德内在的问题——以朱子对孟子义内说的解释为主》（洪性敏，《东洋哲学研究》Vol.0 No.94,2018）；《从16世纪到17世纪朝鲜经学对朱子中和说的继承与批判——以赵翼与朴世堂的中和说为主》（Lim Jae-kyu，《大同哲学》Vo1.83,2018）；《＜朱子读书法＞的编纂体例及其限制》（Kim Dong-hyun，《中国语文学》Vol.79,2018）等。
  在经学研究的论文中，我注意到林明熙教授的《儒家之乐的含义（一）》和韩在壎教授的《朴世堂在＜大学思辨录＞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解释及其批判朱熹的特色》论文。
  首先，林明熙教授的《儒家之乐的含义（一）》是关于孔子说的“吾与点也”的论述。作者在第一章中介绍古代中国思想家对“吾与点也”的解释。王充、何晏、邢昺、朱熹的解释各有不同，其中朱熹把“吾与点也”看作尧舜气象。作者认为还需要探讨曾点气象与尧舜气象是否一脉相承的关系。
  作者在第三章中专门介绍北宋儒家的看法。正如陈来先生所讲，在宋明理学史上，周敦颐鼓励程颢寻找孔颜乐处的故事给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某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以及“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行状）等都显示程明道受周濂溪的影响。程明道认为曾点气象与圣人之志同，正是尧舜气象。作者在这里特别指出，尧舜是圣王，他们兼备圣人之学与政治之王，也成就了明道与行道的两面。程明道所理解的曾点气象，其重点不是在于外王，而是在于内圣方面。这可说是为己之学。在程明道门人中，谢良佐继承了明道所强调的自由自在的和乐气象，所以说：“季路、冉求之言，不得人才做不得，然常怀此意在胸中，在曾点看著正可笑耳，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皆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近于忘。”但是谢良佐的看法，过度强调坐忘等内容，后来受到朱熹等后学严厉的批评。不过谢良佐另一方面讲过：“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无皆私意，上下察，以明道体无不在，非指鸢鱼而言也。若指鸢鱼为言，则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曾点之意。”作者认为，大部分的南宋儒家基于程明道和谢良佐的解释理解了曾点和尧舜的气象。
  作者在第四章中介绍朱熹对曾点气象的解释。作者引用田智忠的看法说朱熹最晚48岁已经具有与程门弟子不同的道学观点。朱熹正面批判谢良佐倾向于老庄的思想特色。关于曾点气象的看法，朱熹逐渐脱离道南学派所强调的洒落及和乐的境界，转向认识天理、格物穷理及下学工夫的程伊川的思想。朱熹70岁之际完成的《论语集注》中言：“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在作者看来，《论语集注》的解释是朱子从天理流行的角度讲明曾点气象的。这些天理流行的说法是晚年的朱熹把二程的学问做了综合，而且在不超越其理论范畴的前提下，对曾点气象做出的最理想的解释。由此可说，就朱熹而言，曾点气象不仅仅是体认洒落境界，而且是通过认识及保存天理的工夫后才能达到的一种性理学的气象。
  我认为，林教授的论文不但是在韩国学术界梳理了关于曾点气象的思想史，也突显了曾点气象在道统论脉络中具有的意义。韩国儒家以往很重视自北宋南宋儒学传来的道学，然而却忽略了孔颜乐处及曾点气象等原始儒家所含有的骨干传统。孔子说的仁，实然很重视和乐、洒落、喜悦等思想境界。我想孔颜乐处和曾点气象是当代儒家应当重新思考及解释的最要紧的领域之一。
  另外，韩在壎教授写了《朴世堂在＜大学思辨录＞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解释及其批判朱熹的特色》。朴世堂（号西溪，1629～1703）是朝鲜时代的儒者。他晚年75岁因为写了《思辨录》之故，被弹劾为“斯文乱贼”，“朴世堂为先削夺官爵，门外黜送，仍令儒臣，逐段辨破后，碑文、册子一时投火”。以往韩国学者大部分视他为“反朱子学者”或是“脱朱子学者”。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局限于他的《思辨录》，对他的评价有可能会产生分歧。不少学者认为朴世堂明显是一位反朱子学者。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他的《大学思辨录》未足以显示反朱子学的思想特色，或是认为《大学思辨录》隐含着反朱子学与朱子学的双重视角。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朴世堂的思想，作者选择了《大学思辨录》中的“格物致知”概念进行研究。朴世堂在《大学思辨录序》中说：“六经之书，皆记尧舜以来群圣之言，其理精而其义备，其意深而其旨远。盖论其精也，毫忽之不可乱；语其备也，纤微之无或阙；欲测其深，莫得其所底；欲穷其远，不见其所极，固非世之曲士拘儒浅量陋识所可明也。是以上自秦汉下逮隋唐，分门割户，断肢裂幅，卒以破毁乎大体者，不可胜数。其陷溺异端者，多假借近似，以饰其邪遁之辞；其抱持前籍者，又胶滞迂僻，全昧夫坦夷之涂。呜呼此岂圣贤所以勤勤恳恳为此书记此言，以明乎此法，而庶几有望于天下后世之意哉？”又说“故及宋之时，程、朱两夫子兴，乃磨日月之镜，掉雷霆之鼓，声之所及者远，光之所被者普。六经之旨，于是而烂然复明于世”。此文表示朴世堂完全认同儒家的道统论及程朱学的正统性。那么，他为什么写了《思辨录》呢？他说：“然经之所言，其统虽一，而其绪千万，是所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故虽绝知独识、渊览玄造，犹有未能尽极其趣，而无失细微，必待乎博集众长，不废小善，然后粗略无所遗，浅迩无所漏，深远精备之体乃得以全。是以辄忘僭汰，概述其蠡测管窥之所得，裒以成编，名曰《思辨录》。”“倘于先儒牖世相民之意，不无有尘露之助，故非出于喜为异同，立此一说。”又说“然唯以识疑，兼自便诵习，不敢烦诸他人，以取狂妄悖谬之罪，然究其大本，终不失朱子之旨云”。此文表示朴世堂始终没有反对朱子之旨，只是考虑“诚见语意之有所不畅，脉络之有所不贯故耳”，要补充及修改之。
  韩教授认为，朴世堂的格物致知说有两种含义。一是“格物”和“致知”要考虑它们与“诚意”的关系，然后才能明白。二是我们应该把“事”与“物”分开来理解，故说：“且物之与事，固当有辨，不容混合。”其具体内容是说：“物者，如下文曰天下、曰国、曰家、曰身、曰心、曰意、曰知、曰物，是也；事者，如其曰平、曰治、曰齐、曰修、曰正、曰诚、曰致、曰格，是也。”“如天下、国、家，是为物，不得为事；平、治、齐，是为事，不得为物。”朴世堂这么区分事与物的两个范畴是他对《大学》原典的理解所产生的。在《大学》里要做“格物致知”工夫的重要理由，不是在于天下、国、家等的“物”本身，而是在于如何实践物的问题，即如何辨别平、治、齐等“事”的适当性来实践。在此意义上，朴世堂讲格物致知的定义。“求以至曰致。格，则也，正也。有物必有则，物之有格，所以求其则而期得乎正也，盖言欲使吾之知，能至乎是事之所当，而处之无不尽，则其要唯在乎寻索是物之则而得其正也。”
  另一方面，作者介绍朴世堂强调《大学》的教学对象是15岁左右的初学者，而不是成年人。因此他在《大学思辨录》中说：“《中庸》阐明蕴奥，其视《大学》，固有深浅之殊。然其示人，初未尝不亲近切当，使之易晓，故若‘行远自迩，升高自卑’及‘柯则不远’之喻，皆童孺之知所可及焉者。况此《大学》，乃为初学入德之门，则其所言当有以益加亲切。”在此意义上他批判朱熹的学说。他说：“注言：‘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若如此旨，其所谓诚者，乃尽性尽物，可以赞化育而与天地参矣。夫理无不到、知无不尽，而诚能尽性尽物赞化育参天地，则此圣人之极功，而学之能事毕矣，又何事乎正心、修身？又何论乎齐家、治国？”朴世堂认为朱熹格物致知说要求的是圣人最高的境界，也是“吾心之所知无不尽”的水平，结果似乎导致大学的条目都毫无意义。他继续说：“今传文缺落，其所以为格致之说者，固已无所可考矣。且据所发明诚、正之义以参之，则亦有审其不然者矣。诚意之说，曰‘欺’，‘慎其独”言‘毋欺’也，则以‘恶恶臭、好好色’为证；言‘慎独’也，则以‘小人闲居为不善，见君子而厌然掩之，则人如见其肺肝’为证，此之为义不已坦易切近乎？此又岂是指晓‘理无不到、知无不尽’以上人语耶？且只此便可谓之‘尽性尽物’乎？若由此而致其功，虽尽性尽物，可也；若以此为已到尽性尽物之地，则诚恐不可。其正心之说，则曰‘心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则皆不得其正’，又曰‘心不在焉，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其味’，此皆初学之所能识者，其非所以语夫能‘尽性尽物，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以上人者，亦已明矣。何独于格物，而曰‘物理极处必须无不尽也，不然则不足谓之格’，于知至，而曰‘吾心之所知必须无不尽也，不然则不足谓之至也’？”
  作者主张，在格物致知说方面，朴世堂对朱子的批判只是要补充或是指出“实有不能无疑于一毫者”。因此，作者不同意一些韩国学者主张朴世堂全面批判以“理”为主的朱熹性理学的见解。
  我认为韩教授的论文，一方面让我们反思当时朝鲜社会的意识形态太强，可能无法接受朱子学的正统思想以外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可假设在韩儒的文章中，可能有许多理学与心学之折中，或是无法命名为反朱子学或是朱子学派的独立的思想领域。朴世堂的思想可能存有整体与部分的异质性，同时也存有思考的实验性。我认为异质和实验等思考也需要挖掘及保存。
