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与二人同时代的学者们看来，朱熹、张栻只有学问方向上的差异，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低。陈亮就曾对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在当时学术上的地位有一个整体的评价，他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亮亦获承教于诸公。”［23在他看来，三人均为“一世学者宗师”，并无高下之别。这一点也为辛弃疾、叶适所认同，辛弃疾说：“厥今上承伊、洛，远沂洙、泗，佥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24］叶适则说：“（吕祖谦）与张栻、朱熹同时，学者宗之。”［25］甚至对于叶适来说，朱张也并无特出之处，只是属于他所认可的儒者圈中十多位学者中的两位。［26］周必大也说：“近得敬夫并元晦与子澄书，亦是如此，窃深叹仰。”［27］这表明张栻、朱熹对他本人而言并无分别，因此对二人同表敬佩。陈亮后来又说：“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又四五年，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28陈亮在这里指出，同为“道德性命之学”，张栻、吕祖谦的主张已有被朝廷所接受的倾向，而朱熹的学说之所以能行而不止，则是因其“强立不反”。这种表述实际已经暗示了时人对朱张二人学说的看法，进而我们也就可以窥探出二人当时在学术上的地位。另外，陆九渊也将朱张二人相提并论，他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29］陆氏在此虽然表达了对张栻的认可，但这可能出于张栻与他本人的风格更为接近的考虑，而且他对朱熹又抱有偏见。然而不能否定的是，在他看来，二人的地位并无明显差异。不难看出，在与朱、张同时代的人看来，无论是就学术地位还是就学问而言，二人并无高低之分。
  不仅同时代的学者有这种看法，稍后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陈亮、辛弃疾、叶适认为朱熹、张栻、吕祖谦是当时天下学者师表，楼钥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乾道、淳熙间，儒风日盛。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30与之类似，赵善下则指出三人同处于“鼎峙相望”的地位，他说：“圣学之传，惟曾与轲……千载而下，独我伊、洛……其徒丧沦，寂寥靡传。南轩俶悯，裒然为倡。东莱晦庵，鼎峙相望。惟三先生，相与磋切。扶偏黜异，表里洞彻。”［31］更进一步说，三人能够同为时人所认可，就在于其学问能“自为一家”，正如周密所说：“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32］关于如何“自为一家”，即其各自的特色如何，这一点韩淲曾有过论述，他说：“张敬夫卓然有高明处，虽未十分成就，而拳拳尊德乐道之意，绝出诸贤之上。吕伯恭拳拳家国，有温柔敦厚之教。朱元晦强辩自立处，亦有胆略。盖张之识见，吕之议论，朱之编集，各具所长。”［33］正是因为三人在学术造诣上各有其特殊之处，故而能为时人所认可。
  当时学者还建构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儒家之道的传承谱系，将朱熹、张栻、吕祖谦一起纳入其中。李心传说：“中立传郡人罗仲素，仲素传郡人李愿中，愿中传新安朱元晦。康侯传其子仁仲，仁仲传广汉张敬夫。乾道、淳熙间，二人相往来，复以道学为己任，学者号曰晦庵先生、南轩先生。东莱吕伯恭，其同志也。”［34］这种道的传承，丁端祖也有论述：“本朝濂溪二程，倡义理之学，续孔孟之传，而天下学者，始知所适从……又得晦庵朱氏、南轩张氏、东莱吕氏复阐‘六经’之旨，续濂溪二程之传，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体，天下均所宗师。”［35］“自濂溪、明道、伊川义理之学为诸儒倡……其后又得南轩张氏、晦庵朱氏、东莱吕氏续濂溪、明道、伊川几绝之绪而振起之，六经之道晦而复明。”［36］方大琮的说法也很相似：“元公在当时号善谈名理……赖二程子阐明之而益大，朱、张、吕扶翊之而益尊。”［37］在他们看来，朱熹、张栻、吕祖谦阐明“六经”之旨，接续周程之道的统绪，都是孔孟、周程之道的传人。
  与这一论述稍有差异，也有学者仅将朱、张二人看作是二程道学的传承者，如家铉翁就说：“朱张二先生倡道东南，共扶千载之坠绪，志同而道合，相得而弥章者也。”［38］这一论述，强调朱、张在道统传承之中的作用，却没有提及吕祖谦。尽管如此，以上种种叙述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把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或朱熹、张栻二人作为周程之道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当一种固定的谱系还未成形，权力还未浸入话语中时，人们表述思想的方式，叙述历史的语言也会相对自由和个性化。虽然南宋士人提及朱熹、张栻、吕祖谦时，多以“朱张”或“朱张吕”来并称，但是其中也不乏“张朱”“张朱吕”的提法。如刘宰说：“天下学者，自张、朱、吕三先生之亡，怅怅然无所归。”［39］吕中说：“岳麓、白鹿书院又得张、朱二先生振之。回视州县之学，不过世俗之文进取之策，其相去岂直千百驿而已哉？”［40］魏了翁也说：“张、朱、吕诸先生之亡，学者无所依归，诚哉是言。”［41］又说：“二程先生者出始发明本学于道丧千载之余……近世胡、张、朱、吕氏继之，而圣贤之心昭昭然揭日月于天下。”［42］真德秀甚至明确指出“惟时湖湘渊源最正”，在叙述圣人之道的传承时屡次先言张而后言朱：“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纯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峰先生胡公、南轩先生张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圣学不明，千有余载，数先生相继而出，遂续孔孟不传之统，可谓盛矣！惟时湖湘渊源最正，盖濂溪之生，实自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43］
  在这里，他们的论述都将张栻排在朱熹的前面，称“张朱”。但结合当时学者的整体情况看，“朱张”或“张朱”的提法都很常见。在南宋时期的众多的学者、士人看来，朱熹、张栻，或者再加上吕祖谦，都是孔孟之道、周程之学的接续者、继承人。“朱张”或“张朱”的提法并无区分高下的用意。也就是说，朱、张同为当时的学人所并重，并不存在主次高下之分。