  第二，韩国学者对朱子学的“概念范畴研究”的论文大概有《在＜太极图说＞的解释中突显的朱子与张南轩的工夫论》（田炳郁，《儒学研究》Vol.44,2018）；《朱子哲学的“义”概念具有的多层含义——以“处物为义”的解释为主》（洪性敏，《儒学研究》Vol.45,2018）；《朱子虚心读书的“明”的认识论》(Kim Ki-ho，《国学研究论丛》Vol.22,2018）；《朱子君权牵制的思想》（ParkSung-kyu，《东洋学》Vo1.73,2018）；《以居敬与审美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朱子大全＞的人性涵养论》（Kim Beom-soo，《儒学研究》Vo1.45,2018）；《朱子圣学的实现工夫研究》（Go,Jae-Suk，《东洋哲学》Vo1.49,2018）；《朱熹的气论和气象的美学——以＜朱子语类＞为主》（Jeong Suk-do，《东方研究》Vol.42,2018）；《朱子易学的“理一分殊”研究》（Kim Jung-kak，《哲学》Vol.134,2018）；《朱熹的理是本体吗？》（安载晧，《儒教思想文化研究》，Vol.71,2018）；《体用论及朱熹哲学的太极概念的考察》（Kim Han-sang，《儒教思想文化研究》Vol.74,2018）；《折中陆九渊与朱熹、吕祖谦的修养工夫论》（LeeYeon-jung，《中国学论丛》Vol.0 No.57,2018）等。
  其中，我注意到洪性敏教授的《朱子哲学的“义”概念具有的多层含义——以“处物为义”的解释为主》论文。为了考察朱子说的“义”，洪教授先探讨原始儒家多层意义的“义”以及北宋程伊川“处物为义”等思想。作者介绍，孔子说的“义”是指人要坚持的生活准则，也是指政治行为的第一原则。孟子和荀子则把孔子的“义”范畴更加深化并扩大了。孟子认为“义”是个体都具有的先天的自律道德，荀子认为“义”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及其理想的状态。换言之，孟子把“义”当作一种道德判断和道德意志；荀子则把“义”当作群体生活的秩序及提高社会群体力量的社会规范。作者特别指出，荀子的“义”是社会性的外在的规范。个体把它作为准则，遵行社会上的名分。这里说的“义”可说是他律规范。孟子的“义”主要是个体的彻底的道德意志和纯粹的道德本心；荀子的“义”是要走向客观的普遍的道德价值的实现。因此荀子的“义”不仅仅是士大夫的道德准则，而且是君主的道德政治的要目。
  洪教授认为，朱子的义概念具有孟子和荀子的两种义概念的特色。因为朱子一方面强调主体的道德本性和个体的道德意志，另一方面主张义是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的社会政治上的价值根源。在孟子的义方面，朱子接受孟子“义内”的说法。但是在朱子思想中，“义内”似乎处于十分复杂的定位。因为陆象山的心即理说较容易说明所谓义内说，相对的，朱子既然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性，因此他得提出与象山不同的义内说。作者特别注意了象山和朱子对告子的看法。在象山看来，孟子属于道德内在主义，告子则属于道德外在主义。因此象山主张本心之发现，而批判讲学。“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流浪展转，戕贼陷溺之端不可胜穷。最大害事，名为讲学，其实乃物欲之大者，所谓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作者认为朱子的解释与象山恰好相反，告子的不动心拒绝针对外在世界的探求，只追求内面的世界，即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只固守自我心里的安定。按朱熹的理解，孟子批判告子的原因不是告子否认主体的真理性，而是因他困在自我的内面，断绝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之故。
  作者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朱子的义概念，继续探讨程伊川“在物为理，处物为义”的思想。朱子根据程伊川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义概念。朱子根据“在物为理”的思想，不让义的实践陷入主观化的陷阱，而是让它成为普遍妥当的道德实践。而且朱子认为事之宜并不是根据主体之主观性，而是根据事物固有之理，因而主张人们在实践义的过程中应当探索理，即要格物。由此可说，朱子的义内说不仅包括克服道德主观化的意义，也包括探索外部世界的理，随着被理解之理，成就外部的事之宜的意思。
  我认为，以往韩国学者不太会主张朱子的义概念具有孟子和荀子的两种义概念的特色。但是洪教授为了说明朱熹与象山的思想根源，引进程伊川“在物为理，处物为义”的思想，突显了其中的区别。我尚未完全明白此论文的前后脉络，但是作者介绍孟子和荀子的义概念，又把朱熹与象山的思想做比较，同时以程伊川的思想作为一个媒介等论述方式，是值得参考及考虑的一种格式。
  第三，在“朱子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姜卿显教授的《韩国朱子学研究的两种视角》论文比较突出。作者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了从1979年到2018年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状况及其论点等。作者不仅分析了在韩国提交的朱子学博士论文的内容，而且还找出在海外以朱子学获得博士学位者的论点，同时分析了韩国学者对当今韩国朱子学研究状况的论点。姜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近代”的意义，一是“传统与现代的持续性”的问题。“近代”表示以制度化的分科学问解释朱子学的研究倾向，由此产生旧学与新学或是经学、文史哲等的区分。“传统与现代的持续性”的问题就涉及一直以来“朝鲜”（朝鲜时代的国名）成为韩国传统文化的骨干的历史背景。就韩国而言，朝鲜（朝鲜时代的国名）既是历史上的对象，又是过去的自我，也是现在的一部分。因此，自近代以来，韩国的朱子学研究很难超越这些错综复杂的范畴。这种困境显示朱子学既可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但又不可能把它作为完整的他者。基于此，作者重新探索当今韩国学者要走的朱子学研究的方向。
  姜教授在第二章“近代与传统的错综”中，提出研究方法的另一种类型。第一是以“近代—哲学”为基础的朱子学研究；第二是在“传统—儒学”层面上进行的朱子学研究。前者具有朱子学是否含有“近代—哲学”成分的问题；后者是注重探讨在“传统—儒学”的脉络上能否寻找新的意义的问题。作者发现，大部分的博士论文都兼用“近代—哲学”和“传统—儒学”来探讨朱子学。但这两种方法若是各自代表西方知识传统的“哲学”和东亚知识传统的“经学”的话，作者认为还需要弄清这两种区分具有的丰富含义。
  在作者看来，以“近代—哲学”为主的最典型的分类法是“理气”论、“心性”论、“修养”论。另一种分类法是“存在”论、“价值”论等。这些分类法大部分都难以解明朱子学本身具有的多层次又互相交融的范畴特色，也会忽略鬼神、祭祀、礼制、道统等重要内容。“近代—哲学”的传统随着西方哲学的人道主义、合理性、主体性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等两大信仰，寻找朱子哲学的意义，正面突显“人的主体”“道德的自律性”“道德形上学”“形上学”“道德哲学”等概念。这些研究倾向，一部分是针对牟宗三的朱子学解释的一种回应。博士论文就此产生赞成与反对此研究法的两种倾向。作者认为，这些“近代—哲学”的分析法会导致把朱子学的一部分当作朱子学全体的倾向。换言之，这是“哲学家的朱熹”与“儒学家的朱熹”或是“新儒家的朱熹”与“儒学家的朱熹”之间的问题。这不是意味着我们应当把朱熹当作儒学家，而是说我们至少要读解朱子学真正具有的儒学理想，深入探讨其意义和局限。
  照作者的统计看，在韩国学者的博士论文中，采用“传统—儒学”的研究方法占三分之二。这统计反映朱子学虽然具有近代性（现代性）的面貌，但也反映出它本身涵盖超越近代性格式的一种思维。“传统—儒学”的第一种类型是从“和谐性、和谐理念”探讨朱子学研究。他们以朱熹修己治人和经世论的指向为主，探讨理气论、心性论等思想。第二种类型是在剖析朱子学诞生的脉络中，注重探讨朱熹批判佛教的思想内容。这些研究涉及朱子学与佛教工夫论的差异、体用论的差异等内容。第三种类型是就朱熹终生所要守护的价值方面的研究，如“道统”“礼”“人伦”等思想。作者认为，当时朱子最关心的问题是儒教之道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实现。在此前提下，朱熹展开了批判异端、经学的转化、修养论以及树立礼秩序等思想。另一种类型是从朱子“小学论”看东亚社会的论文。
  总之，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在东亚知识的传统或是儒学原本的问题意识的前提上去理解朱子学的特色。同时注意儒学本身的价值、其核心价值即经典及儒家文化。
  我认为姜教授的论文，一方面检阅了分量庞大的资料，借以梳理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的趋向和内容，另一方面提出“近代—哲学”与“传统—儒学”的格式来说明朱子学研究论文的内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他得出的结论是朱子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传统—儒学”领域的儒家经典及儒家文化。我们很乐意赞同姜教授的说法，但是我想所谓“传统一儒学”的领域也需要一种现代性的思考，这样才是温故而知新。
  第四，在“比较哲学”方面的论文有《山鹿素行的＜孟子＞解释（一）——以与朱子的解释比较为主》（Lim Ok-Kyun，《东洋哲学研究》Vol.96,2018），《在朱子心性论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跨学科的嫁接中探索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的关系》（Ko Hee-sun，《东西哲学研究》Vol.88,2018）；《从朱子学的读法看崔汉奇哲学的特色》（Baek Min-jeong，《大同文化研究》Vol.102,2018）；《茶山对＜论语＞的仁的定义及解释——与朱子学比较》（Lim Heon-gyu，《东方学》Vo1.38,2018）；《在朱子与阳明哲学上的心与其认识的差异》（Hwang Kap-Youn，《GunJi人文学》Vol.23,2018）
  除了朱子学的研究以外，2018年韩国学者对退溪学的研究论文有《退溪性理学中的敬的含义及其实践法——以敬的四条说的认识为主》（Hwang Gum-chung，《退溪学报》Vol.0 No.144,2018）；《退溪李滉与栗谷李珥的两次相逢》（崔英成，《退溪学论集》Vo1.23,2018）；《退溪如何解读“理到”？——从“理到”看“活物之理”》（Lee Won-Jun，《退溪学论集》Vo1.23,2018）；《退溪的虚心逊志》（姜保承，《儒教思想文化研究》Vo1.74,2018）；《退溪李滉的＜活人心方＞说的心身修养论》（Kim Boo-chan，《儒学研究》Vol.45,2018）；《从主理解释四端——以退溪与农岩为主》（Kim Jieun，《栗谷学研究》Vol.37,2018）；《退溪李滉与高峰奇大升的礼学讨论》（韩在壎，《韩国东洋政治思想史研究》Vol.17No.2,2018）；《在四端七情论争中退溪学派初期弟子们的四端七情的理解》（LeeSang-ho，《宗教文化研究》Vol.0 No.31,2018）；《稣斋卢守慎的人心道心思想》（田炳郁，《退溪学论丛》Vol.0 No.32,2018）；《退溪李滉的道德教育论——以＜圣学十图＞的体系和内容为主》（池俊镐，《韩国哲学论集》Vo1.59,2018）等。
  2018年度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
  戚轩铭
  这篇简短的报告介绍2018年美国有关朱熹的研究。相对亚洲地区来说，美国对于朱熹或道学的研究数量较少，但也值得我们留意。
  现任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田浩（HoytTillman）是美国朱子学研究中一位最重要的学者。2018年，田浩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美国的《中西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刊登了两篇论文。第一篇为《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1］，由任仁仁译、殷慧与刘倩校释。这篇论文延续田浩过去的研究，不再只将焦点放在朱熹身上，而是观察他与同时代人的交流互动。［2］这篇论文所聚焦者为张栻与吕祖谦。它首先讨论了张栻有关“心”与“性”的论述，有关思想与孟子、程颢等的关系。随后，它分析了吕祖谦的“实学”思想和其与朱熹对于经史方面的看法。在回顾了马恺之（Kai Marchal）、包弼德（Peter K.Bol）等西方汉学家的相关研究后，田浩指出这种学术转向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宋代思想史，尤其是朱熹的思想。
  第二篇论文为《中国独特的价值观与普世意义的议题：普世价值政治之中的当代儒家》（China's Particular Values and the Issue of Universal Signifificance:Contemporary Confucians Amidst the Politics of Universal Values）。［3］此文以世界朱氏联合会自从20世纪90年代对《朱子家训》的推广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为出发点，讨论前者如何影响到中国，分析了近年中国学界和政府对于普世价值的批判。田浩接着详细评述了陈来的《仁学本体论》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并指出了陈来对于中国价值差异的看法。例如，陈来认为中国的价值观可弥补西方价值观的缺陷。［4］
  值得一提的是，田浩在2012年与苏费翔（Christian Robert）合撰的《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CulturalAuthorityandPoliticalCulture inChina:Exploring ISsues withthe Zhongyongand the Daotongduring the Song,Jinand Yuan Dynasties）已由肖永明翻译成中文出版。中译本除了该书的内容外，亦收录了两位学者在过去所撰写的单篇论文的中译本。［5］
  除了田浩以外，丹尼森大学（Denison University）荣休教授秦博理（BarryKeenan)2018年也在《道：比较哲学丛刊》（Dao:A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中刊登了一篇题为《敬与程朱生态学》（Reverence and Cheng-ZhuEcology）的论文。［6］它从人体生物学的角度，指出个人道德修养对于联结人性与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人性与自然这种共性是程朱学说的前设。通过考察朱熹和二程所撰之著作，秦博理强调“一”和“仁”在其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性，而作为主宰所有德性的“仁”则是使人从私欲中回归到与自然合一的关键。
  在同一份期刊之上，我们也可看到由安靖如（Stephen C.Angle）所撰的《朱熹新儒家中作为宇宙的天》（Tian as Cosmos in ZHU Xi's Neo-Confucianism）。［7］安靖如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天”在朱熹哲学中的八种不同含义：sky,master,source of life,religious object,Patternen,natural world,objectively given,all-inclusive，并将“天”翻译成“Cosmos”（即宇宙）。他认为将“天”译成“Heaven”的问题在于它假设“天”是在人类之上，与神性的法律和“神”（God）有关，这表明了“天”所反映者有可能是死后之世界，故无法掌握他所罗列的八种特点。在说明了安乐哲（Roger Ames）和郝大为（David Hall）认为古代中国人并没有从宇宙创世（cosmogenesis）来理解这个世界后，安靖如认为“Cosmos”可恰到好处地包括上述所有有关“天”的特点，尤其突出“理”的重要，故他建议在研究新儒家时应以“Cosmos”来翻译“天”。
  2018年度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
  〔日〕殷晓星
  继2017年日本学界就朱子学与明治维新、权利思想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1］之后，2018年，日本学界针对朱子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朱子学相关经典注释与研究；2．礼学研究；3．朱子学教育论研究；4．近世日本朱子学及朱子学者研究。本文择取部分代表作品对相关成果做简要介绍。［2］
  一、朱子学相关经典注释与研究
  2018年对《朱子语类》等朱子学经典进行日文训读、翻译、注解的工作仍在继续。同时，对朱子学经典的诠释与研究论文亦有佳作。其中不仅可以看到对朱熹著作所做的新诠释，也有不少研究探讨了其他学者对朱熹经典的继承或批判。
  市来津由言通过对朱熹“四书”注释的“‘解说’性言辞特质”进行分析，指出朱熹的“四书”注释，从其所具备的注释性表达来看，应该理解为是一种学术性的“说明”。而其与此前注释相区别的最大特色则在于，朱熹的注释具备迫切地在“现场”（文中使用了“生的现场”［生の現場］这一说法）进行“实践”的志向，同时，这也使得朱熹的学术体系即使是在“实践”的层面上也难以与“说明”进行剥离。在此基础上，市来津由言将朱子学注释与王学及近代学术的“说明”进行对比，提出三者在“解释”“说明”上所表现出的异同，即：朱子学与王学都注重“生的现场”，与“生”的课题直接相关；与此相对，近代学术并不以更好的“生”为目的进行说明，而以精确的描写为自我目的。［3］有关其他学者对朱熹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廖明飞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例，就《仪礼集说》中对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疏文的引用，记文的处理以及受朱熹影响、启发的敖注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分析。［4］日本学界对元代朱子学的研究素来较为薄弱，廖的研究可谓对此一环的补足。［5］同时，张卉、董涛的研究以“四书”尤其是《中庸》一书为文献基础，以“心”与“中”的系统为主要内容，呈现了朱熹对“道统”的建构，并指出“朱熹之后的学者，继续发展‘道统’思想，但都鲜能超越朱熹，或者说依旧在朱熹‘道统’体系的框架之内”［61］。而同样探讨“道统”问题的新田元规，则就费的“道统”“道脉”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与以士大夫为主体，试图通过修己实现平天下的宋学框架相对立。［7］此外，松野敏之分别介绍了赵岐、朱熹和张九成对《孟子》中舜的评价，探讨了各时期学者们对舜的解读。［8］松野敏之的另一论考《朱熹＜小学＞与朱寿昌谭》则细致讨论了作为“孝”的表现，朱寿昌谭的佳话在《小学》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并通过对《小学》各篇中对朱寿昌谭的收录，探讨了朱熹在编写《小学》时所表现出的特征。［9］
  二、礼学研究
  作为关西地区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以吾妻重二的《朱子家礼》及其在日本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为代表的关西大学，以及以怀德堂朱子学研究为代表的大阪大学，近年来可谓硕果累累。2018年，作为重建怀德堂竣工100周年纪念事业的一环，吾妻重二于1月份以《儒教的葬祭仪礼与日本》为题做了演讲，列举林罗山、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德川光国等的儒式葬祭仪礼实践，在强调儒教在思想和仪礼上对日本的影响的同时，也指出江户时期日本儒学家在实践过程中根据日本国情所做的折中、改造。［10］而在其另一论著《荻生徂徕、伊藤东涯、东峰与儒教葬祭仪礼》中，吾妻重二则选取了古学派的荻生徂徕等人的丧葬仪礼论考为例，对相关文献的成立等问题做了考察。论文指出，伊藤东涯、东峰的丧葬仪礼论考基本忠于《家礼》，而原本与《家礼》多有共鸣的荻生徂徕则逐渐表现出与《家礼》相异的针对仪礼的独自构想，并在晚年主张是否采用儒教仪礼不应依据个人判断——这一主张在以“礼乐刑政”为儒教本质的荻生徂徕身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11］
  三、朱子学教育思想研究
  朱子学的教学思想一直是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又以宽政时期所谓“朱子学正学派”的思想及其政策、行动为研究重点。伊藤大辅针对广岛藩儒赖春水在天明、宽政时期的教学统一思想的研究便是一例。通过对赖春水《学统论》和《学统辩》等史料的解读，伊藤对赖春水之所以主张以朱子学统一藩内学术的原因做出了说明，指出赖春水等朱子学者的教学统一思想，是在近世后期藩校教育得到普及的情况之下，针对藩内教育的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法，并以这一时期之后不断增强的藩祖信仰、史书编纂事业等情况为背景，对我们思考近世后期的各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2］
  与朱子学化民成俗的功效讨论有关，针对学校论的研究，则有梅村尚树《宋代的学校——祭祀空间的变容与地域意识》问世。［13］但梅村尚树的论著超越了学校论、教育论的范畴，综合了文化史、社会史的考察，以宋代为中心，以至明初为止的学校为对象，剖析了学校作为宗教设施和公共空间的两个侧面。该书副标题“祭祀空间的变容与地域意识”，也提示了这部作品不同于以往思想、哲学或教育学框架内对学校的讨论，其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史料也为思想史、教育史、社会史等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宝贵材料。此外，安居总子连载于《新汉字汉文教育》上的《江户期的汉文教育》在第三回中探讨了佐藤一斋和昌平黉的教育体制，介绍了当时学生们所使用的书籍和学习方法。［14］
  四、近世日本朱子学及朱子学者研究
  2018年，针对近世日本朱子学的发展及日本朱子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武田祐树通过对藤原惺窝与林罗山交流的最早材料——书简进行分析，对两者师徒关系的基本性格重新进行了整理，对先行研究中认为藤原惺窝是包摄性的，而林罗山则是纯粹的（或者说是狭隘的）朱子学者的这一论调进行了批判。［15］同样对林罗山进行再评价的还有宇野茂彦。宇野茂彦对丸山真男及和辻哲郎所描绘的林罗山形象进行了批判，介绍罗山在读书、修史及学校创建等方面的功绩，对罗山的形象进行了还原，指出罗山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巨大功劳。［16］闵雅泉选择“诚意”和“致知”为关键词，对熊泽蕃山的《大学和解》《大学小解》等资料进行分析，并与中江藤树的学说做比较，指出前者在对朱熹与王阳明的学说进行折中的问题上对中江藤树的忠实继承。［17］高山大毅对江户后期的开明儒者古贺侗庵针对纣王、海陵王等暴君所下的独特评价进行了分析，结合他对丰臣秀吉的言行及对《叶隐》所持有的同样观点，对古贺侗庵的思想进行了评价，提示了这一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并结合其在明治时期的广泛存在，指出侗庵思想的先驱性。［18］韩淑婷对佐久间象山的思想形成中，朱子学“居敬”“穷理”的学问方法和对“居敬”的突出强调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对象山思想中的“居敬”的具体内容、性格，以及“居敬”对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所具备的意义进行了论证。［19］
  时值明治维新150周年，2018年日本学界对日本朱子学、朱子学者与明治维新、近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除上述列举的论文中可见的相关讨论之外，横山俊一郎有关泊园书院的研究，也对儒学与近代这一问题做出了深入探讨，提示了泊园出身的政治家、企业家们的“实践伦理”与徂徕学、后期水户学、朱子学的亲和性。［20］
  除上述研究之外，还有面向普通读者的入门书籍问世。［21］同时，日本学界也对朝鲜朱子学进行了整理。［22］同时应看到，从其他角度或学科对朱子学或者相关领域进行的研究也取得相当丰厚的成果。例如，高山大毅从文体论的角度出发，对林鹅峰的问答体作品进行分析，指出鹅峰作品多用问答体的这一特征，由近世前期特有的学问状况孕育而出，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23］从朱子学出发对日本思想史进行分析的作品可见岛田英明的大作《历史与永远——江户后期的思想水脉》。该著作虽不能完全归类为日本朱子学研究，但该书以徂徕学的高扬为起点，对徂徕以后至幕末的日本思想界做了全面立体的把握。书中对宽政正学派（柴野栗山等）、赖山阳等知识分子的行动，以及他们对所处时代的思考做了鲜明的刻画，并阐明了他们与明治时期内村鉴三等人在思想上的关联。［24］水户学、经济史学研究专家吉田俊纯关于经世思想的研究，也对朱王折中的熊泽蕃山的经世论等问题做了详细论述。［25］
  以上是笔者对2018年日本朱子学研究成果的概括。
  十年来宋明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中心
  刘昊 吴震
  2018年，对于近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门学科而言，有几件大事值得一提：如果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中国哲学”的诞生，那么，屈指而数，自该书于1918年出版至今，“中国哲学”恰好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进程；如果说1978年“三中全会”的召开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那么与此进程相伴而行的“中国哲学”的重建与发展正好经历了四十年的历程；如果说1518年，《传习录》上卷、《朱子晚年定论》以及《大学古本》的刊刻出版意味着阳明心学的问世，那么，今年正是“阳明学诞生五百年”这一值得纪念的一年。
  回顾历史，既有欢欣也伴着沉痛的记忆，这是为了激发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目的在于使人直面现实去迎接未来。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宋明理学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即便我们将审视的目光限定在朱子学和阳明学这两大领域，也可以如是说。本文的任务是对近十年来宋明理学研究特别是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研究成果做一历史的回顾，目的既在于回访这段研究史的“传统”，更在于展望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
  “朱子学”和“阳明学”各有广狭两义：从狭义上说，是指朱子和阳明本人所建构的一套思想学说；从广义上看，朱子和阳明门人以及后世学者对朱子和阳明思想的继承和拓展都可归属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研究对象。若从跨文化或跨地域的角度看，那么，朱子学和阳明学更是构成“东亚儒学文明”（余英时语）的核心内容，至少就1200年至1900年的东亚儒学发展历史来看，充分表明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既是东亚地域的地方性知识，同时又具有跨地域的普遍性价值，所以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议题深化与视野拓展：近十年来的朱子学研究回顾
  在宋明理学研究中，文献材料的新发现无疑具有基础性意义。近十年来的朱子学研究更注重朱子生平研究及其庞大的文献群的整理工作，自朱杰人主持的27册《朱子全书》（2002）出版以后，2010年又有修订版以及《朱子全书外编》4册的出版，为朱子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目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持的大型丛书《朱子学文献大系》正在不断出版，必将为学界提供更为全面和丰富的朱子学研究系列文献。这里仅以《朱子语类》以及朱子书信的研究为例，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朱子语类》的文献研究，已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三部重要成果：胡秀娟《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研究》（2013）、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汇校》（2014）以及“池录”《朱子语录》（2016）；其次在朱子书信研究方面，顾宏义主编的《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017）从现存宋人文集中汇集了大量朱子与师友往来的各种书信，对于全面了解朱子思想的形成及其在当时的动态活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在朱子生平方面，束景南相继推出了《朱子大传》增订本（2016）和《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2014），其学术重要性自毋庸赘言。高令印、高秀华《朱子事迹考》（2016）的研究则别具一格，他们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式，对朱子行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收集到不少朱子画像等珍贵资料，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当然，朱子哲学研究历来是朱子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十年来，在大陆学者如张立文、金春峰、陈来等，港台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刘述先等，海外学者如陈荣捷、余英时、田浩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更有新发展和新收获。值得一提的是，陈来自早年完成《朱熹哲学研究》（1988）后，近年又推出了《仁学本体论》（2014）这部“造论”之作，力图突破宇宙论、理气论、心性论等固定研究模式，重新挖掘仁体思想对于重建儒学义理系统的哲学意义，以哲学史为视野，运用以史带论的方法，通过对“仁体”的概念化论述和理论化重建，以回应“情本体”哲学的各种理论问题，深化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哲学性探讨，故而具有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特意义。
  高令印、高秀华《朱子学通论》（2007）侧重于探讨朱子学的渊源、传播及影响，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2010）对以往朱子学研究中未能充分关注的如“敬”“生”等哲学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义理探讨。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2017）中译本的出版对大陆学者而言也别具意义，该书对朱子圣人观、理气观、鬼神思想等问题皆有细致的考察和独到的分析。吴震有关朱子学的系列研究即将以《朱子思想再读》为题公开出版，该书从工夫论视域对朱子哲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力图重建朱子学的系统工夫论，并对朱子学的经典诠释、心性理论、政治关怀以及宗教意识等问题展开多层次的考察，以重新揭示朱子文本的思想意义。
  不过，从近年宋明理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来看，在通论式著作已相对成熟的背景下，研究取向逐渐转向以问题为导向。具体到朱子学中呈现为两种倾向。
  第一是以问题为线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开始出现。这些著作试图从不同角度切入，进而重新审视朱子哲学思想，比如丁为祥《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2012），从朱子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后世评价两方面分析了朱子哲学维度和历史维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藤井伦明《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2011）则试图修正牟宗三以朱子的“理”为静态不活动的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理解朱子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人物赵金刚的新著《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2018）也有许多理论性创新，该书旨在打破理气、心性的传统分析架构，从历史哲学的维度重新审视朱子哲学思想，补充了以往有关朱子历史哲学研究的不足。
  第二是以某一问题、某部经典为中心，对朱子哲学思想某个局部进行了专题性考察。例如以问题为中心的成果有田智忠《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2007）、刘贡南《道的传承：朱熹对孔子门人言行的诠释》（2011）、乐爱国《朱熹格物致知论》（2010）、《朱熹＜中庸＞学阐释》（2016）等。吴启超《朱子的穷理工夫论》（2017）对朱子工夫系统的研究，美国学者田浩《旁观朱子学：略论宋代与现代的经济、教育、文化、哲学》（2011），美国学者艾周思《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运用》（2014），德国学者苏费翔和美国学者田浩《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中庸＞与道统问题》（2018）对朱子道统观的研究等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朱子学新研究。不过，在这些文本阐释、义理分析的中国哲学传统研究方法之外，中西比较哲学正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新的哲学视野也为传统朱子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局面，这些研究往往也以问题为导向。如有学者尝试从诠释学的角度对朱子思想加以考察，如中国台湾学者林维杰《朱熹与经典诠释》（2008），主要用比较哲学来探讨朱子思想。又如美国学者白诗朗《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与南乐山之比较》（2012）比较了朱子宇宙观与怀特海、南乐山的异同，还有黄勇关于朱熹与美德伦理学比较的相关论文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传统，朱子学研究还开辟了新的阵地，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一是朱子经学研究不断趋热，尤其以朱子礼学、家礼学和易学为代表。在朱子礼学方面，朱熹的重要著作《仪礼经传通解》在其生前并未完成，后由弟子黄榦续撰《丧礼》《祭礼》，不过黄榦撰《祭礼》仅成草稿，后由杨复整理草稿为十三卷，稿本仅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桥本秀美和叶纯芳整理出版了《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2011），为研究朱子礼学提供了重要的版本。另外，在朱子家礼方面，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2012）详细考察了朱子《家礼》流传的各版本源流以及《家礼》的内容来源，不仅证明了朱子《家礼》并非伪书，而且通过宋元各种善本的严密校勘，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全面也最可靠的《家礼》定本。田世民《近世日本儒礼实践的研究》（2012）是在京都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经修订，对江户日本接受朱子《家礼》的学术史、思想史等问题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二是以朱子易学研究为代表，朱子融图书、象数与义理为一体，融会了北宋易学的传统，其易学思想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克宾《朱熹易学思想研究》（2015）、唐琳《朱熹易学研究》（2016）、王风《朱熹易学散论》（2017）对朱子易学思想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此外，陈逢源《“镕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是关于朱子“四书”学的研究，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2013）是第一本有关朱子《尚书》学研究的专著。
  近年来，朱子学研究还逐步拓展到广义的朱子学，即朱子后学乃至明清朱子学，这是第二个新领域。杨柱才主持的“朱子门人后学”国家重大项目将在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两个方面为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提供全面的文献和思想研究，值得期待。王锟《朱学正传：北山四先生理学》（2010）、陈支平《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2016）开拓了何基、王柏、陈淳、黄榦、真德秀等朱子后学的研究。由于朱子学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化特征，特别是在宗族、地域社会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数学者综合运用区域史、思想史、社会史、经学史等方法，试图全面呈现朱子学的传承和发展。例如史甄陶《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2013）和刘成群《元代徽州理学家群体与新安理学的传承发展》（2015）对元代朱子学的多元复杂面向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思想研究。有关朱子学的地域性发展，傅小凡《朱子与闽学》（2010）、周茶仙和胡荣明《宋元明江西朱子后学群体研究》（2013）、方遥《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2016）等著作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学术意义。至于清末民初朱子学，也开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正在陆续涌现。
  三是向东亚朱子学的拓展，朱子学传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后，朝鲜性理学和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皆以朱子学为基础，并且长期作为主导思想而存在。近年来在黄俊杰“东亚儒学”项目的推动下，中日韩三国学界也加紧合作，成果有蔡振丰编《东亚朱子学的诠释和发展》（2009）、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2010）、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证》（2005）及《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证续编》（2017）等。自2013年开始，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东亚朱子学研究的一些成果，代表作有陈来《近世东亚儒学研究》（2018），该书在《东亚儒学九论》的基础上，新增四篇朱子学的专题论文而成，将中国朱子学纳入东亚儒学研究的视野，对于打破东亚儒学研究单纯以日韩儒学为主的格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吴震《东亚儒学问题新探》（2018）主要涉及国内学界关注不够的“东亚”问题及其相关的东亚儒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于向来研究比较薄弱的江户日本儒学，特别是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近代阳明学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专题性考察，对于拓展国内东亚儒学研究以及日本儒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二、新文献与新方法的融合：近十年来的阳明学研究回顾
  近十年来，出现了一股“阳明热”。从学术角度看，主要表现为阳明学的哲学研究、文献整理以及阳明后学研究的深入拓展等几个方面，使得阳明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我们先从文献整理说起。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努力之后，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体现在《王阳明全集》（新编本，2011）之中，共收录了三十余万字的佚文；而束景南以一人之力，完成了《阳明先生佚文编年》（2012、2015修订版）一书，对佚文收集和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关阳明生平研究，束景南完成了《王阳明年谱长编》4册（2017），该书是目前关于阳明生平和年谱最具权威性的力著。关于阳明学的重要思想文本《传习录》的研究，以吴震《＜传习录＞精读》（2011）为代表，该书透过严密的文本解读，对阳明思想做了系统性的哲学史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除了邓艾民《传习录注疏》（2012）这部早已成为经典的文本以外，值得一提的是由黎业明整理的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2018）的出版，该书以收集《传习录》佚文而著称，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掌握《传习录》的各种文本价值。当然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些文献整理的成果来深化阳明学研究，这才是今后不得不努力的一个方向。
  关于阳明哲学思想研究，也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现象。首先是将阳明学置于中西比较哲学的视域来加以重新解读和考察，出现了可喜的新成果，例如瑞士哲学家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2014）便成功地将阳明学与现象学进行了有趣而有理论深度的比较考察，作者一方面能够深入阳明思想文本的内部，注重阳明思想的“事实本身”，与此同时，又能开阔理论视野，从意识现象学甚至从佛教唯识学的多元视角出发，对阳明学“良知”概念的意涵做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良知具有“本原能力”“本原意识”和“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等多层意义，进而令人信服地指出“良知自知”才是阳明良知学的一项重要特质，提出了诸多阳明学研究的创见，也引发了中文学界接连不断的讨论。此外，陈清春《七情之理：王阳明道德哲学的现象学诠释》（2016）将阳明学与舍勒的价值感受现象学做了比较研究，也是这一领域的一项开创性成果。
  其次，将阳明思想置于阳明的生活世界来加以考察，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如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2009）和杨正显《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2015）力图结合阳明的生活实践来具体考察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轨迹，为后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如何将阳明学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加以紧密的结合而不是将两者割裂开来，或许是阳明学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相对于狭义的阳明学思想研究，对于广义阳明学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阳明后学研究，近几年来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在吴震、钱明、彭国翔、林月惠等学者的早期研究的基础上，随着阳明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展，“阳明后学”已然成为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立领域。特别是随着《四库全书》丛书系列的影印出版，有关这一领域的相关资料文献的逐步完备，推动了阳明后学研究的发展，出现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学术研究的推进和积累反过来促进了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例如《阳明后学文献》丛书自2007年至2017年底为止，已出版两编共14种20册，其中包括了阳明第一代、第二代大弟子的重量级人物的文集资料，目前第三编和第四编也已接近完成，这就为未来的阳明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也为进一步开拓阳明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在阳明后学中，学派研究历来是一大重点。众所周知，关于阳明后学的分类，黄宗羲《明儒学案》按照地域分类的方法成为后世研究的基本依据，受此影响，纷纷出现了有关王门各学派的思想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2009）不仅考辨了王阳明家世、生活经历等史实，还结合大量明清文献对阳明弟子的地域分布和发展进行了仔细梳理；王传龙《阳明心学流衍考》（2015）亦属此类。在学派研究中，泰州学派、浙中王门以及江右王门的研究较受关注，如吴震《泰州学派研究》（2009）、钱明《浙中王学研究》（2009）、何俊和尹晓宁《刘宗周与蕺山学派》（2009）、李伏明《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2017），等等。近年来，由于黔本《阳明文录续编》以及黔中王门文献的相继发现，黔中王门的思想也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如陆永胜《心·学·政——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2017）、赵平略《王阳明居黔思想及活动研究》（2017）等相关研究，为了解阳明学在地方的思想活动以及思想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特别是阳明重要弟子蒋信、孙应鳌等人的思想被重新发现，无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由于阳明后学新文献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改变了阳明学研究的面貌，同时也有学者尝试突破《学案》体的研究方式，尝试从整体上来展现阳明后学的义理发展，例如张昭炜《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2017）便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以“传心”模式为主线，勾勒了阳明后学各派的发展线索。
  除了学派研究，有关阳明后学人物的个案研究也有所突破，在学界基本完成阳明第一代主要弟子如王畿、欧阳德、罗洪先、罗汝芳、聂豹的研究基础上，对于这些第一代弟子中的重要人物，其实仍然存在不少探索余地。如邹守益研究在文献、生平和思想方面均有新突破，张卫红《邹东廓年谱》（2013）和钟治国《邹东廓哲学思想研究》（2013）分别考察了邹守益的生平和思想；如王畿研究，则有高玮谦《王龙溪哲学系统之建构——以“见在良知”说为中心》（2009）以“见在良知”为线索探讨了王畿哲学思想本体论、工夫论等方面的建构，李丕洋《心学巨擘：王龙溪哲学思想研究》（2016）亦是近来有关王畿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再如黄绾研究，张宏敏《黄绾生平学术编年》（2013）具有代表性；关于罗洪先，张卫红《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2009）对罗的思想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考察。
  继阳明第一代弟子的相关研究之后，阳明后学研究更扩展到阳明第二、三代再传弟子的个案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侯洁之《晚明王学由心转性的本体诠释》（2012）以阳明心学再传弟子刘师泉、王塘南、李见罗、杨晋庵四人为中心，探讨了晚明王学由以心为宗转向以性为宗的思想脉络，揭示了王学内部对于“以心为宗”的理论反省；吴孟谦《融贯与批判——管东溟的思想及其时代》（2017）对学界历来关注不够的重要人物管东溟的思想，从三教合一、悟修关系、政教问题等关键问题着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陈仪《王塘南思想研究——明代中晚期良知学的辩证》（2017）重点探讨了王时槐的本体论和工夫论，试图揭示明中晚期良知学的理论特色；张斯珉《卫道之学：明儒耿定向思想研究》（2018）则是学界有关耿定向思想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除了学派研究和个案研究以外，阳明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也得到了拓展，有些学者开始关注阳明后学发展中的某些内在问题，例如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2008）从“身体观”的角度出发，对阳明学做出了崭新的思想考察；张卫红《由凡至圣：阳明心学功夫散论》（2016）从工夫论角度来重新审视阳明后学的历史与思想的展开；朱承《信念与教化——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2018）则将视角拓展至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领域，揭示了阳明后学在推动社会教化、实现“万物一体”等方面的思想贡献。
  从历史上看，阳明学在中晚明的发展不仅是思想义理的拓展，更是一场社会思想运动，所以有必要从社会史、思想史、宗教学等多重维度审视其丰富面向。比如讲学活动是阳明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是我们了解阳明学发展的重要窗口，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2007）、刘勇《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2016）综合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等方法对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做了专题性研究。阳明学在思想建构和讲学以外，甚至还参与了中下层的地方实践，张艺曦《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2013）勾勒了阳明学的社会事业，并论证了这些实践与阳明学思想的关系。
  阳明学在中晚明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即阳明学与晚明儒学宗教化趋向的展开，以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2009、2016）和《颜茂猷思想研究——17世纪晚明劝善运动的一项个案考察》（2015）两部专著为代表，探讨了心学发展与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动向等问题，揭示了明清思想转型中的多元面向。另外，有关晚明心学研究还有刘增光《晚明＜孝经＞学研究》（2015）别具一格，该论著关注杨起元、虞德熙等人的《孝经》学，揭示出晚明社会有一股孝经学思潮，而这股思潮反映了晚明三教合流的思想动向。
  最后提一下东亚阳明学研究，张崑将《阳明学在东亚》（2011）、韩国学者崔在穆《东亚阳明学的展开》（2011）具有开拓性意义。近两三年来，韩国学者金吉洛《韩国象山学与阳明学》（2016）的翻译出版和邓红《日本的阳明学和中国研究》（2017）则分别探讨了韩国阳明学和日本阳明学研究的基本特色。很显然，东亚阳明学研究仍有进一步开展的空间。
  三、宋明理学研究的反省与展望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哲学研究刚刚踏上正轨，当时明显存在重两头而轻中间的现象——即先秦与近现代思想受到重视，而中间一块宋明理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与此相比，在当今中国哲学领域，宋明理学所占据的分量显然越来越重。其中，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研究又几乎各自占据了半壁江山，换言之，两者相加便构成了宋明理学研究的整幅画卷。这样说，似有夸张的意味，但是若从宋明新儒学运动的全局性视野来看，那么即便说朱子学和阳明学在整个宋明理学史上具有绝对的笼罩性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对于近十年来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研究进行深刻反省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宋明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这也应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在这里，我们谈几点粗浅的想法。
  第一，加强哲学性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的主流是哲学史进路，深入的哲学义理研究仍然是宋明理学研究的基础。尽管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并不完全是抽象的哲学义理，更涉及政治、历史、经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内容，但是朱子学和阳明学对于宇宙、人生、社会、伦理等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无疑是构成宋明理学的理论根基。因此，注重理论探讨和概念分析的哲学研究仍然是未来取得新突破的重要门径。具体来说，需要加强对理学传统自身的问题、概念的哲学探讨和解释，如理气、心性、太极、天命、气质等这些基本的哲学概念，在不同的理学家那里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因此更有必要加以哲学化和理论化，需要注意这些理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内在联系。西方哲学中的大多数哲学概念都有清晰的定义和详细的来源，而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宋明理学而言，哲学化、理论化的表达有助于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
  第二，加强整体性研究，突出问题史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目前面临的一个局面是往往缺乏通观性的理论视野和整体性的理论勇气，出现了以完成科研项目为目标而导致的研究课题碎片化倾向。例如偏重于人物个案的研究，这类研究虽具有一定的基础意义，然而倘若缺乏整体性的视野，则有可能导致研究格局的狭隘化，故而有关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综合性研究则有待加强，特别是明清朱子学的研究有待拓展。朱子学自南宋以后被定为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依据，这导致朱子学在思想义理的开拓方面显得后劲不足，尽管如此，朱子学作为明清时代的知识典范，在社会各个方面仍然具有十分强大的统摄力，形成了明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价值观念体系，而朱子学的思想面向又是多元的，既有政治层面，又有文化层面。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学的发展不是单一面向的，它在整个宋明时代无疑具有整体意义。同样，阳明学在中晚明时代是一场社会思想运动，不仅有地域性的思想展开，更是一场跨地域的普遍性运动，推动了阳明学在整个社会的全域性发展，表现出儒学社会化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阳明心学的哲学意涵非常丰富，不断引发晚明思想界的义理论辩，其中涉及某些重要的哲学问题，也值得深入挖掘和开拓。总之，我们既要对阳明学的义理体系做更为深入的整体性把握，同时，也要关注阳明心学的思想发展动向，将阳明学置于整个宋明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中加以立体考察，这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我们所面临的一项研究课题。
  第三，深入反省当代新儒学。毫无疑问，当代新儒学的三期四代发展在某种程度已是宋明理学的“创造性转化”，当代新儒学的重要人物冯友兰、熊十力、马一浮、牟宗三、刘述先、杜维明等都有深厚的宋明理学基础。当代新儒学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也成为近几十年来宋明理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但是近几十年来丰富的宋明理学研究成果并不意味着就要固步自封，严格遵守当代新儒学的立场，或站在其对立面排斥当代新儒学，从而绕开宋明理学或当代新儒学而导向儒家原教旨主义。事实上，应在深入研究宋明理学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心态汲取当代新儒学的长处，同时又对其局限加以反思，由此才能在当代新儒学的基础上“接着讲”，从而实现宋明理学的当代转化。
  第四，进一步开展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将中国传统儒学置于“东亚儒学文明”的视域中来重新考察，为儒学研究走向世界开辟新途径。比如，在朱子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宗教思想等传统问题上，有必要从中西哲学比较视野的角度加以关照，狄百瑞、秦家懿、白诗朗等当代学者已有开拓，但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朱子工夫论，西方伦理学的理论资源或许可以为朱子学研究注入新动力。在阳明哲学思想研究中，运用中西比较哲学的方法已成为潮流，如何利用西哲概念及其问题方法，来重新审视阳明学的思想价值，对于阳明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因为正是在中西哲学对话的基础上，我们更能全面揭示阳明学作为中国哲学的独特意义。与此同时，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地区的积极推动下，已成为宋明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其意义不仅是厘清朝鲜（韩国）、日本对朱子学的接受和历史发展，更应该透过朱子学和阳明学在异域的流变和历史命运来反省中国本土的宋明理学研究以及儒学研究，这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
  第五，助推中国哲学研究。作为儒学发展第二期的宋明新儒学，如何为儒学未来发展、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提供思想资源，在当今是值得深思的课题。因为宋明理学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以来的新儒学运动，所以在当代中国哲学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宋明理学占有重要地位，或者说这些研究都无法绕开宋明理学，或多或少皆有朱子学或阳明学的影子。因此，未来宋明理学研究就有必要打通上下，既要上溯至儒学源头——先秦时代的原典儒学，又要连接近现代儒学的思想发展，在继承和发掘宋明理学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以实现中国哲学的全面发展，这是宋明理学研究者的职责所在。
  第六，拓展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多元性。在开辟哲学研究、思想研究、历史研究的前提下，在当今文化多元的全球化新时代、新背景下，如何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宋明理学的历史形态和发展本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纯哲学或纯历史的问题，在当前学科分工加剧的形势下，需要综合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以及文献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重学科的研究手法彰显宋明理学的丰富面向，对于经学传统、经典诠释、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礼学思潮、经世思潮以及儒学社会化、世俗化等各种转化形态也有必要加以整体考察，由此才能使未来的宋明理学研究更上一层楼。
  总而言之，以朱子学与阳明学为核心内容的宋明理学研究，近十年来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新起点上，我们更应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开拓研究视野、运用各种研究手法，全面展示具有国际视野和现实关怀的宋明理学研究新成果，进而为推动中国哲学发展、弘扬儒家传统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为了避免因笔者的误读，而扭曲了作者的本意，故摘要之方式尽可能使用作者原有的论述说明，而不加上笔者自身的诠释于其中。 ［2］笔者数据来自于中国台湾硕博士论文加值系统。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 注释：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of2019． （作者单位：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注释： ［1］田浩（Hoyt Tillman），《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2］如见氏，《朱熹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3]Hoyt Tillman，“China's Particular Values and the Issue of Universal Signifificance:Contemporary Confucians Amidst the Politics of Universal Values”，PhilosophyEastandWest 68.4,2018,99.1265～1291. ［4]Ibid,1279. ［5］苏费翔、田浩，《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6]Barry C.Keenan，“Reverence and Cheng-Zhu Ecology”，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17.2,2018,pp.187～201. ［7]Stephen C.Angle，“Tian as Cosmos in ZHU Xi's Neo-Confucianism”，Dao:AJournalofComparative Philosophy 17.2,2018,pp.169～185．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 注释： ［1］如小岛毅，《儒教支撑的明治维新》，晶文社，2017年；下川玲子，《从朱子学看权利的思想》，鹈鹕社，2017年。 ［2]2018年朱子学及相关研究作品数量庞大，本文所选作品以2018年1月至12月在日本出版、刊载的作品为限，难免有所遗漏，敬请各位读者和作者体谅。 ［3］市来津由言，《朱熹的四书注释“说明”与实践知的所在》，《中国思想史研究》，2018年第39期。 ［4］廖明飞，《敖继公＜仪礼集说＞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继承与修正》，《中国思想史研究》，2018年第39期。 ［5］日本学界对元代朱子学的发展缺乏关注，其原因除了史料存留等学术环境问题之外，最主要的恐怕在于江户时期的儒学家们缺乏对元代学术的关注这一历史原因。当下日本学者在讨论元代学术发展时，也往往以宋元或元明为时代区分，鲜有单独研究讨论元代学术。 ［6］张卉、董涛，《朱熹“道统”论发展历程研究——以“四书”为中心》，《人文学论集》，2018年第36期。 ［7］新田元规，《费密＜弘道书＞的“道统”“道脉”论》，《日本中国学会报》，2018年第70期。。 ［8］松野敏之，《＜孟子＞所见圣人舜的悌心——朱熹、张九成关于万章上篇第二章的解释》，《新汉字汉文教育》，2018年第66期。 ［9］松野敏之，《朱熹＜小学＞与朱寿昌谭》，《国士馆人文学》，2018年第50期。 ［10］吾妻重二，《第一部演讲会：儒教的葬祭仪礼与日本（重建怀德堂竣工［开堂］100周年纪念事业）》，《怀德》，2018年。 ［11］吾妻重二，《荻生徂徕、伊藤东涯、东峰与儒教葬祭仪礼》，《东亚文化交涉研究》，2018年第11期。 ［12］伊藤大辅，《宽政期朱子学者教学思想的论理及意义——广岛藩儒赖春水的主张》，《九州史学》，2018年第178期。 ［13］梅村尚树，《宋代的学校——祭祀空间的变容与地域意识》，山川出版社，2018年。 ［14］安居总子，《江户期的汉文教育（三）——以佐藤一斋、昌平黉为中心》，《新汉字汉文教育》，2018年第66期。 ［15］武田祐树，《藤原惺窝与林罗山的交涉再考——引入对＜知新日录＞受容的考察》，《日本中国学会报》，2018年第70期。 ［16］宇野茂彦，《文化史上的林罗山的价值》，《新汉字汉文教育》，2018年第66期。 ［17］闵雅泉，《关于熊泽蕃山对诚意与致知的解释：与中江藤树思想的比较》，《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论集》，2018年第18期。 ［18］高山大毅，《暴君与“士风”——古贺侗庵再论》，《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18年第76期。 ［19］韩淑婷，《佐久间象山的朱子学理解——以“居敬”为中心》，《九州史学》，2018年第179期。 ［20］横山俊一郎，《泊园书院的明治维新——政策者与企业家们》，清文堂出版，2018年。 ［21］如间野潜龙，《朱子与王阳明——新儒学与大学的理念》，清水书院，2018年。 ［22］如川原秀城，《丰穰的知的世界——退溪学成立前夜的朱子学（3）》，《中国思想史研究》，2018年第39期。该文从2016年开始连载，至2018年结束。廖明飞，《关于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李氏朝鲜对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补＞受容的一个侧面》，《东方学》，2018年1月，第54～73页。 ［23］高山大毅，《林鹅峰的问答体》，《驹泽国文》，2018年第55期。 ［24］岛田英明，《历史与永远——江户后期的思想水脉》，岩波书店，2018年。 ［25］吉田俊纯，《日本近世经济思想史研究》，明石书店，2018年。 （作者单位：日本立命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